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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偉強導演
攝像：杭浩、李文傑
攝影：丁謙
劉偉強1981年入行，親歷過熱潮褪去後的低迷，以革故鼎新的姿態讓自己與中國香港影業“絕境逢生”；他熱衷從變化中尋求機遇，北上拍片重塑“港味”影像美學，多變的視覺敘事風格打動無數內地觀眾；他珍視生涯中的緣分、機遇、幫扶與提攜，用自己的方法將善意持續傳遞。他敏銳的影像思維、鏡頭技巧和超強的現場執行力，創造了無數的經典作品。四十多年從影經歷連綴成為“半部中國香港電影史”。從籍籍無名的片場小工，到獅子山下著名導演、監製、攝影指導，他以“老派”作風保持對電影最赤誠的熱愛——他是“老派”劉偉強。
與劉偉強導演的訪談約在2025年北京國際電影節的間隙，導演忙碌於北影節的創作論壇和影片《水餃皇后》的路演。在接受採訪之前，他已經參加了一整天的活動，但依然熱情地招呼我們進入會議室訪談。《水餃皇后》是劉偉強導演拍攝電影四十多年來首次嘗試勵志題材，也是一部傾注了他很多個人情感的電影。它樸實，它懷舊，它充滿了對女性的尊重和對媽媽的愛。它是一部絕對真誠的作品。
《電影評論》：《水餃皇后》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最初怎麼選定的這個故事？
劉偉強：本來我跟華人影業公司談另外的拍攝，聽到了關於“臧姑娘”的故事，非常有興趣。
對“臧姑娘”故事有濃厚興趣是因為，我在1975年從鄉下搬到了香港，住在銅鑼灣。而“臧姑娘”是在1977年從山東青島搬到香港，也在銅鑼灣生活。我們在差不多的時間段都住在銅鑼灣，甚至可能碰過面。其實我小時候也常跟著爸爸媽媽去菜市場買菜，說不定“臧姑娘”也曾去那裡採購食材來做水餃。記得我上中學的時候，就聽說有家“臧姑娘”的水餃攤點特別受歡迎，一兩個小時就能賣光，所以有些人會很早去排隊。這一切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我對那個時期的故事非常熟悉。
大概是十多年前，我來北京工作，每天早上我都會煮水餃作為早餐。直到前兩年，當我再次聽到這個故事時，我就決定一定要參與其中。後來終於有機會來拍攝這個故事，我覺得這是一種緣分，就像是命中註定我可以來講述“臧姑娘”的故事一樣。
《電影評論》：我看了之後還是很感動的，影片主演是我們特別熟悉的演員馬麗，但她之前演喜劇居多，您是怎麼選定她作為女主角呢？
劉偉強：不是我選她，是她選了我。我真的非常感謝馬麗，沒有她的話，這個專案可能就無法完成。你提到馬麗主要是演喜劇，但實際上我從未在意過這一點。直到現在我才意識到許多人給她貼上了喜劇演員的標籤，然而在我眼中，她始終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演員。當我知道她願意和我一起完成這個專案時，我感到無比高興。
我認為喜劇演員也是非常厲害的。以許冠文為例，他原本是演喜劇出身，但在《破·地獄》（陳茂賢、2024）中的表現極其出色；周潤發、劉德華也曾經參與過喜劇表演，他們的演技依舊出眾。對於演員來說，他們的才能遠不止侷限在一個領域，他們能夠演繹家庭片、動作片、武打片。真正優秀的演員能夠勝任各種角色，所以當這樣一位優秀演員願意加入，我開心得不得了。
《水餃皇后》劇照
《電影評論》：這個故事的設定挺有意思的，“臧姑娘”住在一個群租房裡，我看的時候就回憶到中國香港五六十年代那些粵語片《危樓春曉》（李鐵、1953）、《水火之間》（朱石麟、1955），還有70年代的《七十二家房客》（楚原、1973），這個是特意要這樣設定的嗎？
劉偉強：也不是特意，當時中國香港的環境是這樣的，很多包租婆弄好多房間租給別人，影片中只是還原了這個場景。
《電影評論》：印象裡中國香港電影中的包租婆都比較兇，但《水餃皇后》中的包租婆紅姐卻特別溫暖和善良，她一直在竭盡所能地幫助“臧姑娘”，這個人物設定也是真實的麼？還是虛構的一個人物？
劉偉強：當時我們有幾個不同的想法，也考慮過設定一個非常霸道的包租婆。但是飾演紅姐的惠英紅告訴我，她小時候也住過類似的環境，當時的包租婆對他們一家人非常好。因此，我們決定按照這個方向來演繹，因為這確實體現了真實的人情味。由於惠英紅小時候的真實經歷，她把這個角色演繹得非常好。這部電影實際上記錄了很多我們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對當時社會的感受和記憶。參演的演員，比如袁富華、太保，也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所以我們在這部影片裡傾注了很多個人的情懷。這些演員對《水餃皇后》創作的幫助非常大，使得影片能夠真實地反映出那個時代的情感和風貌。
《水餃皇后》劇照
《電影評論》：影片用音樂將觀眾帶入故事講述的情境中，比如“臧姑娘”初到中國香港，您就讓收音機播放了王天林導演的《野玫瑰之戀》中葛蘭演唱的那首經典歌曲《說不出的快活》，後面還有許氏兄弟的《半斤八兩》，請問這次影片中的時代曲也都是導演親自選取的麼？
劉偉強：這些插曲是我們精心選取的，一共9首歌，都是為了表達情緒和情境。比如臧姑娘第一次到中國香港，我們特意配了那個時候很經典的歌曲——羅文演唱的《家變》。等臧姑娘在碼頭擺攤賣水餃的時候，特意放了比較經典的許冠傑的《半斤八兩》。還有在回憶臧姑娘的過往時，放了BEYOND的《光輝歲月》作為背景音樂。其中我認為最動人的是主題曲《信》，我邀請李宇春來演唱。臧姑娘跟華哥分開，她選擇事業，放棄愛情，我們特意選擇Bread一首很好聽的《Goodbye Girl》。
《電影評論》：您之前在拍攝電影過程中，很少讓演員臉上有陰影。但我關注到在《水餃皇后》中，臧姑娘望著華哥的背影遠去，斑駁的光投射在她的臉上，表情非常複雜。請問這是特別設計的麼？
劉偉強：在那個場景中，“臧姑娘”手裡拿著餃子，實際上她在內心中猶豫是否應該選擇愛情。最終，她沒有選擇愛情，而是選擇了自己的事業。為了表達出這一刻角色內心的複雜情感，我們特意設計了這樣的光影效果。
《電影評論》：能夠感覺到導演在唸舊，比如姜大衛的出演、古惑仔志雄的出現，甚至谷德昭的客串，請問導演當初是怎麼設想的？
劉偉強：這些都是朋友。因為我們可能是老派，就比較重情義。很多人問我怎麼請到這些人的，其實我只是邀請他們過來，他們就很爽快地答應了。比如找李宇春唱主題曲《信》，中秋節的時候，我直接跟她說我有個電影，需要她演唱，她就很樂意接受了。剛剛你提到的人基本上都是多年的老朋友，姜大衛是我半個師傅，因為當年他當導演的時候，我還在當助理，跟著他拍，所以感情很好。谷德昭和舒淇也是從年輕一直到現在，很多年的好朋友。谷德昭拍完之後也沒有回去，他說想坐在這裡看我拍戲，他喜歡在片場的感覺，覺得氣氛很好。我們拍的是有情懷的電影，這些朋友也是有情懷的朋友。因為他們對拍戲有著深厚的感情，喜歡這種大家互相捧場、共同創作的氛圍。這樣的合作方式非常好，大家都感到非常高興。
《電影評論》：觀眾看到這些熟悉的面孔，也會覺得很親切。
劉偉強：他們很對版，比如谷德昭飾演一個很懂吃的食客，他對臧姑娘說，餃子皮太厚了。儘管是很簡單的對白，但是觀眾會認同他的觀點，會產生共鳴。
《電影評論》：您在《水餃皇后》中身兼監製、導演和攝影指導的工作，這和單純作為攝影師或者作為導演有什麼不同麼？
劉偉強：我就是這樣的人，什麼東西都要管。我是從一個小導演做起來的，那時候中國香港導演要管很多事情，包括預算。到現在我還是這樣，我覺得導演就應該這樣，要全面兼顧這些事情。無論是燈光、美術、攝影還是服裝，我都想親自參與到每個部分的研究和討論中。雖然工作量很大，但我覺得這樣做挺好的。
《水餃皇后》劇照
《電影評論》：您剛入行的時候是做攝影？
劉偉強：是做小工，搬搬抬抬，當苦力。
《電影評論》：那個時候辛苦嗎？
劉偉強：不覺得辛苦，因為那個時候真的很喜歡電影。其實我還是挺幸運的，記得那是1981年，我剛中學畢業，成績不太好，當時邵氏公司要請電影助理，我就寫信去考。之後在一個禮堂，幾百人來面試，我什麼也不懂。考官問，“你是劉偉強？”“是”“你學過電影嗎？”我說“沒有，我能學，希望能給我這個機會”。大概在300–500人面試後，就要了5個人，我是其中一個。
後來我跟製片人說我對攝影特別感興趣，很幸運的是，他幫我聯絡了攝影組，對他們說：“這裡有個年輕人很喜歡攝影，你們這邊有位置嗎？”對方回答說有，就這樣我進入了攝影組，從攝影小工做起，之後成為攝影助理，再後來成為了攝影師。
《電影評論》：您作為攝影師，跟好多個中國香港導演都合作過，比如林嶺東的《龍虎風雲》（1987），王家衛的《旺角卡門》（1988）。在這些合作過的導演中，林嶺東導演是不是最嚴格的，要求最高的？
劉偉強：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說他嚴格，但林嶺東有一個特點，如果他認為你做得不好，他會直接“炒魷魚”。他曾經因為不滿意，在一部電影的拍攝過程中炒掉了10個攝影師。
《電影評論》：那您跟他工作，會不會壓力很大？
劉偉強：不大。那時候我發現很多攝影師只專注於攝影機的位置擺放，所以林嶺東要親自去調整攝影機。在拍攝《龍虎風雲》的時候，我決定用手持拍攝，因為當時大多數攝影師通常只會把攝影機架在腳架上。我選擇手持攝影機，直接用眼睛去感受畫面，當林嶺東過來問“攝影機在哪裡”時，我繼續用手持的方式拍攝。第二天當我們看拍攝成片時，他發現這種風格合他的口味，認為找到了一個合適的攝影師。
《龍虎風雲》劇照
我還記得有一天在麥嘉和徐克的新藝城電影公司，我們正在看片，麥嘉過來問，“劉偉強，你又拍什麼東西出來了？”其實是他喜歡的風格，他說這些就是cinedocumentary，半紀錄拍法。從那天開始，我們一起合作拍攝了《龍虎風雲》等很多電影，大家一起研究了很多東西，探討了很多創意和技術細節，我也在他身上學會了很多東西。
我在邵氏公司，跟著很多知名導演，比如楚原、李翰祥，學習怎麼當導演去執導清宮、古裝、武打等電影。整個80年代我學了很多東西，對後來的職業生涯幫助很大，才有了我的今天。真的謝謝他們。
前兩個星期，有個中國香港導演的宴會，我和洪金寶坐在一起，他一直看著我，我問他“大哥有事麼？”我一直稱呼他為大哥，因為我們之間合作過很多次。他思考了一會對我說“我在想你年輕時候的樣子”。我之前拍過很多他的電影，他知道我年輕時候是什麼樣子，那會兒我是長長的頭髮，跟現在不一樣。洪金寶大哥教會了我很多東西，教我拍《殭屍先生》（劉觀偉，1985），拍動作戲，還有很多關於如何放置攝影機的知識。那個時候，很多動作場景需要使用替身，所以正確地拍攝威亞（吊鋼絲）技巧是非常重要的，以確保不會穿幫。不像現在可以依靠電腦特效輕鬆“擦掉”威亞，那時候非常講究拍攝的角度和方法。
《電影評論》：您提到了《殭屍先生》，它是您第一部做攝影師的作品嗎？它在1985年票房極好。
劉偉強：對，因為這部影片的成功，我才有機會當攝影師。
《電影評論》：我最喜歡紅衣女鬼晚上在樹林裡鬼魅一樣出現的場景。
劉偉強：這個鏡頭是我第一天當攝影師拍攝的，差點被“炒魷魚”。拍完製片把我叫回公司問，為什麼你用這麼多燈光？為什麼一個晚上才拍一個鏡頭？我解釋說因為是夜景，要slow motion（慢動作），那時候的底片感光不太好，所以打了很多燈。之後大家一起去看成片，我還記得紅衣女鬼“譁——”的一下出來時，很驚豔。如果這個威亞穿幫了，我就會被開除。當時的武術指導是林正英，他說拍得好。隨後我就開始正式做攝影師了，其實我挺感激他們的，給了我一個機會。
《電影評論》：這部《殭屍先生》也是當年中國臺灣地區的票房冠軍。
劉偉強：在中國香港地區票房也很厲害，2000多萬港幣，整個東南亞票房都挺好。
《殭屍先生》劇照
《電影評論》：《水餃皇后》以一個核心人物視角展現故事，在您的創作生涯中，嘗試過多種型別，警匪片、黑幫片、文藝片、愛情片、恐怖片等等，創作這個型別的電影和其他型別有什麼區別？著重點有什麼不同？
劉偉強：最大的不同就是要投入很多真摯的感情和愛。這部電影最特別的就是每一個參與者，包括我自己、馬麗、惠英紅等，都投入了真實的感情，融入了很多關於自己母親的情感，這就像我們一起寫了一封情書給媽媽，關鍵在於用真實的情感去打動人心。前幾天我參加路演時偷偷遛進影院看片，發現我自己也被感動了。
《電影評論》：我們看的時候也特別感動，馬麗回到青島參加她母親的葬禮，好多人都在擦眼淚。那您剛開始當導演的時候，是不是拍的黑幫片比較多，比如說《朋黨》（1991）、《古惑仔》系列，當時是怎麼選擇那些題材的？
劉偉強：拍第一部電影的時候沒有太多選擇餘地。當時的情況是，如果有拍攝機會，你就會去拍，因為能夠有機會當導演是非常難得的。實際上，這也是在前輩們的信任和支援下才得以實現的。在拍攝《龍虎風雲》時，李修賢是男主演，他當時已經有了自己的電影公司。在那之後，他主動聯絡我：“阿強，要不要來談一談？”他還問我多大年紀，我說30歲，他說30歲差不多了，已經有了一些經驗，可以嘗試做導演了。在他的邀請下，我去他的公司討論劇本，聚集了一群年輕人一起合作，張家輝就是在這部電影中第一次擔任主角。
《電影評論》：而且張家輝在片子裡就叫張家輝。
劉偉強：對，張家輝很年輕，但是演得挺好。李修賢當時跟我說，“劉偉強，我知道你是攝影師出身，但是不要拍漂亮的畫面，你要拍戲，要拍人，要有drama（戲劇）。”他說得很有道理，我現在還記得這句話。其實很多攝影師轉導演，沒了戲劇感，因為他很注重攝影，就忘記演員的表現和drama（戲劇）。拍《水餃皇后》的時候，就是以很純粹的方式拍“臧姑娘”一生的故事。
《電影評論》：之後《古惑仔》系列也是您選的故事？
劉偉強：不是我選的，當時我不懂這些。其實也是緣分，當時剛拍完《廟街故事》（1995），也是鄭伊健演的，他演廟街的古惑仔。之後做策劃的李兆基給我看《古惑仔》的漫畫，說這個漫畫很火，每一個星期銷售10萬冊。
《電影評論》：當時古惑仔的漫畫賣得極好。
劉偉強：這部漫畫改編成電影肯定會有觀眾，但我感覺整天打打殺殺的，我說不行，所以就改了，我嘗試用青春片的方式去拍古惑仔，裡面沒有太多打打殺殺，但有很多兄弟情。
《電影評論》：更重要的還是他們的情誼。
劉偉強：兄弟情、青春、有活力、很有型，這些是我放進影片很重要的東西。
《電影評論》：在這之後，您拍攝了《無間道》三部曲（劉偉強、麥兆輝，2002-2003），我在講中國香港電影史課程的時候，會告訴學生，《無間道》是當年中國香港電影救市之作。
劉偉強：救我的，不是救市，救我自己的。
《電影評論》：也是救市之作，甚至影響了中國香港電影后面的發展。20多年過去，您怎麼回看當初的作品？
劉偉強：你剛剛提到2000年的時候，其實那才是最艱難的時期，我記得我要開公司，很多人質疑，我不開公司，開什麼？我就只懂拍電影，然後就拍了《無間道》。拍之前，我跟麥兆輝他們說，如果我們這個電影不成功，我們就回鄉下種田。
當時的情況真的很糟糕，我每天都要擔心公司的財務狀況，計算著還能支撐多久，能不能支付員工工資和下個月的租金。相比之下，我們現在面臨的困難不如當時那麼嚴峻。現在國際電影節有很多創投，你可以拿劇本尋找更多機會，那時候我們哪有這些東西？完全沒有。中國香港在2000年才40家電影院，現在全國四五萬家。當然有高低潮，這麼多年高高低低，電影還在，中國電影120週年，我希望大家正面一點，不要太多負面。如果真的喜歡電影，就堅守下去，就像臧姑娘在《水餃皇后》裡一樣，有始有終地堅持下去。我會一直拍下去，拍到83歲。
《電影評論》：《無間道》是雙線臥底的故事，跟您在此之前拍的臥底電影《新邊緣人》（劉偉強、王晶，1994）是否有一些關係？
劉偉強：那時候中國香港關於臥底題材的電影非常多，當我們開始籌備《無間道》時，很多老闆不願意投資，覺得市場上已經有太多類似的東西，再拍也沒有什麼新意。其實最重要的是，之前中國香港拍臥底就是一個大戰，警察局與黑社會，《無間道》有一個獨特的high concept（高概念），就是反過來再去臥底警察，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概念，要把它呈現出來。
在拍攝過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包括劉德華、梁朝偉、曾志偉等。剛開始準備拍這部電影時，我向他們尋求幫助，他們都毫不猶豫地答應。我把劇本給了梁朝偉和劉德華，他們表示演什麼角色都可以。這種精神是電影人需要的，在最困難的時候，大家齊心協力去做一些好的作品。
《電影評論》：每個人都要齊心協力。
劉偉強：《無間道》拍攝前，預算還差兩三百萬港幣，有些老闆支援拍攝，也有一些反對的聲音，認為成本太高風險太大。我認為我們需要這種堅持的精神，雖然不可能一下子取得巨大成功，但透過不懈的努力是可以一步步走過來的。當前這一步能否順利跨過還不確定，但我們必須面對這些挑戰，努力克服。
《無間道》劇照
《電影評論》：後來很多中國香港電影人都北上拍片了，您也拍了《精武風雲·陳真》（2010）、《不再讓你孤單》（2011），當時是您選擇這兩種不同的型別作為嘗試？
劉偉強：《精武風雲·陳真》是他們建議我拍的，覺得大家會對這種動作戲感興趣。拍完之後，我覺得可以改變一下，就是剛才你說的《不再讓你孤單》，可不可以講一箇中國香港人來北京的故事，像我的經歷一樣。
《電影評論》：就是電影中舒淇那個角色，一箇中國香港女孩到北京來北漂。
劉偉強：對，這個故事有投射我們當時來北京遇到的很多問題。同時也嘗試拍愛情故事，我覺得挺好玩。
《電影評論》：您在拍《不再讓你孤單》時，是一邊看監視器，一邊流淚麼？
劉偉強：有，很多次。舒淇和劉燁，一個偉大的愛情故事，講一個女生碰見一個男生，男生對她很好，但是他卻得了腦血管退化病逐漸失憶，她不離不棄。我覺得舒淇演得很好，有一個長鏡頭7分鐘，她喝醉酒，跟劉燁從白塔寺一路走到紅牆，邊走邊訴苦，她演得非常好。
《電影評論》：之後您又拍了《建軍大業》（2017）、《中國機長》（2019）、《中國醫生》（2021）等很多電影，在作品中嘗試將商業元素加入到主旋律電影裡，您是如何平衡藝術性和娛樂性的？
劉偉強：對我來說，電影就是電影，沒有太多界限。我很高興投資人給了我自由，用我的方式去拍攝這些電影。很幸運能夠執導《建軍大業》《中國機長》和《中國醫生》。我在拍攝的過程中想了很多辦法，嘗試加了一些商業元素進去，以吸引觀眾。
《電影評論》：內地和香港簽署的CEPA協議從2004年實施，兩地合拍已有20多年，這個協議對您的創作影響大嗎？
劉偉強：其實對我個人創作來說，並沒有太大的直接影響，但是CEPA協議本身非常好，它促進了中國香港和內地之間的合作，使得兩地能夠共同製作出優秀的電影作品。現在，我在內地拍電影的同時也在中國香港拍電影，兩邊跑，我覺得這樣的方式也很好。
《電影評論》：您也從事這個行業40多年了，您的創作理念是什麼？
劉偉強：我的創作理念就是始終把自己當作一個學生。其實剛才提到的很多東西我最初都不懂，比如拍攝《建軍大業》時，我對那段歷史並不熟悉，我向許多專家請教，瞭解那個時代背景下人物的事蹟。我看書、看紀錄片，原來周恩來這麼“時髦”，他曾留學法國。拍《中國機長》時，我真的去學習駕駛飛機！去飛機模擬倉看到很多之前沒看到過的。這些讓我學到了很多新東西。那個時候我的態度就是忘記過去，什麼《無間道》都忘記了，只有全新的東西，不要當一個“好像很厲害”的導演。
《電影評論》：這麼多年，對您影響最大的導演是誰？
劉偉強：有很多，從小在邵氏公司，楚原、李翰祥等很多導演對攝影師影響很大的。剛才說的林嶺東、徐克、洪金寶，包括我第一部電影的劉觀偉、李修賢，其實很多很多人幫我、教我。就像我們拍《水餃皇后》，真的好多人幫忙。很多人在我職業生涯的不同階段給予了我照顧和指導，我希望電影行業能夠保持這種互幫互助的精神。
《電影評論》：您拍了這麼多電影，觀眾和輿論的聲音也比較嘈雜，這些反響會影響您的創作麼？
劉偉強：年輕的時候有。像拍完《古惑仔》，有很多影評說，你拍的東西怎麼怎麼了。尤其是《風雲雄霸天下》（劉偉強，1998），說我拍的不好，用了大量特技，花了很多時間。後來，我決定不再理會這些聲音。隨著年齡的增長，現在我已經不太在意這些評論了，專注於做好自己的事情，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就夠了。
《電影評論》：這麼多年您在中國香港、內地都有拍片，您覺得兩地拍片的經歷差別大嗎？
劉偉強：差別確實挺大的。記得1992年我第一次來北京拍《黃飛鴻之三：獅王爭霸》（徐克，1992），那時候感覺到很大的不同，比如場工的待遇問題，當時他們的工資非常低，好像是5塊錢一天，而且場工頭還會扣他們3塊錢，這讓我很不開心。我就找了六七個場工，直接跟場工頭談，確保他們能拿到應得的錢。還有些場工對攝影感興趣，我就教他們怎麼拍，現在有些人已經成了攝影師了。
我在片場堅持自己的規矩，像不準看手機、不準抽菸，每天開會討論第二天的拍攝計劃，確保每個人都知道要拍什麼。我們應該在開拍前就清楚每一場戲的具體安排。我喜歡在現場，像這次拍《水餃皇后》我自己掌機，這樣更接近演員，每條拍攝後都能及時給反饋。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因為我有點老派，但我認為這種方式能激起更好的創作。很多演員也反映現在的制度讓他們感到疏遠，我拍戲時，總是儘量和大家一起，保持互動，共同完成拍攝工作，而不是自己單獨坐著。
《電影評論》：您如何看待未來內地和中國香港電影的合作和發展？
劉偉強：我覺得現在的情況挺好的。很多中國香港導演在北京都有自己的工作室，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經常在內地和中國香港兩地跑。對於內地和中國香港的年輕導演，只要能幫得上，我都很樂意提供幫助。
《水餃皇后》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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