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有專家稱“延遲退休不影響年輕人就業”，我的第一反應是：這年頭沒受過義務教育就能當專家了嗎？
其實，都不需要初中，小學足矣。因為這個問題連四則運算都不用，加減法就夠用了。就業崗位總量是現有崗位的存量和未來變化的增量構成的。存量部分是恆量，老的不退，小的就進不去，簡單的此消彼長。怎麼可能“不影響”呢？至於增量，由經濟增速、產業結構決定，與延遲退休沒有直接關係。
好奇之下，查了出處。還真是專家說的，出自復旦大學人口與發展政策研究中心的彭希哲教授的諄諄教誨。復旦大學，張維為大師的同事、人口學專家，翟振武會長的同行——就是2014年預測放開二胎人口峰值增長4000萬的那位……
原來如此，非常理解。
哪有“完全不同的就業市場”？
“延遲退休”的話題熱過幾次，一邊是蠢蠢欲動想要推，另一邊是民意洶洶硬扛。拉扯幾次，沒推動。這次彭專家出面把簡單的加減法做成複雜的理論，並不讓人感到意外。但是，他給出的理由太牽強了。
彭希哲教授提出：兩個群體（年輕人和退休人員）幾乎在完全不同的就業市場。只要採取靈活就業政策，讓有條件的行業和地區先實施延遲退休，讓市場和個人自行選擇，而不是官方強制安排或許可行。
彭教授的話說得比較繞，我來翻譯一下。所謂延遲退休，本質上是延遲發放養老金。對很多人而言，該退的還得退，但是退了不能休。按照他的設想，老的捲鋪蓋走人後不用給退休金，退而不休的老人自己到市場裡找飯碗就行。彭希哲教授不擔心老的再就業會搶了年輕人的飯碗，因為他認為存在“兩個完全不同的就業市場”，老的小的各幹各的。想象很美好，現實很骨感。
真有“兩個完全不同的就業市場”嗎？除非外力強行隔離，否則是不可能存在這種楚河漢界、涇渭分明的勞動力市場。因為，勞動力市場一直在動態變化，今天看起來“完全不同的就業市場”，過不了幾天就高度混同。
比如說，二十年前的門衛保安，大部分都是中老年。因為年輕人中高學歷的進外企、進大廠，低學歷的進富士康，門衛保安這種收入低、勞動強度不大的崗位就成了“養老崗位”。但是現在不同了，很多安保公司招人的年齡紅線都直接劃到三十以下了。年輕人進不了大廠也打不了螺絲，願意幹保安了，企業樂得挑年輕力壯的。
反之亦然，大叔們被迫搶小朋友飯碗也是有的。比如外賣員本來是公認的青年為主的就業崗位，這兩年卻湧入了不少中年人，甚至引發了“45歲以上停止派單”的謠言。以至於平臺不得不出面闢謠，強調18歲-58歲都可以申請成為外賣員。看看身邊的外賣員，不難發現很多皺紋大把的新面孔。
勞動力就業市場的確存在不同年齡段的細分市場，但是這種細分並非靜態隔離。只要供需關係發生變化，老老少少打成一片是很快的。彭教授有什麼底氣認為把退而不休的老人塞進勞動力市場，就不會去搶年輕人的飯碗呢？他們不去搶飯碗，難道靠喝西北風養老嗎？
延遲退休的受益者只有“優質老人”
沒有新增就業崗位的存量市場裡，彭教授讓老的“退而不休”一定會造成就業市場“驅狼吞虎”。直接禍害兩撥人，一撥是被迫“退而不休”的老人，另一撥是就業能力不強的就業市場弱勢年輕人。
被迫“退而不休”的老人不必說了，從此踏上了人生“新的征途”。他們“新徵途”就是對一群年輕人職業之路的“佔道”。“退而不休”的老人已經過了職業黃金階段，再就業多半是下沉。會計幹保安，保安幹快遞，層層下壓，最後承壓的倒黴蛋就是那些就業能力不強的弱勢年輕人。
弱者更弱的勞動力市場，勢必造成更為嚴重的長期失業問題。這本該是任何社會都要竭力避免的。一旦形成這種局面，以中國家庭關係的緊密性，一定會出現那樣的場景：18歲的孫子失業在家，啃老68歲的打工爺爺。這是經濟悲劇，更是人倫悲劇。
學歷較高、就業能力較強的“優質青年”也不可能從延遲退休中受益。因為他們憧憬的高階崗位騰不出來了，職場前途受滯。延遲退休的老同志會在位子上待更久，這些“優質青年”即便能準點進職場，升遷的速度也會大大放緩。
延遲退休的唯一受益者只有體制內的“優質老人”。體制外的“優質老人”都不在其列。馬雲、馬化騰退不退，和哪一年領養老金沒啥關係。董事會讓他走，他就得走。民企、私企的高管都是如此。而1954年生人的彭教授就不一樣了，多幹一年、少幹一年，檔案幾行字能差不少利益。
不得不感慨，如果搞定延遲退休，體制內“優質老人”的人生就圓滿了。年輕時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大潮，獲得了快速晉升的機會。老來還能獲得收穫一波“延遲退休紅利”，高位待機延長。一頭一尾贏兩回的雙贏，妥妥的人生贏家。但是，其他社會成員都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這公平嗎？這種不公平的機制，也是造成我國社保不到二十年就出現了嚴重缺口的直接原因之一。
人家搞了100多年後才出現的困境，
我們僅僅20年就要面對了？
必須承認，彭希哲教授的影片講話，除了“延遲退休不影響年輕人就業”的結論外，還是有不少乾貨的。
他回顧了公立養老制度的發展歷程，指出了這套體系滿打滿算只存在了140年，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這是正確的。
他還指出很多搞“即收即支”型養老金制度的國家，和我國一樣也存在資金缺口問題。這也是正確的。
但是，這些正確的事實，卻很難匯出我們的社保到了非要延遲退休續命的結論。我們的社保基金是2000年才正式設立的，彭教授反覆強調的人均壽命大幅延長等長期因素，並不是構成社保資金缺口迅速擴大的直接因素。人家搞了幾十年、上百年才出現的困境，我們僅僅20年就要面對了？這顯然不正常。
以日本為例，日本的國民養老金制度是1959年《國民年金法》確立的。第一次調整退休年齡是相隔27年後的1986年，把退休金領取年齡從60歲提高到61歲，微調1歲。又過了二十年，2006年日本把法定退休年齡正式設定為65歲，但是要到2013年才實施。
也就是說，日本的國民養老金從確立到入不敷出不得不大幅延遲養老，足足經歷了半個多世紀，期間經受了泡沫經濟破裂、“失落的二十年”、深度老齡化的三重打擊。
日本國民養老金平穩執行期約為30年，缺口放大的加速期約為20年，資金缺口問題的出現遠遠遲於我們的社保，問題惡化的速度也遠遠低於我們的社保。
日本國民養老金也是“即收即支型”的養老福利，但是日本國民養老金沒有退休待遇懸殊的“多軌制”。法定繳納的“人頭費”差距不大，從2008年開始維持在1.6萬日元的月繳費水平。領取標準也很平均，2020年以來基本上維持在每月6.5萬日元上下水平。從退休首相到普通國民，都一樣。首相村山富市在接受採訪時特意講到“我和鄰居們的養老金是一樣的”，百歲老頭還自己騎車買菜。
當然，這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國民養老金體系經歷半個多世紀，最終也扛不過深度老齡化、經濟增速放緩的大環境。但是，半個世紀後日本已經成為全球最發達的富裕國家之一，有厚實的經濟基礎尋找解決養老問題的新辦法。公立養老之外的其他社會養老機制已經有了比較好的成長基礎。
需要說明的是，日本也有退休待遇的區別，這主要體現在退休時機構發放的退職金上。日本官僚在退休時會得到一筆豐厚的退職金，遠高於企業退職金。最高級別的官僚退職金高達1億日元（最高級別的官僚是各省常務次官為代表的頂級公務員，首相等民選官員不在其中，他們任職期長短不一，計算標準也不同，拿不到那麼多）。
對公務員的高薪養廉、長期激勵，是日本國民普遍認可的，視之為行政管理必要的支出。這一支出列入政府年度預算，在人事費用中單列，而不是由國民養老金負擔。
試想，如果這些高額退職金是從國民養老金中支出，日本的國民養老金的健康期會縮短多少年?日本國民又會有怎樣的反應？
中國的退休待遇多軌制遠比日本官僚公務員的退職金要複雜得多，也龐大得多。除了公務員，還有事業單位人員，乃至國企高管，都是“退休待遇”體系的物件。這些“優質老人”高質量養老到底花了多少錢、由誰埋單的，彭教授提都沒提。
正如彭希哲教授指出的，“即收即支”型的公立養老金制度存在天然缺陷，無法適應人口老齡化、經濟低增長的發展趨勢，這的確是全球共通的問題。但是，彭教授“忘了說”，“即收即支”型的公立養老金制度要高度公平、高度透明，才能撐得久一些。“即收即支”型的公立養老金制度機制性的先天不足，是我國社保缺口的“遠慮”。退休待遇相差懸殊，“優質老人”太多、奉養過厚，遠遠超出社保的承受能力，才是社保缺口的“近憂”。
特定人群合理的退休優遇不是不可以，但是資金出口要清晰，不能打包在社保基金裡搞成了一筆糊塗賬。只有該出錢的出了錢，才能算得清到底該出多少錢。拿別人的錢買自己的單，花多少都是心安理得不心疼的。
結語：輕言“延遲退休”是不負責任
總之，今天中國社保的資金缺口問題，先要解決“近憂”，而不是拿人口結構等“遠慮”遮掩目前的真問題。拿國民繳納的社保費去給“優質老人”的超國民待遇埋單才是“近憂”，造成了社保執行的健康期大幅縮短，加劇了資金缺口增長。
即便將來我們最終不得不用“延遲退休”的方式給社保續命，社保的公開公平依然是重要的前提，否則很難獲得國民的普遍理解，會激化社會矛盾。比如法國這兩年因延遲退休問題引發的持續動盪，就有養老金待遇過於複雜、不同社會成員利益失衡的因素影響。國家芭蕾舞團的演員45歲就領全額養老金，鐵路工人意難平之類的。以當前的經濟形勢、社保公平性受普遍質疑的現狀，不應輕言“延遲退休”。
目前我國的社保基金資金缺口問題已經浮出水面，但是龐大的政府財政為後盾，應該不至於成為迫在眉睫的危機，還有合理調整機制的時間和空間。
彭希哲教授們應該認真思考的解決方向，直面問題癥結，而不是打著自己贏兩次、贏三次的如意算盤，變著法、換著花樣把成本轉嫁給普通民眾。說出“延遲退休不影響年輕人就業”的蠢話，對得起在職的高收入和退休的高待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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