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覆無常的關稅政策，不容樂觀的經濟資料，持續不斷的股市震盪，以及此起彼伏的衰退預警，共同描繪了當前美國市場的混亂圖景。這一切的中心，都圍繞著一個關鍵人物：特朗普。
從當初的“建牆”口號到如今對關稅的執念，他總能利用混亂的局面製造出強勢的政策敘事，在危機中攫取戰略主動權。正如《權力的遊戲》中Petyr Baelish所言，“混亂不是深淵，混亂是階梯（Chaos isn't a pit, Chaos is a ladder.）”。對特朗普而言，“製造混亂”就像呼吸一樣簡單。
在特朗普2.0競選期間，他曾丟擲一系列大膽的承諾，其中減稅計劃尤為引人注目。他提議免除小費、加班費和社保福利等專案的所得稅，惠及約9300萬的美國人；為消防員、警察及軍人提供特別減免；甚至揚言徹底廢除聯邦個人所得稅制度。
然而，如此大規模的減稅勢必造成財政收入縮水，擴大財政赤字或推高債務。那麼，如何填補這一缺口？
答案指向關稅——對所有美國進口產品徵收10%~60%的普遍性關稅，讓其他國家來“補貼”美國的賬單，用這筆錢來彌補低稅收的差額，並兌現他讓美國再次“偉大”和“富裕”的承諾。
簡單說明一下，關稅（Tariffs）是國家對進口（或出口）商品徵收的一種稅。主要有三大用途：
1）保護本國產業：提高進口商品價格，讓本國產品更有競爭力。例如：對進口汽車加稅→國產車更便宜
2）增加財政收入：政府透過徵稅獲得資金
3）調節貿易平衡：限制外國商品大量湧入或鼓勵出口，調節貿易逆差，或對其他國家施加政治影響力
這種“美好”的願景，實際效果如何？
關稅政策：歷史迴響還是另闢蹊徑？
先來看數學計算。
經濟學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用拉弗曲線（Laffer Curve）揭示，高稅率未必帶來高收入，反而可能扼殺經濟活力。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分析進一步指出，若要以關稅完全取代所得稅，所需稅率將遠超市場與現實的承受能力。
此外，特朗普反覆宣稱關稅由他國支付。但學過經濟學就會知道，這筆賬最終會落到美國消費者頭上。進口商品價格上漲，生活成本隨之攀升，普通人的錢包首當其衝。
歷史為這一判斷提供了註腳。
過去，關稅曾是美國財政的支柱。1798年至1913年間，關稅貢獻了高達50%至90%的聯邦收入。
然而，隨著工業化與所得稅制度的建立，關稅逐漸退居次要地位。1929年股市崩盤之後，《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出臺，將進口關稅平均提高20%，旨在提振經濟，並保護美國農民免受股市崩盤帶來的經濟衰退的影響。“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一詞也在這一時期被廣泛使用。
然而，這一法案隨即遭到歐洲國家的報復，跨大西洋貿易驟然萎縮，並被視為加劇全球衰退的導火索之一。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波及全球，並間接為二戰埋下了經濟伏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也因此被後人斥為“最愚蠢法案”。
戰後，美國逐步放棄保護主義，轉向貿易自由化，全球關稅水平大幅下降。過去70年來，美國關稅貢獻很少超過聯邦收入的2%。
如今，關稅作為美國對外關係工具的再度興起，標誌著美國背離了自二戰結束以來一直堅守的自由貿易承諾。
貿易從來不是單行道。當美國揮舞關稅大棒時，反制如影隨形。當前，國際貿易戰的火藥味已然瀰漫，而市場最痛恨的正是這種不確定性。特朗普在關稅問題上的反覆無常——究竟是談判籌碼還是長期戰略？——讓投資者無所適從。股市的劇烈回撥，正是對這種混亂的即時判決。
美股暴跌，是意外還是設計？
歷史經驗表明，加徵關稅不僅會引發股市震盪回撥、投資者財富蒸發，還會形成對本國製造業與消費端的"反噬"以及國際貿易衝突的加劇。目前發生的一切，一部分正照著歷史的劇本重演。
標普500指數自特朗普2.0當選以來的漲幅已悉數回吐，納指一度跌逾11%，顯露技術性熊市跡象。股市在其任期50天內創下了自 2009 年奧巴馬第一任期以來的最差表現。
經濟資料同樣不容樂觀。亞特蘭大聯儲預測，第一季度GDP將萎縮2.8%，這將是2022年美國短暫技術性衰退以來經濟的首次萎縮。就業增長也在放緩，1月新增就業14.3萬個，低於預期的16.9萬。私營部門僅新增7.7萬個，遠不及預期預期的14.8萬。
這些都正與特朗普當初的承諾背道而馳，衰退的陰雲再度籠罩。對此，美國財政部長稱之為“排毒期”（detox period），特朗普本人則稱這是“過渡時期”（period of transition）。
特朗普在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講話時表示：“這可能是一個調整期”，他承認關稅可能帶來經濟影響，並請求美國人，尤其是農民“忍耐一下”。
當被問及衰退的可能性時，他回答：“我討厭預測這樣的事情。有一個過渡期，因為我們正在做一件非常大的事。我們正在把財富帶回美國。這是一件大事。而且總會有一段時期……我認為這對我們來說應該是件好事。”
種種表現都引出了另一種可能性：美股這波暴跌可能並非意外，而是精心策劃？許多分析人士將此描述為“有意醞釀的一場衰退”。
精心策劃的自我重塑還是不計後果的經濟豪賭？
這似乎有些違反直覺，畢竟，股市上漲意味著經濟強勁，這是任何一位總統都希望看到的，但特朗普的策略可能有所不同。
這要從美國整體的經濟結構來理解。
數十年來，美國經濟一直嚴重依賴消費驅動，這種依賴不僅導致了危險的經濟泡沫和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也讓其揹負了34萬億美元的高額債務，其中7萬億美元急需再融資。
此前債券的利率達到4.8%左右的驚人高位。更高的債券利率=更昂貴的債務再融資。利息支出每年已達到1.12萬億美元。這也是美國不斷提高債務上限的原因。
特朗普想要扭轉這種局面，將美國經濟從消費驅動型經濟（需求方）轉變為企業和投資驅動型經濟（供應方）。其做法也許就是製造儘可能多的經濟混亂，使得股市下跌。
若股市下跌，投資者就可能從高風險資產撤離，轉向更為安全的債券，從而推高債券價格、壓低收益率。
就像下面這張圖所概括的：
這一舉措似乎正在奏效。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已從1月份的4.8% 降至4.29% 左右。看似微小變化，在鉅額債務的基數下，足以顯著的節省利息支出。
這種“可控混亂”的策略旨在以降息和低利率緩解財政壓力，為長期調整鋪路。但其代價顯而易見：製造業受挫、消費萎縮、國際衝突加劇。關稅的“反噬”已初現端倪。
然而，關稅只是特朗普經濟藍圖中的一角。他還計劃削減政府開支——裁減職位、壓縮醫保、削減食品與住房補貼——以削弱消費驅動經濟的弊端。同時，透過降低企業稅率和放鬆監管來刺激供給側，打造以企業投資為主導的經濟模式。這種從需求到供應的轉型，理論上能緩解債務泡沫與通脹壓力，但短期內卻不可避免地冷卻經濟，甚至埋下衰退種子。
市場訊號表明，這種“可控的衰退”策略更像是一場經濟豪賭，其目的是迫使美聯儲降息、降低債務再融資成本，來緩解長期的財政赤字壓力。
多方博弈：誰先退讓的遊戲
關稅已成為美國內外博弈的籌碼，如同一場膽小鬼遊戲（Chicken Game），各方都在等待對手先退讓。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無疑是將盟友和對手視為棋子，試圖以超級大國的經濟影響力迫使其他國家屈服。而對於普通美國人而言，股市的暴跌意味著財富蒸發與未來的不確定。
經濟重組並非一蹴而就，企業和消費者都需要長時間消化和適應。但耐心似乎不是特朗普的風格，他偏愛即時破壞與行動。或許關稅在他口中是“最美好的詞”，但若重蹈20世紀30年代的覆轍，陰影可能迅速吞噬其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