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程賢
在以往，一座中型城市的市長選舉很少能引起本地之外的廣泛關注。然而，2025年4月舉行的加州奧克蘭市長選舉卻成了例外——不僅吸引了全國政治觀察者的目光，還佔據了《紐約時報》《Politico》等主流媒體的大幅版面。原因很簡單：在經歷了2024年大選的全線潰敗之後，許多民主黨人迫切渴望從任何可能的線索中辨識未來的方向。而一場發生在深藍城市、圍繞民生議題展開的地方選舉，恰恰能夠提供這種線索。
一
民主黨人所期待的，並不是政黨本身的勝利——就像紐約、芝加哥、舊金山等其他深藍城市一樣，奧克蘭的大多數選舉早已淪為民主黨內部的競爭。自2018年，眾議員奧卡西奧-科泰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常被簡稱為AOC）、伊爾汗·奧馬爾（Ilhan Omar）等進步派新星在初選中擊敗建制派政客、一戰成名以來，黨內競逐往往都被塑造成“草根挑戰者對陣體制既得利益者”的對決。這次的奧克蘭市長選舉也不例外。
代表建制派出戰的候選人是前聯邦眾議員芭芭拉·李（Barbara Lee）。作為該地區數十年來最具知名度的政治人物，李自1998年起就一直代表奧克蘭所在選區擔任國會議員，並與加州幾乎所有重量級政要關係密切。她在宣佈參選後，迅速獲得了整個加州建制陣營的集體背書：前州長傑瑞·布朗（Jerry Brown）、民權組織“艾米麗名單”（EMILY’s List）、奧克蘭市議會中七位議員中的八位，以及包括勞聯產聯（AFL-CIO）郡支部在內的所有主要工會組織，都相繼表態支援。因此，自她於一月宣佈參選以來，許多人便幾乎預設了她將以壓倒性優勢勝出的結局。但接下來的三個月內，這一看似平穩的競選程序卻急轉直下，演變為一場異常激烈的選戰。
她的對手是前市議員勞倫·泰勒（Loren Taylor）——一位此前並不為外界熟知的政壇新人。泰勒出生於本地的非裔家庭，成長於奧克蘭的公立學校體系，此前長期在生物工程與非營利機構領域擔任工程師。在政治領域，他幾乎沒有競選或擔任公職的經驗，與加州政界或民主黨高層也毫無可依靠的關係，可謂這場選戰中毫無懸念的“草根逆境者”。事實上，兩年前他首次競選奧克蘭市長時，便不出意料地敗給了一位獲得建制派大力支援的對手。
二
在後奧巴馬時代的大多數此類黨內競爭中，建制派與“逆境者”的身份往往與意識形態密切繫結：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AOC、賈馬爾·鮑曼（Jamaal Bowman）、科瑞·布什（Cori Bush）等一眾“逆境者”新星，無一不是黨內激進進步派的代表，而他們在初選中所挑戰的，幾乎清一色是立場更加溫和的建制派人物。然而，勞倫·泰勒既沒有AOC式的集會動員力，也缺乏那種充滿民粹激情的演講風格；他的政治主張更接近一位注重實用主義、政策效果與治理過程的“技術官僚”（technocrat），而非意識形態鬥士。相比之下，芭芭拉·李則是早在小布什時代就已聲名遠揚的進步派元老，即使在當今的民主黨內部，她在國防、執法、毒品成癮等議題上的立場仍屬於激進一端。
與新澤西、弗吉尼亞、科羅拉多等淺藍或搖擺州不同，在加州這樣的深藍州，民主黨幾乎在所有權力層級上都缺乏實質性競爭，而大量外部議題組織與活動人士卻擁有顯著話語權。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中，進步派早已主導黨內領導層，搖身一變成為新的建制派。這也造成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局面：溫和派候選人反倒成了必須挑戰不利結構、對抗“不公平的黨內機制”和“機器政治”（machine politics）的一方。
在此類選戰中，逆境者向建制派提出的批評——如裙帶關係盛行、阻礙大膽改革等——在建制派本身是進步派時，同樣成立。奧克蘭近年的局勢正是這些問題的縮影：自上次選舉之後，民主黨建制派力挺的候選人陶盛（Sheng Thao）擊敗泰勒當選市長以來，這座城市便接連陷入經濟困境、治安惡化與政治腐敗等多重危機。
早在2020年，陶盛便是奧克蘭市議會中最堅定支援“削減警察經費”（defund the police）運動的聲音之一，曾多次公開主張將執法部門的預算轉投至預防性社會專案，並投票支援削減警方預算1800萬美元的法案。然而，隨著疫情後的治安形勢迅速惡化，她在隨後的競選中不得不對這一議題保持沉默。但在成功當選後，她迅速將此前的立場付諸實踐：上任伊始即凍結本地執法部門的招聘。此舉在治安本已緊張的背景下更顯突出——作為一座人口超過40萬的城市，奧克蘭僅有約600名警員，遠低於同等規模城市約1100人的全國平均水平。
陶盛還迅速升級了與奧克蘭執法部門之間的對立。宣誓就職不到一個月，她便以“處理一項下屬的內部調查不當”為由，解僱了警察局長勒羅恩·阿姆斯特朗（LeRonne Armstrong）。這一決定被廣泛視為出於政治動機，旨在討好其進步派基層支持者。事實上，一名退休法官已裁定阿姆斯特朗在該事件中的處理並無疏失；更重要的是，他並不是那種縱容警察暴力、抵制問責的右翼警界人物，反而長期致力於改革、提升執法透明度，並在奧克蘭少數族裔社群中具有廣泛的民望。然而，在解僱阿姆斯特朗後的一年多時間裡，陶盛既未積極物色繼任人選，也未填補警局的高層空缺，致使整個執法系統長期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
在缺乏領導、人力、資金和市府支援的多重壓力下，奧克蘭的警隊難以有效履行職責，公共安全水平急劇下滑。而與所有“撤資警察”政策實踐相似，最終受到最大沖擊的，往往正是這些政策原本宣稱要保護和服務的少數族裔社群。奧克蘭治安惡化的趨勢也在資料中一覽無餘：911緊急電話的平均響應時間居全加州之首，受害者等待警方支援往往長達數小時。2024年7月，一起加油站暴力搶劫案中，歹徒肆意作案40分鐘，警方卻耗時9小時才到達現場，造成損失高達10萬美元。
在警局接獲的暴力犯罪報案中，僅有6.5%取得了任何實質性的偵破進展。與此同時，陶盛領導下的市政府卻無故錯失了一筆高達1500萬美元、原可用於打擊有組織盜竊行為的州級撥款機會；911接線員的招聘工作也被擱置，儘管市府收到了超過1000份申請，卻始終未予處理。
隨著公共執法系統的失能，越來越多市民對奧克蘭保障基本安全的能力徹底喪失信心。2023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多達92%的中小企業主在遭遇盜竊或搶劫後選擇不再報警。到了2024年夏天，奧克蘭又爆發多起針對年長亞裔居民的搶劫與傷害事件，部分受害者甚至因擔憂案件無人處理而放棄報警，進一步加劇了社群的不安與疏離。
安全危機的蔓延也迅速波及奧克蘭的經濟。除了大量中小商戶因無法承受盜竊損失而倒閉，美國連鎖巨頭In-N-Out餐廳亦於2024年年中宣佈關閉其奧克蘭門店——這是該品牌歷史上首次撤出某座城市。同時，奧克蘭在2023年失去了其擁有半個多世紀曆史的職棒大聯盟（MLB）球隊“運動家”（Athletics），繼NBA和NFL球隊先後遷出後，使這座城市史無前例地不再擁有任何一支“四大聯盟”球隊。
更雪上加霜的是，陶盛在上任不久便陷入了極具可信度的腐敗醜聞。自擔任市議員以來，她多次利用職權延長並保護某本地公司與市政府之間的合同，推動有利於該公司地產投資的分割槽調整（zoning plan），作為交換，該公司所有者不僅為她提供了政治獻金，她的丈夫更獲得了一份無具體職責卻待遇優渥的“掛名職位”。2024年6月，聯邦調查局突襲搜查了陶盛的住所，並隨即傳喚了市長辦公室的多份檔案；半年後，聯邦檢察官在獲得大陪審團批准後，正式以賄賂、電信欺詐和妨礙司法等多項罪名，對陶盛夫婦提起公訴。
這一醜聞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2024年11月，奧克蘭市民以超過60%的支援率投票將陶盛罷免，彼時距離她的首個任期結束尚有兩年多。為選出繼任者以完成餘下任期，市政府隨即決定於2025年4月舉行一次特別市長選舉——也正是本文開頭所提及，由芭芭拉·李與勞倫·泰勒展開角逐的這一場。
三
可以預見，陶盛作為一位由民主黨建制派背書的進步派候選人，其執政留下的負面印象也不可避免地波及了同屬陣營的芭芭拉·李。儘管李在歷次國會選舉中的得票率鮮少低於80%，這一次卻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反對聲浪，其中不少反對意見甚至來自她長期的支持者。這樣的選民在奧克蘭比比皆是。一位李的忠實選民對記者坦言：“我一直很感激她在國會中為本區發聲，但此時此刻，我更渴望的是治理能力——讓州、市能夠正常運轉。可自新冠以來，我越來越看不到我們這個黨（民主黨）有這種能力。”他將對民主黨“找回治理能力”的最後希望寄託在了泰勒身上。
事實上，許多奧克蘭市民——尤其是來自工薪階層與少數族裔社群的選民——都在表達類似情緒：他們一方面對李的國會生涯給予肯定與尊敬，另一方面卻清楚地感受到，李所代表的那一套政治風格與領導方式，並不是當前奧克蘭所迫切需要的。這幾乎成為一種在街頭巷尾不斷被重複的主旋律。
李的競選團隊顯然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與陶盛共享的“進步派建制”標籤已成為巨大的政治負擔。因此，她在競選過程中刻意弱化自身以往的意識形態身份，轉而將“團結”作為核心承諾，試圖塑造一個能夠跨越政治分歧、調和不同階層與派系矛盾的領導者形象，而非過去那個始終為特定陣營據理力爭的進步派代言人。同時，她將自己數十年的國會經歷重新包裝為一項優勢，強調自己有能力為財政困窘的奧克蘭爭取聯邦資源與撥款；面對陶盛執政留下的爛攤子，她也從未嘗試辯護，而是承諾要為奧克蘭帶來“一個全新的開始”。
然而，許多選民對她的轉向並不買賬。他們認為，李所謂“爭取聯邦資源”的承諾空洞乏力，且現實上缺乏可行性——畢竟如今華盛頓的白宮和國會均掌握在共和黨手中，她的從政資歷反倒成了一個顯而易見的負資產。此外，儘管李未公開為陶盛辯護，她卻曾在2023年底反對罷免陶盛的投票中公開站隊，這一舉動也讓不少選民心存芥蒂。更根本的是，許多人心中盤旋著同一個疑問：“既然過去兩年建制派候選人已經讓我們如此失望，我們憑什麼再給他們一次機會？”
泰勒的競選團隊精準捕捉到了選民內心深處的挫敗與倦怠，並將“執行力重於意識形態”作為競選的核心理念。他藉助自己在生物科技領域的多年工程師經歷，以及成功運營扶貧非營利機構的管理背景，強調自己具備實質性提升市政治理能力的技術與經驗。與李相對抽象的承諾相比，泰勒提出了一系列具體而可衡量的政策方案：他指出，加州房價居高不下的根本問題在於開發程式繁瑣，因而承諾推出一款“秒錶”式工具，即時追蹤市政審批流程；為提升公共服務的效率，他主張要求市政僱員每週至少四天到崗辦公；在公共安全方面，他則與陶盛劃清界限，明確反對“削減警察經費”的做法，並回憶自己在與陶盛共同任職市議會期間，就曾多次在該議題上公開交鋒。他承諾一旦當選，將優先恢復警力響應能力，並直言不諱地指出：“無法保障基本安全與秩序的進步主義，只是一場政治幻想。”
泰勒不僅在政策上與“進步建制派”分道揚鑣，在價值層面上更是對“機器政治”進行了系統性批判。他指出，陶盛任內混亂、腐敗橫生，正是由於她的當選建立在強大利益集團與黨內高層聯手打造的選舉機器之上，自然也就缺乏對選民而非“機器”的真正責任感；而芭芭拉·李同樣身處這一體系之中，難以跳脫類似的邏輯。相比之下，泰勒兩度挑戰市長寶座，從無名小卒一步步獲得廣泛認可，完全依靠傾聽選民、用清晰主張贏得信任；他強調，正因如此，他若成功當選，也必須依靠持續履約才能維護這種信任。他的政治視野亦不止於一場市級選舉——在民主黨因執迷於身份政治與意識形態“純潔性”而失去大批選民之後，泰勒希望透過自身努力，參與重塑進步主義的方向：一個真正能贏回工薪階層和少數族裔支援的進步主義，必須以切實改善他們生活質量為優先目標。
四
如前文所述，芭芭拉·李宣佈參選時的初衷，原本是憑藉自己在奧克蘭數十年來積累的高知名度、進步派招牌與建制派支援優勢，在選戰中率先發力、無須激烈競爭便順利當選。然而，泰勒不僅始終與她勢均力敵，甚至在多個階段的民調中略有領先，這一齣人意料的局勢也令全美政界觀察者大感驚訝。
為了提高選舉的代表性，奧克蘭市採用的是排序選擇制（Ranked-choice voting），即選民按偏好順序列出所有候選人，計票過程則分輪進行：每輪淘汰得票最少者，並將其選票依次轉移給選民的下一個選擇，直到某一位候選人獲得超過半數支援。該制度的優點在於能確保勝者擁有多數支援，但結合加州的郵寄選票機制，也意味著計票過程往往曠日持久，長達數天乃至數週。
本次市長選舉的計票持續了整整17天。選舉當晚的出口民調、早期郵寄選票以及前幾輪計票結果中，泰勒保持領先。然而，李憑藉其建制派背景，更熟悉如何策略性運用這一制度：她在選戰中與其他進步派候選人結成聯盟，鼓勵他們引導選民將李排為次選，同時不在選票上列出泰勒，從而在淘汰過程中讓選票自然轉移至李名下。這種投票安排也更容易被建制派選民掌握和執行。因此，在最終一輪統計中，李以53%的微弱優勢實現逆轉，成功當選。
儘管未能取勝，泰勒的表現對他的支持者而言仍是巨大鼓舞：他與一位在民主黨內活躍數十年的政治老將不分上下，已足以證明，哪怕在一座以進步主義自豪的城市中，務實治理能力也正在成為日益具吸引力的政治主張。他的團隊並未停止行動，仍在持續籌款、組織資源，著手準備2026年的正式市長選舉——畢竟，這次勝出的芭芭拉·李，也僅是為完成陶盛未履行完的任期而當選。
這場選舉所呈現出的意義，早已超越奧克蘭乃至加州本身。它凸顯了一個越來越難以忽視的事實：在短短數年間，進步派已迅速成為黨內建制機器的一部分，而人們在後奧巴馬時代初期對其“挑戰體制、帶來新氣象”的印象，也亟需重新審視。更令人沮喪的是，奧克蘭這幾年的治理現實不僅證明，許多進步派未能兌現當年承諾剷除腐敗、提升透明度、杜絕裙帶關係等改革目標，反而在此基礎上，又引入了另一類根本性問題——那就是他們時常過度執著於意識形態的純粹性，而忽視了實際治理能力，最終將低效和失能也一併帶入了原本就飽受詬病的“政治機器”之中。
事實上，奧克蘭所反映出的政治動力，在過去幾年裡已越來越廣泛地出現在全國範圍。如今，民主黨內部負責維持組織運作、籌款體系、候選人遴選與競選戰略的核心幕僚群體，幾乎全部由受過高等教育、來自上中產背景的進步派人士主導。作為一個整體，他們在議程設定、候選人招募、選戰走向等關鍵事務上擁有越來越大的話語權。黨內大多數有影響力的智庫、論壇和民調機構也普遍傾向進步派立場，其釋出的民調、政策備忘錄、研究報告往往服務於強化該派別在黨內的正當性與主導地位。此外，進步派吸引了大量富裕自由派選民支援，使其建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PACs）迅速成長為最有組織力的政治工具之一。這些PAC不僅在全國範圍內籌款投放廣告，還常常將“組織肌肉”用於攻擊立場不一致的溫和派議員，將他們在初選中擠出局，從而進一步壓縮溫和派在國會與地方議會的生存空間。在拜登政府的早期，第一任白宮幕僚長羅恩·克萊恩（Ron Klain）大幅左轉其政策方向——從預算、基建到工會和氣候議題，在國會進步派與溫和派意見分歧時，他幾乎始終偏向前者。這也為進步派輸送了實質性的制度性資源。
早在2022年，來自佛羅里達的時任國會議員史蒂芬妮·墨菲（Stephanie Murphy）就曾在採訪中警告，這種內部鬥爭和“黨內純潔性測試”將對民主黨整體構成傷害。她的個人背景，本應是黨內進步派最熱衷講述的故事——她的父母是越南難民，在她只有六個月大時舉家來到美國；她本人也成為歷史上第二位越南裔美國國會議員。然而，僅僅因為她在財政支出上持溫和立場，並在“重建更好美國”（Build Back Better）法案上表示反對，她便遭到了進步派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定點廣告攻擊，最終決定不再參選，空出的席位隨即被共和黨人奪走。類似經歷的溫和派並不在少數：來自華盛頓州、擁有藍領背景並在深紅選區兩度擊敗極右翼對手的瑪麗·格倫森坎普·佩雷斯（Marie Gluesenkamp Perez），哪怕是民主黨贏回眾議院所不可或缺的人選，也因在學貸減免等問題上表達不同意見而多次受到來自全國進步派網路的圍攻。同樣，來自紐約的瑞奇·託瑞斯（Ritchie Torres）和賓州的約翰·費特爾曼（John Fetterman）——兩位原本被視為進步派新星的政治人物——在就特定政策表達誠實批評後，也迅速成為組織化攻擊的物件，有些甚至來自昔日盟友。
李與泰勒之間的較量，並非這種競爭模式首次在選舉中上演。早在2020年，時任眾議員喬·肯尼迪三世（Joe Kennedy III）便曾挑戰馬薩諸塞州的聯邦參議員埃德·馬爾基（Ed Markey）。肯尼迪年輕、充滿激情、承諾帶來變革，原本具備成為民主黨重塑形象的理想代表。然而，由於他屬於黨內溫和派，而馬爾基則是參議院中最具進步派立場的議員之一，這場挑戰最終反而讓肯尼迪處於劣勢。馬爾基不僅沒有因“左傾”失去建制派支援，反而獲得了大量黨內資源的傾斜，肯尼迪則未能獲得進步派挑戰者通常享有的關注與動員熱情。結果，馬爾基幾乎不需與對手辯論，便輕鬆連任。這場初選，是進步派已在全國層面“建制化”的一個早期寫照。
在一些深藍城市，這一趨勢甚至發展得更加迅猛。在紐約，真正掌控地方選舉成敗的政治機器，早已不是以如前州長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為代表的傳統建制派，而是原本位於民主黨邊緣的激進左翼組織，例如工作家庭黨（Working Families Party）與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SA）。他們透過與教師工會、社群組織、進步派媒體以及黨內領導人物的緊密協作，逐步主導了多個市議會和州議會選區的初選，直接將自己支援的候選人推上前臺。這也是為何AOC自出道以來，幾乎不必面臨真正競爭，便能屢屢輕鬆贏得初選。這種對地方機器的掌控，在今年的紐約市長初選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進步派支援的候選人是名不見經傳的市議員蘇文丹（Zohran Mamdani）。儘管此前毫無廣泛知名度，進步派憑藉其驚人的組織能力迅速集結資源，為他籌集了大量政治獻金，爭取到各級黨內人物、名人、逾半市議員以及諸如卡車司機聯盟（Teamsters）與汽車工人聯合會（UAW）等老牌工會的背書。
儘管進步派在紐約的執政成績同樣乏善可陳，溫和派始終清楚，唯有推舉具備高度知名度和顯著政治資本的候選人，才有一線勝算，得以扭轉局勢、推進必要改革。正因如此，他們不得不將“建制性”作為首要考量，而非候選人的政策表現。在這種思路下，他們集體押注於“舊建制派”代表——希望藉此作為自己政治復出機會的前州長科莫。
科莫的執政能力毋庸置疑。在他的領導下，紐約這個以住房成本高企、監管冗雜著稱的州，完成了拉瓜迪亞機場等多個基建專案的翻新改造。然而，2021年迫使他辭職的醜聞仍為不少選民所詬病，成為難以擺脫的政治包袱。相比包括泰勒在內的新一代溫和派政治人才，科莫的競選策略顯得明顯過時。他依賴傳統造勢手段——深入非裔社群教堂、工會會堂與街區社群中心等地展開“零售式政治”（retail politics），但在社交媒體上的存在感微弱，錯失了爭取年輕選民與城市進步階層的關鍵戰場。而後者恰恰是新一代的政治機器所極其擅長的，從而為蘇文丹提供充分的此類資源得以動用：在選戰最後一個月，幾乎所有具影響力的明星、網紅與公眾人物悉數表態支援蘇文丹；與此同時，選舉日當天突襲紐約的極端熱浪則顯著抑制了年長、收入偏低、以藍領為主的溫和派傳統支援群體的投票率。在雙重助力下，蘇文丹在第一輪計票中便取得近10個百分點的領先，基本鎖定了勝局（紐約採用與奧克蘭相同的排序選擇投票制）。
五
事實上，特別是在特朗普再次當選之後，已有不少觀察者為這一趨勢賦予了一個極其貼切的名稱：“民主黨的茶黨時刻”。這一比喻在多個層面上都極為準確：茶黨運動之所以能在共和黨內崛起，正是源於該黨在2008年奧巴馬當選後的全面挫敗，並藉助基層選民對奧巴馬政策的憤怒，將黨內溫和派逐出權力核心，最終取而代之，成為新的建制派。而這一過程最終催生了特朗普主義全面主導共和黨的局面。
對如今的“民主黨版茶黨時刻”可能引發類似後果，可以說值得民主黨人保持高度警覺。首先，正如前文所述，許多進步派並未兌現其改革承諾——未能擴大黨內人才通道、提升組織透明度，反倒形成新的排他性權力結構；更嚴重的是，其在執政能力上的表現也難以令人滿意。陶盛治下的奧克蘭並非孤例，芝加哥、洛杉磯、明尼阿波利斯等地的類似經驗也提供了警示訊號。至於紐約的蘇文丹，其在公共安全、住房、經濟和交通政策方面的立場甚至比陶盛更為激進，若其上臺，勢必將進一步加劇當地少數族裔藍領群體的生活負擔。更令人擔憂的是進步派的戰略重心。“茶黨時刻”之所以能在共和黨內贏得支援，是因為其集中攻擊了選民對奧巴馬政府最不滿的議題，如救市政策與金融改革。而如今民主黨內的“茶黨派”，卻將精力集中在移民、社會議題和意識形態爭議等選民信任度最低的領域，幾乎未能有效聚焦特朗普最具爭議、最易擊中的領域——如關稅政策、經濟民族主義與行政濫權。這種策略上的失衡，很可能讓民主黨錯失重新贏回執政正當性的機會。
因此，奧克蘭這場選舉之所以意義深遠，不在於它本身的結果，而在於它為觀察民主黨在這一關鍵十字路口上的角色與方向提供了一個真實而具代表性的縮影。李雖最終以進步派建制候選人的身份獲勝，但她在選戰中所作出的承諾——即向溫和、務實的治理方向轉變——是否真的能夠在執政中兌現，仍是一個未知數。同樣值得關注的，是溫和派能否在2026年的正式選舉中贏得更廣泛的民意支援，重新獲得黨內的主導空間。而在紐約、新澤西等即將進入選舉週期的地區，民主黨精英又將做出何種選擇？他們會否將意識形態純度置於治理效能之上，最終使這些深藍地區成為共和黨在全國競選中用以妖魔化民主黨施政的“反面教材”？作為一個在歷史性的失敗後依然掙扎於尋找未來方向的政黨，民主黨在未來所需要回答的問題實在還有許多。
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本文責編：朱凡。本期微信編輯：朱凡。本文為思想市場原創內容，點選“閱讀原文”進入澎湃新聞網站閱讀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