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VK

6月25日，紐約市長民主黨黨內初選第一輪公佈結果。33歲，隸屬於“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以下簡稱DSA）的州議員佐漢-曼達尼爆冷擊敗了民調一路領先的前紐約州市長安德魯-科莫，成功拿下了民主黨紐約市長提名。

考慮到紐約市作為民主黨票倉的深藍背景，和曼達尼在十一月的大選裡將要面對的對手（因為土耳其獻金事件離開民主黨的現任市長埃裡克-亞當斯，和共和黨候選人，上屆同樣競選已經輸了個底朝天的柯蒂斯-席爾瓦）都備受紐約市民反感，可以放心的說，曼達尼將作為一個自稱的“社會主義者”和民主黨內的激進派，掌管美國人口中的“世界之首都”了。但首先，誰是佐漢-曼達尼？

關於佐漢-曼達尼

佐漢-曼達尼，印度裔什葉派穆斯林，1991年生於烏干達，在他七歲時隨父母來到了紐約市定居，成年後他首先投入了音樂事業，使用藝名“Young Cardamom”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張說唱EP，隨後投身政界，加入了DSA並且參與了多個DSA成員的競選團隊，然後在2020年本人投身了紐約州議會的選舉，並且成功贏得了席位。

初看履歷，曼達尼似乎是那種美國民主黨“白左”最喜歡的“疊BUFF形選手”，“出生在非洲的印度穆斯林”？這簡直是白左最喜歡的一個縱切的好例子。但是，在曼達尼的“多重BUFF”之下，可以看到的是，“喜歡BUFF”的民主黨建制派，從前紐約市長邁克-布倫伯格到黑人眾議員託雷斯和克萊布恩，再到《紐約時報》甚至前總統克林頓，都義無反顧的站在了曼達尼的反面支援了科莫。

這些民主黨建制派精英，為何甘願和一個“滿配白左BUFF”的年輕人撕破臉皮？他們到底在怕什麼？這時，我們就要撥開曼達尼吸引眼球的所有身份標籤，看看他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了。

曼達尼那層層疊疊的身份標籤，其實並非偶然，而是從家庭背景裡一脈相承。他的母親是印度知名獨立電影導演米拉-奈爾，以細膩描繪印度和南亞裔美國人的普通生活而廣受讚譽，是“全球南方”電影敘事的重要聲音。而他的父親，可能對他的意識形態影響更為深遠，則是非洲反殖民主義理論大家、馬克思主義教授馬哈茂德-曼達尼。

馬哈茂德-曼達尼作為反殖民主義研究先鋒，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和烏干達馬凱雷雷大學任教，還曾接受過《中國日報》的採訪，高度評價了中國在非洲的政策，並且直言：“中國人挑戰西方在非洲大陸的主導地位，這對非洲人來說是件好事。只有西方人，而不是非洲人，才會指責中國是新殖民主義國家。”就家庭背景本身，佐漢-曼達尼也足夠讓民主黨建制派汗流浹背了。

更讓民主黨建制派危機的是曼達尼本人的政治站位。DSA雖然從表面上看是一個普通的民主社會主義組織，但是實際上，它其實是一個美國左翼為了不在美國政壇徹底消失而組建的鬆散的“左翼超級大篷車”，在這輛大篷車裡面的派系從托洛茨基主義、馬列主義、古典馬克思主義（考茨基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再到國內關注政治的朋友熟悉的AOC這類經典社會民主主義者，他們都在DSA裡面報團取暖。

而讓建制派擔憂的是，曼達尼的站位似乎要比AOC還要更“左”，比如說，他支援將紐約市最低工資提升到30美元/小時，他支援大幅度投入到廉租房建設之中，他支援如同歐洲盧森堡等地一樣的“免費巴士”專案，他還支援大砍官僚系統，讓紐約市小攤販更容易拿到執照，他甚至還支援紐約“市營供銷社”和便利店競爭，從而降低雜貨價格，而這一切，全都是基於曼達尼激進的“對紐約百萬富翁加稅”的政策之上的。

在曼達尼當選後，美國從民主黨建制派到共和黨右翼，和國內某些博主都質疑他的選舉口號究竟能不能成功。但有些事情，其實比想象中更容易推進，尤其是他提出的一個核心承諾：砍掉繁瑣的執照申請流程，讓小商戶特別是街頭小販能更快、更便宜地合法經營。

以移動餐飲執照為例，表面上看，申請成本不高，個人執照只要50美元，兩年有效，培訓課程也不過再加53美元。但問題在於，這只是開頭。真正的瓶頸在於攤位許可，那才是“門票”。目前紐約市控制著許可總數，一共大概七千個，常年不擴容，等候名單可以直接排到2030年。結果就是，有執照的人用不到攤位，有攤位的人轉手高價租售，一個合法permit在黑市上要價一兩萬美元，在中央公園這種熱門地段甚至高達年租二十多萬美元。一個本來該支援小本生意的制度，變成了變相炒作。

曼達尼的政策想法則是很直接：減少官僚主義過程，建立一個專門的直通車通道（他叫為“小店許可沙皇”），取消數量上限、增加新許可發放，限制轉讓和出租，優先配給真正打算自營的小商販。這不是空喊理想口號，而是市長當選後直接可以執行的技術改革。這一招，不但能為成千上萬基層創業者開啟機會，也會是民主社會主義者第一次真正“從攤位開始”在城市治理中站穩腳跟。

曼達尼的歷史發言也足夠讓建制派感到不安。他曾經因為紐約市計程車司機被政府高價牌照的債務陷阱逼到自殺而組織參與了15天的絕食抗議，最後逼得紐約市政府不得不對計程車司機讓步。他也是在競選過程中是唯一一個明確表示“支援巴勒斯坦”，“讓巴勒斯坦起義蔓延全球”（Globalize the Intifada），“當選後不會去以色列”的候選人，甚至還表示“如果內塔尼亞胡要來紐約，他會被逮捕並送去國際刑事法庭”。

作為印度裔，他對莫迪的批評也十分激進，在採訪過程中公然表示“莫迪和他（內塔尼亞胡）都是戰爭罪犯。”他的發言，不出意外地被建制派和美國以色列遊說團體打成“反猶”，並且宣稱，曼達尼只要當選，在紐約的猶太人群體將會受到前所未有的攻擊，而這也被看做民主黨建制派最後的“底牌”。

紐約市有著全球前列的猶太人人口，佔紐約市的15%，如果他們能把一個候選人描述成“公然反猶”，那麼他們應該能夠做到穩贏，而選前民調的確也是這樣顯示的，前州長科莫一路領先，最多時甚至領先曼達尼40個百分點，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科莫將會輕鬆拿下紐約市長提名，然後在之後入主紐約，成功復活自己的政治生涯。

但是結果，是曼達尼贏了。而他代表的，並不只是紐約市一個地區選民對民主黨建制派的不滿，而是從2024年大選卡馬拉-哈里斯大敗於唐納德-特朗普之後，民主黨人，尤其是年輕民主黨人對建制派不滿的一個集中爆發。

民主黨的黑色星期二與長久內鬥

2024年11月5日，星期二，美國大選日。七個搖擺州全部翻紅，參議院眾議院全部歸於共和黨麾下，唐納德-特朗普第一次在總統大選裡贏得了多數選票，民主黨的“拜登實驗”以一個恐怖電影結局的方式被畫上了句號。民主黨幾乎是瞬間就陷入於混亂之中，各路人馬紛紛開始了秋後算賬。批拜登、批哈里斯、批跨性別、批親巴勒斯坦的年輕選民、批第三黨“偷走了選票”……而最後，民主黨似乎得出來了他們的結論：“我們太‘左’了！”

客觀來說，這個觀察的確有其一定的道理。拜登時代的“大撒幣”政策讓物價通脹到無法控制的地步，民主黨長久的親LGBTQ+群體的站位也越來越被大眾詬病，說拜登政府某些情況下“左”過頭似乎不是什麼錯誤的論斷。

但是，美國政客的腦回路一向偏離常識，比如“我們太左派”的代表人物，眾議員裡奇-託雷斯和參議員約翰-費特曼等人就跳出來表示，民主黨大敗的原因是“親以色列還不夠”，而且需要“完全放棄性少數群體”，支援“我們的億萬富翁打敗他們的億萬富翁（馬斯克等）”，這個藥方，與其說是能救民主黨於水火之中的解藥，不如說是殺死美國兩黨制幻覺的毒藥。

而另一邊的建制派民主黨人則是看到了特朗普團隊成功用受美國年輕男性的“播客”網紅競選，收穫了一大批年輕選票，從而喊出口號“別的什麼都不需要，我們要我們民主黨的播客網紅！”

然而，他們不但沒有看到這屆選舉更多的年輕人因為兩黨爭相支援以色列而失去信任，根本沒有去投票，而且他們還不瞭解美國年輕人真正喜歡什麼樣的網紅，嫌棄同樣能吸引年輕男性的親巴勒斯坦親中的社會主義網紅哈桑-派克“太左”、“反猶”，從而轉向培養自己的“超級網紅”奧莉維婭-茱莉婭娜，而這位則毫不意外的在民主黨圈子外完全沒有收穫任何粉絲，“我們的超級網紅”夢似乎也以終結。

而同時，有一派的聲音似乎被建制派集體無視，那就是左翼民粹派系。伯尼-桑德斯在哈里斯敗選的當晚以一篇文章指出：“民主黨拋棄了工人階級選民，因此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工人階級也拋棄了民主黨。”而很多黨內激進派成員也指出，哈里斯在競選過程中實際上是在不斷右移的：

從宣稱要加大投資建立“世界上最強的軍隊”，到去尋求新保守派的支援，和本就不討喜的迪克-切尼家族一起競選，再到完全無視甚至敵視親巴勒斯坦選民聲音，蔑視打壓那些敢於抗議的人，民主黨似乎覺得，推舉一個毫無靈魂、毫無政策願景，只有所謂的娛樂明星站臺的候選人作為總統候選人是一個好策略——這簡直匪夷所思。

令美國左翼憤怒的是，民主黨似乎對這些問題視而不見，甚至還自鳴得意。雖然桑德斯和aoc在巴以衝突和更之前對民主黨建制派內部矛盾展現出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和對中國同樣不加思考的攻擊，讓人們很懷疑他們左的含金量，但是事實證明，民主黨建制派就連這一點的略微左傾他們都接受不了，這樣的策略毫無疑問會丟掉左翼的支援。

而在大選後，當左翼的批評聲如潮水般湧來後，民主黨又展現了他們的傳統藝能：先是無視，再是敵視。建制派民主黨人一開始便是滿口否認“民主黨拋棄工人階級”，在之後黨內批評聲加大（如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明尼蘇達州州長蒂姆-沃爾茲同樣也部分認為敗選原因與民主黨拋棄底層有關）後，便是一方面攻擊桑德斯等人，另一方面宣稱“託雷斯和費特曼的願景才是真正的支援工人階級，因為他們右轉投給了共和黨。”

同時在黨內，建制派寧願讓一個身患癌症的75歲老民主黨建制派當選眾議院監督委員會的議員，也不願意讓AOC進入民主黨權力圈，結果那位民主黨老人“不負眾望”的在當選4個月後就因癌症撒手人寰。而在此同時，對右移感到擔憂的建制少數派也開始警惕起來，開始希望民主黨在經濟上至少表現出左移，但是這些要求，都被不願改變甚至寧願右移的建制派打壓了下去，甚至選擇去支援“豐饒議程”這種難以落地且無法得到群眾支援的經濟規劃。

民主黨建制派為了不左移而開啟血腥內鬥的一個最大例子，便是他們如何搞掉黨內新星，2018佛羅里達州校園槍擊案倖存者大衛-霍格的。大衛-霍格在槍擊案後被民主黨建制派看中，培養成了民主黨建制派的新星之一，他的觀點也和建制派從巴勒斯坦問題到醫保問題亦步亦趨，直到今年二月，建制派民主黨為了展現自己有“新鮮血液”，推選他成功當選為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他上任後，並沒有要求民主黨激進左轉，他只是指出了民主黨某些現任議員年齡太大，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可以透過“背書年輕候選人”的方式成功新老換屆，而這個看上去毫無問題的提議，卻讓民主黨高層警鈴大作。先是暫停了他的副主席職權，接著在一段時間的“調查”後，宣佈了他因為不符合“性別多樣性”的原因，被開除出全國委員會。

這一場迅速且精準的清洗則是帶來了更大的爭論，許多和霍格一樣本沒有對民主黨建制派政治不滿，只希望政黨年輕化的媒體人和網紅，對霍格被開除和他被開除的原因表達了極大的失望，而他本人則在被開除之後逐漸左傾，直到本次選舉公然和民主黨建制派站在對立面，表達了對曼達尼的支援，並且上街給曼達尼拉票競選。一顆冉冉升起的建制派新星，就這樣掉落到了左翼激進派的懷中。

激進派的2026？

本次紐約市民主黨市長提名初選，被許多美國政治觀察家指出是決定民主黨未來走向的選舉。在民主黨在全國層面對外（特朗普）僵化，黨內衝突逐漸白熱化的當下，任何激進派和建制派的直接對決都會影響到民主黨未來選舉的走向。

在曼達尼勝選之後，美國民主黨各大媒體，包括之前強烈反對他的《紐約時報》和之前支援他的《國家》雜誌，還有諸如《今日美國》的中立民主黨媒體，都紛紛表達了一個相同的觀點：“曼達尼代表著未來。民主黨人應該擁抱它。”

《今日美國》寫到：“曼達尼的言論似乎激怒了民主黨人。他們不願承認，這種與超級富豪動機相悖的言論是成功的。”X上的曼達尼支持者則是更進一步，指出：“建制派民主黨要看好了，原來要讓支援巴勒斯坦的年輕人出來投票，只需要說出來自己支援巴勒斯坦就好！”

事實上，在以色列越來越不受民主黨年輕選民歡迎的今天，以色列也許真的已經變成了民主黨的“票房毒藥”，許多年輕人不是會因為民主黨支援以色列的傾向轉投共和黨，而是他們會直接選擇待在家裡拒絕投票，而這對民主黨建制派來說和轉投共和黨帶來的災害一樣危險。民主黨建制派顯然需要承認一個事實，那就是，即使是“白左”也並非是一定要跟著他們走的。

皮尤研究中心三月調查顯示美國人對以色列的負面看法上升率

曼達尼也的確成功的吸引了民主黨建制派在2024年大選裡沒能吸引到的人群：年輕白人男性在本次選舉中大幅度的偏向了曼達尼，而這個結果也對應了2016和2020年民主黨內初選大幅度偏向伯尼-桑德斯，被媒體叫做“桑德斯兄弟”的群體偏向。民主黨建制派尋找了半年多的“如何搶回白人年輕男性”的秘鑰，似乎就躺在他們最不願意看向的角落裡。

對於激進派來說，曼達尼的獲選也讓他們重提了信心，並且準備在2026年的中期選舉裡“大鬧一場”。許多激進派支持者把目光看向了民主黨的“反左派”，在這次選舉裡三番五次給科莫站臺的裡奇-託雷斯的眾議員寶座；而更激進的人則是要求“在初選中打敗傑佛里斯（民主黨眾議員領袖）或者查克-舒默（民主黨參議院領袖）！”

在民主黨緊鑼密鼓準備中期選舉的當下，建制派如果在黨內選舉中遇到突然的大面積的激進派挑戰，也許民主黨黨內的風氣就會被徹底顛覆。中期選舉不僅是對共和黨的較量，更可能成為民主黨“自我革命”的起點。

而曼達尼，也將作為“大蘋果城”歷史上的第三位“社會主義者”市長（前兩任分別為被許多人看做紐約歷史上最好市長，1934-1946擔任市長的菲奧雷洛-拉瓜迪亞（前期共和黨與美國社會黨雙黨籍，後期共和黨與美國勞工黨雙黨籍），和1990-1993的丁勤時（非DSA成員，但和DSA淵源頗深）），走向自己的左翼民粹革命征程。這不會是一條容易的道路，但是總歸給當下美國僵化的政治結構之中，增加了一點可能性與想象力。

所以，別看特朗普上臺之後一通瞎搞不斷丟失基本盤，好像讓民主黨抓住了機會可以翻盤一樣，實際上從本文就不難看出，民主黨在中期選舉前面臨的內部分裂危機還要位元朗普大得多。

畢竟特朗普再怎麼也是假民粹，而臺上的民主黨建制諸公連假裝一下民粹都萬萬不行。對於民主黨建制派來說，他們似乎很害怕破壞自己的“體面感”和“中產階級感”。長期以來，他們在討論的都是一種“後政治”，“非政治”的話語，試圖迴避現實之中的衝突。

特朗普之所以獲得了勝利，很大的原因在於他願意公開去討論政治，而不是假裝政治衝突不存在。所謂的歷史的終結，不過是特定時間點的幻象，如果繼續假裝維護這種體面，那麼最終，不可能得到足夠的支援。不過這樣的幻象，也並非是一兩個政治家導致的，是選民階級與政客共同完成的。但是幻象從來都不是永久的，當下的曼達尼他們，顯然比民主黨建制派諸公更願意承認事實的殘酷。

而對於新一代的美國，乃至於整個發達國家的左翼民粹支持者來說，曼達尼邁出的這一步是好的開始。但是接下來怎麼走，還有很多東西需要思考。雖然共和黨人和建制派民主黨人歇斯底里攻擊曼達尼的富豪稅政策顯得相當下作。

但縱觀歐美經驗，類似這樣的激進政策提出是一碼事，如何落實好是個更有挑戰的問題，曼達尼的政策如何落地，是對他極大的考驗。

而且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戰後歐美選舉政治體系中的激進左翼，歸根到底並非真正的激進，更不是第三世界意義上的左翼。各種看似激進的大搞福利和對富豪狠徵稅等政策，實際上是為了以一種透過促進內部更公平更團結的方式去維繫自身的發達國家地位，激進的福利政策又和這種對霸權地位的維繫一體雙關。畢竟，誰在臺上都要解決錢從哪來的問題。

曼達尼由於其出身和家學淵源，會比AOC這種靠著民粹作秀上位的白左對什麼是真正的左有著清楚得多的認識，但進入兩黨選舉政治遊戲中則是另一回事。畢竟不管兩黨哪邊的底層民粹，想的都是讓美國再次偉大，而不是真正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自己把自己從發達國家和霸權的位置上踢下來，才是歐美激進左翼真正從假變真的第一步。

讓我們祝曼達尼們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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