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思考關稅對出口的影響時，一個常見的維度是關注中方承擔了多少成本。這一觀點認為，中方承擔更多成本意味著中國廠商將被迫下調其產品價格，以對沖關稅帶來的成本上升。這會對我國出口總金額和企業利潤造成雙重衝擊。

上述觀點主要從價格角度出發理解關稅衝擊。但出口總金額由價格和數量共同決定。縱使中國廠商不降低價格，美國廠商在面對關稅帶來的更高價格時，也會減少對中國商品的需求量，進而從數量的角度影響我國出口。

基於以上考量，本文從美國對來自中國商品需求的價格彈性出發，測算了由稅率及對應的價格變動帶來的美方需求變化，進而從整體和商品層面估算了關稅政策對中美雙邊貿易影響的理論規模。此外，本文還將匯率波動因素考慮在內。

我們的測算表明，面對一定比例的價格上漲，美國廠商對中國商品的需求幾乎會出現同比例的下降。這就導致，美國自華進口總金額的下降的幅度將幾乎等同於稅率上升的幅度，不論中美廠商各自承擔關稅成本的比例如何分配。不過，若中方更多承擔成本，關稅將更多在名義GDP方面產生衝擊；若美方更多承擔成本，關稅將更多在實際GDP方面產生衝擊。在此基礎上，若匯率能夠完全對沖稅率上漲，則關稅帶來的痛感對雙方都最不明顯。而在匯率完全無法對沖稅率提高且美方完全承擔成本時，兩國將產生最強的痛感。

在此基礎上，我們認為理解美國加關稅的影響有三點含義：第一，我國承擔的關稅成本和關稅對我國出口的衝擊存在一個量價悖論。若所有的關稅都由美國承擔，對我國出口總量影響反而是最大的。第二，關稅對兩國的影響具有一定對稱性。我國對美出口降幅最大的情形恰恰對應著美國價格漲幅最高的情形。第三，當下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意味著，這一次的關稅影響有可能會大於上一輪中美貿易摩擦。

掃描文末二維碼可閱讀全文。

* 本文作者系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杜宇宸。本文版權歸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所有，未經書面許可，禁止任何形式的轉載、複製或引用。

”

對於關稅變化對中美貿易規模的影響，一個常見的思考維度是考慮中方承擔的成本比例。有觀點認為，若中國廠商承擔了稅率上升帶來的大部分成本，那我國對美出口單價將進一步下降，縮減我國對美出口總金額，並壓降中國廠商的利潤空間，對我國經濟造成多重衝擊。基於這一邏輯也有觀點認為，當前我國出口產品已足夠“物美價廉”，即使面對高額稅率，相較於別國產品而言我國仍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因此，美國會繼續選擇進口中國商品，而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稅帶來的成本上升將大機率由美方承擔，屆時僅會對我國產生較為微弱的衝擊。

對此我們認為，思考關稅對我國的衝擊有多個維度，中方承擔的成本比例僅是其中之一。美方負擔的關稅成本會透過其中國商品需求的價格彈性轉化為對中國商品需求量的下降，從量的角度衝擊我國出口和經濟執行。這一影響同樣值得重視。

因此，本文從美國對來自中國商品需求的價格彈性出發，測算了由稅率及對應的價格變動帶來的美方需求變化，進而從整體和商品層面估算了關稅政策對中美雙邊貿易影響的理論規模。同時，本文也將匯率波動的因素考慮在內，探討了不同程度的匯率對沖效果下，關稅衝擊對我國對美出口和經濟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討論的所有影響和衝擊均集中在貿易領域直接的影響。價格波動對出口廠商經營造成的擾動、匯率波動對其他領域的的溢位效應，以及轉口貿易等其他緩衝器的作用均會對經濟產生複雜影響，這些間接的影響並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必須指出，間接影響的程度未必小於直接影響。

美國對華加徵關稅的一些基本事實

自年初美國新一屆政府上臺以來，其關稅政策迅速從競選承諾轉化為實際行動。在2024年的總統競選過程中，當時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曾反覆強調中美貿易逆差問題，並承諾透過強硬的關稅措施來重塑雙邊貿易關係。其競選期間曾明確表示，如再次當選，將對中國輸美商品徵收最高可達60%的懲罰性關稅。這一承諾在其當選和就職後就迅速得到落實：2025年2月1日，美國總統在就任僅12天后即簽署行政命令，宣佈自2月4日起對中國進口商品額外徵收10%的關稅；緊接著，在3月3日，美國政府進一步將這一額外關稅稅率提高至20%，自次日生效。這些政策的宣佈和落實距美國新一屆政府上臺僅過去了不到50天。

更多的潛在關稅措施正在醞釀中。除目前已落實的對華關稅政策外，美國總統在2025年1月20日就職典禮當天曾簽署《美國優先貿易政策》行政令。該行政令要求各聯邦機構在4月1日前完成對美國貿易和經濟政策的全面審查，其中包含中國履行2020年貿易協議的情況，以及對800美元以下小額包裹關稅豁免政策的評估。隨後，美國總統於2月13日簽署了一份關於互惠貿易和關稅的備忘錄，旨在透過對等關稅的措施來打擊其認定的非對等貿易行為。之後，美國總統表示，已決定於4月2日開始實施對等關稅政策，即無論各國向美國徵收多少關稅，美國都將向對方徵收相同的稅率。

迅速且劇烈是本輪美國對華加徵關稅的突出特徵，這與上一輪貿易摩擦形成鮮明對比。如圖1所示，在2018-2019年的上輪中美貿易摩擦過程中，美國透過四個301調查清單以及201調查和232調查，逐步將其對華進口商品的加權平均稅率從約3%提高至13%左右，累計上升約10個百分點。然而，這一提升過程從調查開始到關稅實施幾乎跨越了現任美國總統的整個第一任期。但是，現在美國總統在其第二任期的50天之內就對華加徵了20%的額外關稅，不僅實施速度遠超上輪貿易摩擦，而且力度也更為猛烈。更為重要的是，基於新一屆美國政府已公佈的政策路線圖和時間表，4月1日各部門審查期結束後，美國對華加徵的關稅稅率很可能進一步攀升。

資料來源：USITC，CF40研究院

注：2025年1月前資料計算自USITC，2-3月為1月稅率基礎上分別增加10%和20%。

估算稅率提升對

中美貿易規模的整體影響

從理論上看，稅率變化對中美貿易規模的影響由兩個方面決定：進口價格和進口數量。在關稅上升的情境下，中美雙方廠商通常會分擔這一額外成本壓力，但承擔方式存在本質差異：中國出口商承擔的部分將透過稅前價格下調直接體現，而美國進口商承擔的部分則表現為含稅價格上升，進而透過價格彈性機制影響進口需求數量。因此，美國對華商品的需求彈性和中美雙方的成本分攤比例是理解關稅衝擊影響的兩個關鍵變數。

舉例說明這一傳導過程：假設美國對華商品關稅稅率上升20個百分點，且中美廠商各承擔一半成本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出口商可能會選擇將稅前出廠價格下調10%以維持市場競爭力，而美國進口商則面臨含稅價格上升10%的局面。此時，美國市場對中國商品的需求變化將取決於其價格彈性。若這一彈性的絕對值為1.5，則10%的價格上升將導致需求量下降15%，伴隨10%的單價下降，美國自華進口總價值最終將下降23.5%（10%+ 15%* (1-10%)）。

在下文的分析中，如無特殊說明，我們均在美國對華商品關稅稅率上升20個百分點的情形下討論關稅對我國的影響。

對於美國對中國商品需求的價格彈性，我們利用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公佈的貿易資料，提取了2017-2024年間HTS 10位碼層級的商品月度數量(Unit of Quantity)和加徵關稅後的價值(Landed Duty-Paid Value)資訊，計算得出各商品的單位含稅價格時間序列。在此基礎上，我們以各個商品單位含稅價格為解釋變數，對美國自華進口數量進行固定效應迴歸分析，並控制產品和時間這兩個變數。模型中對解釋變數和被解釋變數均取對數形式，使得迴歸係數可直接解釋為價格彈性。

表1的迴歸結果顯示，美國對中國商品需求的價格彈性為-1.08。即當美國自華進口商品的含稅價格上升10%時，將導致進口數量下降約10.8%。換句話說，價格的上漲幾乎會換來美國需求量等比例的下降。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自華進口總金額的下降幅度將幾乎等同於稅率上升的幅度，不論中美廠商各自承擔關稅成本的比例如何分配。

舉例說明這一結論：若中方承擔全部關稅上漲帶來的成本壓力，中國出口商將被迫降低稅前價格約20%以保持市場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進口商面臨的含稅價格保持不變，因此進口需求數量也不變。最終結果是美國自華進口總金額下降20%，完全源於單價的下降。

若美方承擔全部關稅上漲的成本壓力，中國出口商維持原有稅前價格不變，而美國進口商面臨的含稅價格上升20%。根據我們估算的彈性係數（-1.08），這將導致進口需求數量下降約21.6%。雖然單價不變，但數量的大幅下降使得進口總金額減少約21.6%。

若中美雙方平均關稅成本，即中方透過降低稅前價格承擔10%，美方透過接受含稅價格上升10%承擔另外10%。在這種情況下，10%的含稅價格上升將導致進口數量下降約10.8%，結合10%的單價下降，最終美國自華進口總金額將下降約19.7% (10%+(1-10%)*10.8%)。

這一結論表明，20%的關稅上升可能導致接近20%的美國自華進口規模收縮。也即，在20%的關稅衝擊下，我國對美出口或將下降約6000億元，對GDP的拖累接近0.5個百分點。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美廠商對關稅成本的分擔比例完全不重要。在中方完全承擔成本時，我國對美出口的下降是價格因素主導；而在美方完全承擔成本時，我國對美出口的下降將會是數量因素主導。前者更多影響名義GDP，後者更多影響實際GDP。同時，前者會透過壓減企業利潤空間等途徑對經濟產生影響；而後者會直接降低企業的收入，進而波及經濟的其他領域。因此，觀察不同行業間中美廠商對關稅成本分擔比例，對於理解關稅對我國經濟產生衝擊的形式與具體路徑同樣十分關鍵。

估算稅率提升對

各行業貿易規模的影響

對於不同行業間受關稅衝擊的差異性影響，我們將基本參照上文，從美國對華商品需求的價格彈性和中美廠商對關稅成本的分擔比例兩個維度出發。

首先，我們參照上文估算美國對中國商品需求的價格彈性的方法，對所有商品按大類行業進行分組迴歸，以觀察不同行業間的彈性分佈的差別。

如圖2所示，美國對中國各大類行業商品的需求彈性整體分佈在-0.8至-1.3區間，其中接近半數商品展現出相對較低的價格敏感度。具體而言，美國自華進口規模最大的機電產品（第85章）需求彈性為-0.97，第二大類別機械裝置（第84章）的彈性為-0.84，而這兩類商品的進口規模佔到了2024年美國自華進口總額的45%左右。這意味著對於大部分美國自華進口商品而言，美國對其價格敏感度較低。此外，需求彈性絕對值小於1（即價格敏感度相對較低）的其他主要行業包括傢俱（-0.87）、運輸裝置（-0.84）、皮革製品（-0.96）、光學裝置（-0.97）、鞋類（-0.99）和動物產品（-0.99）等。

與此同時，另有多個行業表現出較高的需求彈性，意味著這些領域在面對價格上升時，美國採購商轉向其他來源國的可能性顯著增加。例如，塑膠橡膠產品和金屬製品的需求彈性相對較高，分別為-1.26和-1.24。而這兩類商品合計佔美國自華進口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