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我們身邊颳起了一陣韓語文學閱讀的旋風。不僅有新晉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韓江，還有一群來自不同世代的韓國作家，尤其是女作家，比如申京淑、崔恩榮、趙南柱、孔枝泳。在這個閃耀的作家群裡，另一個無法被忽略的名字就是金愛爛。
1980年，金愛爛出生在韓國仁川，是「好味」刀削麵館家的女兒。大學時期，她發表了第一篇文章，之後20年裡，不斷有作品出版，至今已出版4本短篇小說集、兩部長篇小說，作品獲得過《韓國日報》文學獎、李箱文學獎、大山文學獎。
在韓國，金愛爛有一個外號叫「都市生態觀察員」，她非常會寫人的貧窮，寫城市化程序中那些邊緣人，寫人們如何在最有限的條件下生存。短篇《三十歲》裡，她寫為公務員考試堅持8年的女孩，「一想起姐姐在狹窄黑暗的隔間裡埋首於錯題，獨自老去的青春，我的心就好痛」。《聖誕特選》裡，寫因為貧窮而合租的兄妹，哥哥住在閣樓上，總是提心吊膽，害怕女友離開——不是因為變心，而是因為（爬樓）「腿有點兒疼」。
她寫合租的女孩們，能聽見隔壁每個房間的聲音，寫首爾地下室裡的潮溼，拆遷區公寓裡的蟲子，自炊房裡不體面的噪音，只有筆記本大小的窗戶，寫女孩第一次用音箱聽歌，發現「優質音箱傳出的聲音不是音樂，而是建築。甚至不是普通建築，而是大教堂」。在一篇散文裡她寫道，「以前的作家關心的是天空，我可能關心的是這個國家的天花板，寫溫暖的便利店，寫逼仄的堂屋和考試院。」
這種書寫與金愛爛的成長經歷相關——她生長於韓國農村，在刀削麵館裡，她知道了何為勞動，看到了各階層的人們。大學後她到了首爾生活，住過自炊房，去過考試院，她觀察鷺梁津的年輕人，遍佈的考試院裡，她發現，「這裡離開的人比留下更多，不論什麼東西，都要『又便宜又快』才能賣得好，所以這裡也是一個散發著荒涼氣息的地方。」她開始體驗消費與都市生活，「每天都在痛飲城市」，也見證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韓國人的艱難求生。
與許多韓國作家一樣，金愛爛身上有強烈的社會性與政治性。關注個體如何在都市社會中生存，也關注韓國社會的重大事件與歷史變遷。2014年韓國的「世越號」沉船事故後，像許多韓國民眾那樣，她覺得受到了傷害，需要被治癒，在這個階段，寫作幫助了她。
2022年，出於對她以及她作品的好奇，《人物》開始約訪金愛爛，終於在2024年底等到了她的回覆。她的回答也像她的小說一樣，溫柔、真誠、不躲閃迴避，就像出現裂痕的瓷器裡流出的光。
她談到了自己的創作歷程：小學時因為被老師鼓勵而愛上寫作；無論是在刀削麵館長大的經歷，還是在大城市生活的經歷，那些觸碰到肌膚的「時代空氣」，都是她的寫作養料；她每個時期的作品，都包含了人生的一部分；婚姻讓她學會與具體的人一起生活，丈夫是她的第一讀者；而此刻，因為父母的老去，她開始更多關注養老與照護問題。
她也談到韓國作家這種寫實的傳統——這與韓國百年來的歷史相關，這培養了人們的敏感，但這種情緒，不是「恨」，而是可以穿越痛苦和絕望的「情趣」，是把悲傷昇華為笑聲的文化。對作家來說，和鬥爭一樣重要的，是不知疲倦。
我們也談到了很多讀者會感興趣的問題：具體來說，她每天是如何寫作的？她怎麼理解女性主義？怎麼看待中國和韓國的年輕讀者？最後一個好訊息是，她最新的長篇小說《其中一個是謊言》即將在中國出版，還有一本新的短篇小說集，也將很快與我們見面。
以下是《人物》與金愛爛的對話：
文｜林松果
編輯｜槐楊
翻譯｜徐麗紅
「如果某個故事讓我感覺太舒服，我就會搖搖頭」
人物：你說過，「以前的作家關心的是天空，我可能關心的是這個國家的天花板，寫溫暖的便利店，寫逼仄的堂屋和考試院。」寫這個國家的天花板，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的想法？為什麼天花板下的空間如此重要？
金愛爛：當時我們年輕一代的「故事口袋」相比於前輩作家來說過於貧乏，而這種說法，或許是一種自我辯護吧。我還有一種強烈的想法：這裡雖然只有兩三坪（在韓國，「坪」是一個計量單位，約等於3.305平方米），空間狹窄，可是仔細觀察，這裡也有我們的故事不是嗎？小說中人物停留或離開的「空間」，至今依然是我關注的重要主題。在即將出版的新短篇小說集裡，這種關注也會持續下去。
對我來說，小說中人物的立足之地，那個空間的性質和價值，總是讓我感覺很沉重。在那裡發生的交換、遺漏和政治，也是我一直關注的內容。年輕時，我偶爾會感覺自己的故事很渺小，可是現在不會了。即使小小的故事，只要長期寫下去，也許會像一點點繪製的天空那樣，逐漸變大。
人物：更具體一點來說，你的很多故事都在寫都市天花板下的貧窮。為什麼貧窮會成為你小說裡如此重要的成分？
金愛爛：我對人類在生存基本條件下的選擇和內心感到好奇。當然，這些問題也包含了我對自己所處生活環境的疑惑。我在想，怎麼能夠在不放棄文學的社會性的情況下，又能避免把人物困在這種社會性之中呢？以前我寫故事時，從沒想過為誰代言，為誰發聲，只是專注於書寫我熟悉的故事。而現在，即使面對我不太瞭解的事情，我也會懷著必須瞭解的心態、學習的姿態去接觸它。
人物：你說你寫的是「獨屬你我時代的小故事」，怎麼理解這個「小」？好像尤其最近這些年，我們意識到私人敘事、個人的生命史同樣重要，甚至是更重要，在你的創作中，這個方向是怎麼逐漸清晰的？
金愛爛：現在我依然關注小人物和小故事。對我來說，這種「小」並不僅僅意味著敘事的技巧。長篇也好，短篇也好，我喜歡故事「變大」的瞬間，「膨脹」的瞬間。因為這代表的不是故事的數量，而是故事的意義變得重大。同樣的道理，我在解釋自己作品的時候，也儘可能不使用過於龐大和冠冕堂皇的說法。就像作為作家，我更喜歡「興趣」或者「好奇心」這樣的詞，而不是「使命感」。我認為，重要的並不是某篇小說是宏大敘事還是個人敘事，而是這部作品是否真誠。
人物：讀者給你的評價是「韓國都市觀察員」。但就像你之前說過的：有時候不是「溫暖的」語言而是「準確的」語言，更能靠近我們的痛苦。要做到準確，要付出哪些努力？
金愛爛：我也並不每次都成功，反而更常失敗。與其說是「我要寫出準確的文章」，不如說是以「我隨時都可能出錯」的心態去面對。在這種情況下，我給自己提的問題是：「除了我已經知道的事情，我有沒有關注其他？」特別是，我儘量避免讓自己墜入「正確的話語」的陷阱。正確的話語，僅僅因為正確，而無法讓故事擴大，常常停留在原地。有些話僅僅是因為它被結構化、敘事化了，所以看起來像事實。所以我既是創作故事的人，同時也在努力與這種「敘事化衝動」做鬥爭。如果感覺某個故事讓我感覺太舒服，我就會搖搖頭，翻個身，看看是否需要重新審視它。
受訪者供圖
人物：今天的城市生活其實挺無聊的，人和人的關係發生在聊天軟體對話方塊，場景就是辦公室或者咖啡館，但我們確實需要現實主義小說來完成對充滿變動和碎裂的生活的敘事。作為一個小說家，如何在這樣一個變動的年代，找到真正重要的東西，完成自己的敘事？
金愛爛：我首先想到的是近來人們最喜歡使用的社交媒體，像Instagram和YouTube這樣的一人媒介，其中有無數個「我」的身影。當然並不是所有內容都是這樣，但每當看到這些帖子時，我都覺得「現在真的是第一人稱主人公視角的時代啊」。然而，儘管世界上有這麼多的「我」，為什麼社會幸福感卻沒有提升？自我迷戀與自我疏離為何會共存？這個問題也常常一起出現。這種時候，我們如何才能與第二人稱、第三人稱的世界健康地交往呢？我認為，閱讀和文學可能是其中的一個答案。
人物：譯者薛舟老師談過，你的作品在中國的流行有個時差問題——你寫韓國年輕人的兩本短篇小說集，寫作於十多年前，卻映照了今天中國年輕人的生活。有些人會說，這是你的作品在中國流行的原因之一。對年輕讀者們，你有什麼話想說嗎？
金愛爛：不僅中國讀者，韓國的年輕人們也對我早期作品中的人物有深切共鳴。這並不是因為我寫出了超越時代的作品，而是因為時代並沒有變。有的問題，尤其是性別問題、氣候危機、動物權利的意識……這些方面雖然和過去相比有所進步，但像居住問題，仍然停滯不前，甚至越來越糟糕。這樣的時刻，我認為我們需要的是一起成長的敘事，而不是獨自逃脫。
人物：2019年你來中國時說，之前也參加過不少這樣的活動，但從未像中國這樣，有這麼多年輕讀者參加，年輕人全都真誠地傾聽，表現出強烈的關注。可以談談你對中國讀者的印象嗎？在你看來，中韓兩國年輕人的關注點有什麼不一樣？
金愛爛：聽說古典音樂領域裡也在發生同樣的現象——亞洲的「年輕」觀眾，正在為各國演奏者帶來力量。一部作品能夠被所有世代所喜愛，對於創作者來說，當然是至高無上的喜悅。尤其是得到年輕一代的擁護，彷彿賦予作品更多的活力和生命力。
如今，受到國際化和資訊化的影響，中、韓年輕人之間的情感距離，似乎比以前更為貼近，年輕人所處的環境、面臨的苦惱，也有相似的一面。不過，我們要想更加真誠地理解彼此，不僅需要突出各自優點的影像作品，也需要接近能夠讓人對其他方面進行思考的文字媒介。因為真正的朋友不僅僅要分享快樂，還要坦誠秘密、羞恥與煩惱。
人物：這幾年我們讀到了一批韓國女作家的作品，這些作品中強烈的女性意識在世界範圍內都引起了迴響。你說過，女性主義在成為「素材」之前，首先是一種「世界觀」，作家們以這種世界觀為出發點，書寫各種各樣的故事。同時很多韓國女性選擇不婚，出現了4B運動（不約會、不上床、不結婚、不生育），我們該怎麼理解韓國女性今天的生存狀態？你覺得今天的女性可以如何對抗或者減少被磨損？
金愛爛：2023年我參加了阿聯酋的書展。飛行途中，我看了事先儲存在筆記型電腦裡的電影《布魯克林》。影片中出現了留在故鄉的「姐姐」和去往城市迎接新世界的「妹妹」。看電影的過程中，我不僅感動於妹妹與從前的世界艱難告別的意志和努力，同時也為姐姐獨自留在家鄉照顧老母親的義氣和孤獨而傾心不已。通常來說，這對姐妹，或者說兩個年代的人很容易互相誤解，或者討厭對方吧？所以我以後在自己的作品中，在刻畫「女性」的時候，也會努力對兩個群體都給予理解，傾注同樣的感情。
我記得在阿聯酋說起這件事的時候，一位身穿阿拉伯傳統服裝的年輕女性，在圖書館裡露出了寧靜的微笑。雖然看不到嘴角，但人的微笑不僅僅透過嘴巴，還可以透過眼睛呈現。那種安靜卻真摯的共鳴氛圍，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藉助這段記憶，我也會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式和節奏，去刻畫女性人物。
人物：我們聽說，在韓國讀者裡，「愛爛」是一個形容詞，年輕人們會彼此打趣說，啊，你好「愛爛」啊！談話雙方都會明白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你知道這個情況嗎？你跟韓國讀者之間，有沒有什麼有意思的故事可以分享？
金愛爛：這我還是第一次聽說。是因為我的名字裡有「愛」而產生的形容詞嗎？無論如何，只要沒有不好的意思就行。（笑）
圖源網路
「我記得餐館裡進進出出的各行業、各階層的客人」
人物：可以談談你是怎麼開始寫作的嗎？
金愛爛：我第一次感受到寫作的樂趣是在小學二三年級。那時，我們班同學必須每天向老師提交日記。老師看完之後會留下簡短的評論，通常是一兩行，偶爾也會更多。我非常喜歡閱讀老師寫的評論，有時會為了獲得老師的「回覆」，而更用心地寫日記。那時候的我，似乎隱約意識到「寫作」是一種對話，一種書信，也是一種「交流」形式。那種等待、喜悅和興奮，一直引領著我走到今天。
人物：你大學就開始發表小說作品，又是在什麼時候有了確信，自己可以把寫作當做職業？
金愛爛：其實直到現在，我也沒有完全確信，自己可以僅憑寫作為生。當然，如果可以的話，那是最好不過了。正如以前我在某篇隨筆中寫的，「對我來說，寫作和閱讀不僅僅是職業或興趣愛好，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即使失去了職業層面的意義，我也不想放棄這種生存方式」。這種想法始終未曾改變。在成為職業之前，寫作首先是一種生活技藝，這對我來說彌足珍貴。
人物：很多中國讀者談到你的作品時都會講起，小說裡那種冷峻的溫度、對社會描摹的冷靜和精確、心智的成熟，這些特點在你很早期的作品裡就已經顯現，這更多來源於你的成長經歷還是天性？
金愛爛：這似乎和我的成長經歷有更大的關係。小時候，我生活在農村，大學時獨自搬到大城市生活，這段經歷對我的早期作品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我親身經歷的每一件事，都鮮活地刻在了我的記憶中。當時我的學習也不算深入，各方面都缺乏智慧，但是對於碰觸到肌膚的時代空氣，我「全盤」吸收，並儘可能真實地表達出來。也許正是這種真實感，獲得了很多人的共鳴。
人物：從小在麵館長大，對你後來的寫作有什麼影響？
金愛爛：我從小在餐館裡長大，居住的空間和店鋪是連在一起的。那是母親經營了二十多年的刀削麵館。在那裡，我很早就自然而然地接觸到了父母勞動的樣子，看到他們日復一日辛苦地勞作，也體會到了生活的勞累與艱辛。同時，我也目睹了手握經濟大權的女性，自信驕傲的樣子、樂觀的精神。我記得餐館裡進進出出的各行業、各階層的客人。當時，我對這種環境有點兒不滿，但現在回想起來，作為作家，我覺得自己從中繼承了非常寶貴的財富。
人物：作為作家，你在什麼樣的環境裡工作？你說和後輩一起租過工作室，但總的來說，寫作是一個孤獨的工作嗎？
金愛爛：在那之後，我也租過好幾次工作室，可是都沒有停留太久。現在，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家裡工作。需要透透風的時候就去圖書館或咖啡廳。寫作無疑是一項孤獨的工作，不過別的勞動不也是一樣嗎？寫作不僅僅是孤獨，還會送給我們一份禮物，就是「清淨的孤獨」。在那個時刻，我會感覺自己處於一種既與「生活」無關也與「創作」無關的狀態。
人物：你在一篇文章裡說，自己是「膽子小」的人、容易緊張的人、聽到別人的故事會心痛的人。這樣一個人要成為作家，性格里哪些東西會幫助到你，哪些東西會成為阻礙？
金愛爛：我說過這樣的話嗎？很久以前寫的，記憶已經有點模糊了。實際上，每個人和心目中的自己並不一定完全一致。隨著時間的流逝，「自我理解」也在持續發生變化。我認為「無論什麼性格的人」都可以成為作家。與其說我性格的一部分對寫作有幫助，倒不如說是成為作家之後，我的性格變得更好了。其中，最值得感激的就是我養成了「反思」的習慣。在當今這個講求「速度」和「判斷」的時代，沒有什麼比反思能力更重要了。我並不是一個特別有平衡感的人，我知道，如果不是因為寫作和閱讀，可能我也會在草率判斷和偏見中感到自在。因此，我儘量培養自己「再思考」的習慣。
人物：讀你的書，從《奔跑吧，爸爸》到《外面是夏天》，好像也跟隨你長大了一回。看到一位女性的前半段生命歷程：從麵館裡的原生家庭，到住在大城市自炊房的大學時代，再到進入職場、結婚、經歷失去……作品主題的變化，跟你自己的生命歷程有怎樣的關係？
金愛爛：事實上，每個階段創作的小說，都融入了我人生的一部分。有時，透過把生活轉化成故事，我也會有一種「重新體驗人生」的感覺。即使是同樣的主題，隨著年齡增長，也會有不同的詮釋，從而讓我的人生出現了多個版本，這讓我感到喜悅。隨著我和父母年齡漸長，我開始對「照護」問題特別關注。我也希望能夠跟那些近20年來一直追隨並閱讀我小說的朋友們，以差不多的速度體會「生老病死」。
金愛爛宣傳新書《其中一個是謊言》活動照圖源網路
人物：我曾經見過一位中國的女作家，她說20歲時喜歡寫科幻小說，後來慢慢開始寫女性主義的小說，轉折點就是結了婚，「真正陷入了生活的泥沼」。對你來說婚姻意味著什麼？從20歲到40歲，你的創作又發生了多大的改變？
金愛爛：對我來說，結婚最大的意義是「獨立」。透過婚姻，我學會了與他人，不是「抽象和觀念上的遙遠他人」，而是和我非常親近的他人，與具體而實際存在的他人一起生活的方法。如今，我的伴侶是我最珍貴的第一讀者，也是我最堅定的支持者。我們一起書寫「人生」這本書，或許直到生命的終點，我們都會是彼此故事的傾聽者，始終注視著對方。
人物：你談過自己的變化：如果早期作品的溫暖是從樂觀中發出來的，那麼現在的溫暖，是「走過了生活中感覺到的失望與懷疑之後深藏的一抹溫暖」，這更珍貴，「因為前者是我已經有的，後者是我守住的」。這種變化會怎麼影響你的創作，會影響它的溫度和顏色嗎？
金愛爛：像你說的那樣，我的作品正在從「悲觀」轉變為「樂觀」。疫情之後，我開始傾向於麗貝卡·索爾尼（美國作家，代表作《浪遊之歌》）說的「無論悲觀，還是樂觀，都只是確定性的一種形態」。我意識到這種「確定性」有時會妨礙我們的某種決定和選擇。儘管如此，我依然固守著某種希望。這並不是因為它是一個「簡單而正確的答案」，而是因為這是一個「困難的答案」，它在某個瞬間展示出了人的尊嚴，就像出現裂痕的瓷器裡洩露出的微光。
人物：我們還很好奇的是，你的故事結局常常是卡住的，人物停在了某個瞬間、某種彷徨的情緒裡，進退失據，為什麼會是這樣？
金愛爛：我經常在苦惱，應該在哪裡給故事畫上句號。有時候憑藉直覺，有時候透過技巧，不過除了刻意追求美學愉悅的小說之外，我一般會帶著「在這裡結束顯得比較鄭重」的感覺去寫。尤其在以同時代事件為背景的小說中更是如此。比如在短篇小說《立冬》中，故事以夫妻倆拿著桌布的場面結束。問題並沒有在那裡消失，也沒有解決。有時，我覺得某種救贖或解決，對於人物來說會是一種冒犯，因此我會更小心謹慎。
人物：你也說過，寫小說收集資訊並不難，但醞釀情緒卻不容易。作家總是會寫到跟自己完全不一樣的人，寫到男性、父親、建築工人、喜歡狗狗的人……這些陌生細微的情緒，要怎麼才能準確抵達？
金愛爛：我在寫小說時也是煞費苦心。和敘述某個人的「資訊」相比，更難的是想象那個人的「心情」。因此，我有時會進行採訪，努力取材，但還是經常不能如實地刻畫出人物。在一些小說中，這種失敗的痕跡清晰可見。即使是我自己塑造的人物，我也儘量避免對他們進行預先評判，而是慢慢地進入人物的內心。有時我會檢討，是不是更加專注於為作家身份的自己辯護，而不是理解這些人物。
圖源書籍《滔滔生活》
「我們需要更多的作家」
人物：2014年韓國發生了「世越號」沉船事故，你的一些作品也是在該事件之後創作的。你說自己感覺受到了傷害，也需要被治癒，於是透過寫小說來治癒自己。「被傷害」是一種怎樣的感受？
金愛爛：最重要的是，親身經歷了死亡的「現場直播」，會有更強烈的無力感。生命就在我們眼前，但我們卻不能將其從水中救起。傷害不僅僅來自死亡，還來自哀悼過程中受到的干擾和侮辱。但雖然世上存在暴力，也有很多人做出不同的選擇——比如在自己的傷口還沒有癒合的情況下，依然前往全國各地發生類似慘事的現場，為其他遺屬唱歌的世越號合唱團的成員們。看到這些人時，我認為，我們能夠以更認真、更美麗的方式呼吸的方法之一就是「唱歌」。也許，長久以來，文學也在做類似的事情。我就是從這些文學作品中不斷學習。當然，也從遇難者家屬身上學習到了很多。
人物：韓國作家們非常關切現實，有直接記錄社會事件的非虛構作品，也有從社會現實出發的小說作品。你怎麼看待作家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在韓國，作家們怎麼看待自己的責任？這樣一個關切現實的作家群是如何出現的？
金愛爛：大部分作家對時代氣氛反應都比較敏感，只是在作品中的表現方式不同而已。過去的一百多年裡，韓國人經歷了多個歷史階段，在這個過程中，「社會」與個人形成了無法分割的關係。我最近關注的問題，就是解決和化解這些衝突的方法。
我想起韓國小說家黃晳暎老師在幾年前的一次演講中說過的話：「很多人認為，我們的固有情緒是『恨』，其實這是日治時期，日本美學評論家提出的概念。」他又補充說：「我們的固有情緒是『情趣』，情趣是可以穿透痛苦和絕望升騰起來的情緒。」就像韓國的葬禮文化「達西來吉」（編者注：踏地起舞，韓國全羅南道珍島地區的一種葬禮風俗，是為安慰喪主而表演的一種歌舞劇。在葬禮前一天晚上，村民們聚集在喪家，用歌曲、舞蹈等形式緩解喪主的悲傷）一樣，我們有將悲傷昇華為笑聲的文化。在最近的韓國政治集會中，我也發現了情趣和幽默的要素，再次想起了黃晳暎老師的這番話。
真相併非只有一種傳遞方式，我們需要多位作家。即便不是直接的聲音，作家也會以不同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根植於作品之中。然而，在任何情況下，有件事和鬥爭一樣重要——那就是不知疲倦。這種時候，或許這種「情趣」會給我們提供很大的幫助。
人物：你的第一部短篇小說《奔跑吧，爸爸》是少年人試圖理解父母的故事，新長篇是少年人之間彼此理解的故事，「理解他人悲傷和傷痛」。同樣是少年人的理解，中間發生了什麼變化？這跟你這十多年裡自身的變化有關係嗎？
金愛爛：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說《奔跑吧，爸爸》裡的少女，其實對自己的父親（起源）充滿好奇。同一本書中收錄的《誰在海邊隨便放煙花》裡的少年也是如此。孩子們不斷向大人追問自己出生的瞬間。不過，畢竟都是很久以前的作品了，在我的記憶中，也只是「透過想象或幻想，一個孩子克服自身缺失的故事」。最近重版《奔跑吧，爸爸》，我突然意識到，「啊，這其實是一直聽媽媽故事的『傾聽者』變身為『敘述者』，直到後來演變成為對自己創作的故事進行重新解讀的故事」。
同樣的道理，回顧過去歲月裡我自身的變化，似乎也經歷了從「敘述者」到「批判性敘述者」的過程。因此，這次的長篇小說中，人物們一開始專注於自己的傷痛，但後來會開始關注他人的悲傷和痛苦。與一般人的看法不同，更近似於「所謂成長，是我變得更渺小的過程」，「我變小了，世界變得更大了」（來自評論家全承民）。
人物：同樣是在《奔跑吧，爸爸》的後記裡，你寫到，不期待文學成為自己的信仰，「但我希望，小說裡的某種正直，能夠屬於我。」20年過去，你怎麼看待當時自己的這句話，對今天的你來說，正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嗎？
金愛爛：如果小說只有一種面貌，那麼我不會在這麼多年之後依然喜歡讀小說、寫小說。時而調皮，時而殘忍，時而莊嚴，時而輕快，這就是小說，擁有多張面孔的文學。我熱愛文學的多張面孔。「正直」是其中之一，而不是全部。不過，只要我仍然能夠遇到那些真誠的文章，我會感到高興。
受訪者供圖
（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張海香老師為此次訪談提供的慷慨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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