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然，想當偵探的戛納入圍導演

李蔚然

李蔚然是居住在柏林和北京的中國電影人、作家和喜劇演員。她曾經參與柏林天才專案、柏林Nipkow專案，IDFAcademy 專案並且是歐盟獎學金獲得者。李蔚然擁有DocNomads 的紀錄片導演碩士學位和曼徹斯特大學戲劇和電影研究榮譽學士學位。在過去的 10 年裡，她生活在歐洲、南美和亞洲的各個國家，嘗試不同的藝術形式。她的電影曾在IDFA、TIFF、銀眼獎等獲獎並放映。她目前正在製作她的首部長片作品《The Two Mountains Weighing Down My Chest》和小說《朦朧的浪漫》。

《我在家中逐漸消失》觀影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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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CathayPlay華語藝術電影

CathayPlay:感謝您參與我們的採訪，我們今天主要聊一下您的第一部紀錄短片《我在家中漸漸消失》然後會延伸到您最新的片子《在水一方》。我想問一下您創作《漸漸消失》的契機是什麼？什麼想讓您記錄回鄉的過程，然後拍成一部影片？

李蔚然:其實我拍這個片子是很早以前了，19年年底吧。當時我還在上學，在讀紀錄片導演的研究生。我們研究生是每個學期在不同的地方拍作業，有在里斯本，也有在布達佩斯。然後當時是在布魯塞爾吧。我在布魯塞爾那個學期作業我就怎麼也做不出來，就是很堵。所以我當時心情特別特別不好，我當時就想遠離布魯塞爾回北京待一段時間，所以我當時看到了一個特別便宜的機票，9天才4000塊錢，所以我就訂了。

我當時就帶著我的相機，就回國了。我記得我當時對紀錄片有一種很撕裂的感覺。因為我當時已經上學一年半了，但是每個學期的作業都做不好。因為我要就是和真人接觸，然後去拍攝它。別人都拍的很入神，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無法抓住主角私密的空間。所以我當時就想回家了，一開始我其實只是想試一試我的相機，所以我在回家前兩天的時候就把相機一直襬著，所以無意間拍了很多家裡的內容。然後我就覺得，拍的這個東西反而比較有意思，所以我就繼續這麼進行下去了。然後我就這樣拍了9天。當時也沒有想過這個東西可以拍成一個真正的短片，但是就想記錄一下，再加上試試我自己的新相機。結果拍完之後，我回到比利時，把我所有的東西組合在一起給老師看之後，老師就說，其實你這個應該是一個片子。所以我才把它剪下來，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個巧合吧。其實這個短片對於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在做這部片子之前，我一直在試著想拍一個好的紀錄片，就是覺得紀錄片怎麼樣好就怎麼去拍，學別人怎麼拍。但是這個短片之後，我發現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拍攝方式，有自己看待藝術作品的角度。所以之後我就更專注於自己想做什麼了。

CathayPlay:聊到片子本身，我認為這部片子是一個非常回歸紀錄片的本真的片子，它記錄了生活中那些有戲劇性和靈氣的瞬間。因為片子是您自己攝影，也有親朋好友的出鏡，有時候相機甚至放在的是比較公共的場合，想問一下您拍攝遇到了什麼困難嗎？怎麼解決的？

李蔚然:其實大部分的時候拍攝都比較順利，因為和自己家人嘛。然後我長期在國外，所以回去一次的話，大家都會很激動，見到我也不會想那麼多。而且我當時還在上學，所以拍什麼東西大家也不會特別的在意，覺得就是學生作業。基本上沒有遇到任何問題。可能最大的就是大家不停在看那個相機，那就會想這一段就沒法用了等等。但是後來有幾個地方我也打破了這一點，因為我覺得其實去acknowledge攝像機的存在不是那麼大的一個問題，對於我來說。

李蔚然在十年前離開北京前往國外學習藝術，當她在聖誕假期期間回家探望家人時，卻出乎意料地產生了如外人般的疏離感受——文化差異讓她與家人和前男友之間的溝通出現了重重困難。李蔚然身處異鄉時對故土的思念和重返家庭的不適讓她產生了強烈的撕裂感。

CathayPlay: 這部片子的主旨是表現一種疏離感和不在當下的感覺。片中很多構圖也很好的體現了這一點，想問這點是您在拍攝的時候就想到，還是說後期剪輯才去整合的？

李蔚然: 這最我最開始拍那一兩天沒想那麼多，但是當你沒有攝影的時候，你要把相機擺在稍微遠一點的地方，因為我怕我們會走來走去嘛。所以就是這種拍攝方式讓我的構圖有一些侷限，結果最後這些侷限其實也成了好的一個guidebook。片中看到的很多鏡頭都是都是廣的嘛，因為我在人物上面留的空間比較多。因為如果有人站起來了我不想讓他離鏡，所以這個雖說最開始的時候是偶然，但是後來我決定把它堅持下去就變成了一個style。

《我在家中漸漸消失》劇照

CathayPlay: 我覺得從片中的素材裡我能感受到一種很強的非主體性，你在跟親朋好友的互動中經常是一個被盤問者或者是一個旁觀者的角色。想問您是以什麼思路去整合和剪輯這些素材才得到這一部情緒很到位的片子的？

李蔚然: 我其實最開始看到所有材料的時候，我剪了很長時間。你知道作為一個剪輯，你就想把情緒啊，什麼時候是高潮啊等等都剪出來。所以我剪了不同的版本，最後我發現都不是那麼的自然和舒服。我覺得我在做紀錄片，包括後來做劇情片學到的最大的一點就是，其實我們有時候太想跟現實對著幹了，但其實你是永遠都無法超越現實的。你可以去創造一個東西，但是你無法超越現實帶來的那種完美的感覺。所以我最後剪完之後，我又回到了每一天，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而你看到片中每天的順序就真的是事情發生的順序。因為我再怎麼把它換來換去，我覺得都沒有現實發生的那個過程那麼微妙，那麼完美，所以有時候我覺得紀錄片導演和劇情片導演我們其實都在面對的一件事情是怎樣去真正的面對現實，面對我們所創造的東西，如何不跟他打架，而是去順從他。包括我現在在剪一個新的片子，頭很大，但是我就是覺得我們應該去順著現實給我們啟發的靈感走吧。

CathayPlay: 聊到您學習紀錄片的這個經歷，有沒有什麼在學校學到的東西，有幫助到你這部短片的創作的？

李蔚然:我們那個學校叫DocNomads，它是一個獎學金專案。我們班有大概25個人，來自20個不同的國家，大家都是（申請）獎學金來的，有很多人是從一些可能我們都沒聽說過的國家來的。因為我之前在英國上學，我覺得身邊的人是同一類人，大家是從同一個社會階級和生活環境走過來的。有時候可能眼界並沒有給我打的特別開，我並不覺得我學到了更多的東西。反而是在我研究生的時候，發現，你和來自巴西一個小鎮上的人交流可以給你帶來更多不同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學校最大的可能就是大家不同的一種看待事情的方式。這個世界上有那麼多的地方有那麼多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僅僅是我一個北京中產家庭這樣一個生活方式。做電影就發現其實電影就是一個和人打交道的過程。你要和不同的人去工作，所以上學的時候學到的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和不同的人、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去打交道。

CathayPlay: 影片的字幕處理是比較有想法的一點，你沒有選擇逐字翻譯，而是用自己的內心活動來解釋每個畫面，這樣子的選擇是有什麼用意？

李蔚然:我其實最開始的時候就是來不及做字幕，所以我沒有時間把它弄那麼好。所以我把我那些內心想法的東西貼上去之後，是想之後去做字幕的。然後我把它給大家放了之後，大家覺得很有意思，我記得特別清楚，我有一個外國朋友跟我說：哎，這就好像我跟著你一起去了中國。因為你如果有一個外國朋友跟你一起回家的話，他不可能每個字都知道什麼意思。但是在一件事情發生之後，你可能就會給他就是解釋總結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所以我想這可能是外國人看到我們生活的一種比較真切的感覺吧。我當時想如果大家覺得這樣有意思，那我就想更加的去分析一下為什麼，然後去還原一下這樣的感覺。這部電影裡有很多是一些小的細節。然後我想如果大家不需要去讀字幕的話，可以更關注那些小的細節。最後我也做了一個逐字的字幕版，我做了一下測試，發現還是前面的版本更加的突出這個疏離的感覺。

CathayPlay:您在CathayPlay的影片簡介導演闡述裡面也有提到，您想讓觀眾去看這個畫面裡面的細節然後自己琢磨。看您別的訪談發現這個想法一直也延申到了您最新的短片《在水一方》，所以想問一下，為什麼特別喜歡讓觀眾主動參與到影片裡。

李蔚然:我這個人可能有未確診的多動症，因為我發現我的精神特別不能集中。我在看一個電影的時候，如果我能猜到這個電影下面會發生什麼，我就會特別的無聊。如果看到一些告訴我我馬上要看到什麼的鏡頭，我就覺得特別沒有自主的感覺。其實作為一個觀眾，我還是希望能夠坐在電影院裡面，能夠去解謎，像一個密室逃脫一樣發現這個電影裡面的一些故事，這點讓我自己覺得很有成就感。我記得我小時候第一次看諾蘭的《記憶碎片》我就覺得特別的帶勁兒，我可以看好幾遍，然後可以有自己的版本。所以我在拍《在水一方》，裡面我埋了很多很細微的東西，可能你一下子看是看不到的。尤其是裡面有一個特效鏡頭，我們花了很多很多錢，但是很多人都看不見那個鏡頭，製片人就會覺得很虧。但是我記得特別清楚的是有一個觀眾，他找到我說他看到了這個東西，我當時就特別特別的激動，可能這一個人看到了，比大家都看到，都能讓我覺得興奮。就是有一種他和我當年一樣，也是在電影院裡面很無聊，然後突然覺得這個電影可以深挖一下的人。我覺得如果我不做電影的話，我可能會想去當警察或偵探欸。

《在水一方》海報

CathayPlay: 您在一些其他訪談裡聊過《在水一方》的靈感來自於你生活裡面遇到的一些事情。《我在家中漸漸消失》也是你拍著拍著，後面才成為一部電影的。想問您是自己比較喜歡這樣隨性的創作過程？還是都是比較巧合。

李蔚然: 其實我認為所有的創作都是巧合的，只是很多人沒有把靈感的起點告訴你而已。我覺得所有人的靈感都有一個來源，這個來源一定是生活。就算是他憑空想出來的，也是由一個什麼事情所激發的。我就是喜歡把這個說出來，也很大方的承認它就是個巧合，因為我覺得所有事情都是一個巧合。《在水一方》雖然是巧合，但是我們也不斷的花了3年工作，把這個巧合變成了一個這樣的電影。

《在水一方》劇照

CathayPlay:《我在家中漸漸消失》是一部講出去的人回來的一個片子，而《在水一方》是一個在裡面想出去的人的一個片子。想問一下這兩個故事有沒有某種意義上的關聯？

李蔚然: 其實我在做一個東西的時候，我不會想那麼多。我會先從故事的角度出發。然後我發現每次拍著拍著的時候，就會回到一個很核心的問題，就是我這麼多年在中國和外國之間遊蕩的這樣一個感受。我覺得你剛才說的非常正確，就是《漸漸消失》其實我在拍的時候，我沒有想那麼多，我就想拍回家，但是沒想到拍出了疏離感。然後《在水一方》，我想拍這個女孩受到音樂的啟發，想出去這樣一個故事。但是結果最後我就很想加去到那個司機的房間那場戲。我記得我們當時在申請啊基金啊等等的時候，因為我們是跟法國一起合作嘛，然後法國人就跟我說覺得啊，這就好像象徵了很多人想出國。但我覺得他們這麼想只是非常片面，因為他們覺得好像大家都想移民出國，但我自己個人經歷是，包括我前兩天剛從北京回到德國，我回來之後就生病了。然後我生病之後吃什麼都吃不消。我就會覺得就是其實很多事情都不是那麼單一性的那麼簡單的。我出國了這麼多年，其實現在就覺得國外沒什麼，很多地方都讓我覺得很彆扭。所以當時在拍《在水一方》的時候，對於我來說就是去到那個男生的房間是很重要的，因為那個女孩對外面有無限的憧憬，但是其實最後你會發現如果這個女孩兒她來到那個城裡面，她的生活環境可能會跟這個男孩兒一樣，可能從某種角度講還不如她原來生活的地方。所以我就真的有這樣一種感覺吧。我現在拍的另外兩個片子也是孤獨感很重，總是在探索歸屬感和對未知的一些憧憬和對另外一側的那種嚮往。

CathayPlay: 聽說《在水一方》之後您馬上會有一部新的紀錄長片到來是嗎？

李蔚然:對，我現在有兩個片子，一個片子我在剪，是一個劇情短片，我們去年剛剛拍的。紀錄長片叫Two Mountains Weighting Down My Chest，中文名字沒想好。這個紀錄長片其實又延伸了《我在家中漸漸消失》這樣的拍攝方式。主要講的就是我在柏林這些年在酷兒環境的一些探索，然後同時在探索之後和中國的一些關係吧。現在進入了剪輯狀態。那個短片是一個科幻片，很激動，因為用的是16mm膠片拍所以就很激動。希望今年能夠出來吧.

CathayPlay: 從紀錄片到虛構片，現在再回到一個即將完成的紀錄片，您有吸取到哪一些經驗，特別是在《漸漸消失》的創作過程中學到的東西有沒有運用到長片上

李蔚然:當然有當然有，其實我在做《我的家中漸漸消失》的時候是非常輕鬆的。因為即使有學校的一些壓力，但它畢竟是一個學生片，所以沒有任何人告訴我我應該幹什麼，或者沒有人試圖去扭轉我的想法。但是《在水一方》非常不一樣，因為我們有各種各樣的founder，有各種各樣不同人的意見，我要和不同人的合作。所以這從這兩個方面是完全不一樣的。我曾經是比較喜歡拍紀錄片，因為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包括我自己拍這個長片也是我想怎麼拍就怎麼拍，但是我後來發現在這樣的過程中會覺得有些孤獨，其實我覺得紀錄片和劇情片，作為一個導演來講吧，很多地方它是一樣的。它就是講一個故事，然後最後怎樣把它剪出來，呈現出來給觀眾，但是最不一樣的就是紀錄片的團隊合作不如劇情片更加immediate，你要和30個人在現場一起去做一個東西。但是紀錄片大部分的時候是靈光一現，然後你可能突然一下想到了，然後就做了，但是你在虛構片上面，如果你突然想到的話，你要和大家一起協作，把它呈現出來。這就是這兩個區別最大的吧。然後在現在再做，就會更加了解自己想要什麼吧。我們新拍的劇情片中國方面幾乎是《在水一方》原班人馬，大家都合作過的話就非常的順暢，所以我們拍的就很開心了。而且我是一個比較喜歡在現場搞笑的人。小時候看到有些導演在現場罵人，然後就覺得很不理解他們為什麼要那麼不開心。我就特別喜歡在片場待著，然後也喜歡跟朋友們在一起。

CathayPlay:您去年入圍戛納之後，您感覺到就身邊的機會多了很多嗎？

李蔚然:我沒感覺到，哈哈哈哈，我覺得主要是因為我生活在德國，戛納入圍，好像對於中國導演還有中國媒體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事情。但是在德國完全沒有人在乎這件事情。雖然我是中國人，但是我還是住在德國嘛，然後我身邊的環境也是這樣，我記得我其他朋友說，你如果在中國生活，入圍戛納之後，可能會有一些新的機會啊，然後拍攝廣告啊什麼的，我完全沒有。我就是還是拿著我的文化基金在拍我這些亂七八糟的事兒，但我覺得也蠻好的，因為入圍戛納的時候，我們劇組的10個人都來到了戛納，有些人從來沒出過國。我們當時非常開心，開心之後就立馬就進入了下一部短片的拍攝，所以算是比較幸運吧，因為能有事情去轉移你對於fame啊這種東西的一個注意力。我回想起來的話，戛納就是感覺就是像我們劇組的一個大聚會，就覺得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