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時年七十的錢致榕教授接受專訪，講述他的人生經歷與教育理念。雖然錢致榕教授在參與建立港科大之前，做了幾十年的高能物理研究，但在他身上能明顯看到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情懷、責任心。他勸年輕人一定要“拿得起”，不要猶豫，能有什麼機會就放開手去做。畢竟“人一生做的事情，十之八九是自己決定不了的，可是怎麼個做法，十之八九是自己決定的，而且怎麼做，往往決定了你開不開心”。
【2008年7月3日訪談】
年已七十的錢致榕教授，站在講臺上依然腰背筆挺，風度翩翩；與他談話，問他一小句，他便侃侃而談一大段，子醜寅卯，聽得人入迷；對於幾十年前的某個尺寸、人數、錢數，他竟一一記得，脫口而出；他說話聲音圓潤，目光炯炯有神……雖已定居美國五十年，但在他身上，更多顯現的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情懷、責任心；當然，總還有那麼一絲美式的幽默與自得。
錢致榕，祖籍杭州，物理學家、教育家。長期在海峽兩岸、香港地區及美國等地推動教育改革。1939年出生於四川，1946年隨家人遷居臺灣，畢業於臺灣師大附中，臺灣大學物理系。1966年獲耶魯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後，執教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三年。1969-2009年執教於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並長期擔任校長特別助理。在世界各大加速器從事高能物理實驗，研究宇宙基本構造，發表論文400餘篇。在此過程中，曾經抽身參與以下工作：1981-1986年建立南京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1986-1987年在美國國科會負責管理全國高能物理實驗研究經費。1988-1992年赴港創立香港科技大學，擔任理學院院長及創校學術副校長。2009年受聘於臺灣政治大學為講座教授；創立博雅書院，擔任總導師，推動文理兼通的博雅教育。2015年受聘為中國海洋大學顧問、特聘講席教授，創辦行遠書院並擔任院長，建設一系列博雅課程，推動書院教育。2022年退休。
“我們那一代人非常幸運”
錢致榕（以下簡稱錢）：今年年初的時候，我父親走了，虛歲103。那天我們兄弟姐妹六個人在一起，回憶父親生前對我們講過哪些話，因為他這一生很少講什麼話，可是他對我們的影響卻非常大。我總覺得我這一生最幸運的有兩件事，第一是父母對我們的教育，我們家境並不優裕，甚至有些時候相當困難，但父母很注重教我們怎麼做人，告訴我們求知識非常重要。
冬曉（以下簡稱冬）：從小的耳濡目染對人的影響是最大的。
錢：對。第二是我出生的時代。我出生在1939年，正好是抗戰時期，可以說是生於憂患。1939年5月4日重慶大轟炸的時候，我母親正懷著我，眼看情況很危險了，我父母就帶著三個姐姐開始逃亡。後來我母親告訴我，他們當時走了兩個禮拜才走到資中。
冬：您是在資中出生的？
錢：對，我在8月出生的。後來我一直覺得奇怪，資中這麼一個偏僻的地方，怎麼會每個禮拜都有轟炸？過了很多年才瞭解到，這就是所謂的random terror，完全隨機的一種恐怖政策，日本的目的就是要全面瓦解四萬萬中國老百姓計程車氣。所以，生長在那樣一個時代，能存活下來就很幸運，因為經歷過這樣的苦難，使得我們生出一種特殊的個性。抗戰八年對我們全家來說都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們七個兄弟姐妹的名字基本上就是一部抗日戰爭史。
冬：你們是怎麼取名的？
錢：抗戰時烽火遍地，有淪陷區，紅區，白區，大後方，音信不便。各地孩子出生，都要寫信請祖父命名，等輾轉回信時，好幾個月都過去了。所以當時祖父定下一個規矩：如果生的是男孩，就以他當時工作的地方取名；如果是女孩，就以出生地取名，這樣就可以直接命名，不需要向他請示。所以從我們的名字就可以看出當時是在重慶、福州、成都還是西安等等，我想這也是中國文化深厚宏博的一種體現吧，當初覺得很小的一些事情，現在年紀大了回頭看，其實都有深厚的意思在裡面。
冬：後來是怎麼去的臺灣呢？
錢：我父親是搞電力事業的，抗戰勝利後，原來他是要被派到東北去的，但母親考慮到七個孩子都還小，最後就決定全家到臺灣去，當時的想法是在臺灣待幾年就回杭州老家。剛到臺灣的時候，日本人還沒有全部遣返，他們的規定是每個人只能帶20公斤東西走，所以滿大街都是賣東西的日本人，對我們非常恭敬。
剛去的時候，我們跟臺灣的老百姓處得非常好。兩年後發生了“二二八事變”，當時我只念小學三年級，但是感觸非常深，在我腦子裡始終是一個大大的問號，就是這件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到底是怎麼回事？大概過了六十年我才把它摸清楚，就體會到“二二八”在臺灣現代史上是相當重要的一個事件，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其實在當時也不是特別大的一件事，但最近二十年炒作得很厲害，我發現今天一般臺灣老百姓所瞭解的，或者說媒體報道的“二二八”跟當年的“二二八”已經是兩回事了，中間有大量的政治炒作。
冬：當時在臺灣，你們家是一個什麼樣的生活狀態？
錢：在臺灣的生活其實是蠻簡單的，也很苦，中間有三四年時間我們家沒有買過小菜，那時候米是配給的，所以沒餓肚子，肉是絕對沒有的，青菜也買不起。不過一家人照樣活下來了，並且非常團結，兄弟姐妹都受到最好的教育。相比今天的年輕人，我們那一代是非常幸運的，幸運的原因不是選擇多、機會多，而是選擇很少、機會很少，只有一條路，就是好好唸書，一切靠自己。想念書就必須進公立學校，想進公立學校，功課必須是最好的，所以問題反而就簡單了。我記得念中學時基本上是早上七點到學校，晚上八九點回家，一點也不覺得苦。另外我實在是幸運，因為我這一輩子就考過一次學，就是小學考初中，後來就沒考過。
冬：都是直升？
錢：都是直升。考初中的時候，臺北有三個省立中學，和平、建國和成功，我都考取了。其實差一點就考不取，那年暑假我爸爸跟我三個弟妹說，大哥現在要考中學了，這是一等大事，不準吵他，從今天起客廳就是他的。那個客廳兩面臨窗，大約12英尺見方，很大一間，門就鎖起來，我一個人在裡面。
我一個人在裡面做什麼呢？我就看偵探小說，看亞森·羅蘋、陳查理、福爾摩斯，把所有偵探小說都看完以後，我就搞到一張省立圖書館的借書證，那時候小孩是拿不到借書證的，我居然搞到一張，進去以後發現想看的書都給借走了，剩下的很多書看不懂，。有個圖書管理員就拿了一本書給我，說這書很有意思，我就拿回去看。
冬：是什麼書？
錢：荷馬的《伊利亞特》。過了三年，我在唸初中的時候，歷史老師給我們講古希臘史——我還記得歷史老師的名字叫董道明——他說荷馬史詩有兩部分，《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可惜臺灣看不到這兩本書。我就舉手說：老師，我看過！他大吃一驚，說你在哪裡看過？我說是在省立圖書館看的，他就去借了看。過了很多年才意識到，這些當時隨便看到的東西，其實都已經吸收進來了。說回來，那個暑假就看得非常過癮，弟弟妹妹也不吵了，還不用我做任何家事。不幸的是，考試前一個禮拜被我二弟發覺了。
[古希臘] 荷馬：《荷馬史詩·伊利亞特》 羅念生 / 王煥生 譯，人民文學出版社
冬：怎麼發覺的？
錢：他對我那時的特權一直不服氣，有一天硬是開啟門來，發現我沒讀書，而在看偵探小說，就跑到爸爸那裡去告狀，說大哥沒有在準備考試，他在看亞森·羅蘋！結果父親把我教訓了一頓，說你是長子、長孫、長曾孫，假如你不好好唸書進不了大學，以後你怎麼辦？後面兩個弟弟要跟著你怎麼走？我才突然瞭解到責任重大，認認真真看了一個禮拜書就去考試了。
後來我父親叫我念臺灣師範學院附屬中學，我就去了。大概五十年後吧，有一次我問我父親當時為什麼叫我念附中，因為建國中學的聲譽還稍高一些。他說建中在城裡面，你這傢伙考學校的時候都不好好唸書，到時候一定要逃課的，附中呢，是在稻田裡面，想你也跑不了多遠，所以就叫你念附中。後來我兩個弟弟也都念了附中。
附中好在哪裡呢？老師真是好！到今天我們畢業已經五十多年了，凡是在那六年裡教過我的老師，我一個個都記得。初一開學第一天，老師對我們說，你們是實驗班。我聽了以後心裡就老大不高興。放學回家爸爸問今天怎麼樣？我說倒黴。他說倒什麼黴？我說第一我們是實驗班，第二我們導師是個女老師。
冬：女老師不好嗎？
錢：那時候我剛滿十一歲，對男老師、女老師很當作一回事。爸爸就問我什麼是實驗班，我說實驗班就是初中升高中不用考試的，初中四年加高中兩年，是一個學制上的實驗，為了避免文理課的重複之類的，我不喜歡做實驗品。我們的導師叫王民強，她對我們很多同學的一生都影響非常大，首先就是人格上的一種塑造。她是北京師範學院畢業的，經常講到抗日那時候的事情，我相信我們班六十多個同學的民族觀念都是從她那兒得到的。她穿陰丹士林的藍布褂子，洗得已經泛白了，扎個大辮子，非常樸素。後來初二的時候，來了一個英文老師，穿高跟鞋、蕾絲洋服，我們是大大不以為然。有個同學在課堂上舉手提問：老師，你為什麼穿漁網做的衣服？她說，我穿這個怎麼了？那同學就說：老師應該穿陰丹士林的布褂子，而且要洗得泛白才行。（笑）
王民強老師有一句話，對我這一生影響相當大。剛開學她就說，現在社會上風氣太壞，貪汙的人很多，學校裡的風氣也壞，考試都作弊，現在我們就決定做一個實驗，你們是五個班同學裡面選出來的一個班，你們是榮譽班，從今天開始考試不監考。我還舉手說：老師，有人作弊怎麼辦？她說作弊你們自己處理。就這一句話。
冬：這麼大的信任。
錢：這就使得我們這些小蘿蔔頭非常不一樣，最主要的就是對自己的期許不一樣了，所以對自己的要求就很高。高中升大學的時候又是幸運，那一年是五六萬個考生，臺大那時候我記得是取一千多人，有一半名額是給東南亞的僑生的，另外還有105個保送名額，可以直接進臺大，結果我居然被保送進去了。
冬：臺大畢業以後就去了美國？
錢：我父親那時候在工礦處做事情，管全省的電力，全省任何一個工廠、礦山出了事故，凡是跟電有關的，他都得去看，去做安全檢查。通常他會帶我去，所以那些鹽田、礦山、工廠我全都跑過。大學畢業的時候我已經把全臺灣廿幾個縣市都跑下來了，覺得應該再去外面看看，所以就決定到美國去。
那時候關於美國的資訊非常少，也不知道要申請什麼學校，我就跑到美國新聞處去查資料，一百多本校刊擺在那兒，我看得也煩了。後來我就問，中國第一個留美的容閎是去哪裡？人家告訴我是耶魯大學，我說那我就申請耶魯大學吧。人家又講，你申請一個學校是不行的，總得再申請一個。我問富蘭克林辦的是哪間大學，人家說是賓大，我就又申請了賓大。他們說兩個都是長春藤學校，太冒險。我就又湊了個南卡，都是稀裡糊塗的。
冬：後來就去了耶魯大學？
錢：對。當時還有一個插曲。申請到獎學金以後要交保證金，我記得是2400塊，還要準備旅費，家裡拿不出來那麼多錢。這時候呢，我父親的一個朋友，不熟的，派人送了個信給我，叫我去看他，我就去了。他說，聽說你要出國了？我說獎學金是申請到了，但是走不走得成還是個問題。他就問我怎麼回事，我說是保證金的問題，他說這個錢我借給你。我說還有機票的問題，他說機票我送你好了，我說您不要送，您借給我，他就借給我了。
他還叮囑了我幾件事情：第一，去了以後不要急著還錢，不要拼命省錢。第二，在那邊最重要的還不是學知識，而是要了解美國這個社會是怎麼運轉的。他說你畢業以後工作兩三年再回來，因為念書的時候都是在學校裡，外面怎麼樣都不瞭解，最好工作兩三年再回來。他說，你要下定一個決心：三年之內不要批評美國，就觀察。我問他批評有什麼壞處，他說，中國的知識分子批評完了就覺得盡了責任，就不去了解，不去想怎麼改革自己的社會，這就大錯特錯了；美國這個社會再糟糕，全世界的人都拼命往那兒走，總有它的長處，你們如果把那套學會了，將來大家就是拼命往中國跑了。
冬：那時候就有這樣的遠見！
錢：他從來沒出過國，也不會英文，我還記得他的名字叫方仲豪，我想方伯伯假如地下有靈的話，我要感謝他。我一到美國就把錢寄回臺灣，借給朋友，因為覺得美國這邊的機會實在是好，告訴朋友不管怎麼樣都要來，來一年兩年回去都可以，但是要來看看這裡的天地有多大，學學人家是怎麼努力的。我這一筆保證金就讓四五個人出來了，一個到了以後再立刻寄回去，另一個到了再寄回去。
冬：方先生的這筆錢太珍貴了。
錢：由於當時時局的耽誤，我到耶魯報到的時候，第二個禮拜就是期中考，那時候真是完全不瞭解情況。我記得考的是經典力學的題目，考完自己感覺還不壞，但是分數打下來很低，給我一個H。當時我想，A、B、C、D、E，排到H的話不成體統啊。我就跟和我一起做實驗的美國同學說，我感覺考得還不錯，但分數很低；他說你去跟老師談啊。我就跑到老師那兒去，把分數給他看。他說，噢，你對分數不滿意啊？我說好像低了一點，他就大笑！他說你大概對耶魯不熟悉，我們的H是honor，榮譽，是最高分，然後是VG，也就是very good，然後是good，然後是fail，最後是NP，not pass。他說，你還想要多高？（笑）
那時候留學跟今天完全是兩碼事。我還記得他們一個月給我100塊美金獎學金，我就立刻寄50塊回家，當時50美金在臺灣就相當於2000塊臺幣，是不得了的待遇，相當於一個陸軍上尉12個月的薪水，所以我家裡的生活一下子就改善很多。
出身清寒一些其實有很大好處，我從初中開始就做家教貼補家用，從小有一種責任感。這種責任感也不是父母教出來的，就是曉得大家要過日子嘛。可能現在的年輕人生長環境太好了，反而喪失了承擔責任的機會，這是一個絕大的損失。
從“釣魚臺運動”到“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錢：1966年，我在耶魯唸完博士，因為在東岸待久了，就決定到西岸去，在UCLA待了三年。西岸實在是金光閃閃，好萊塢生活不習慣，就再回到東岸，去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之所以喜歡這個學校，是因為它比較小，到今天為止，它還是一流大學中第二小的，最小的是加州理工大學。去的時候很天真，就想在那兒待三年，等小孩長大，因為那兒的氣候比較溫和，空氣新鮮，還有就是海鮮多，螃蟹都是一簍一簍吃的，一簍大約12打，當時是7塊美金。
沒想到剛去不久，“釣魚臺運動”爆發，立刻就被捲進去了。這在我一生當中是一個變化，雖然當初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那時候學生出去得很少，需要人保護，比如說FBI打個電話問學生，學生就慌了，我那時候是很少幾個年輕的助教授之一，他們都來找我，我就被捲進去了。“釣魚臺運動”鬧了很久，“4·10遊行”過後，9月在安娜堡辦了一個營火會。在這個營火會之前沒有左右、紅白的分別，但是從那時候開始就有不同意見了。之後就分開了，有的搞統一運動去了，有的回臺灣了。
我呢，當時留下來繼續爭取，因為覺得這麼大的運動總得有個結果，要在法理上有個結果，就是主權的問題。那時候參議院正在審查美國“歸還”琉球的那個條約，我們就進去說，美國對釣魚臺沒有主權，日本對釣魚臺就沒有主權。反反覆覆跟外交委員會談，最後他們同意在裡面加一個附加說明，意思是說，只把釣魚臺的管理權交給日本。
冬：是管理權，而不是主權。
錢：對！美國把管理權交給日本，至於主權問題，要中日兩國自己去解決。加了這麼一條。這一點當時我們是堅持的，現在回頭看，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七十年代末期我回了一次臺灣，結果發現我果然在黑名單上，原因就是“釣魚臺運動”時我們把臺灣“駐美大使”周書楷的無能暴露出來了。其實也算不上什麼暴露，就是每次見他，他說什麼我就記什麼，我們做了記錄，往外散發。他必須向上面有個交待，就說是“一小撮共產黨同路人”搞出來的。所以當時回臺灣就受到特別“關懷”，雖然也沒有明說不準我回去。
那之後的十來年，就是很簡單的學者生活。那時候我們已經有三個孩子了，我每週兩次從巴爾的摩飛到芝加哥，因為家在巴爾的摩，實驗室在芝加哥，坐飛機要兩小時，所以通常都在飛機上備課，另外還要飛到加利福尼亞去做實驗，全部時間都用在教學和科研當中。
就這樣到了1979年，又進入了另外一個階段，那也是稀裡糊塗碰上的。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後，中美關係開始有變化，我就跟霍普金斯大學的穆勒校長談，我說這個轉型應該由學校來主導，否則完全靠誤解而不是瞭解來推動。他說，這個事情很大，我們一時管不了。
到1979年，剛好萬里去我們那裡訪問，這麼接觸下來就跟萬里很熟，第一天見面萬里就請我做“參謀總長”，談了好多問題，有的很小，有的很大。那年的感恩節，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帶了十個大學校長訪問美國，事先我也不知道，是大使館打來電話說，有些人想見你。我問是什麼人，他講了一大堆名字，我一個都不知道。第二天就碰面了，匡老當時就邀請我到南大訪問，我同意了。
那天談完以後，我發現他一直不走，跑到我辦公室來了，問我晚上有沒有空，我說我晚上要備課。後來他問到第二次的時候，我想他大概是有意思在裡面，我忙說有空有空。他說，要不要一起吃飯？我就臨時請他到我家吃飯。我還記得我是五點鐘打電話給我太太，六點鐘，40個人就到了我家。
冬：這麼多人？
錢：我本來以為他們就10個校長嘛，結果發現還有10個陪同。他們第一次來，總得有陪客吧，想多找一些人幫助他們瞭解美國，所以又找了20個陪客。
冬：您太太好利害，一個小時準備了40個人的飯！
錢：我太太是蠻倒黴的。（笑）吃飯的時候匡老就說，致榕啊，到中國去一趟吧。我說，去做什麼呢？我搞的科研你們那邊是沒有的。
冬：您那時候在研究高能物理？
錢：我一直做的都是高能物理實驗。匡老講了三句話，我一直記得很清楚：第一，中國亂了幾十年，現在是百廢待舉，樣樣事情都需要做，你能做什麼我不知道，可是一定可以幫上忙；第二，他說，我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你是資本主義社會長大的，我們的看法可以很不一樣，可是我相信我們兩個都希望中國人的生活越來越好，在這一點上我相信我們可以合作。過一會兒他又說，你最好帶全家去。我說我去都不一定能做成事，何必帶全家去給你們添麻煩呢？他又講了一句話：中國的事情要花時間，不是一兩個月，甚至三五年能做得完的，如果家裡不支援你，你做不成事的。所以後來就全家去了，那是給他一語道破的。
冬：從那以後，您的生活又有了很大改變？
錢：整個改變了。從1980年到現在，回國的次數都數不清了，整個重心就挪了。有人問我，你怎麼做了那麼多各式各樣的事情？我總覺得人是一個多面體，出生的時候在一個面上，有的人受興趣或者環境的限制，一輩子就在這一個面上，那就是他的天地。偶爾有年輕人爬到邊邊上去了，老人就會在後面叫：不能到邊上去，要摔死了！有的人不小心跑到另外一面，發現那面也蠻好的。我想我這一生當中，有好幾件事情就把我放到另一面去了，比如出國，比如碰到匡亞明，在那之前我的生活就是教書、做研究、回家帶著孩子們種菜做傢俱……對了，我們那時候還有一個菜園，大概16米見方，種了四五十種蔬菜。
冬：沒種花嗎？美國人喜歡弄一個花園。
錢：我太太種花，我種菜，她不准我動她的花，因為我經常搞不清楚哪個是花，哪個是草，所以我只按她的要求開花壇。抗戰時期我們家住在鄉下，那時候公務人員待遇很低的，我們先是自己養豬，豬糞不好處理，就廢物利用，開始種菜。有一次我們要把養的豬殺掉，媽媽叫我去幫忙，所謂幫忙主要就是看著那個人，怕他把內臟拿走。殺雞也是我的事兒。這些都是很幸運的經歷。後來在美國我們就住在郊區，也自己種菜。到八十年代，菜園就開始荒掉了，因為所有暑假都待在中國。
冬：第一次回來是什麼時候？
錢：第一次其實是在1975年，周總理去世前一個月。那次訪問後我緊接著又去了東歐、北歐，主要是想比較一下看看。八十年代以後回來的次數就多了，我當時就感覺到，一百年來中美關係是建立在誤解而不是瞭解的基礎上，比如大家都認為三四十年代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相當支援，我去查了資料，發現在三十年代，大批美國傳教士寫信回美國，那些信會在做禮拜的時候念給教友聽的，總的基調就是說，這裡有四萬萬野蠻靈魂等待拯救，現在出來一個基督教領袖可以和我們合作，所以這是一個天賜良機。他們是以這麼一個角度去支援國民黨政府的，這個支援的基礎相當脆弱，等到這個“基督教領袖”不能再合作下去的時候，一下子就反過來了。
我回中國之前，就是七十年代末的時候，霍普金斯大學的校長就跟我說，我們大學現在應該做點事了，但是要注意幾點：第一，我們要集中力量只跟一個學校合作；第二，我們只做長期的，看三十年以後的效果；第三，必須是兩個國家互利，否則是做不長的。至於找哪一個學校合作，具體做什麼事情，他授權我來決定。所以我全中國跑了一趟，最後找了南京大學。
冬：這是基於什麼考慮？跟匡亞明有關嗎？
錢：跟匡老有關係，跟南京的地理位置、社會發展狀況也有關係。當時我有一個感覺，就是天安門打個噴嚏，北大就要感冒三天。我們要做的事情既然跟兩個國家有關係，必然是比較敏感的，在北大恐怕做不成。復旦呢，交通方便，腦子也快，但是我覺得中國經濟一旦發展起來，上海就會全面商業化，師生的心態就要變，如果太商業化就做不了三十年見成果的事情。最後就選了南京大學，因為它有這個歷史傳統。匡老那時候就鼓勵我儘量到處看看，這對我是很有幫助的，從鄉間田野到中南海，全中國就這麼跑下來了。有一點很有意思，最初我來北京的時候都是叫我做報告講美國的情況，後來到八三、八四年左右，就叫我做報告講中國的情況。
冬：讓您講中國的情況？
錢：是啊，因為北京人不瞭解北京以外的情況，他們看到的都是報紙上的報道，跟實際情況根本是兩回事。這麼一圈跑下來，就發現中國人真是多，中國的文化真是深厚，問題也真是多，真得需要有人把中國的文化好好理清楚，全部燒光不是辦法，全部請回來也不是辦法。後來我們就決定辦一箇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就像一個速成班，專門訓練日後可以在中美兩邊打交道的人。我們定好五十個學生套房，每個套房裡住一箇中國學生和一個美國學生，目的就是說，二十年之內，在太平洋兩岸互相打交道的人，是在一起住過、一起上過課的同學。
冬：您說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是南京大學和霍普金斯大學合辦的？
錢：對。從現在來看，這個專案還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把中心的事情辦完以後，我就又回到美國去教書，過清閒的日子，又開始到歐洲去了。突然有一天，香港政府打電話來，請我去辦香港科技大學。我就帶我太太去看，看了一個禮拜就決定接受，再一個禮拜就上任了。
創辦香港科技大學
1991年10月2日香港科技大學正式開學上課
錢：1988年的時候，一般人還不太相信97年香港真的要回歸。我想假如真是要回歸的話，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育人，我是教書匠嘛，首先想到的還是人才培養的問題。
當時的香港，高中畢業念大學的大概是6-7％左右，其中只有2.8%在本地念大學，其它人都到國外去了，到英國去的通常是念比較好的學校，全部自費，到美國的話就是差一些的學校。這些學生多半是不回香港的，即使唸完書回香港，我想他們學到的東西也不一定能滿足香港的需要。
另外，當時我就覺得香港面臨兩個轉型，一個是經濟轉型，怎麼讓經濟維持下去，另一個是政治轉型，從殖民地變成一個自主國家的一部分，民主運動一定會起來的，被人家殖民的話是講不了理的，只能乖乖的，可一旦變成自主國家的一部分，一定有各式各樣的東西要起來。香港基本上是5%上層和95%下層，生活在兩種世界。這種社會之所以能安定，就是因為這95%的人，人人都可以冒到上面的5%，就像從前的貧寒子弟十年寒窗就有中進士的機會，有這麼一個奔頭的話，社會就可以安定下來。可是一旦變成自主國家，我相信這個社會是不會滿足於這一點的，一定是要全面平等的。那樣一種轉型，一定需要一批當地培養的人才才能應付，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冬：當時香港不是已經有好幾所大學了嗎？
錢：那時候有香港大學，歷史比較久，創校有80年左右。中文大學是60年代成立的，因為當時大部分中學都是六年制的中文學校，不能念用英文的香港大學，所以合併四個書院成立中文大學，那四個書院，有很光輝的一個歷史。另外有香港理工學院，香港理工對香港經濟成長的功勞是非常大的，大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呢？在80年代中期的時候，香港工商界要求再成立一個香港理工，因為香港理工在香港島上膨脹不了，所以要求再成立一個。政府就調查：工商界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理工學院？他們的答案就是“跟香港理工一樣”。於是香港政府就把香港理工的董事會變成香港城市理工的籌備委員會，保證有個連續性在裡面。所以當我們去的時候，有香港大學、中文大學、香港理工，還有一個新的城市理工。
冬：這些全部是政府辦的？
錢：都是政府辦的，另外政府還支援幾個學校，主要是浸會書院。所以我們去的話就算是第三間大學，因為當時的理工學院主要是培養工業界人才，大概三分之一學生是畢業以後不拿學位的，直接進工廠、進公司了，所以他們對香港工業的起飛貢獻非常大。
我們去的時候基本上是這麼一個情況。香港政府中有一批人瞭解到香港大學也好，中文大學也好，它的模式不能夠完全滿足需要，所以他們一再強調要成立一個研究型大學，這在香港是第一次。關於研究型大學，我想稍微講一下，港大和中文大學那時候研究生的數目是5%。
冬：這麼少？
錢：對，碩士加博士一共5%，因為碩博士在香港沒市場。當時香港政府給所有學校撥的科研經費一共是一年200萬美金，而我那時候在美國，我們一個實驗組幾個教授一年的科研經費差不多就是一兩百萬萬美金，是這麼一個程度。當時我訪問了一個禮拜，心裡大概就有數了。
後來我就跟他們說：你們來找我做這個理學院院長，我猜想我不是第一人選，原因是我這輩子沒幹過系主任，沒幹過院長，沒搞過行政工作，你們找我做創校院長，這是一個很大的賭博；假如我是你們，剛開始一定要找個當過院長的人，否則風險太大，所以我猜想，你們找過別人，但他們都沒來，所以才來找我。他們都大笑。
我說，既然你們找了我，我就說一下我的想法，你們現在要造一個高樓大廈，我所看到的是一片原始森林。我知道怎麼造房子，假如你們能幫我砍樹、弄建材的話，我們可以把房子造起來，並且我們需要有相當充分的授權，因為學校裡面都是三級三審，一路審下來，三年絕對辦不成。就是說，你們今天只要答應會幫我去砍樹，幫我去把政府的資源動員起來，成立基金會等等，然後我就建議你們怎麼個做法，你們能夠接受的話，或者有希望三年開學，否則就免談了。
負責聘任的副董事長張鑑泉就說，這件事我不能代表董事會說，我現在請每個董事自己講。第一個是中華電力總經理潘國濂，他說我全力支援。我說，你們中華電力是不是支援？他說，我想辦法讓他們支援。最後是大東電報局的那個英國人，他講的很簡單：我們別無選擇，三年就要開學，不能等了。
冬：這是實話。
錢：這一句話後來就是一個億，大東電報局捐了一億港幣，這是當時香港唯一的一次。就這樣我就去了。在香港那三年又是在多面體的另外一個面上，另外一個境界。在大陸的時候認識了一大批人，一個體會就是，在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碰到中國知識分子，只要談到中國的將來，半個小時之內就會一見如故，像幾百年的老朋友似的，因為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有一個認同在那兒，價值觀是一樣的，所以很容易談得攏。在香港是找到一大批會做夢的人，大家編織一個共同的夢想，然後從中歸納出一些實際的辦法，一步步去做。我想可能在中國的歷史上，兩三百個中國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織出一個夢，實現自己的理想，這個是少有的事。
冬：這個夢的發起人是誰呢？
錢：是香港政府。當初我們去的時候，只是學校名字定了、校址定了、校長聘定了，其它的都需要從頭開始，比如設立什麼院、什麼系。我們聽到很多建議，什麼生物技術工程系、環境工程系、資訊工程系之類。我仔細看了一下，告訴董事會，這些我全都否決。我說這些確實是最紅的，但這些不是學科，都是短線作業的研究課題，我們辦個大學，目標是三十年後、五十年後。我說我會成立資訊科學研究所、環境科學研究所等等，都成立為研究所而不是院系，我們去找錢，找到錢就成立，找不到錢就不成立。我給他們舉了一個例子，就是三個因素，廟、和尚、做法事，我把和尚放在廟裡，今天有誰要做法事，就搭個臺子，到各個廟去說，我需要什麼樣的和尚，什麼樣的尼姑，你們來參加就有研究經費，法事做完了，臺子拆了，就都回廟裡、庵裡去各自研究經典。
冬：不用養。
錢：不用養，因為科技過時得太快。說實話，當初在規劃這個學校的時候，我們花了很多心血，比如我訪問了幾十個中學，不是看看就完了，要跟校長談，跟老師談，跟學生談，然後跟著學生到家裡去，看看家裡的格局怎麼樣，比如是600平方英尺，住四口之家，那是很擠的，那意味著一個孩子念大學的話，是要被掃地出門的，要給弟弟妹妹騰地方，也就是說放寒暑假他是回不了家的。按我原來的想法，到寒暑假的時候，所有學生宿舍都拿來辦國際會議，結果發現行不通，所以就想了另外一個變通的辦法。
我堅持成立了人文社會學院，原本是打算辦通識教育中心的；另外很多系都是大系，我想這些回頭看都是對的。課程要求基本上是通才教育，這個當初我們去建校的人都同意，我們去的都是一些理工、管理方面的人，可是文科基礎都很深，很容易達成共識。
另外一點要說的是，那時候我也意識到自己不宜於長期做行政工作，原因就是有時候早晨起來照鏡子，看自己就是不順眼。
冬：為什麼？
錢：就是不順眼，後來我突然想起一句老話：三日不讀書，便覺面目可憎。就是每天絞盡腦汁，這個省一點，那個怎麼爭取經費，怎麼把這個人挖過來……經常沒時間看書。通常我每天上三班，第一班是九點到五點，中午跟教授一起吃飯，晚上多半是陪一些資深教授，特別是他們剛上任時，聽他要做什麼，有什麼需要，把他的夢編織到學校的夢裡面去。晚上九點到半夜，美國東岸開始上班了，跟他們一直談，等到他們去吃午飯了，我又開始上美國西岸的班……一天就睡幾個鐘頭。
這麼下來我就發現，生活中都是現實的東西，夢想被壓到旁邊去了。那不行，我想到一個很簡單的辦法，就是每過一陣子，當自己看不順眼自己的時候，就到書店去買書，見到什麼買什麼，通常一次買四五十本，然後堆在床上，禮拜天早晨就不起床了，就在床上翻書看，到禮拜一早晨再照鏡子的時候，就覺得順眼多了。就這麼，就熟知了當時在香港辦三聯書店的董秀玉。（笑）
1991年，香港科技大學開學，錢致榕邀請董秀玉參加開幕典禮
剛開始覺得在那邊任期是三年，待三年大概不是問題，最後謝定裕勸我還多待了一年，主要是為了把典章制度定下來，這個過程中聶華桐幫了很大忙。四年後就回去了。很多人都不理解：你這麼辛苦打下江山，怎麼不坐江山？我想，坐江山可能不是……
錢致榕教授告別科大，1992年2月21日全校創校教職員四十三人合辦一個歡送餐會，邀請當時全校同人參加，感謝錢教授對創辦科大的貢獻。後來同人紛紛加入，並製成精美中國傳統紀念冊。他們對科大創校的貢獻，值得後人感謝。他們臨別的心意，錢教授深銘於心。圖為黃苗子帶領來賓在紀念冊上題名為文留念。
冬：不是您的專長？
錢：不是我的專長，也不是我的興趣，因為會有爭地盤啊之類的。我常常想，一個大學校長必須有兩分詩人的氣質，要會做夢；兩分文科的修養，知道人類文明的來龍去脈；然後有兩分理科氣質，就是要有一個宏觀的視野和分析的能力；最後還要有兩分工程師的氣質，就是目標、計劃一旦定下來，就能夠窮追猛打，非得把這個事情按期、按預算做成。其實就是一個宏觀與微觀相交叉的問題。我想一般人比較吃虧的就是，要麼一輩子大而化之，要麼一輩子糾纏於細枝末節。
離開香港以後我就又回到研究工作上去了。做了一陣子以後，越來越覺得有一件工作還沒有做完，就是通識教育，本科生教育怎麼做的問題。當初以為是小事，可以說服別人去做，後來發現不行。
冬：是不是受到一些事情的觸動？
錢：一個是大陸這邊開始搞“211工程”，又是“985工程”，臺灣也開始搞“五年五百億計劃”。這些大的計劃，我當初一再警告各個教育部，搞得不好的話，過二十年回頭看，將是中國高教界一場空前的災難，原因就是短期內研究工作不可能達到世界一流，卻把本科生教育，把育才這一塊整個放掉了。大家都在談錢，談科研大平臺，談創造自己的品牌，而把“育人”忽略掉了。大概是四五年前大家開始回頭探討這個問題。
冬：所以您就又從理科跨到文科，推廣“文理貫通”？
錢：對，這個可能跟我三十年前搞族譜研究也有關係。
冬：您覺得現在中國的教育，最需要關注的問題是什麼？
錢：我想今天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普教。普教是整個教育的根本，我們今天大學碰到的很多問題，比如缺乏獨立思考等等，其實根源都在普教和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恐怕不能要求太多，第一因為上一代的教育水平不是很高，第二因為現在都是獨子。家庭教育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把孩子寵壞了，對孩子保護得太多。
我想到一個例子，1980年的時候，我們帶著三個孩子回到國內，在蘇州一個公園裡，有一個小孩摔了一跤，就在那兒大哭，小孩的媽媽就“啪啪啪”打地面，說寶寶不哭，這個地不乖，媽媽打它。我那三個孩子在旁邊就聽呆了，說，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要打地？
老三那時候是五歲多，在公園的水溝上跳來跳去，我說安安小心，她說爸爸我知道。話還沒講完，人就掉下去了。很深的溝啊，裡面還有水。陪同見了大吃一驚，要去拉她，我說不要去拉他，陪同就很驚訝。我說，我已經跟她講了要小心，她說爸爸我知道，表明她完全負責任，我再去拉她，對她是不尊重，她得自己起來。陪同又說，她怎麼不哭呢？我說，她自己判斷錯誤，她哭個什麼勁？
我想從這些小事上就可以看出我們的教育方式。這個小女孩，十歲以後她做任何事情我都沒有干預過，全部由她自己決定。當然，我們有我們的文化，不可能全學西方，但我們現在走得太偏了，尤其是獨子以後。這些習慣一旦養成，到學校裡真是不好應付。
說到中學，普教是最大的問題。比如說西部貧困地區，即使把學費、雜費免掉，還是有問題，沒錢買文具、買衣服，上學就不能幫家裡幹活，這樣就有經濟損失，這些都是問題。這方面，我想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只擔心，錢從中央一路撥下去，到不了基層。
冬：其實學生這一塊現在好一點，我覺得關鍵是老師。農村的老師太辛苦，我們做過西部教師的文章評選，我看了常常掉眼淚呀。他們的責任那麼大，“一校一師”，幾個班一起上，工資又很低。
錢：社會地位也低。我想成都市政府大廈和汶川的學校是個很好的對比，中國不是沒有錢，就是一級級扣下去，到了基層就是沒錢。我想普教真是要達到高水平，唯一的辦法就是縣長、市長要對下面負責，而不是對上面負責。這又牽扯到很多很深的問題，自己揣摩出適合中國需要的辦法。
冬：很多體制性的問題。
錢：高教的話，我呼籲大學校長們不要再出國考察了，不要再去學別人了，學不像的。應該從基本的做起，第一要問一下，為什麼辦大學？很簡單，為了培養將來搶救世界前途的人才。第二要問一下，大學是為誰辦的？為學生辦的。如果是為學生辦的，那麼一切以學生成才為準，而不是為了管理方便或者其它什麼便利。
我舉一個例子，現在大部分大學都有分校，分校的校地都是三五千畝，校本部只有幾百畝，大部分學校都是把大一、大二甚至大三的學生弄到分校去，把研究生和老師安排在校本部，這麼一來，大三的學生都變成“高六生”，整個都是高中的意識形態，都沒怎麼見過教授。
所以我要強調，我們不要再去學別人了，看一下中國社會需要什麼，看一下我們的學生目前是什麼情況。
“拿得起”“放得下”
錢致榕教授
冬：您畢竟也快70歲了，會不會偶爾有“老了”、“該退休了”這樣的想法？
錢：我今年虛歲70，其實心理上並不覺得怎樣，倒是身體上確實有一點感覺了，比如開夜車的話，頂多開一天，兩天就吃不消了，連開三天的話思維就受到影響了。另外眼睛不太行了，晚上開車就比較難一點。喝酒也是，從前喝個一斤不是問題，現在喝到半斤就曉得差不多了。
冬：要適可而止了。（笑）
錢：另外我想，年齡大了倒也有另一種自由。比如今年一月份，我到鹽湖城去看我的老大，突然一箇中學同學邀我去滑雪。滑雪我是一直想學的，但也一直沒機會學，這次終於就去了。先是一路滾下來，滾也得滾得有技術啊，就是腿不能摔斷。滾到後來我真是想爬下去算了，因為你摔倒以後呢，穿著雪鞋是站不起來的，得讓人把你拉起來。所以摔得真是想放棄了，後來想不行，為什麼呢？我孫女五歲，她說：爺爺，我和你滑雪去！我不好意思告訴她我不會滑雪，因為在孫女的眼睛裡，爸爸和爺爺是什麼都能的。所以我說，好，明天跟你去！一天下來，真是覺得過癮，挺得意，第一腿沒摔斷，第二後面的大半段是一路滑下來的，“譁——”就下來了。所以我後來就打電話給我太太說，明年一月滑雪去！
還有一件事，我從前弄過菜園子嘛，但很久沒種了，因為暑假都在外面。今年我估計到八月份都會在家裡待著，就又開始種，從西紅柿種起。我從前種過一個品種的西紅柿，一個能長到一兩斤重，真是大；種上以後就很得意地出門了，估計再回去大概它可以長到兩三尺，結果回去一看，只有六寸高，再仔細一看，被鹿給吃掉了。我們家園子裡大概有八九隻鹿，每天要來兩次。以前種菜的時候鹿也來，有各式各樣的防鹿的方法，比如用鐵絲圍起來，可我總覺得那是破風水的一件事情。
我想到一個辦法，就是用很細的釣魚線，大概每一兩尺拴一根線，因為鹿看不見那麼細的線，它一下子碰到看不見的東西就會嚇跑。結果發現這個辦法也不行，它把柱子撞倒照樣進來。後來我開始研究鹿的天敵是什麼，發現是郊狼，英文叫coyote，我就到賣樹、賣花的店裡去問有沒有郊狼的尿，結果居然買到了，拿回去灑在土上，鹿就不來了。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這次我把剩下的郊狼尿弄出來，發現沒用了。我猜想有兩個原因，一個可能是放了十年味道沒有了，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現在美國人口太多，郊狼已經消失了，現在的鹿已經不知道郊狼是怎麼回事了，根本不怕。
冬：敵人已經被消滅了。
錢：對。（笑）我覺得做這些事情真是人生的享受。我還種過一些玉米，那個玉米真是好啊，我們叫“銀皇后”， 甜得不得了，是馬里蘭州發展的，每一個州都有自己的品種。從前我種玉米時，鄰居叫我在田邊生個火，上面放一口大鍋，水滾了就把玉米捏下來往裡面一丟，三分鐘後撈起來吃，入口即化。那個玉米放久了會大量澱粉化，口感就不一樣。這種樂趣在城裡已經享受不到了。
冬：那您打算什麼時候“迴歸田園”呢？
錢：不曉得。（笑）真的哪一天下定決心退休的話，這些都可以做的。我還有一個夢想，就是做傢俱。從前我小孩的傢俱全是我做的，每生一個小孩，就給他們做一套傢俱：一個五斗櫃，一個書桌，一把椅子。
冬：他們現在還會要嗎？
錢：現在可以給孫子做呀。
冬：現在有那麼多現代化的東西，他們還會要嗎？
錢：比如說，我二兒子小時候一直想要一個tree－house，就是在大樹上造一個小房子，小孩就喜歡這個。結果我還沒開始造呢，就去忙回中國的事兒了，等到再有空的時候，他都已經念研究所了。現在我發現，他的孩子也很想要這個，所以我想為孫子們做一個，跟兒子一起設計。
冬：但是對您來說，下定決心退休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錢：也有不甘心，也很矛盾，有時候覺得年輕人的世界我就別管了，我自己去享福吧，做點自己想做的事，可是慢慢發現，最享福的事還是跟教育有關的。比如這個暑假原來我是打算從五月底到八月底全部待在家裡的，結果董秀玉一個電話打過來，說七月初這兒有個通識教育講習班，請我來講課，那麼說來也就來了。這一來稀里呼嚕一大堆事，原來只要三天就夠，現在要三個禮拜。不過碰到一些老朋友，做了一些事，還是很過癮。
說到以後，現實一點的話，不可能教書到八九十歲，大概也不可能立刻退休，多半是掌握一個平衡點的問題。比如通識教育，假如真要做的話，要麼在大陸，要麼在臺灣，得選定一個地方，一待三五年，因為這需要一連串潛移默化的工作，要把一代老師的想法改過來。
冬：這是最難的。
錢：對。所以也有可能我一兩年之內就回來了，回大陸也行，回臺灣也行，但有一個大前提，就是這個學校的領導是真正下決心要做通識教育，而不只是做表面文章。我不要找最好的學生，也不需要最好的裝置，但得有一些人有這個共同理想，對教育的本質、對辦大學的真諦有共識，這是最重要的。
冬：您還想為這個本質奮鬥多少年？
錢：兩個可能。一個可能是我們這批人努力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有一批新的、有同樣理念的人起來了，那時候我們就該靠邊站了；另一個可能，每個人的能力都有限，當你做得差不多的時候，時代也在變，你不一定跟得上，再堅持個人看法就不一定對了。我不覺得一個人應該在一件工作上做很久很久，或者以同一個方式在同一個位置上做很久，差不多就得跳出來，跳到另外一面去看看。
冬：所以您這一生就是學習、調查、實踐，再學習、再調查、再實踐，不斷地突破。
錢：碰到困難的時候我會非常感興趣，一定要突破，突破以後一定要擴張，否則會再度被困難包圍起來。這就像太史公講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很豐富的人生，只是我們常常受自己的侷限，好可惜。
另外有一點我覺得很重要，就是每過三五年，要交些新的朋友。我想大部分人百分之七八十的朋友都是從前的同學，好像從大學畢業後就沒交過新朋友。
冬：生活圈子打不開，事業、知識面都打不開。
錢：現在我才慢慢體會到，每過幾年一定要花點時間，把自己的心開啟，接受外面的新東西，交一些新的朋友。這樣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交的朋友年齡越來越小，將來老了也不會孤獨。
冬：對，年紀大的人一定要交年輕朋友，這個很重要。
錢：否則年紀越大圈子越小，成天就是你痛我痛，這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冬：您覺得對老人來說什麼最重要，對年輕人來說又是什麼最重要？
錢：其實是同樣一句話：拿得起，放得下。年輕人要“拿得起”，老年人要“放得下”。很多人其實放不下，好像打了天下一定就要坐天下，最後逼到退休才走。
冬：恐怕退了休還要給自己留個自留地。
錢：年輕人一定要拿得起，不要猶豫來、猶豫去。我有一個體會，人生當中的小決定是精打細算做出來的，大決定全是出自感性，比如學什麼，要不要結婚，跟誰結婚，要不要小孩，要不要改行，這都是大決定。這種大決定很少是算來算去的，結不結婚就是靠一時糊塗，結了婚以後總行的，小兩口慢慢活就是了。
現在回頭看，我這一生其實沒有什麼大的計劃，碰到一個東西就試一試、做一做，做了可能就發生興趣。常有年輕人說：我想做這個事，但是做不了；我就跟他說，其實一個人一生做的事情，十之八九是自己決定不了的，可是怎麼個做法，十之八九是自己決定的，我是放開手做，還是小小地做，是應付應付，還是幹到底，這個完全由自己決定；而且怎麼個做法，往往決定了你開不開心。所以乾脆就不要挑精選肥了，大致選個方向，能有什麼機會就放開手去做。這種想法可能影響了我一生，所以從某個角度看，我這一生雜亂無章。
冬：但是您始終是有一個“主線”的，比如您一直沒有放棄研究工作，比如您一直沒有放棄對中國命運、中國文化發展的關注與思考。
錢：是，這個長遠的東西是一直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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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致榕 著 鍾月岑 整理
活字文化 策劃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
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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