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Hao，你知道嗎，以後在這個通風櫥邊上，可能再也看不到你在這裡做化學反應和過柱子。”
老頭，你知道嗎，以後在這個世界上，再也收不到你的郵件和修改過的ppt了。
2024年12月30日，國際著名化學家、2016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詹姆斯·弗雷澤·司徒塔特（James Fraser Stoddart）先生離世，享年82歲。（見文章：2024，我們失去了這些偉大的頭腦）
一顆星星隕落，但星星的光曾照亮、指引和溫暖所有人。
這是一篇來自司徒塔特教授生前學生的悼文，樸實的語言講述了其與恩師從初識到建立深厚情誼的點滴故事。
他是嚴格的導師，是真摯的朋友，是夏日的陽光，讓樹木鬱鬱蔥蔥。
謹以此文，緬懷這位無私偉大的老先生，願他在另一個世界與愛妻團聚，安息長眠。
李昊 | 撰文
前天晚飯的時候，在香港做博士後的房帥從香港發回一條訊息，說老師您不要激動，告訴你一個噩耗，司徒塔特先生去世了。
我問他還可以救回來嗎？等我打電話過去，房帥那邊已經在哭了。後來瑞華師妹哭著給我電話，說先生去世了。老先生和家人去了澳洲度假，本來一切都很正常，早上據說還給諸多師弟回了email，晚上突然有些不舒服，女兒給他叫了醫生。但是醫生來的路上，人已經永遠地睡著了。
詹姆斯·弗雷澤·司徒塔特（James Fraser Stoddart）教授
我第一次見到老先生，我記不清是2004年的秋天還是2005年的春天。
那時，我在中科院化學所李玉良老師實驗室做畢業論文。那天師兄李勇軍通知我們說，化學所來了一個大咖作報告，機會難得，最好都去聽下。於是，在化學所的大講堂裡，我初次見到了老頭。
當時我的英語不足以支撐我聽懂這個報告。我唯一能聽明白的是，好像先生做報告開始的時候默哀了一小會，說他的妻子，也是他一生最好的朋友離開了他（我當時就聽懂了 best friend 等幾個詞）。後來有人提問：問他這輩子最大的願望是不是獲得諾貝爾化學獎，老頭想了想說，可能最大的願望，是把所有已經拿到的獎項，用來換取亡妻的生命。
雖然我沒大聽懂老頭那天在化學所的報告，但是我首次接觸了分子機器。後來李勇軍老師帶我做的課題，也是關於這個領域。我因此也開始閱讀了不少分子機器的文章。兩年後我被ucla錄取，就首先就想加入先生的研究組。
2007年8月15日，我從北京飛到洛杉磯。隨後17號，我在ucla的Young大樓，第一次近距離見到了老先生。當時他正在碩大的一張桌子前辦公，T恤上插著兩支鋼筆。我用什麼蹩腳的英語表達了對他的仰慕，希望跟他讀博士。
他當時告訴我，他將轉入西北大學，要麼換個導師，要麼只能退學跟他去芝加哥。我當時幾乎沒有任何猶豫，就在8月19號在ucla完成了退學並轉入西北。
因為申請西北大學要走該有的流程，老頭問我要了簡歷，然後一絲不苟的幫我把簡歷改了一遍。我記得楊英威師兄看了下他改的版本說，你小子剛來，就這麼認真的給你改簡歷，這其實是他女婿方有的待遇。
2007年9月2號，我飛到了芝加哥，在西北的tech樓立刻開始了五年半讀博的生活。從此真正開始了和老頭長達17年多的師徒情緣。
在組裡，老頭像個老父親，也有點像個不威自怒的國王。他對學生就像對待淘氣的孩子一樣，訓斥是經常的事情。因此學生們頗有些小心翼翼，不敢惹他生氣。
很多年後，我看到一部叫《大明風華》的電視劇，裡面的永樂大帝頗有老頭的風範，而學生們大多是戰戰兢兢的朱高熾。
嚴厲歸嚴厲，但是當涉及到學生的前途和利益的時候，來自老頭的支援和幫忙則像對親兒子一樣，不遺餘力。很多年後，我申請浙大的職位，還有三次申請CLP超分子化學獎，老頭都寫了很長的推薦信。
在推薦信中，我彷彿成了百年一遇的化學奇才，誇得我都十分不好意思。當然這並非我有多優秀，我聽說土耳其師兄曾被誇成了千年一遇。
老頭對組會的ppt，有著非常嚴格的要求。他對ppt裡面的字型大小，化合物的顏色，都有嚴格的要求。比如四硫富瓦烯和紫晶必須用綠色和藍色。我進組的時候，就收到師兄們給的一個pdf，上面總結了做ppt時候的各種禁忌，要求我按pdf的要求來做，免得惹老頭生氣。
對於出成果慢的同門，老頭並沒有特別的苛求。當時我還不大懂事，心中頗有一些腹誹，我心想我是來學著當科學家的，不是來學做ppt的。
很多年後，我自己當了PI，則愈發覺得這個邏輯的合理：科研如果沒有做好，可能並不是努力不夠，或者不是因為態度不認真，或許僅僅就是課題難度過高，或者運氣不好。因此老頭基本不過多苛責科研成果——一個老師不苛求自己的學生是個天才。但是ppt的好壞則是態度問題。而透過對ppt的苛求，學生可以感受到他對學術的精益求精和一絲不苟，從而在科研上延續這種態度。
後來回到浙大，看到很多學生的ppt做得稀爛，我就覺得，有機會真應該送他們去西北老頭的組裡鍛鍊一下。事實上也確實如此，我有兩個學生先後獲得國家和浙大的資助，去老頭那裡訪學的半年到一年。回來後，他們做ppt的水平就超過我了。
在組裡的前兩年，由於英語不行，和老頭溝通一直有問題，也惹他生氣過幾次。期間還因為操作失誤，把實驗室淹了。老頭當時氣得要開除我，讓我在家裡閉門思過一週。
一週後，我跑到實驗室去給老頭道歉，說一定努力工作，不再犯類似的錯誤。老頭很大度地原諒了我。再後來我買了一輛二手車，拿到駕照後就發信給英國度假的老頭，問是否需要去機場接他。他當時回了一封很開心的信，他說道，“Hao，你的回信就如同音樂在我的耳邊響起”。
從那以後，我就負責接送老頭。像老頭這樣的大咖，國際旅行是十分頻繁的，有各種學術會議。我因此經常穿梭於他家裡和機場之間。從埃文斯頓到芝加哥歐海爾機場的那條路，我因此走了不下一百次。每到過年的時候，老頭會給我寫一張支票，補貼我一年開車的油費。
在2010年前後，老頭在韓國有份為期三個月的短期兼職，為了不放下西北的工作，他是週五坐晚上的飛機飛回芝加哥參加組會，就在飛機上倒時差，然後週日再飛回韓國工作。
有次在去機場的路上，我小心翼翼地問他，您70歲年紀了，為什麼還要選擇如此勞累的生活方式。老頭用那種英國人固有的嚴謹方式回答道：“我如果停止工作，那麼我將在18個月內死去。”
可能是老頭覺得我開車接送的過程比叫出租車更有趣——可以一路聊天而不是沉悶地坐在出租車上。於是他把我推薦給他的各種朋友。這樣，他邀請的各種大咖來西北作報告，都由我開車接送而不是訂出租車。
我就是這樣認識了Sauvage， Allan Rowan， Nitschke，Harry Anderson，還有後來成為我博士後導師的Sessler等等。一時間，我那部帕薩特上面確實做到了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老頭改文章的方式是與眾不同的。他不用電腦，而是由我們寫好文章，打印出來，他直接在紙上修改。我的第一篇paper寫好了交給他，他不夠滿意，於是用鋼筆重寫一遍。他用的那種中世紀大文豪的草體字，一開始我只在電影裡面看過。
一開始，我基本一個字都不認識，只能靠猜和問各種師兄。等我們把他的手稿打印出來，還得要交回給他繼續修改多次，方可滿意。等學生拿到被改到面目全非的論文，就可以看到自己和世界頂尖科學家之間的巨大差距，這種差距不僅僅在語言上，而且深深地體現在對科研的獨特視角上。
另一方面，我們呈交給他的paper卻必須要精益求精，哪怕這些精益求精的文字被他整體刪除。Paper寫出來，如果在五分鐘之內發現了一個錯誤，比如學生把德國人的名字Ü寫成U， 他就不看了，這就意味著可能這篇paper要排在更靠後的位置——他的桌上可能經常有十多篇論文等他修改。
學生為了讓文章早日發文章，就不得不要求嚴格地完成一篇精品，在這個過程中間，學生能迅速從一個科研小白成長成一個青年學者。後來我的學生經常把一些 “半成品” 發給我，我就想，你們這些孩子真應該送到西北大學或者香港大學給老頭敲打一下。
2013年我畢業，那天答辯結束後，我的同門柯晨峰買了香檳酒慶祝，老頭有些深情的說，“Hao，你知道嗎，以後在這個通風櫥邊上，可能再也看不到你在這裡做化學反應和過柱子。這種感覺我曾經有過：很多年前我去女兒的房間叫她起床，卻發現她已經上大學了。”
或許一首詩能描述老頭和學生：虎乃百獸尊，誰敢觸其怒。唯有親子情，一步一回顧。
這就是老頭，他就如同夏天的太陽，光芒四射，小樹偶爾覺得光熱讓人刺眼，但是夏天的太陽卻讓樹木鬱鬱蔥蔥。到了冬天萬物凋零的時候，才知道光和熱的重要。
我2007年進組的時候，中國人非常少，不到十分之一。甚至一個叫道格拉斯的美國同學跑過來，要求我和其他中國人說話的時候應該說英語，不說英語就是不professional。
可能也是由於中國學生前赴後繼的做出了優秀的工作，老頭對中國學生越來越青睞。我畢業後很多年，組裡成了中國博士後和博士生的天下，歐美學生反而成了少數民族。很多時候，組裡甚至開玩笑說，以後西北大學Stoddart組應該改說漢語。
老頭也見證了中國學生一個個成為了各個大學教授。有個美國師弟和老頭一起，完成了一部分子機器領域的不朽著作—— The Nature of the Mechanical Bond。老頭送了每個學生一本。在給我的那本書上，他繼續用特有的中世紀草體字寫了一段話鼓勵我：
hao，你記得在獨立後，做自己獨有方向，這個方向只屬於你一個人。
後來我的學生天宇，廣成，房帥，先後去老頭那裡交流或做博士後。老頭就像當年教導我一樣，教導著這些更年輕的學生。
或許老頭以最希望的方式離開了這個世界——沒有過多的病痛，離開的前一刻還在工作。或許老頭在世界的另一邊和他的愛妻團聚了。
祝恩師安息。
（李昊 2025年1月1日下午於浙大紫金港）
作者簡介：
李昊，浙江大學化學系特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詹姆斯·弗雷澤·司徒塔特（James Fraser Stoddart，1942年5月24日-2024年12月30日） 出生於英國愛丁堡，化學家，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德國自然科學院院士，荷蘭皇家藝術和科學院外籍院士，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2016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中國香港大學教授。
詹姆斯·弗雷澤·司徒塔特1960年-1964年就讀於愛丁堡大學；1966年獲得愛丁堡大學博士學位；1997年—2008年任教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2008-2023年任教於美國西北大學；2023年9月入職中國香港大學。2024年12月30日，詹姆斯·弗雷澤·司徒塔特逝世，享年82歲。
詹姆斯·弗雷澤·司徒塔特開闢了化學界的一個新領域，即開闢了一類創造分子微觀結構的新方法——即利用分子結構的互鎖全新的分子和分子拓撲結構，同時利用互鎖分子的不同組分間的相對運動，發展分子機器和分子開關。司徒塔特先生前後培養了將近百餘名中國學者和學生。
宣告：原文2025年1月11日首發於微信公眾號“guomics”,賽先生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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