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彈一星”工程為什麼能開拓一箇中國科技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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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彈一星”工程，是新中國建設成就的重要象徵，是中華民族的榮耀與驕傲，也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壯舉。這項工程不僅使我國的國防實力發生了質的飛躍，而且廣泛帶動了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促進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造就了一支能吃苦、能攻關、能創新、能協作的科技隊伍，極大地增強了全國人民開拓前進、奮發圖強的信心和力量。聶榮臻在1992年撰文指出，以“兩彈一星”工程為代表的國防科技，不僅開拓了一個黃金時代，而且培育了一代風流人物。錢學森在1984年說，我們的科技人員在今天回顧往事，都十分懷念那個時代，稱之為中國科學技術的黃金時代。

毛澤東的英明決策

曾經擔任過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的黨史研究專家程中原，2005年10月曾到哈佛大學訪問。在演講結束時聽眾問他如何評價毛澤東，他回答：“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他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中國還不會造一輛汽車，而他走的時候，中國不僅有了原子彈、氫彈，而且已經能夠準確地回收人造衛星，跨進了太空俱樂部的大門。”中國歷史學會會長李捷指出，中國現在擁有舉世矚目的核大國、宇航大國的國際地位，而其地位的奠定，歸功於毛澤東。

1993年4月，曾經擔任二機部核武器研究院院長的李覺將軍，在接受採訪時說，“造原子彈沒有毛主席的決策絕不行。當然還有老一代的領袖們、科學家們和千千萬萬的協作單位和工程技術人員等，我只不過是滄海的一粟而已。”

在1945年7月16日波茨坦會議第一天的晚上，第一顆原子彈在美國的新墨西哥州成功爆炸。訊息傳到了杜魯門那裡。曾在丘吉爾和斯大林面前頗不自在的杜魯門，因這個訊息而有了一種全新的自信心。丘吉爾說：“炸藥還有何用？一錢不值。電力又有何用？毫無意義。原子彈是二次基督降臨。”這位英國領導人確信，戰爭將在一兩次原子彈的猛烈轟炸中結束，故不再需要請求蘇聯參戰。由此可見，核武器作為近代各種科學技術成果的高度結晶，誰擁有這一技術，誰就能佔有強國地位。

1946年8月6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時指出：“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但實際上並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

重溫毛澤東這段話，可以領悟到兩層意思：一是僅僅依靠新式武器是無法改變戰爭的程序，後來的抗美援朝的勝利證明了這一點；二是新式武器確實具有戰略威懾作用，是一個大國強國必不可少的裝備。

歷史確實是這樣發展的。1949年8月，蘇聯成功進行了第一次原子彈爆炸試驗。同年12月毛澤東訪問蘇聯時，就向斯大林說要貝利亞（蘇聯負責研發原子彈的負責人——筆者注）來中國幫助製造原子彈。但是，由於剛從廢墟上站起來的新中國，最需要的是休養生息。至於要不要同時加快進行國防現代化建設，在新中國領導層中間還有不同的認識。1950年6月，朝鮮內戰爆發。7月，美軍參戰。10月初，美軍不顧中國警告把戰火燒到中朝邊境。10月24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會議上說：“不久以前華萊士（美國前副總統——引者注）給毛主席一封信，他說，願中國造拖拉機，不要將造拖拉機的力量造了坦克車。實際上是敵人不許我們建設，逼得我們不能造拖拉機。”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開始了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美國政府對中國多次發出使用核武器的威脅並認真制定了詳細的核打擊計劃。在隨後的1954-1955年發生的第一次臺灣海峽危機中，美國政府不斷揮舞核武器，試圖以核威懾來迫使中國作出讓步。儘管美國的核威脅一次一次歸於失敗，但毛澤東感到研製核武器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在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上作出決策：“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值得一提的是，據薄一波回憶，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在許多場合都提到我們沒有原子彈的問題，還親自催促薄一波組織人員找鈾礦。而談這個問題時，差不多每一次周恩來都在場。1954年，地質部在綜合找礦中，第一次在廣西發現了鈾礦資源的苗頭。毛澤東對地質部副部長劉傑說：“劉傑呀，這個事情要好好抓呦，這是決定命運的。”

毛澤東的決策，引起了那一代科學家的強烈共鳴。“兩彈一星”功勳王大珩，其父王應偉是中國天文學會的創始人之一。王應偉曾在給年少的王大珩講述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掠走珍貴天文儀器的悲慘歷史時說：“在這個世界上，靠乞求是什麼也得不到的。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都只有靠自強。人自強了，就沒有人敢欺負你了；國自強了，就沒有人敢欺負你的國家了。什麼時候我們的國家強盛了，我們這些中國人在別人眼裡才能真正算得上是個人。”因此，王大珩在談到“兩彈一星”工程的戰略意義時說：“過去那個有國無防的中國給中國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憶。執政後的中國共產黨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樣的歷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自家的圍欄，而必須掌握具有威懾力的戰略武器，並且越早越好，因為沒有人會等你填飽肚子後再來打你。”“對這一點體會最深刻的莫過於毛澤東了”。王大珩沒有辜負父輩的期望。“中國兩彈一星的光學儀器從何而來”一度是美國光學專家們心中的一個謎。1980年，當美國光學專家從來到美國訪問的中國光學專家的報告中得知，是王大珩領導的長春光機所自己設計自己製造出來的時候，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與會的一位旅美華人光學教授說：“我在美國25年從來沒有得到今天這麼高的榮譽，這種榮譽是長春光機所爭得的。”

中國科學家的幸運

“兩彈一星”功勳錢三強在回憶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決策時寫道：“我們中國的原子核科學家，在這方面應該說一直是幸運的。國家最高層不但有果斷的決策，實行決策的條件、措施也都在周總理的運籌之中……就這樣，許多辦不到的事情辦成了，難以出現的奇蹟出現了。”他在回憶蘇聯撕毀協議撤走專家後毛澤東發出“要下定決心搞尖端技術”時寫道：“在正確的決策下，原子能戰線上的科學技術人員、領導幹部和工人、解放軍，不論男女老少，個個精神抖擻，投入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核科學的偉大事業。”“曾經以為是艱難困苦的關頭，卻成了中國人幹得最歡、最帶勁、最舒坦的‘黃金時代’”。

在推進“兩彈一星”工程中，周恩來總理和負責科技的聶榮臻副總理在領導、組織和指揮方面發揮了極高的組織才能和領導藝術。一批經過戰火考驗的將士，全力以赴迎接新的挑戰，在為科學家們做好勤務員的同時，努力從外行變成內行，以便更好地履行領導的職責。

1956年10月，新中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錢學森擔任院長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隆冬季節的一天，聶榮臻來到研究院，首先查看了科研人員的簡陋住處，然後才到會議室。他在講話中感慨地說：“我是帶兵打仗出來的，今天毛主席、黨中央讓我抓國防科研。我常常想：怎麼抓啊？後來我想明白一點了，就是老老實實做好人民的勤務員。我聶榮臻有志於當個科學工作的勤務員，為科學家搞好科研工作的條件，搞好學習和生活條件。”聶榮臻嚴肅地對在場的五院領導說：“如果凍壞一個人，你們得賠我！”在場的人深受感動。幾十年後，在場的火箭技術專家屠守鍔仍然清楚地記得這一幕。他說，當時大家一下子就不覺得冷了。

1957年初，二機部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即後來的九所、九院、核武器研究院），西藏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李覺被任命為所長，負責核武器研製和基地建設工作。當二機部部長宋任窮上將聽到李覺說“我不懂原子彈，怎麼搞”時，回答道：“你不懂，我也不懂；你沒有見過，我也沒有見過。我看還是要靠我們的老傳統，過去在戰爭年代，毛主席教導我們要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我們打敗了蔣介石，建立了新中國。今天，就要在研製過程中學習研製，一定要把原子彈造出來。”1958年底，李覺和專家們開始在青海的金銀灘草原建設核武器研製生產基地。他從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無微不至地關心科研人員，極大地調動了廣大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兩彈一星”功勳周光召後來回憶：“當年，我們的研製基地在青海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上，大家都住帳篷，一切從頭建起。那時沒有高壓鍋，飯也煮不熟。第一座樓房蓋成後，讓誰住進去呢？李覺將軍決定，領導住帳篷，科研人員住新樓。在冰天雪地的青藏高原，把帳篷留給自己住，這是真正的共產黨員的精神。李覺同志的這個決定，深深感動了廣大科研人員。我對他十分佩服。平時，李覺的作風就很民主，他愛護、尊重科技人員，十分注意充分發揮專家的作用。當年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能聚集那麼多知名科學家，與有一批像李覺這樣的共產黨員、領導幹部分不開。”值得一提的是，李覺很快從外行變成了內行，第一顆原子彈起爆前最關鍵、最重要、也是最危險的一道工序插接雷管，就是在他手中完成的。

周光召在清華大學讀研究生時的導師、“兩彈一星”功勳彭桓武，於1963年秋冬之交，和幾位同事來到金銀灘進行試驗。到達當晚，當看到所有科研人員全部住在有暖氣的樓房裡，而領導幹部都住在帳篷裡時，一股熱浪湧上他的心頭：只有共產黨的幹部、人民的幹部才能如此重視科研工作，如此愛護科學家呀！他想起自己從童年就渴求知識，無論是在長春讀小學，還是在北平讀清華；無論是在雲南大學教書，還是在英倫島做博士論文，他都是勤勤懇懇做學問，想成就一番事業。直到新中國成立，他加入原子能這個集體中，才開始做一些實實在在的工作。從教書育人開闢新課題，到核反應堆、核潛艇動力堆工程，再到原子彈。他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強國夢的實現。1961年4月，他加入研製原子彈隊伍不久，周恩來接見了他和王淦昌、郭永懷。周恩來對彭桓武說：“這一次，調你去研製原子彈，可是一項政治任務啊！”彭桓武一輩子都是黨外人士，但周恩來的“政治任務”這句話，使他深刻地感受到黨對他政治上的完全信任，激勵了他一輩子為強國夢而奮鬥。在他70歲那一年的1985年，他作為第一顆原子彈氫彈的主要完成者之一，獲得兩項國家科學技術特等獎。

◆位於北京城北的核能研究所是中國核武器研製最早的陣地。一大批專家和科技骨幹懷著強烈的愛國熱情先後集結進行著原子彈技術的艱難攻關。

年輕時在武漢大學物理系就讀，1937年入黨的劉西堯，也是一位很快從外行變為內行的優秀領導幹部。他於1963年調任二機部第一副部長後，即參與組織領導原子彈、氫彈的研製和試驗，是我國首次原子彈試驗的副總指揮（總指揮為張愛萍上將）。原子彈成功後，在理論設計部氫彈攻關期間，劉西堯經常去聽鄧稼先、于敏等科學家的討論。對理論設計部的氫彈攻關情況做到了心中有數。1965年底，劉西堯接到鄧稼先從上海打來的電話，說他們的氫彈理論設計方案在計算機上已經驗證可行，要求立即付諸實施，他當即表示同意。隨後制定的實施步驟一一按預定計劃順利完成，為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鋪平了道路。後來不少參加過氫彈研製工作的科技人員見到劉西堯時，都說1965年年底的當機立斷很重要。美國人約翰·W·劉易斯、薛理泰1988年出版的《中國原子彈的製造》一書上，寫了一句：“在他（指劉西堯──引者注）的領導下，氫彈計劃取得了迅速發展。”劉西堯後來回憶：“哪能一接電話就下決心呢！還是毛澤東說得對，‘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氫彈研製之所以能夠取得較快的進展，還是應該歸功於：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專家同志們的努力。”

大協作使科技戰線生機勃勃

錢學森在回顧“兩彈一星”工程時說：“中國在那樣一個工業、技術都很薄弱的情況下搞‘兩彈’，沒有社會主義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黨中央、毛主席一聲號令，沒二話，我們就幹。”“中國過去沒有搞過大規模科學技術研究，‘兩彈’才是大規模的科學技術研究，那要幾千人、上萬人的協作，中國過去沒有。”

1956年4月23日，中央發出通知，指出，當前最緊迫的是必須由全國各地和中央各部門抽調一批優秀的技術幹部和行政人員，以及一定數量的技術工人和普通工人參加原子能建設工作。到1956年底，以鈾礦地質工作的隊伍為例，其人員從1萬人增加到2萬人。他們懷著獻身祖國核事業的豪情壯志，肩負重任，迅速打開了新局面。2020年去世的、被譽為“煉鈾之父”的老兵王明健，本來在他的任務結束後可以回北京工作，但他選擇了默默堅守在山區，閉口不提曾經的功績。2014年，為慶祝原子彈爆炸50週年，國家“兩彈一星”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聯絡到他，問他有什麼要求，他說：“我沒有任何要求。只要祖國和人民需要，我無上光榮。”

上世紀60年代初是艱難困苦的關頭，同時也是原子彈研究已經面臨突破的關頭。“兩彈一星”功勳程開甲回憶：“正當我們力爭加速程序時，國防工業和國防科研戰線上出現了有關兩彈的‘上馬’‘下馬’之爭。後來毛主席下的決心，結束了爭論，併成立了中央專門委員會加強領導。”11月17日，在中專委主任周恩來主持召開的第一次會上，決定了機構的設定和人員的安排，傳達了毛澤東“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的指示。會議精神傳達到各有關單位後，群情振奮。2019年，當時在原子彈實驗場工作的現役軍人，後來由外行轉為內行為核工業奮鬥了一生的孟憲玉向記者描述道：“我們原子彈實驗場的每一個要害部門都用大幅標語標牌，寫著‘大力協同做好這項工作’。我們乾的是天大的事，真是一心一意完成工作任務，為原子彈爆炸作貢獻……使我們國家搞出這麼偉大的事業和大國重器。”

中專委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從黨的統一領導、人員通力協作、科研力量協同和物質材料協調等方面入手，卓有成效地領導組織了全國大協作，極大地促進了“兩彈一星”的研製和試驗的成功。周恩來堅持一個一貫的指導思想，就是抓重點帶動全域性，抓“尖端”帶動常規，而且一浪高過一浪地不斷向前推進，使整個科技戰線生氣勃勃，成效驚人。當核試驗不斷推進時，如何建設核燃料後處理工廠成為一個新難題。周恩來很重視這項工作，在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後，果斷決定淘汰蘇聯的沉澱法設計，自行研製成功萃取法新生產工藝裝備，節約投資3.6億，大大提高了回收率且降低了生產成本。專案的成功，使廣大科技人員再一次感到，方向對頭加上艱苦努力，中國人完全有能力趕超國際先進水平。當大量的廠礦和試驗基地建立起來後，周恩來又考慮如何為那些坐落在荒山野嶺的工廠、試驗基地的人們解決好吃穿用問題。工業學大慶運動剛剛興起，周恩來就要二機部部長劉傑率隊前往大慶學習，學習如何在偏遠地區建設商業網點。劉傑取經回來後即制定了切實可行的方案。實施後，職工有“猶如大旱甘霖”的感覺，不但解決了他們的後顧之憂，而且進一步增強了對開發核事業的自豪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氫彈理論研究遇到攔路虎的時候，周恩來及時向科研人員發出學習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以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為指導，加快氫彈研究的指示。被譽為“氫彈之父”的于敏留下的口述史有這樣的內容：“我對這個領域完全陌生，抓什麼課題？我一直以《矛盾論》的‘內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外因透過內因起作用’作為研究工作的指導思想。”當氫彈理論研究實測資料完成後，周恩來稱讚這一成績是領導、專家和群眾三結合，教育、研究和生產三結合，群策群力，大力協同的結果。彭桓武曾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慶功宴上賦詩讚賞大協作：“亭亭鐵塔矗秋空，六億人民願望同。不是工農兵協力，焉能數理化成功。”

從1962年成立到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中專委召開了九次會議。中專委辦公室根據中專委的安排，召開過多次全國性的協作攻關會議，其中有4次是有幾百個單位參加的1200人左右的“大力協作”會。1965年2月，聶榮臻批示同意錢學森在當年1月提交的《研製衛星的打算》。在5月4日至5日的中專委會議上，正式將衛星工程計劃列入國家計劃，由國防科委具體組織協調。“文革”開始後，為確保衛星工程順利進行，經毛澤東批准，1968年2月，在原來中科院“581”組的基礎上，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正式成立，錢學森兼任院長。在籌備成立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期間，1967年7月，錢學森推薦孫家棟擔任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的技術總負責人。在當時打派仗的情況下，如何動員各派的力量搞好“大力協同”，頗費一番心思。在錢學森的支援下，孫家棟把技術條件列為選人的唯一條件，組織攻關隊伍。由於“兩彈”大協作產生的效應已經深深影響了整個科技戰線，無論是哪一派的科技人員，都渴望能夠加入這支光榮的攻關隊伍。孫家棟最後選定18人。當他們離開原單位時，觀點對立的兩派人員高舉彩旗，各站一方，敲鑼打鼓，熱烈歡送。錢學森對他們說：“希望你們18個人能成為航天十八勇士，為中國衛星闖出一條天路來。”

這18位科研人員在孫家棟的帶領下，擺脫外部的衝擊和干擾，加班加點搞設計、做試驗，努力攻關，解決了一系列技術問題，制定了衛星總體新指標，確定了衛星研製新方案。周恩來多次接見錢學森、孫家棟和有關科技人員。在一次接見中，周恩來特地問坐在孫家棟旁邊的戚發軔，兩人是不是一派的。當得知他們是來自兩派，但工作配合得很好時說：“好！不鬧派性就好！”孫家棟與戚發軔在從事衛星研製工作之前就一起在導彈總體部，雖說“文革”之風也不可避免地刮進導彈總體部，但祖國衛星研製大業像紐帶一樣，把兩人報效祖國的共同理想緊緊地聯絡在一起。當年他們在導彈研製、設計、試驗工作中，相互支援、相互鼓勵、相互默契配合的那股勁，現在又一次體現出來。

當時每個承擔研製衛星的單位和職工都感到無上光榮，他們盡心盡力，協同攻關。周恩來多次接見過有關人員，以確保沒有一項工作拖後腿。當時為了及時研製好與衛星主體配套的原子鐘，周恩來把上海天文臺、紫金山天文臺和酒泉發射中心等有關單位的科研人員用專機接到北京，詳細瞭解情況，親自佈置協作攻關事宜。上海天文臺的科研人員後來回憶：“在有關單位的大力協作下，1970年底研製成功我國第一臺氫原子鐘樣機……在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及以後的各次衛星發射中均圓滿地完成了任務。”孫家棟還為尋找合適的電信連結插頭，親自前往上海，通過當時上海市的主要負責人，找到上海無線電五廠，與幾位有經驗的老師傅具體切磋探討，制定了初步方案後又經過反覆試驗，終於將這種衛星上專用的也是非常特殊的插頭造了出來。此外，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等單位攻克了測量衛星姿態的紅外地平儀難關，北京空間機電研究所攻克了在末級火箭上安裝“觀測裙”的設計和製造難關等等，都是在大協作中湧出來的優秀集體。孫家棟在很多年後回憶起這段歷史時仍動情地說：“在當時那種技術條件、物質生活、工作環境下，用那麼短的時間做成這樣一件大事，是大力協同、無私奉獻的航天精神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時，動用了全國60%的通訊線路，僅守衛通訊線路的群眾就達到60萬人。錢學森深有感觸地說：“像這樣的大協作，也只有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辦到。”

幾十年後，當這段歷史要刻在為紀念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成立40週年而建的“百星牆”上時，人們竟不知該在“總設計師”一欄中填上誰的名字。為了確定這個問題，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的領導提出了一個原則：發射時誰負責誰就是總師。按照這個標準，總師是戚發軔。

戚發軔說，我不同意。“‘東方紅一號’當年沒有任命總師，只有前仆後繼的科學家群體。即使寫一個人，也應該是孫家棟。”“百星牆”最後刻上了戚發軔和孫家棟兩個人的名字。

1992年，黨中央正式批覆實施載人航天工程，戚發軔被任命為神舟飛船總設計師。他帶領團隊圓滿完成神舟一號至四號無人飛行任務、神舟五號“一人一天”、神舟六號“多人多天”載人飛行任務。媒體讚歎，載人航天工程的發展，不僅證明了中國科學技術的日益進步，更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的管理和組織能力，展示了社會主義大協作的神奇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