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中國科學院原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名譽主席、原主席，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周光召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作為兩彈一星元勳，他曾謙虛地表示：“無論是原子彈還是氫彈，遠不是幾個人的事情，是10萬以上人的共同工作。如果要評價我在其中的貢獻，那隻不過是十萬分之一而已。”
文丨新京報記者 喬遲 李冰潔
編輯 丨胡杰
校對 丨王心
8月17日，中國科學院原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名譽主席、原主席，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周光召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生前，他是“做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的兩彈一星元勳，毅然回國時，物理學界的人說他“如不回國，再工作下去可得諾貝爾獎”。
他曾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黨委書記。有學者曾撰文回憶，“周光召擔任領導，不是做官、而是做事。他確立了所長負責制。這個改革，對於中國科學院的發展，迄今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
他的摯友李德元說他是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他的學生吳嶽良感念他的寬厚，一位曾與他一起工作過的科研工作者說，“從他身上，我才知道大科學家該是什麼樣。”
作為兩彈一星元勳，周光召與許多物理學界的科學家交情頗深，其中就包括楊振寧和李政道，三人相識數十年。
2019年，在周光召九十壽誕之際，楊振寧親臨現場，回憶了他與周光召半個多世紀的交往史。楊振寧表示，“周光召做人、做事都是一個非常容易使人喜歡、尊敬的人。周光召一生在做人、做事、做學問方面都做得非常成功”。對於自己的評價，周光召則謙虛地表示，“我一直認為，無論是原子彈還是氫彈，遠不是幾個人的事情，是10萬以上人的共同工作。如果要評價我在其中的貢獻，那隻不過是十萬分之一而已。”
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在官網首頁釋出悼念專題。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官網截圖
“隨時聽從祖國的召喚”
周光召1929年出生於湖南，1941年，入南開中學讀書，在這裡他受到了良好的數學訓練和自學能力培養。1945年，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耳聞目睹的事實改變了他原來想學電機的初衷，對核武器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51年7月，周光召從清華大學畢業，之後又考取了北京大學研究生，次年秋進入北京大學研究院，師從中國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教授，進行基本粒子物理學研究。
與周光召相識30餘年的中國科學院院士、科技部原部長徐冠華在悼念文章中說，1957年春天，響應黨的號召，周光召帶著“向科學進軍”的使命，前往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從事粒子物理研究。“光召先生十分珍惜國家給予的寶貴機會，埋頭苦學，4年間兩次獲得聯合核子研究所的科研獎金，發表了33篇論文，取得了令當時世界各國學者讚歎的成就。”
1959年6月，蘇聯單方面撕毀協議，拒絕援助我國研製原子彈，隨後撤走了全部在華專家，帶走了圖紙和資料。周光召獲悉後，義憤填膺，強烈要求回國從事原子彈研究。他在致二機部領導的決心書中寫道：“作為新中國培養的科學家，我願意放棄自己做了多年的基礎理論研究，改行從事國家急需的工作，我們隨時聽從祖國的召喚!”
經過近4年的努力，周光召已經在新興的粒子物理學領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推匯出的“贗向量流部分守恆定理”等重要理論，大大推動了這一前沿學科的發展。他也因此被世界公認為是學界重要理論的奠基人之一。國際同行稱讚他的研究工作“震動了杜布納”。
然而，他卻在課題研究即將取得進一步突破的關鍵時刻決心回國。在人們看來，如果他這時回國轉身於新的領域，意味著他之前的努力都將付諸東流。儘管挽留的聲音不絕於耳，但周光召的心裡十分清楚，掌握核技術對於新中國來說是多麼重要和緊迫。他堅定地認為，一個科技工作者在這時回國奉獻，比任何的個人獎項、榮譽都重要。
1961年，周光召回到了祖國。作為周光召的同事和摯友，前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所長李德元一直對周光召心懷敬意，他曾在接受採訪時說：“周光召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事實證明是這樣的，據物理學界的人跟我說，他這項工作再做下去可得諾貝爾獎，但是他這些都不要了，他要回來搞核武器，隱姓埋名幾十年。”
點燃“蘑菇雲”
1961年5月，周光召來到時任核武器研究所理論部主任鄧稼先的辦公室，瞭解原子彈工程的現狀。由於蘇聯專家撤走，缺少設計原子彈的各項資料，理論設計攻關陷入困境，研製原子彈準確的資料是整個工程的基礎，但當時中國的科研人員，唯一能夠參考的資料，只有蘇聯顧問撤走前口授的、幾個極其簡要的資料。
中國的科研人員們決定對這些資料進行復算，一開始，復算工作進展順利，測算結果也與蘇聯專家留下的資料無異。然而，在復算工作即將完成的時候，一項重要引數的測算結果卻和蘇聯專家留下的資料對不上，經過三次重複計算後，測算結果仍然不同。
這變成了擺在科學家們面前的一道難題，全國頂尖的物理學家、數學家們從各自擅長的領域對問題進行分析，直到提出一些改進條件，再進行新的一輪計算，然而就這樣又進行了數次計算後，結果仍然和蘇聯專家留下的資料對不上。
周光召接過了這個難題，經過多次測算，他發現運算過程沒有問題，因此，被視為權威的蘇聯資料成為了他懷疑的物件，在當時，蘇聯資料被普遍認為經過了上百次的試驗，提出這樣的質疑需要充足的、令人信服的理由。
周光召提出，問題的關鍵在於，原子彈裡包裹核材料的炸藥在引爆後作用在核材料上的壓力到底能不能達到蘇聯的資料，順著問題的方向，他指出，炸藥爆炸的能量總是要耗散一點，如果炸藥爆炸沒有耗散，那麼這個壓力是多少?這個就是最大的壓力，把這個壓力值算出來，結果，這個數值都小於蘇聯專家給出的壓力值。從根本上證明了蘇聯專家給出的資料是錯誤的。
周光召迅速解決了原子彈理論設計上的障礙，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運抵羅布泊核武器試驗場，就在這最後的時刻，出現了新的技術問題。
1964年10月14日，距離試驗日期只剩一天，前方發來電文，有可能出現“過早點火機率”，這會影響原子彈的正常起爆，甚至導致整個試驗的失敗。為確保萬無一失，周光召接到了進行最後一次測算的任務，此時，距離原子彈試爆時間只剩不到16個小時。
經過十幾個小時的測算，周光召和同事得出結果，“不成功的機率大概小於千分之一。”
拿到這樣的結論，中央將原子彈爆炸時間定在1964年10月16日下午3點。
楊振寧曾說：“光召兄的回來，使得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比預想中)早了一兩年。”
周光召自己卻說：製造原子彈好比寫一篇驚心動魄的文章，這文章是工人、解放軍戰士、工程和科學技術人員不下十萬人譜寫出來的，我只不過是十萬分之一而已。
原子彈研製成功後，周光召等科學家又在中央的指示下，緊鑼密鼓地開始了氫彈的研發工作。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的蘑菇雲冉冉升起，從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到爆炸第一顆氫彈，中國僅用了2年零8個月。
“做國際一流的科研工作”
1961年，剛回國的周光召任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研究員。1983年起擔任理論物理所所長。
周光召將當年參加“兩彈”研製過程中鑄造的“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力協同、勇於登攀”的“兩彈一星”精神運用到建設理論物理所的實際中，結合理論物理學科的特點，提出了“開放辦所”的指導思想，面向國家需求，發展理論物理事業，引領理論物理所服務全國、邁向世界。
周光召曾說，“一個民族要在精神上站立起來，必須要有自信，必須要有偉大的科學家和重大的發明來提升整個民族精神和自信心。”他在多次座談會上提到“理論物理只有世界第一，沒有第二”，要做出國際一流的科研工作，要瞄準國際科學前沿，要放眼世界。
周光召先生。圖片來源：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官網
建所初時，周光召和普通科研人員一樣，經常帶著飯盒上班，中午用開水泡飯。在當時非常艱苦的環境下，他帶領大家與國內理論物理同行一起攻堅克難。
周光召溫和儒雅，平易近人。他調入理論物理所時已是聲名遠播的大科學家， 即使後來擔任理論所所長、中國科學院院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依舊讓大家叫他“光召”就行。
周光召經常強調“理論物理所是全國理論物理學界的研究所”。那時，所裡國際交流的經費非常有限，他提出在安排出國訪問時要從全國理論物理學界遴選最優秀的科研人員出訪。
以彭桓武、周光召為代表的科學家，還大力倡導讓研究生參與科研活動，成為科研隊伍的一部分，承擔初級、中級科研人員的任務。這一指導思想，理論物理所一直延續至今。
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周善貴在“周光召從事科學事業70週年”活動上曾表示，“周光召先生是中國科學界的一面旗幟。”周光召的科學思想不僅深刻影響和塑造了理論物理所的發展，也對我國包括理論物理在內的基礎科學研究發展和創新型國家建設具有深遠意義。
1987年至1997年，周光召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他領導中國科學院實行改革，以解決科技與經濟、科技與教育相脫節的問題，使原有封閉、不流動的科研體制轉變為開放、流動、聯合、競爭的新體制，堅持科學技術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的辦院方針，促進科研與生產的結合;實行“一院兩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倡導科學院與高校的結合，創造科研人才脫穎而出的激勵機制和競爭機制;對探索科學技術本身的規律、科技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等，均有重要的理論貢獻。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饒毅曾撰文回憶稱，周光召擔任領導，不是做官、而是做事。他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初期，面對一些不理解的聲音，忍辱負重，並堅持進行改革。“也許可以說，中國科學院近30年以來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確立所長負責制。這個改革，對於中國科學院的發展，迄今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
國際科學界對他的科研成果和科技工作給予高度評價，周光召被第三世界科學院、美國科學院、俄羅斯科學院、歐洲科學院等11個國家和地區科學院選為外籍院士，是中國科學家中當選為外國院士最多者。他發表了《極化核子反應的相對理論》《贗向量流部分守恆》《靜質量為零的極化核子的反應》等80多篇論文，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影響。
1984年12月，中科院理論物理所承辦的“楊—米爾斯規範理論”學術會議上，米爾斯、周光召（中）、楊振寧（右）在一起。圖片來源：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官網
福澤後輩
中國科學院院士陳仙輝作為“晚輩”深受周光召的影響。他回憶，上世紀80年代，銅氧化物高溫超導體剛興起，周光召對相關科研人員給予了極大鼓勵和支援。周光召勉勵青年學者，作為創新型人才，既要有理想追求又要勇於面對現實，在研究工作中應善於分解課題，抓住主要矛盾，指明研究方向;不盛氣凌人，不自我吹噓，善於傾聽不同意見，善於和同事合作。“這些成為了我們這一代科研工作者的座右銘，而且時至今日仍有啟示。”陳仙輝說。
中國科學院院士向濤表示，周光召非常關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理論物理專款，並倡導科學研究要有不同觀點的激烈碰撞，要有自信，敢於提出不同看法，要有學術的獨特性，不能簡單地跟在已有成果後面發展。
周光召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吳嶽良的碩博導師。吳嶽良此前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回憶，他1982年來到理論物理所，選擇周光召做導師後，以為面試時會被考一些難題，做了充足的準備，結果一道題都沒考。周光召問他為什麼選理論物理，有沒有興趣?周光召特別提到，做理論物理是要吃苦的，國際上做得好的理論物理學家，都是沒有周末的。周光召還要他堅持下來，要有奉獻精神。
吳嶽良記得寫第一篇英語文章的時候，周光召讓他們先打草稿，後來稿件被他改得“面目全非”。周光召幽默地說，“科技是需要創新的，但外語不需要創新，這些句型句式要背下來。”
吳嶽良回憶，周光召對待學生非常好，他和導師彭桓武一樣，把學生當成朋友，除了嚴格要求學業外，還非常關心同學們的身體，經常自掏腰包給學生們改善伙食，有時也和他們一起打乒乓球鍛鍊身體。“有時候週末討論結束後，他會帶我們去餐館改善伙食，他說這是他的老師彭桓武先生留下來的傳統。”
在科研方面，周光召也給了吳嶽良很多啟發。周光召思考問題的方式很獨特，比如二次討論時，學生們把上次討論好的問題整理好給他，但他不看，而是從頭開始推導。他說，重新推導可能有新的想法。他告訴學生們，看文獻要從最新最前沿的論文讀起，遇到看不懂的，再查詢其他參考文獻。但看文獻不能完全跟著論文作者的思路走，要會跳出來思考，形成自己的想法，把文章內容消化後，變成為自己進一步研究的基礎知識。
周光召還是一位有獨特人格魅力的科學家，即便不從事科技工作的人，也總會為他所折服。一位曾在全國人大任職的工作人員回憶，他曾陪同周光召到美國訪問。訪問期間，周光召提出要參觀一所高校生命科學方面的實驗室。校方非常重視這次來訪，特意安排了一位科研人員陪同翻譯。當時，生命科學還是新興學科，翻譯口中的DNA、表觀遺傳學等名詞，讓隨行人員聽得雲裡霧裡。發現這個情況，周光召就親自當起了翻譯。“周先生沒用那麼多術語，說得簡潔明白，終於讓我們明白了這個實驗室究竟研究什麼、在做什麼。”這個工作人員感慨：“從他身上，我才知道大科學家該是什麼樣。”
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冠華回憶，在1996年院士大會上，周光召曾嚴肅提出：“社會上的欺詐、虛偽之風，已經波及科技界。近年來，在課題立項、成果評價、職稱評定等工作中，不嚴謹、不嚴肅，甚至無視科學規範，不講科學道德，浮誇吹牛，弄虛作假現象，也時有發生……”時至今日，周光召當年的嚴肅批評仍然振聾發聵，令人深思。
針對我國科技界一度出現盲目追求被收錄論文數量的現象，周光召尖銳批評：“要避免評價體系急功近利，要提倡十年磨一劍的精神，引導科學家從事更具有長遠影響和有重大科學意義的工作。”
在追憶文章中，徐冠華寫道：“數十年來，無論是在哪個崗位、從事哪項工作，光召先生首先想到的是祖國和人民，他用拳拳赤子之心為祖國科學事業的發展殫精竭慮、鞠躬盡瘁，回報祖國的培養和人民的哺育。他的貢獻與品德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綜合光明日報、中國科學報、央視新聞、京報網、知識分子、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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