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明顯的一點，是僧人犯罪與俗人無異，甚至過無不及，為了滿足性慾，竟用擄人、拐帶、禁錮、強姦和滅口等激烈手段。最令人驚奇的，是僧人用盡各種方法對付士大夫婦女，她們跟民婦處於幾乎完全相同的危險，遠不如我們所想的安全，更沒想到危險是來自僧人，還可能是最大的危險。
文/柳立言
來源/《宋代的身分與審判》（註釋從略）
本文轉自群學書院
儘管彼此的目的和內容略有不同，源自印度的淫戒與中國法律之奸罪不謀而合，可見某些道德倫理和社會秩序需要有其普遍性，不必強分古今中外。宋代法律將婚前性行為統稱為奸，僧人不能結婚，犯了大淫戒即入奸罪，無論是和姦或強姦，刑罪均重於凡人。凡人先和姦後成婚，不過徒一年半至二年並強逼離異，僧人則是男女雙方以奸論加一等治罪，僧人還俗之外，送五百里外編管；僧人的本師、寺院主首，及女方的同居尊長知情而縱容，各杖一百，廂耆鄰保知情而不舉報，杖八十，不覺察，減二等。 從牽連之廣和耆保不察覺便治罪，可知立法者嚴厲對付色僧。但司法者是否落實執行？有沒有表示同情的？從中可否探究國家與宗教的關係？以上問題仍需進一步探究。
……
c. 加害人是誰？如僧人個人犯罪、糾眾犯罪，與搢紳、官府、豪橫勾結，甚至是長期和有組織性的犯罪。
d. 受害人是誰？如同道（僧和尼）、信徒、非信徒、婦女、老弱、士人、官員；僧人或會視對方的宗教身分和社會地位而採取不同的手段。
e. 手段為何？如利用信徒的信任、誣告、栽贓、持械、禁錮、使毒、詛咒，或下蠱等。
然而，由於史料的限制，不是每個案件都能提供這些訊息，故下文以犯罪的手段為主，旁及其他各項。除正史外，也多利用筆記小說，內容難免道聽途說和加油添醬，但未必全屬虛構，有些甚至是“可想而知”的常識問題，不過歷史研究講究證據，即使多此一舉也不得不舉些例子，就姑視之為宋代的八卦新聞吧。
佛教三寶是佛寶（徹悟了宇宙人生真理的佛陀）、法寶（佛所親證的成佛之道）、僧寶（依佛法修行的出家弟子），信仰佛教就必須信仰三寶（即皈依三寶），信眾必須尊敬僧人，尤其是已受過在家戒（三皈戒、五戒、八關戒齋、菩薩戒）的信徒，更不得批評和揭發僧人的過失。聖嚴法師說：
佛陀滅後的佛教，供養三寶的物件，乃是偏重於僧寶。又因為佛教主張“依法不依人”的緣故，特別重視正法的流佈與皈依，僧人的生活行為是他們個人的事，只要他們的見解正確，能夠開演佛法，縱然破了禁戒，仍該接受俗人的恭敬供養——這是倫理的要求。
所以，對信徒來說，僧人“僧”的身分就是掩護其罪行的最佳武器，也是信徒對僧人罪行不願聲張的一個原因。對一般人來說，正如學生大都相信老師是有學問和道德的，民眾也大都先入為主（preconception），相信僧人是不殺生、不偷盜、不淫亂、不妄語、不飲酒的，因此放心讓僧人登堂入室，製造了僧人偷腥的機會。一位士人就警告：
僧道不可入宅院，猶鼠雀不可入倉廩也。鼠雀入倉廩，未有不食谷粟者；僧道入宅院，未有不為亂行者。此事之必然不可隱者也。予竊見世之士大夫、富家，常令僧道入宅院，與婦人同起居而不知恥……未有不為彼淫汙者。
這發生在同道居多，包括僧人與僧人交合，和僧人與尼姑交合。僧人互相交合可能相當普遍，明清已略有研究，除發洩性慾外，也表示權威和地位，事實上高僧亦利用權威和地位（如師之於徒）來達到性交目的，當然還有彼此的共同需要等，宋代恐不例外。宋承唐律，“師主於其弟子有犯，同俗人兄弟之子法”，彼此是叔伯與侄子的關係，通常是以下犯上從重量刑，以上犯下從輕處罰，例如弟子殺師主，入惡逆罪，但師主因嗔競毆殺弟子，只徒三年，故殺亦只絞不斬。可惜《師弟子律》失傳，難睹雙方的法律責任，尤其是師生犯奸時，不知是依凡人還是依周親論罪，前者的處罰輕於後者。
僧人亦跟尼姑交合。袁採《世範》的物件是社會大眾，曾警告說：
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婦人以買賣針灸為名者，皆不可令入人家。凡脫漏婦女財物，及引誘婦女為不美之事，皆此曹也。
李元弼《作邑自箴》的物件是士人階層，《治家》條亦說：
可見底層尼姑的道德水平深受懷疑，她們確會投懷送抱，亦會被逼服從，成為受害者，不必諱言，加害者除了士大夫（如赫赫有名的賈似道以尼為妾）之外，亦有僧官和高僧。明因尼寺是大剎，有各式各樣的尼姑，可選擇性就很高。宋亡前後，“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中苦之，於是專作一寮，貯尼之嘗有違濫者，以供不時之需，名曰尼站” 。可看到有職有權者之淫威，僧官既是壞蛋，住持也不是好東西。佛法規定尼姑要在十僧十尼面前受戒，高僧就趁她們到寺院時乘機侵犯，政府無法坐視，乃以國法壓倒佛法，下令尼姑在尼寺受戒，一直執行到宋季。
召妓就是買歡，但也有生情的。妓院要做法事功德，僧人便有機會見識綺旎風光。妓女火化，僧人誦曰：
讀來充滿情感，不似出自禪心，因憐生愛就不足為奇了。瞭然迷上李秀奴，在臂上刺字“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今世苦想思”，可見用情之深。來往日久，衣缽漸空，秀奴不大賣帳，瞭然借酒消愁而愁更愁，可見色與酒是孿生兄弟。瞭然一夕乘醉而至，秀奴拒之不納，君一怒出手，奴倒地不起。執法者是蘇軾，寫了一個花判，拿他的刺字開玩笑，實在欠缺同情心，最後兩句是“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乃押赴市曹處斬 。宋代男娼已成行業，但屬非法，業者要杖一百，目前尚未看到僧人光顧。
一種情況是利用良民對寺院經濟的依賴，如“靈隱寺緇徒甚眾，九里松一街，多素食、香紙、雜賣鋪店，人家婦女，往往皆僧外宅也” 。十分明顯，街上的店鋪依賴寺院及信眾為生，既能招徠生意，僧人便有恃無恐，直接到店裡尋歡，連經營金屋的費用都省了，雖有點仗財欺人，也算互市互利。
另一種情況是丈夫縱容妻子跟僧人私通來賺取生活費，如“兩浙婦人皆事服飾口腹，而恥為營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費者，皆縱其私通，謂之貼夫，公然出入不以為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貼者皆僧行者，多至有四五焉”。這跡近以妻為娼，刑法上要將夫妻強行離異，嫖者亦犯奸罪 。
還有一種情況是利用地方歪風，其實也跟金錢有關。針對某些地方的特殊風俗，太宗曾下令地方官吏柔性開導：
應邕、容、桂、廣諸州，婚嫁、喪葬、衣服制度，並殺人以祭鬼，疾病不求醫藥，及僧置妻孥等事，並委本屬長吏，多方化導，漸以治之，無宜峻法，以致煩擾。
移風易俗不是一紙詔令便能達成，一本記載北宋中期到南宋初年掌故的筆記小說仍說：
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婦女多嫁於僧，欲落髮則行定，既剃度乃成禮。
似乎地方官吏真的依照太宗的詔令，沒有用嚴刑峻法來防止僧人娶妻，可以說是國家法律尊重當地風俗的一個例子。
無論如何，僧人利用平民的經濟需要和地方歪風來行淫和娶妻，是對佛教慈善事業的莫大諷刺。秀州甚至以“佛種”為諱，因為僧人與良家女子多有染 。
僧人與信女發生越軌行為可能最普遍，尤其是失寵的妻妾，缺乏性愛的寡婦和宦官的妻妾等。有一士大夫之妻藉口到寺院，與僧人纏綿悱惻，聲聞於外，被人窺見，告知其夫，掀開衣服一看，果然留有春痕，乃送官究治，僧坐徒，妻杖而離異 。婦女尋找慰藉而求神拜佛，正中淫僧下懷，最易發生騙色兼騙財。這種例子不必多舉了。
詩文和筆記小說隱約記載的交合物件，大都是士大夫，交往的都是文化僧。兩者的地位不盡平等，採取主動的可能以士大夫居多，大膽的僧人亦會挑逗試探。被譽為“伉爽有才氣，聰明絕世，同時僧中無兩”的惠洪，憑其才華廣受士大夫歡迎，增加了親近的機會。他有《次韻寄吳家兄弟》詩：
真可說是惠眼識英雄了。他對吳氏兄弟念念不忘，看到美景也會想起，寫下《香城懷吳氏伯仲》：
這跟杜甫夢李白簡直是兩回事。小說記載，有兩名士人，甲邀請乙“至一處求半日適，飲醇膳美，又有聲色之玩”。及至其地，竟是僧寺，“少年僧姿狀秀美，進趨安詳……左右執事童皆狡〔姣〕好……僧與友〔甲〕謔浪調笑，歡意無間” 。士人與僧人可說情投意合。這再次表示，士大夫因本身的需要，不一定嚴格要求僧人守戒，甚至是破其戒者。
僧人宿於邸店，將化緣所得分與店主夫妻，實際上是先行利誘。妻子“既喜僧姿相，又以數得財”，欲迎還拒。一夕，妻子進入僧人房間，看到滿室佛光，僧人說：“吾非凡人，將度汝，汝勿洩”，乃相交合。以後凡是丈夫外出，二人便相好 。連僧人也批評佛徒愚弄民婦，“與之通淫者，謂之佛法相見” ，可說是上述道顏與無著相見的真實版。以性交為佛法，今日仍有所聞，不必贅述。
這裡所謂詭計，不是雞鳴狗盜之伎或三寸不爛之舌，那是媒人便可做到的，而是指有一定設計和投資的陰謀（plot），如老千的騙局，以顯示僧人工於心計。
士大夫有美妻，僧人化緣看到，“陰設挑致之策”，又時常出沒，故意引起丈夫懷疑。不久丈夫偕妻子赴新任，僧人給妻子送來路費，謂“相別有日，無以表意”，竟是合共百錢之黃金。丈夫醋意大發，認定有姦情，報官處理，自己單車赴任。官府找不到僧人，無法對質，妻子以淚洗面，折騰累月，以證據不足釋放，貧苦無以為生。僧人潛回，指使毫不相干的第三者設計將妻子誘至寺裡，“藏於地牢，姦汙自如”。後來妻子乘隙請人報官，僧人伏罪，妻子也悵恨以死 。
僧人用威力求歡的物件，不但是民婦，還有不少士大夫婦女。一是從私宅或城市通衢大道拐帶或擄走，帶到寺院禁錮，二是趁婦女入廟遊覽後禁錮，之後都是連續姦淫。禁錮是長期性，待僧人厭倦或婦女老病色衰才釋放或殺掉。為逼使婦女就範，會用刀刃威脅。有些是單槍匹馬，有些是集體犯案，手法乾淨俐落，官府鮮能主動破案。寺院的外殼，成了犯罪的掩護，武器、牢房與酒色俱全。僧人一舉犯下賊盜、強姦和殺傷人等重罪，官府通常不留情，殺僧毀寺。
南北宋之交，高階將領在臨安建一寺院，收留南下的北方僧人，不料竟成淫窟。元宵之夜，屬將的妻女入寺觀燈，僧人熱情款待，把母親灌醉殺死，留下女兒洩慾。半年後，女兒乘隙請人通風報訊，高階將領親自帶兵救出屬下的女兒，處死犯案的僧人，逐去其他，把寺院拆毀 。
湖州士人攜妻到杭州探親，人生路不熟。妻子坐上一轎，直奔寺院，出轎始知受拐。僧人以刃威脅，呼救不得。被帶到地牢，有婦女三十三人，“皆有姿色……多是宦家妻妾”，亦有平民婦女，似是用同樣手法拐來。不久又添一少女，是某知州之女，知州到臨安候差，晚上觀燈，少女失散，被僧人喬裝士人，拐帶至此。三十多位婦女被二十多位僧人蹂躪，滿寺都是淫僧。後來三四位婦女逃脫，官府立即捕殺眾僧，把寺焚燬，掘出骸骨三十餘副，是老去或得病的婦女 。另一士人亦在候差，與妻子至市區購物，妻子的轎伕被掉包，抬至一寺。僧人以性命威脅，妻子委屈求全，每晚陪酒侍寢。“月餘，僧力疲意闌”，意即失去性趣，妻子感到危險，哀求歸去，僧人說：“到此本無出理，念爾本分，又可商量”，原來差點要殺人滅口。釋放前一晚，“合之達旦”。妻子不知道寺在何處，但曾在供奉的觀音像上做了記號。官員很聰明，請各寺將觀音像抬來求雨，靈驗的重賞，果然看到有記號的，妻子亦認出僧人，竟是寺院住持，審問得實後戮殺於市 。
這些案件大都發生在城市的通衢大道，而且不分晝夜，令人髮指。僧人竟敢對士大夫婦女下手，可謂色膽包天。他們看準外地來計程車大夫不能久留，只要官府一時不能破案，士大夫離開後便可能不了了之。破案的關鍵，都是婦女本人，不是官府主動查獲，可見僧人做案不留痕跡，堪稱專業罪犯。闔寺僧人參與，可謂有組織性犯罪。一寺距離臨安城有五里之遙，是很好的藏匿地點，其他寺院亦可能如此。色與酒幾乎同時出現，大抵犯酒戒不一定犯色戒，犯色戒幾乎犯酒戒。
2. 犯罪的地點：可說性之所至，凡寺院、妓院、事主居所、城市、村落，無處不可能發生。
3. 犯罪的僧人：地位從一般僧人到寺院住持都有，年紀應與之相應，人數從一人到多人。凡是多人的，亦多使用威力，如拐帶、擄走、禁錮。
4. 犯罪的物件：不分性別、職業、信仰，和社會階層。
5. 犯罪的手段：有些手段有其侷限性，例如宗教職權應主要用於同道（僧和尼），金錢也較難用來誘使士大夫婦女，但大部分手段都可數管齊下和應用於不同的物件，例如利用職權時不排除利用對方的共同需要；藉口性交是佛法，可同時應用於民婦和士大夫婦女；詭計和威力可同時應用於信徒和非信徒等。
當然，最明顯的一點，是僧人犯罪與俗人無異，甚至過無不及，為了滿足性慾，竟用擄人、拐帶、禁錮、強姦和滅口等激烈手段。最令人驚奇的，是僧人用盡各種方法對付士大夫婦女，她們跟民婦處於幾乎完全相同的危險，遠不如我們所想的安全，更沒想到危險是來自僧人，還可能是最大的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