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監禁率高居世界之首，這或許是一個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資訊。而高監禁率的背後，其實是不同理念的刑事政策在美國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博弈的結果：一邊喊著要從根源上解決犯罪問題，卻帶來了加州「零元購」盛行的荒唐結果；一邊喊著要「Law and Order」，但大規模監禁帶來的財政負擔和衍生出來的社會問題又該如何處理？

今年美國大選的其中一位候選人，來自民主黨的哈里斯，此前就曾經擔任過加州的總檢察長，她在任期間的一些政策就頗有爭議，為加州帶來了「零元購」的 47 號法案也是在同一時期透過的。

民主黨在加州支援率的下降和他們所實行的刑事政策有什麼關係？加州的監獄如何成為美國最擁擠的監獄？讓人匪夷所思的「零元購」法案是在怎樣的背景下出臺的？以及，特朗普的上臺會是歷史的又一次映象輪迴嗎，美國未來的刑事政策會走向何方？

美國一直標榜自己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但同時它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監獄國家」。美國的監禁人數從上世紀 七十年代開始迅速上漲，一直持續到 2008 年金融危機，在 2009 年之後才開始緩慢下降。但根據最新資料，疫情階段監禁率又開始緩慢上升。美國人口只佔世界總人口的 5%，但它的監獄人口卻佔到了世界總監獄人口的 1/4，遠遠超過其他西方國家。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存在很多不同的解釋。主流觀點認為，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美國的犯罪率開始直線上升，致命的暴力犯罪、街頭陌生人犯罪都在增加，財產犯罪的數量也在上升。到了八十年代，毒品犯罪率更是迅猛上漲。犯罪形勢的持續惡化使得民眾普遍感到恐慌，並開始責怪政府沒有保護好他們的安全，認為政府對犯罪行為太過軟弱（soft on crime），要求政府強硬起來，實行「嚴刑峻法」（tough on crime）。這樣的訴求促使政府出臺了很多嚴厲的法律措施，導致監禁率不斷上升。

提到六十年代的美國，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民權運動。早期的民權運動以和平示威為主，但後來開始轉向暴力。在北方大城市的黑人聚居區，經常發生黑人青年與巡邏警察的衝突。同一時間發生的還有針對越戰的反戰運動，以及女權運動等，原本失權的群體開始爭取自己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保守派政治家開始有意識地將政治抗議稱為「騷亂」（riots），定性它們為犯罪行為，給民權人士和反戰人士貼上犯罪分子的標籤，並向民眾宣稱街頭暴力就是這些所謂的犯罪分子造成的，從而使得整個社會都瀰漫著一種對犯罪的恐懼。

六十年代海洛因也開始氾濫，不過美國真正把毒品作為嚴重問題來處理是在八十年代。那時出現了一種新型毒品叫快客，海洛因由於價格更高，主要是白人在吸食，而相對便宜的快客則在黑人社群迅速流行開來。在這之前，毒品問題更多被視為公共衛生問題，因為本質上是藥物濫用。但從八十年代開始，保守派將其犯罪化，公共衛生問題於是轉變為犯罪問題，毒品被認定為各種犯罪的根源。在隨後的禁毒戰爭中，執法機構重點打擊的是黑人吸食更多的快客，而非白人吸食更多的海洛因，這也被認為體現了刑事司法政策的系統性歧視。這場全國性的禁毒戰爭導致大量人員入獄，為美國的大規模監禁（mass incarceration）做出了重要「貢獻」。

是的，這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變化過程。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在任的民主黨的約翰遜總統，他就主張導致犯罪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社會的不平等這樣的結構性問題，單純地囚禁罪犯無濟於事。刑法界有句話說「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這也是民主黨一直奉行的理念。

美國在戰後的五十年代經濟發展非常興盛，各個階層都蒸蒸日上，大家能夠看到更開闊的可能性，生活充滿希望，所以願意寬容和理解他人，也能夠用更包容的政策對待所謂的罪犯。那時美國刑事政策的核心理念是矯治（rehabilitation），認為犯罪者可能是由於種種生活條件的缺陷而走上歧途，與此同時，約翰遜總統還啟動了「偉大社會」計劃，投入大量資金以改善經濟不平等的情況，為弱勢群體注入各種資源。但不巧的是，此時國內爆發了針對越戰的大規模反戰抗議，局勢十分動盪，民權運動也在這時興起，黑人開始爭取自己的權益，這在某種程度上引發了白人的危機感。早期北方白人對南方三 K 黨迫害黑人的行為還存有同情，但當黑人開始上街進行暴力抗議，被影響到日常生活的白人開始感到恐懼。

當美國社會因為這一系列抗議運動陷入混亂時，共和黨開始指責是民主黨的政策導致了社會失序，批評他們對犯罪行為太過軟弱，對民眾的安全不負責任。當時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戈德華特發表演說，強調「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將犯罪問題工具化，以此獲得選舉優勢。

特朗普現在給我的感覺就像是歷史重演。對「法律與秩序」的強調是共和黨一向的政策，但民主黨卻在這些議題上分裂成了兩派，一部分人堅持原來的立場，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必須改變策略才能和共和黨競爭，否則會失去選民。最終共和黨在大選上的勝利使得民主黨不得不妥協，也加入了強硬派的陣營。到了克林頓總統在任的時期（1992-2001），民主黨在犯罪問題上的立場也變得非常強硬，這種基調一直持續到 2000 年前後。

美國的犯罪率從九十年代開始大幅下降，對此有很多種不同的解釋。其中有人認為是嚴刑峻法和大規模監禁起了作用，但這種說法後來受到了質疑，因為其他西方國家在六十年代也經歷了犯罪率的上升，但它們並沒有採取嚴刑峻法的治理方式，犯罪率在九十年代同樣也下降了。總之到了 2000 年，隨著犯罪率的持續下降，人們對犯罪問題的關注度降低了，而且由於民主黨和共和黨在打擊犯罪的問題上已經達成了實行嚴刑峻法的共識，這個議題也失去了爭議性。

在這樣的契機下，一批「進步檢察官」開始出現，為什麼是檢察官而不是法官呢？這與美國刑事司法體系的構造密切相關。在刑事司法領域，美國的聯邦並不凌駕於地方之上，地方不必聽從聯邦指揮，各州、各郡才是刑事司法的主要決策者，聯邦僅僅起到補充作用。美國在 1970 年代開始了一項重要的量刑改革，此前，法官在量刑時擁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實行「不定期刑制度」，根據犯罪的嚴重程度和犯罪人的表現確定大致刑期。服刑期間，假釋委員會會定期評估服刑人員的改造情況，決定是否准予假釋。

而隨著刑事政策趨向嚴厲化，美國民眾開始質疑法官的量刑許可權過大，量刑過於寬鬆且標準不統一。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各級司法機構相繼出臺量刑指南，聯邦和各州都制定了各自的量刑標準，規定了在特定情況下的量刑區間。

是的，隨著法官權力的減少，檢察官的權力隨之擴大。雖然我們在美劇中經常看到檢察官與律師在陪審團面前唇槍舌戰的場景，但實際上約 95% 的案件都是透過辯訴交易解決，而不是透過庭審。

美國的違法行為分為三個層級：輕微違法（infraction）、輕罪（misdemeanor）和重罪（felony）。輕微違法類似於中國的治安處罰，一般處以罰款或社群勞動，最多拘留幾天，而輕罪和重罪都屬於刑事犯罪範疇。

「重罪」和「輕罪」的翻譯其實有一定的誤導性，因為它表達的並不是罪行的輕重程度，比如某些犯罪只能以重罪起訴，如謀殺、強姦等；某些則只能以輕罪起訴，如賣淫、公共場所醉酒等。也有一些罪名，如故意傷害、家庭暴力等，檢察官可以選擇以重罪或輕罪起訴，這往往取決於犯罪嫌疑人的配合程度。

檢察官在量刑方面也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即使罪名無法改變，但如果犯罪嫌疑人認罪，檢察官可以建議從輕處罰。但初次面對刑事司法系統的犯罪嫌疑人往往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雖然經濟條件好的可以聘請私人律師，但大多數人只能依靠政府的公派律師，這些公派律師工作量大、案件收益低，很多時候可能無法提供實質性幫助。這種情況下，被關在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面對檢察官提供的選擇 —— 不認罪可能面臨 25 年刑期，認罪只判 5 年 —— 往往會選擇認罪。這種做法導致了許多冤假錯案的產生，即使是被錯誤逮捕的無辜者，在檢察官的施壓下也可能被迫認罪。因此，辯訴交易的普及也讓檢察官成為了刑事司法系統中實質性的決定人物。

在 2000 年以前，檢察官出於政治考慮和工作便利，普遍採取強硬立場。但 2000 年後，犯罪率顯著下降，政治分歧減少，反恐成為了新的焦點，人們開始意識到大規模監禁的弊端，改革的契機出現。有觀點提出，如果檢察官能從「嚴刑峻法」轉向「解決犯罪根源」，是否就能避免用簡單粗暴的方式處理犯罪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批「進步檢察官」應運而生。

沒錯，特朗普在這次的總統競選裡就指責哈里斯，認為正是她這種自由派的措施導致了舊金山財產犯罪的激增。我在 22、23 年到舊金山的時候就有一種體感，這裡已經不止是「砸車之都」了，還是「零元購之都」，原來的店基本都關門倒閉，甚至會看到連麵包這種商品都被鎖在貨櫃裡。而「零元購」這種說法的誕生其實是因為加州在 2014 年公投透過的 47 號提案，其中規定數額在 950 美元以下的盜竊都不再按照重罪處理，法定刑基本都在一年以下，可能交一些罰款，再做一些社群勞動就結束了。

加州雖然是一個深藍州，但它的嚴刑峻法其實是很厲害的，監禁率長期居於美國各州之首，經常出現監獄關不下犯人的情況，甚至到後來還出現了連公共場地都住著人的「超級監獄」。這個時候美國的最高法院看不下去了，因為根據美國憲法的第八修正案，不得對人施以殘酷的處罰（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此時加州監獄的情況肯定是違背了這一原則的，於是最高法院就敦促加州政府，必須在兩年之內疏散一定數量的囚犯。

另一方面，嚴刑峻法也是有很高的經濟代價的，政府把罪犯抓起來再關進監獄，其實需要大量的財政支出，而在政府財政有限的情況下，如果在監禁上花了太多錢，教育、基建等等這些其他方面的支出就極其有限了，這或許也是為什麼加州居民對哈里斯還有她的政策不太感冒的原因，因為他們的切身利益受到了侵犯。

但即使這個資料是真實的，普通民眾也不會去關注這些報告。他們更直接的感受是 47 號法案通過後，「零元購」案件激增，包括吸毒的人也越來越隨處可見。

不過這其實不能完全歸咎於她個人。當時為了降低監獄的監禁人數，加州政府不得不採取應對措施，比如將州立監獄的服刑人員分流到地方監獄，以及透過相關的法案，規定對非暴力、非嚴重、非性犯罪的「三非」罪犯不再收監。這就是為什麼警察對「零元購」這樣的案件不太積極，因為監獄已經人滿為患，正在想方設法減少在押人員，怎麼還會把好不容易釋放出去的空位又填補上新的犯人？

47 號提案的初衷是透過減少監獄的服刑人員來節省開支，並將節省下來的資金用於解決犯罪根源問題 —— 比如預防輟學、提升心理健康、減少藥物濫用等專案。雖然政府確實做了這些事情，但它的積極影響和相關資料大家並不瞭解，反而是由此產生的大量「零元購」事件在真實地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

確實如此。哈里斯作為有色人種為什麼得不到黑人的支援，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有研究表明，雖然大規模監禁的物件大多是黑人，但在很多黑人社群中，包括社群領袖在內的許多人都支援嚴刑峻法，認為某些黑人檢察官過分保護犯罪者的利益，反而罔顧了遵紀守法者的權益。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警察執法的偏差。當涉及黑人侵犯白人的案件時，警察會迅速出動；但對於黑人之間的犯罪，警方往往反應遲緩。這導致了一個矛盾的現象：黑人社群一方面經常受到警察的過度盤查，另一方面當他們作為受害者時卻得不到及時的保護。2016 年特朗普競選時就抓住了這一點，他意識到黑人社群對於嚴刑峻法有強烈需求，渴望安全的生活環境。他將黑人社群描述成「殺戮場」，強調「Law and Order」是減少犯罪唯一的出路。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在美國的刑事司法體系中其實已經有相當數量的黑人警察、檢察官和法官。但研究顯示，這些進入執法與司法體系的黑人在面對黑人罪犯時往往不會心慈手軟，有時甚至會更加嚴厲。

沒錯，他們會想：「我們都是黑人，我能有體面的職業，兢兢業業工作，你為什麼要吸毒犯罪，屢教不改，給我們黑人丟臉？」這種出於自尊心和尊嚴感的態度，讓他們對那些「敗類」的懲罰更加嚴厲。

是的。其實大規模監禁的興起，除了刑事政策的嚴厲化之外，還有一種解讀來自美國學者 Alexandra 的暢銷書《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她認為大規模監禁其實是一種新型奴隸制，當黑人透過民權運動掙脫了舊式奴隸制後，白人至上主義者需要新的方式來維持控制，於是就把監獄系統作為新的奴役工具，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獄中關押的大多是黑人，這種觀點在美國一度很有市場。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這種解釋「too quick, too simple」，大規模監禁的形成並非自上而下的設計，而是各方「無心的共謀」。美國有 51 套刑事司法體系，包括聯邦和各州的系統，以及各郡的地方體系，整體結構鬆散，各個層級都在獨立運作。

我個人傾向於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角度來解讀。大規模監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的經濟轉型和工業衰退，《鋼的城》這本書裡就詳細描述了經濟轉型帶來的變化：在工業蓬勃發展時期，白人、黑人、女性都能在北方城市找到體面工作，收入穩定，但隨著工業衰退，勞動力過剩，黑人最先被排擠出勞動力市場，黑人女性轉而進入照護行業，但黑人男性的處境依然困難。他們原本可以靠高中學歷在工廠做工人，過上體面生活，但產業轉型後，沒有大學文憑的他們失去了立足之地，只能流落街頭，為了生存，一些人不得不轉向幫派和毒品交易。

這個語境下走向保守的就是所謂的紅脖子白人男性，伯克利有位教授寫了本很有名的書叫《故土上的陌生人》，他用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美國夢就像在山頂，大家從山腳排隊往上走，努力攀爬，期待有朝一日能實現夢想。但這些人排著排著發現，有人插隊了。先是黑人以平權為名要求優待，說「你們以前虧待我們，現在該補償我們了」，他們看到有些黑人不工作也能領救濟；接著是女權運動，女性也要求自己的權益，現在又來了非法移民。這種心理落差讓他們無法接受：「為什麼會這樣？」

沒錯，特朗普也在他的競選網站上把「Law and Order」作為一個重要賣點。與中國的監獄體系不同，美國除了州和聯邦的公立監獄外，還有私營監獄，有的甚至是上市公司，比如 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 (CCA)。這些私營監獄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美國監獄擁擠的問題，比如加州為了減少州立監獄囚禁犯人的數量，就把一部分犯人轉移到了私營監獄。特朗普 2016 年當選總統後，股市立即做出反應，CCA 的股價大幅上漲，增幅超過同期其他所有股票。

作為法學學者，我認同民主黨和自由派的理念，但作為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犯罪時，我也會想「為什麼不把他抓起來」？就像有人說的，你所有的詩和遠方，在具體的生活境遇中都會迅速坍縮。

要求普通人保持理想主義視角是非常苛刻的。所以雖然民主黨的理念可能是正確的，但在現實中往往得不到支援，因為他們忽視了普通民眾的常識（common sense）和日常生活經驗。

自由派的政策出發點是好的，但理念上的邏輯推論正確，並不意味著落實到現實生活中就能取得預期效果。從民主黨的失敗中我們也需要反思，理想化的東西在真正落實後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這確實值得我們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