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超級全球化帶來的問題，是G2兩邊的研究人員都在做的。中國大陸側，更多關注的是內需提升，研究者的思想目前比較統一，認識比美國那邊更深刻、接地氣，也沒有那麼極端；美國側的反思，目前比較亂，也導致了政策的混亂。
作者再強調一下前提，超級全球化確實帶來了很多問題，主要體現為兩個不平等（國與國之間的不平等和一國內部的不平等），因此再全球化階段，其實是要解決或者至少緩和這兩個不平等問題。在過去七八年裡，作者都進行了深入分析。讀者可以回溯閱讀“全球化系列”，尤其是，可以回溯閱讀《深度全球化與中美之爭（上）》與《深度全球化與中美之爭（下）——美國的問題與中國的挑戰》這兩篇。
作者認為，以Robert Lighthizer和Micheal Pettis為代表的川普第二任期政策的主要智囊，為美國問題開錯了藥方。
美國長久以來的真正問題，是內部分配問題，這個分配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美國的跨國企業在超級全球化過程中，將生產製造部分大規模外包，品牌和核心技術開發能力（智慧財產權能力）保留在美國本土，整個生產都在低成本的海外。這導致美國內部的生產部門能夠提供的崗位越來越少。
二是美國的醫療（含商業醫療保險）、教育、法律高度市場化，看似這些服務業收入非常高，其實是以全民高成本為代價的。這部分所謂高階服務業能夠容納的就業人數其實不多，但對民眾生活成本的影響非常大。
針對上述問題，正常的解決方案應當是，對註冊在美國的跨國企業徵稅，迫使他們把海外生產基地遷回美國本土，以及，儘可能降低美國的醫療、教育成本。
但美國的政治體制和當前的政治現實，導致了針對美國既得利益的上述方案難以執行。兩黨只能在甩鍋海外的時候，才能達成一致。既然不能對本土大企業徵稅，不能去壓縮本土保險、教育部門的利益，那就只能找替代方案。
川普智囊們認為，導致美國今天問題的主要原因，不是上述，而是對美順差國故意壓低匯率，從而獲得了生產成本優勢。
以作者長期閱讀思考全球化問題的感受，川普智囊應當是過度關注了匯率問題，而忽視了使全球化走到今天的其他原因。
從2018年至今，作者始終在講，相比美國而言製造業而言，德國和日本的製造業在全球化過程中，並沒有那麼失去自我。德國和日本跟美國一樣，在全球化過程中，都出現了大規模的產業外包，中國大陸都成了它們的外包生產基地，但德國和日本本土的製造業並沒有像美國那樣衰敗。按日本學者伊丹敬之的話來講，日本企業的全球化是“披薩餅式”的全球化，也就是核心部分一直在日本本土，本土也長期保持一定的生產能力，德國其實做了類似的事。當然，現在日本和德國也在經歷技術革命帶來的衝擊，那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僅僅是匯率問題嗎？並非如此。美國在全球化過程中經歷了一輪主動地、大規模地去工業化過程，這是美國自己的選擇。
當然，他們現在反悔了，覺得不對，需要恢復本土的製造業能力。但恢復什麼，講不清楚。川普的智囊沒想恢復中低端製造業，也知道根本不可能，Stephen Miran在報告裡就提到這個觀點。但為了選票，不能這麼宣傳，宣傳的是連襯衣都要自行生產。不少美國人自己都覺得好笑，網上全是段子。
美國真正希望恢復的製造業，還是具有戰略意義的高附加值的高階製造業，比如高階半導體生產，以及具有傳統優勢的個別產業，比如汽車製造。
由於政客不敢向美國的跨國企業徵稅，逼迫它們進行產業回遷，又要推進製造業迴流，那提出的替代方案就是徵收關稅。為了徵收關稅，就要繞大一圈去論證，所有問題都是貿易逆差帶來的，導致問題的原因是順差國壓低匯率。這時候已經是在“由果推因”了。
不敢直面美國本土的問題，讓作者覺得美國當前這批智囊很懦弱，尤其是其中的學者，也不在川普政府任職，沒什麼既得利益，這種情況下都要罔顧事實，提供明顯錯誤又得不償失的方案，確實是很丟人的。
中國大陸經常也有不同的聲音，但作者認為，當前而言，無論朝堂內外，關於一些根本性問題的看法，在研究人員那裡，傾向性是比較一致的。比如對內需的重視，無論官方還是市場側的研究者，看法基本是一致的，有一種齊心協力的感覺。當然，任何改革都需要時間和時機去推進，但思想方向上，並沒有混亂。不存在美國當前這種，能夠影響決策的研究者，故意提供胡思亂想的情況。
作者甚至認為，有一種可能是，川普當前這幾位主要智囊可能長期鬱郁不得志，希望把打破一箇舊世界，而不顧是否能建立一個新世界，來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
那比起對美國本土跨國企業直接徵稅來，徵收關稅的問題主要在哪裡呢？
首先，這兩種徵稅其實都可以用來倒逼所謂“製造業迴流”。因為對跨國企業的傷害都很大。相比較而言，直接對美國本土的跨國企業徵稅，摩擦成本其實更小。川普的智囊彷彿還活在日美貿易戰時代，那時候，美國的生產和日本的生產是完全對立競爭的，美國的跨國企業還沒有大規模外包，所以當時的貿易戰，就是美國的企業在打日本的企業。但今天能一樣嗎？在今天全球化產業鏈下，美國本土的生產，其實是高度依賴中國大陸和其他順差國的生產基地的。中國大陸可以講許多生產可以完全不需要進口美國產品就能完成，但美國的生產很難做到這一點。所以，徵收關稅帶來的摩擦成本非常高，會直接影響美國本土生產的正常運轉。既然目標都是逼大企業回遷製造部門，有何必要透過關稅呢？直接徵稅不是更好嗎？畢竟，決定把生產線放在哪裡，是跨國企業總部決定的，而不是它們的外包企業決定的。
其次，美國的目標如果是迴流中高階製造業，那有針對性地對部分企業徵稅就夠了，毫無必要對所有類別的產品都徵關稅。中低端產品，美國本來就放棄了，中低端產品的低價，是有利於壓低美國的生活品通脹的，對穩定美國社會的好處顯而易見。全面打關稅戰，推高通脹是必然的，這又導致美聯儲有充分的理由不降息，又反過來給美債問題的緩解帶來巨大壓力。
那除了關稅外，阻止順差國購買美國資產，就對美國真的有利嗎？不著急，把關稅先試完，還可以繼續試，反正，空談不花錢，有川普去背鍋就好。
政客選擇智囊，智囊也在選擇政客。曹操能用郭嘉，劉備能用諸葛亮，孫權能用周瑜，袁紹就只能用逢紀，董卓當然就只能用李儒了。
反過來，郭嘉、諸葛亮和周瑜，又怎麼可能在袁紹和董卓那裡多待一天呢？
當然，這些典故，一個美國學者即便長居北京，估計也是看不明白的。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