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文｜肖楚舟
嘴上說著自己一無是處的繭居族，卻仍然十幾年如一日頑強“苟活”。風光的成功人士，一邊遊走於社交場合，一邊心裡惶恐著感覺自己“不配”。渴望交朋友的年輕人，給自己貼上簡單粗暴的負面“人設”尋求歸屬感。這些看似不相關的現象，背後可能有一種共通的心理，即“自我傷害式的自戀”。
這是日本心理學家齋藤環基於自己的從業經歷和社會觀察得出的結論。從2021年發生在日本的“小田急線刺傷事件”及一系列類似的“宅男傷人”事件切入，齋藤環把話題引向自我否定卻求生意志堅定的繭居族群體，再談到生活中越來越常見的自我否定人群。他呼籲人們關注這種表面的自厭背後傳遞出的資訊：口頭上極度自貶的人，其實是相當關心他人評價的“自戀者”，他們透過把自己講得一無是處來擺脫焦慮，口頭的自厭是他們內心不健康自戀的折射。
《百元之戀》劇照
把自我攻擊理解為肉體上的自殘就很好理解了。就像刺破自己的皮膚時大腦會分泌內啡肽來麻醉痛苦一樣，精神上的自我攻擊也有釋放焦慮、緩解不安的效果。想象你毫不留情地貶低自己的場景，他人無法反駁，也不會對此不滿，只能給出些籠統的安慰，“你沒有那麼差”“快別這麼想”。於是，至少能維持住一種信念，“我掌握了全部的話語權”“我就是此時此刻最瞭解自己缺點的人”，這是無路可退者最後的精神勝利法。
齋藤環的學術研究，追溯出發點大多可以聯絡到他長期以來的研究興趣，對“繭居族”的研究。聽見“我一無是處”“活著沒有意思”“真是討厭自己”這種話，一般人可能擔心他們有自殺傾向，但齋藤環的經驗告訴他，這些看似嚴重自厭的繭居族有著頑強的生命力。
2023年，日本內閣首次針對“繭居族”現象進行了社會調查。日本政府對“繭居族”的定義是幾乎不走出房間或家門、除了滿足愛好，幾乎不外出的狀態持續6個月以上的人士。調查顯示，全日本15歲至64歲生產力族群中，估計有多達146萬人處於這種狀態。失業、人際關係不佳、在青少年時期不習慣學校生活是常見的理由，新冠疫情是新的誘因。
《不求上進的玉子》劇照
繭居族並不是日本特有的社會現象。在中國，百度貼吧和豆瓣都存在繭居者聚集的小組。翻翻小組的帖子，可以看到他們一邊感嘆工作難找、家庭氛圍不好，一邊給自己打氣“加入是為了脫離”，也積極分享“脫蹲體驗”。勵志與低落交雜的氛圍給人複雜的感覺，我們似乎生活在一個更容易獲得聯結的世界，但更多時候充滿脆弱和惶恐。我們想盡可能地看清自己，也可能因為過度關注他人評價，陷入負面感受的迴圈。
精神病學對“自戀”的負面詮釋、現代社會的無限個體責任制、認同焦慮共同製造了這種隱匿的時代病。齋藤環作為心理醫生，有責任也有能力對這類人群保持體察和同情。對於普通人來說，得知這樣一個新名詞，意義在於如何及時發覺自己身上“自傷自戀”的苗頭，把自己從高自尊、低自信的泥沼中拔出來。
2019年的日劇《我的事說來話長》，講了一個夢想破滅後變身家裡蹲的男主角。他看起來可以活得不錯，卻成了繭居族。岸邊滿的夢想並不高遠，只是開一家自己的咖啡店。也算有執行力，把咖啡店開了起來，只是堅持幾個月就經營不善倒閉了。經歷過一次挫敗以後，岸邊滿直接變成了家裡蹲，還是最討厭的那種家裡蹲，長了一張無情鐵嘴，懟遍每一個勸他出門工作的人。
如果不是主演生田斗真擁有一雙無辜的大眼睛，岸邊滿是個相當容易招人討厭的男主角。明明寄人籬下，還不肯扔掉滿屋的閒置咖啡機。明明沒有經濟來源，還能對家裡的大事小事指手畫腳，母親拜託他去跑腿，還要收點勞務費。劇中搬回家裡的姐姐就極其不滿他的狀態，極力推動他出門接觸社會。明明什麼道理都懂，腦子也清楚，為什麼不踏出家門？明明已經在麻煩家人，為什麼還能理直氣壯地講大道理？
《我的事說來話長》劇照
岸邊滿不是那種極端的自我否定者，反而嘴巴很硬，但他也會感嘆，以為時間能改變所有事情，其實六年過去了，他還是沒有走出家門。要做一個實現夢想的人，這樣高遠的理想讓他失去行動力。於是事情走向反面，啃老男、家裡蹲的人設成了他的舒適區，畢竟頂著廢物人設，也算是一種很省力的“做自己”。
對自己抱著理想化的要求，奮力追求意義感，這些表面看起來積極向上的心態，也可能使人走進困頓。齋藤環在書中提供了一組有趣的資料。大概由於日本政府的經濟提振措施，2005年前後，日本大學生的校招率一度恢復到泡沫經濟時期的高水準。但年輕人因為工作原因自殺的訊息依然經常見諸報端。索尼公司每年對員工進行內部調查，近年來的結果顯示，年輕人在工作中最怕聽到的評價是“你好像不適合這份工作”。
這看起來像是隨口一提的無心之語，頂多是委婉的批評，甚至理解成好心的勸導也不為過，卻讓許多年輕人破防。比起能力不足或者態度不端正這種就事論事的批評，這句模模糊糊的話好像否定的是許多無法改變的個人特質，甚至可以說是到你的人生選擇打根兒上出了錯。齋藤環認為，老一代職場人會因此說年輕人“脆弱”“經不起打擊”，其實是兩代人對工作的理解已經不同。過去只是為了生計的工作，被看成尋求認同的途徑。一擊即破的不是年輕的職場人，而是將他們困住的“價值認同追求”。
《裝腔啟示錄》劇照
類似的現象在東亞社會很普遍。最近韓國社會學家吳贊鎬寫了一本書，《“我們贊成差別對待”：變成怪物的年輕一代》，講了韓國人的“自我開發主義”。在韓國，許多底層人士翻身走上人生巔峰的成功學書籍頗為暢銷，作者常常四處演講，宣揚一種“只要你像我一樣努力，就一定會成功”的理念，反過來說，“你沒有成功，因為你還沒有像我這樣努力”。這些書籍被稱為“自我開發書”，聽起來人就是一臺機器，出廠時就自帶一份自我使用說明書，只要你能按章操作，人生就理應順利進行。如果不成，那責任全部在你。
吳贊鎬常年開辦讀書會，對五個堅持來參加活動的年輕人進行了長期觀察，他們畢業於不同層次的大學，年齡剛好兩兩相差一歲，人生經歷也各不相同。十幾年過去，吳贊鎬觀察他們的舉動，卻發現他們的價值觀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日益趨同。原本熱血的青年，漸漸對社會議題中的弱勢群體失去同情。他們會在看到勞工抗議的新聞感嘆，學歷更高的人尚且生存不易呢。會在看到臨時教師抗議時說，大家都是這麼走過來的。
面對認同體系的壓迫感，吳贊鎬觀察到韓國年輕人開始不斷強化“格差”。為了在不健康的社會結構中站穩腳跟，他們必須捍衛自己獲得的每一份證書、每一段學歷或者履歷的合法性，否則自己的努力就全部失去意義。為此，困在標準化評價體系裡的大學生，親自貫徹著最嚴苛的學歷歧視。
《安娜》劇照
一個學生對吳贊鎬提出疑問，學歷差別對待難道沒有道理嗎？她的論據是，聽見一般大學的學生在飯桌上大肆談論追星或者戀愛，覺得對方不入流。作為年輕人，她自己不討論這些話題嗎？她會因此貶低自己的素質嗎？因為自己也處在隨時會被貶低的處境中，不得不緊緊抓住貶低別人的機會，實在是種可悲的現象。
除了學校、職場製造的認同焦慮，網際網路這樣的基礎設施，使塑造了“集體認同”這樣一種無形的存在，它更加普遍，也讓人無處可逃。社交網路上的點贊數字，輕易可見，也更容易失控。受到否定的風險無處不在。我們在被虛幻的巨大認同蠱惑的同時，也面臨著隨時可能失去這些認同的風險。
更要命的是，集體認同是單方向的。它無法反駁，也無法操控。我們刷社交網路經常遇到這樣的現象：昨天刷到的博主，今天就不火了，昨天獲得千讚的小紅書momo，今天就淹沒在人海。我經常看到這樣的帖子，“上次瀏覽量爆發以後，不知為何無論發什麼都沒那麼火了”。這種疑惑背後常常積累了好多次徒勞的嘗試，偶然爆火的博主們試圖複製上次的標題格式，取景角度，影片情節，卻怎麼也無法複製成功，才會沮喪地發出一條這樣的疑問。無常的流量只是“集體認同”的一種，我們之所以痛苦，是因為既被要求找到獨特的“真我”，又被各種無常、殘酷、完全不受自己控制的評價體系困住。
《我的事說來話長》劇照
《我的事說來話長》裡的岸邊滿，表面強悍內心脆弱的原因大抵如此。在鬥嘴的時候，他說出了被死死困住的悲哀。他說，叫家裡蹲的人出去工作，就像對動物園裡的獅子說你要出門去冒險。其實動物園裡的獅子怎麼就不辛苦呢？“動物園的獅子看似沒在鬥爭，被客人笑著指指點點，其實每天都在夢想和孤獨的夾縫中持續抗戰。”
自戀被視為一種“流行疾病”，最早源起於美國一份從1979年開始使用的“自戀人格量表（NPI）”，這份量表包括四十對兩兩相對的描述，在其中更符合自己的一項上面打鉤。2009年，即採用量表二十年後，得克薩斯大學心理學家瓊·圖恩吉統計了每年得分超過平均值的美國學生人數，她得出一個結論，美國年輕人的自戀程度急劇上升，並由此提出了“自戀流行病”和“唯我世代”的說法。
因為量表本身的不完善，以及統計樣本的偏差，圖恩吉的研究引起了大量的批評。不過，這個詞確實觸動了大眾神經，長輩們找到了年輕人身上一些討厭行為的源頭：生活中有太多愛出風頭、不考慮別人感受的年輕人，職場上充滿眼高手低、不聽上司指揮的年輕員工。用“自我為中心”來解釋這些攪亂規則的年輕人，是很方便的答案。
《理想之城》劇照
實際上，我們真的瞭解“自戀”的全貌嗎？心理學家們對圖恩的反駁證明了自戀的複雜性。NPI量表本身就不大完善，比如很多被歸為自戀傾向的選項其實更像自信，例如"我很自信果斷"與"我希望我能更自信果斷一些"。另一些只是表達了操控局面的想法，但它不等於喜歡操控，比如“我希望成為領導者”。
大多數時候，我們的自戀是復雜的。心理學家克雷格·馬爾金在《失控的自尊》中介紹了另一份量表自戀分佈譜評級（NSS），這份量表得出的結論，其實更接近衡量你“自覺獨特的程度”。心理學家透過長年的大規模研究往往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把人的自戀程度看成一條從白到黑的色帶，普通人的自戀大多處於中間地帶，可能在某些方面過於自信，某些方面自信嚴重不足，將這些複雜的維度疊加分析，才是我們真正的自戀水準。不過，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在某些方面“優於常人”，這是我們能夠進行正常社交、挺過低谷期的心理基石。
齋藤環提倡我們追求“健康的自戀”。和一般的自信，或者單方面強調積極心理的“自我認同”迷信不同，它的內涵更為豐富，意味著“好的自己也喜歡，壞的自己也喜歡”。問題是，我們生活在一個需要獲取認同，又極難獲得認同的時代，要形成的健康自戀就成了一件很難的事情。那麼，有什麼應對方法呢？
我們需要認清一個事實，積極向上的“自我認同”只是短暫的。生活中的大部分時候，我們都處於不自信的狀況中，不喜歡自己也很正常。即使那些看起來成功、清醒、自信滿滿的人也是如此。
《草木人間》劇照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百元店起家的大創實業前社長矢野博丈。他以說喪氣話聞名，比如評價自己的商業帝國是淺薄生意，或者我搞不懂顧客的想法。他的座右銘甚至是“為避免倒閉而努力”，口頭禪是“沒辦法”。他甚至曾在手掌上寫下“我不好”。一位記者給他起了個綽號叫“披著不幸外衣的億萬富翁”。
這樣不斷圍繞著自己的負面敘事，如果用齋藤環的觀點看，也算是一種“自戀”。他還舉了一系列其他看起來沒自信的名人為例：《進擊的巨人》作者諫山創，作家太宰治，都是把不自信掛在嘴邊，卻又源源不斷地產出優秀作品的創作者。
實際上，能夠坦誠地談論不自信，包容自己的不自信，正是“健康自戀”的表現。矢野博丈2024年去世，享年80歲。在他自己口中滿腦子想著破產的前半生，他開創了日本百元店商業模式，提出每月更新一千種自研商品的策略，其實是一個幹勁滿滿、執行力滿分的人。在人生的最後二十年，雖然矢野博丈一直活躍在媒體，四處宣揚“我不好”，但那也是大創進軍海外的二十年。回頭看，這位過度自謙的商人，口頭上的自我否定可能只是營銷策略，也是真的是在用喪氣話鞏固“健康的自戀”。多說說自己的沒用，放下過高的自我期待，即便失敗，也就不那麼可怕了。
《好東西》劇照
還是回到《我的事說來話長》。它有一個特別熱血的日劇式結局。男主角走出家門，決定去面試秘書工作。路上遇到了馬拉松比賽，觀賽人群的吶喊聲，彷彿在為他加油。其實他只是去面試一份官員秘書的工作，跟他曾經的夢想毫無關係。但妙就妙在那些喝彩聲和他無關，同理，他的腳步也不一定必須走向至高無上的人生夢想。
排版： 喬木 / 稽核：然寧
詳細崗位要求點選跳轉：《三聯生活週刊》招實習生、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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