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辭掉生物老師的工作，從四川小城走出來時，林麗霞心無定數。那時她既不懂法律，也不知女性主義，只希望過一點「不一樣的生活」。
因緣際會，她來到北大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後改名「千千律所」）。生活逐漸有了方向。隨後的20多年間，透過訴訟、走訪與宣傳，林麗霞與同事幫助散落各方的3000多位農村失地婦女維護權益。她們收集了大量切實的資料與案例，自下而上地推動法治進步。
故事並沒有很快結束，並不是每一位婦女都順利拿回了應得的土地。但情勢正在向好，2024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透過。林麗霞說，這意味著農村婦女的土地權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她一向樂於「說」，會為出嫁女爭取一切發聲的平臺和機會。因為只有不斷說，才能「被看見」。
在《人物》2025年「女性力量」的演講活動中，林麗霞分享了與失地婦女們同場維權的故事。她講述婦女土地失權的典型案例，講述司法實踐的變革，也講述當事人們的勇敢與堅韌。她將與當事人們一直站在一起，見證女性擁有更多的選擇與權利。
以下是林麗霞的講述——
策劃｜《人物》編輯部
大家好，我是林麗霞，在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工作了28年。在反家暴、勞動權益、土地權益等方面，我們為數千名女性提供過公益法律援助。聽到本次演講的主題是「在場」，我就知道，我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分享。在這28年間，我們所做的事，就是和當事人互為支撐，保持「在場」。
我曾經在四川當了6年中學生物老師，因為不滿足於現狀，1995年，我辭職來到北京學習英語，後來應聘到北大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做文秘。2009年，我們中心更名為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
剛入職時，我並沒打算幹多久，因為我對法律一竅不通，也沒那麼喜歡。但工作以後，我很快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非常有意義，可以瞭解到很多社會問題，並著力去改變，去解決這些問題。所以，我選擇留了下來，並自修了法律，先後在職獲得了北大和美國天普大學的法學碩士學位。
從2004年開始，我們就頻繁接到農村婦女關於土地權的求助電話。那幾年，城市化程序很快，尤其是城郊的農村土地，不斷被徵用、開發，土地權益方面的糾紛也就凸顯了出來。而一些農村女性，往往因為結婚、離婚、再婚，甚至是大齡未婚，而被排除在集體收益分配之外。
因為在農村，常常要求女性依附於婚姻享受權益，女性因婚姻而流動，卻又因這種流動而被區別對待。通常認為，兒子是「村裡的人」，他及其配偶和後代都有權享受村民待遇，女兒則是「嫁出去的人」，不能享受這些權利。
我想分享一個典型故事，主人公是我們所接觸的失地女性中，維權時間最長的。她從31歲到現在71歲，已經整整堅持了40年。
她叫楊志軍，是內蒙古巴彥淖爾市萬豐村的村民。她個子小小的，上學不多，但知書達理，也喜歡講道理。
1982年，她從村裡分到2.2畝承包地。後來她結婚了，因老公是城裡人，她的戶口遷不過去，女兒的戶口也只能隨她落在村裡。女兒出生後也分到了土地。
1985年，村裡以她是出嫁女為由，收回了她和女兒的承包地。同村還有68位女性，和她面臨同樣的處境。
她說，女人並不是一出生就矮男人一截，我們也並不因為是女性就理短。為什麼叫女人出嫁女，男人卻不叫出嫁漢或娶妻漢？為什麼同樣在一個村裡生活、勞作，女性就沒有權利擁有自己的土地？她不理解，也不接受。
楊志軍不服氣，從1985年開始，她找遍了村委會、鄉鎮、縣市的有關部門，想要拿回屬於自己的土地。
相關部門一直推來推去，或者拖著不解決，2003年，告知她說，「村裡已經沒地了，你想分也沒有」。楊志軍不信，趁著晚上無人，就用雙腳一步一步地去丈量土地，推算出，村裡還有100多畝地。村幹部和鄉鎮幹部都不信，她就拉著他們去現場確認，果然還有96畝地，楊志軍心想，這下總該給我們分地了吧？但沒想到，村裡討論後決定，要她們與新增人口一起來平分，這樣每人只能分到3分地，而不是應得的1.5畝地。
所以，楊志軍果斷地拒絕了。因為，在她看來，這3分地更像是一種施捨，而不是她本就應該有的。
她心裡也很清楚，這樣的結果已經是她維權18年來的一個小突破，維權中的辛酸也只有她自己知道。那麼，這18年來，她都經歷了什麼呢？
她成了村裡的眾矢之的。剛開始維權時，她們每人分得7分口糧田，但她在地裡種什麼，村民就扒什麼，最後她不得不晚上都睡在地裡，小心翼翼地守護著那份來之不易的土地。
努力爭取自己的權益，無疑是勇敢的。但我們可能想象不到，這份勇敢背後，她們究竟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當一位女性站出來，索要自己的土地時，就等於是在與全村人作對。她甚至會遭到家人的排擠和嫌棄——兄弟們會覺得她想要爭家產，父母認為她丟人現眼。走出家門，村民還罵她不要臉，說都已經嫁出去了或者都已經離婚了，還賴著不走，來分我們的財產。
有些女性外表看起來文文弱弱，但她們一開口，我就能感覺出來，她們心裡有著一股勁兒。這個勁兒是什麼？以前聽她們說得最多的是「我要爭一口氣」，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說「這是我的權利」，哪怕只有200元甚至是幾包鹽。沒錯，我們山東的一位當事人為孩子爭取的就是幾包鹽，但她說，「這不是幾包鹽的問題，這是一個權利問題！」
什麼是「在場」？對於她們來說，「在場」就是，我要出現在那裡，我要被看見，我要被聽見。站出來為自己的權益而抗爭，她們就已經「在場」。
2009年，在有關部門的協調下，楊志軍分到了1.5畝的「虛擬」地，也就是說，實際上沒有地，但享有土地的權益。因此，她得到了徵地補償款和失地養老保險。
但她女兒的失地問題，仍未解決。這十幾年來，她仍在為女兒索要土地，因為她想要給女兒一個交待。
「出嫁女」的維權為什麼這麼艱難？在實踐中通常認為，我國一直沒有關於「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認定」的法律規定。結婚女效能不能享受同等的村民待遇，這往往由村集體說了算，而大多數村民當然不願意讓更多人來分享他們的利益。
這些年，出嫁女的徵地補償問題似乎有所改善，南寧的當事人發信息說「我們大人的問題解決了，孩子的問題讓我們等著」，廣東的當事人說「我的執行款到賬啦」，四川的當事人說「我的官司打贏了」。
當然，還有一些女性的權益依然沒有著落，尤其是宅基地的拆遷安置權益，今年我已經接到好幾起這類諮詢。
在宅基地的拆遷安置中，女兒通常是不被計算為安置人口的，無論她年齡多大，也無論她結沒結婚；兒子，即便還是未婚，也可以享受到三人份的宅基地面積或者安置房，這裡麵包含了她未來妻子和孩子的份額。
男性結婚前，在這三人份宅基地上蓋的房子或者他在拆遷中分得的房子，按照婚姻法的規定，屬於男方婚前的個人財產。這就意味著，他未來的妻子，名下不可能有房產，除非男方主動給；如果離婚，女性很可能無處可居。
這對女性來說，公平嗎？當然不公平。這就需要我們共同去改變。
我們郭建梅主任總說，我們代理案件，從來不以成敗論英雄。因為有些案件涉及到的問題，在法律上可能還是空白，或者尚存爭議，所以這些案件，勝訴率不會高，但很有價值，因為法律，就是這樣在不斷接受質疑和挑戰，不斷接受實踐檢驗的過程中逐步完善的。
法律的改變和完善，也需要以成功的實踐經驗為基礎。所以，從2006年開始，我們就一邊代理典型個案，一邊在河北、湖南、黑龍江、江蘇等地開展試點專案，在當地進行調研，瞭解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狀況；透過培訓，推動試點村修訂村規民約；透過研討，與相關部門共同探索有效的解決方案。在這些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再自下而上推動國家立法，惠及更多人。
此外，我們所能做的，就是不斷髮聲，讓更多人知曉。早些年，這個議題還不太受媒體關注。2022年4月，我在一席發表了關於該議題的公開演講，取得了非常好的反響，北京、上海、廣州，好多記者主動跟我聯絡，寫出了很多很好的、深入的報道。自那之後，我覺得這個議題才真正被看到了。
2022年底，全國人大公佈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並面向全社會公開徵求意見。我們認真研究了草案中與婦女權益相關的條款，參考了地方好的做法，也收集了很多出嫁女和村書記的想法，在成員身份認定方面，提出了較為具體的修改意見。
出嫁女提交立法建議也非常積極，她們動員家人、親戚朋友去網上提交；不會使用智慧手機或電腦的，就找孩子或旁人幫忙；有些不僅網上提交，還打印出來郵寄給立法部門，並附上自己的判決書等材料。
2024年6月，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最終透過，我們很多建議在法條中都有所體現，出嫁女們對新法充滿了期待。南寧的一位出嫁女說，她興奮得一宿沒睡，因為新法中規定了成員的子女應當確認為成員，這就意味著解決她孩子的問題有了法律依據。
對離婚或者喪偶女性，新法也帶來了福音，法律明確規定不因離婚、喪偶而喪失已有的成員身份。
這部法律將於今年5月1日起正式實施，希望這會是出嫁女權益保障的轉折點。
做公益法律援助這麼多年，我感受過高興的、心願達成的時刻，也感受過悲傷的、荒唐的時刻。我的內心是充實且滿足的，因為我能見證時代的變化發展，並能參與其中，達成哪怕是最微小的改變。
我很慶幸，這麼多年來，能與這些勇敢、堅韌的女性，一直保持「在場」。
像楊志軍那樣的人，還有很多。
比如浙江諸暨的周小雨。她結婚僅一年就失去了12萬元的土地補償款。她文才很好，也很用心，在維權過程中，她不斷髮聲，微博曾兩次衝上熱搜，案件也被很多媒體關注，她的證據也特別充分，最終卻未能改變結果。
當她接到高院敗訴的通知時，當場嚎啕大哭。哭完後，她說，我還會繼續努力的。她甚至有時還鼓勵我。有一次，當我對某些現實表現出無奈、沮喪的情緒時，她說，「林老師，彆氣餒，您是最棒的！」這讓我很溫暖。
上週，我接到一個安徽女孩的求助，她也是剛結婚一年，集體分配款就被取消了。我告訴她：你的戶口未遷出，也未在其他任何集體經濟組織享受權益，按照新法規定，你原有的身份和待遇不能被取消。等新法實施後，你可以去起訴，到時把起訴狀發給我們，可以幫你修改。
她原本是邊打電話邊哭的，聽我說完後，她說自己變得平靜了。她已經在太多地方碰了壁，村幹部、鄉鎮、縣裡，她都找了，始終沒有得到支援。她覺得自己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說理、可以被傾聽的地方。她最後笑著說，「林老師，我感覺我有力量了。」
我們和她們，都在等待新法實施的那一天。
我想，保持「在場」，有時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有時是困難時的互相依靠。在這裡，我希望每一位女性都試著「上場」，永不「離場」。或許這很難，但只有「在場」，我們才能擁有尊嚴，生命才有價值。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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