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濤,又名胡三壽,1992年出生於陝西省商洛市山陽縣。2013年,他在西安美術學院上學期間,參與了吳文光發起的民間記憶計劃,返回老家村子採訪老人記憶並拍攝紀錄片,完成紀錄片長片處女作《山旮旯》。
此後12年,他的攝影機再也沒有離開老家,先後完成了紀錄片《古精》、《偷羞子》、《地洞》、《復活》。
胡濤新片《復活》講述家鄉因修建高速公路,遷移墳墓的故事。胡濤說,高速公路以一種勢不可擋的氣勢,進入到我的家鄉。我無法改變或者阻擋,拍攝既成為一種反抗,也成為了一種見證。當我拍攝的時間越長,高速公路的修建所引發的思考越難以被言說。
吳文光曾也曾評價《復活》:“現代化”碾壓故土,故去之人遭遇“二次埋葬”。作者不僅影像記錄“作見證”,併為那些命若草芥故人“影像立傳”。
凹凸鏡DOC獲得胡濤授權,將轉載4篇他的回村筆記。

拍攝中的胡濤導演
回村筆記2
天一亮,雪不停地消失在地上。河邊,一處柏樹叢中,一群人刨土,許久,露出了棺材。
因為修高速,村裡的土地要被徵收,母親在徵地現場和我視訊通話,她舉著手機四處遊走,我看到了村裡人在販賣土地,爭吵、打架、討價還價……我們與土地的關係越來越遠了。許多老墳在徵地範圍之內,幾十座墳要為一條高速公路騰出地方。
一位村民從地裡拔出一塊棺材板,接著又拔出幾塊,棺材板發黑朽爛,地裡露出了一個洞。七八個人把新的棺材放在洞口不遠處。雪下的大了起來,眾人支起一個塑膠棚。大家望向洞口,如同期待著一個嬰兒出生。
外公戴著口罩,套著一雙普通的膠皮手套,鑽了進去。他做過赤腳醫生,懂一些人體構造,在村裡幹起了“整骨”。

這座墳埋的是老三的爺爺,他四十多歲死了。老三早年在秦嶺山的金礦上工作,被雷管炸掉了右手,從我記事起,他的右手就一直插在褲兜。老三有兩個兒子,小兒子和我一起讀書到初中;大兒子比我大幾歲,以前在小學,大家怕他,他和另一個同村人詹小飛走的近,我記得有一次放學,一群女孩子追著詹小飛打,追到河邊,又黑又胖的詹小飛突然脫下褲子露出了雞巴,轉身朝著女孩們晃,女孩子就“呀——呀”地跑掉了,老三的大兒子在一旁起鬨又吼又叫的。大家都長大成人了,詹小飛在家裡睡了一覺死了,老三的大兒子在外面蹲了監獄出來了,老三的小兒子現在是一名婚紗攝影師。
洞裡潮溼,衣服和肉爛成黑色的泥土,骸骨陷在裡面。外公摳出一節腳骨,接著又摳出一節腿骨。骨頭重新放在棺材裡,試圖拼出一個人形。
圍觀的人議論紛紛:
“死是哪一年的?”
“86年,那一年發大水時候死的。”
“個子很高的。”
……
這副骨頭的主人,藉著村子老輩人的隻言片語讓我相信他曾在這片土地上存在。和我年紀差不多大的人,面對這副骨頭,全無記憶可言,如同面對著一塊奇特的石頭,一件熱鬧的事情。我聽人說,土地屬於人的;我又聽人說,人是屬於土地的;在這一刻,我覺得人和土地互不所屬。
骸骨被一點點掏出,旁邊的人眼尖,在洞裡撿出一把碎骨頭,這些碎骨頭找不到位置,就灑在棺材裡。外公整個人鑽進洞裡,掏出了頭骨。一副骨架搬了新家,最後撒上了一層石灰,像雪覆蓋在土地上。旁邊人給這副骨架蓋了兩層被子,眾人封棺抬起。
我聽見人群中有哭聲,緊接著鞭炮炸開,幾十人拉著、抬著棺材在煙霧繚繞的地裡穿行。
新的墳墓在村子的後山上,從河邊穿過村子,這個幾百斤的棺材沉甸甸地壓在村人的肩頭,這是村莊過去的記憶,儘管我們無法熟知、無法走進,但我們從過去而來。
棺材被塞進了新的墳墓裡。
墳墓上有一副對聯:
上聯:鳥語花香安樂宮
下聯:山清水秀吉祥地
橫批:逍遙仙宮

這是我第二次看見人骨,第一次看見人骨是在村子的公路邊,下雨,泥土坍塌,棺材被攔腰斷開。我從小學到大學,騎腳踏車路過,坐公交車路過,或者走過,這個墳墓敞開,像記憶的邊界,吸引著我。
鄰居蓋了新房,我記得他曾在老屋簷子下給我畫出新房的設計圖,神采飛揚,滿眼憧憬。新房落成,我路過鄰居家時,他在電閘前忙來忙去,正急著讓房子通電。我想鄰居的激情在於建在房子的過程,房子一旦落成,生活的日常又將襲來。
在我的記憶裡,村子最早的房子是青瓦土房,在十多年的時間,相繼替換成了水泥樓房,一輩人逐漸被新一代人汰換。這片土地上流轉的事物,當體驗預設,形式變得重要,那麼存在也就變得虛無。
新房的屋頂落了雪。山上的這座墳墓前,人群散去,雪越下越大,籠罩著整個村莊。

回村筆記05
又一座墳被砸開了。墳的對面是河,河邊的打樁機正向地下掘進,機器的轟隆聲和鐵錘砸向墳墓的聲音一唱一和。
這座墳埋的是一位妻子,輪鐵錘的人是她的丈夫叫新生,拿鋼釺子的人是她的公公,墓口被他們一點點砸開,我站在墳前,作為同村人,卻對墳墓裡的人沒有半點記憶,甚至連她的名字、死亡時間也一無所知。
我問我媽:“新生去世的妻子叫啥?”我媽想了一會,才說出一個字“慧”,其它的再也沒有印象了。
我在河邊遇到了老三,我問他:“新生去世的妻子叫啥?”老三說了一個“王”字後,話就卡住了。
新生亡妻去世時,我正在上大學。在我的記憶中,新生亡妻生前因為一次意外,導致全身癱瘓,在家躺了大半年,身上腐爛長蛆,蛆在床上亂蹦,最後才死了。亡妻生前生了一對雙胞胎,每年我都會在村裡遇到她們。
新生比我年長几歲,按輩分我管他叫爺爺,他的父母我叫太奶太爺,他家離我家只有不到一百米的距離,但是我們並不熟悉,每次路過他家也僅僅是打個招呼。2019年初,村子裡熱鬧的聲音從窗戶飄到了我的房間裡,那時,我因腳部骨折在家休養,我拄著竹竿一蹦一跳地來到後院的牆根兒,透過牆縫我看到了新生的婚禮。這是新生的第二段婚姻,新娘帶著自己的孩子一起嫁了過來。
“現在請兩位新人手挽著手、肩並著肩,走向你們的成功,走向你們的輝煌,走向你們的幸福洞房,享受你們的人生。”司儀話音一落,我從牆縫裡看到了這對新婚夫婦走進了房子,這年年底,同時擁有新生和第二任妻子基因的孩子出生。
我猶豫了幾天,到底要不要向新生詢問一下關於亡妻的過往?
新生將頭伸進了亡妻的墳墓裡,打著手機燈檢查棺材爛沒爛,棺材上蓋得棺罩消失了,棺材旁邊的金童玉女還完好無損。洞口敞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上十一點,二三十位村民把棺材從墓洞裡掏出來,棺材後半截腐爛的快散了架,村民用幾塊木板把棺材箍住,又蓋上了紅紅的棺罩。鞭炮聲響起,村民在煙霧繚繞中架著棺材穿行,我彷彿看到了一個人從這片土地上被打撈起,儘管短暫,但在我心裡她像一次復活。
另一戶鄰居的老房子被推到了,村民在給新房打地基,我早上吃了飯,帶著攝像機去了新生家,他家院子裡晾滿了衣服,在後院,我看到新生的父母抬著一個破舊的木窗戶扔在了柴火房裡。新生前一天去了西安打工。
“太爺,你知道新生的前妻叫啥?”
“張huiying,‘hui’是‘智慧’的‘慧’,‘ying’是‘英雄’的‘英’——張慧英。”
太爺拉了一個背籠坐下,點上了煙,從他那裡得知,張慧英2009年嫁給了新生,那一年,生了雙胞胎女兒。2013年,新生的妹妹相親,一家人去男方家看看,張慧英一個人在家。
“就在這個門邊,這兒靠了一扇大窗戶,她拾柴火的時候,窗戶倒了,把她砸到地上。”
太奶在事發現場一邊給我說一邊比劃:“這邊放的電鋸,要不是地上有木頭筒子,她早都被插死了。”說到“插死”,她是一個字一個字咬出來的。
“在西安看,就是把頸椎的神經摔斷了,拉回來,磨了半年,我整整餵了半年飯。”
太爺從家裡拎出來一個紅色塑膠袋,從亂七八糟的雜物裡翻出了張慧英的身份證:“張慧英,1988年1月3號出生。把歲數瞞了,應該是1986年出生,死的時候27歲半。”我看到張慧英照片的這一刻,藉由他人述說的張慧英,藉由一座墳墓指認的張慧英,突然變得清晰可見,這種清晰可見指的是——張慧英成為了我記憶中的人。
這個時候,張慧英的一個女兒跑了過來,女兒遺傳了張慧英的臉型和眼睛。太爺手中拿著張慧英的身份證,母女的眼神相遇,只瞄了一眼。塑膠袋裡還有張慧英的死亡證明、結婚照,也有幾張雙胞胎的合影,女兒看到了照片一下子就笑了起來,這些合影是張慧英生前給女兒拍的。
女兒走後,太奶就給我嘀咕:“那時候她才三歲多,她媽媽躺在床上的時候,她還給她媽媽餵過飯,她媽媽死了,她就看著她媽媽的照片哭。時間長了,她和她媽隔住了!”
時間會把母女“隔住”嗎?曾經生活在這個村莊的張慧英在我的尋找中,她的的確確在所有人的記憶中逐漸“消失”。
2022年正月的一天傍晚,我騎著電動車行駛在山谷,河谷裡冒出了十幾根巨大的柱子插向夜空,挖掘機、推土機、渣土車像河水一樣攤開,當我走進高速公路的施工現場,在微弱燈光中,我看見巨大的打樁機向地下探進,它彷彿連線著人的心跳——“嘭——嘭——嘭”,整個山谷脈動著、迴響著。
在我的童年記憶裡,村民在這條河裡扔進了一個雷管,一聲巨響伴隨著沖天的水花,緊接著,嘩啦啦地從天上掉下了大大小小的魚,村裡的男女老少就拿著網兜、提著籠子湧向了水裡。
正在發生的也就是正在消失的。高速公路穿過村莊時,過去的村莊也就消失了。
大多數時候,我支起攝像機拍攝時都會笑著給村人說:“我記錄一下你。”我知道這種記錄對於整個村莊而言,是那麼的區域性、那麼的微小、那麼的片面。當我瀏覽曾經拍攝的畫面時,它卻打撈出我與村莊的關係、情感、命運。

回村筆記08
又一座墳被砸開了。
在我很小的時候,計劃生育鬧得兇,村民的超生費交不出來,政府的人就會卸門板、抬桌子、拉櫃子……我看見四五個人抬著一塊門板,一位老人又哭又鬧地拽著門板,這個老人叫胡金領,他和我在一個村子相處了十幾年,兩家相隔二百多米,這是我腦海裡關於胡金領僅有的一段記憶。按輩份我把胡金領叫太爺爺,他的同輩人都叫他金領子。現在,一副裝著金領子屍骨的棺材從大地上亮出。
其實我無法確認那段記憶是否真實發生?
金領子有兩兒兩女,我問金領子的小兒子存才,他說是真事:那時候,我哥家超生,他在我家住,管計劃生育的人要超生費,就把我家的門、桌子、腳踏車拿去了。
我又問金領子的小女兒春香。她翻箱倒櫃地摸出她繳納的超生費票據。一張皺巴巴的紙攤在地上:
暫扣
湘子店村胡家院組胡入勝大櫃一個折價300元,腳踏車1輛150元,木料8根合算350元,總計金額柒佰元整(700.00),限三天到鄉政府交清計劃生育費,否則便買為罰款。
銀花鄉人民政府(公章)
1991·3·9
這些手寫的票據,讓我的記憶清晰可觸,甚至還餘有“怕”和“躲”。
我是頭胎生,然後我媽就被上了環。卸環成為暗地裡的營生,家人花了五十塊錢偷偷給我媽卸了環,生下了我妹妹。妹妹的尿布躲在在河邊的犄角旮旯裡洗。一聽說政府的人進村了,超生的村民,把門一鎖,像老鼠般躲竄。
村醫是我的鄰居,我們這一茬人大多是被她拾起來的。
老懷的二女兒,天快亮生下的,八九月的樣子。老懷氣地坐到一邊“我連個老鼠都不敢打,你說我能咋樣?”村醫出主意說“天還沒亮哩,咱也不能做糊塗事。你把女子抱到你丈母孃那裡,叫她偷偷養著。”老懷從我門前走過,竄過巷子,溜去了陳家灣。
潤山的二女兒,是夜裡生下的,家裡人想要男娃:“管它怎樣,早上給別人去!”村醫想了個辦法:“把娃送走的話,這個胎盤不要扔,弄點草把胎盤一包,再用布一包,早上也不怕誰看到,就叫人看見,把這抱到後溝,拿個鋤頭,挖個窩,埋了。等個一兩天了,晚上你去拿鋤頭把那個地方一毀,意思野獸扒去了。”過了幾天,管計劃生育的人果然來了,好幾個人,潤山把人帶到村醫家。村醫說:“娃沒成,媳子腳腫的,走路摔了個大出血。”管計劃生育的人邊做筆錄邊問。
大舅家有兩個兒子,小兒子丹丹是偷偷生下的,一出生就藏在丹丹的外婆家。有一天下雪,我和小舅、小姨去看丹丹,我們沿著公路走了兩三公里,要翻過一座山,爬到了山頂,層巒疊嶂的山峰逐漸白了頭,山頂有一座一人高的土地廟,我們躲了會兒雪。下山的路貼著崖壁,走一步探一步。見到丹丹後的幾天,天氣晴朗,我們下河抓魚、上山捉兔,很歡快。丹丹作為黑戶隱姓埋名了十年,家裡人交了超生費,他才光明正大地成為了湘子店村村民。
金領子的女兒春香給我看她的結論證。結論證是孩子不符合規定的情況下出生了,交罰款後開具的證明。有了結論證就可以給孩子辦出生證明,才能上戶口,才能讓孩子擁有一張身份證。結論證上記錄了她從1991年到2003年交的罰款,總計3500元。一張結論證花了十三年拿到了,一個人花了十三年才被國家認可存在。丹丹和妹妹,是這樣被認可的,村子裡的許多孩子是這樣被認可,這個國家的孩子大多也是這樣被認可。我所知道的,還有許多村民,做了“糊塗事”,讓剛出生的孩子永遠地消失了。
今年,我的身份證要過期,我去鎮派出所交了錢辦了手續。過了幾天,快遞郵遞到家,我拆開包裹,手裡攥住一張嶄新的身份證,一陣歡喜,彷彿掌握著我的自由。這和剛領到結論證的父母們心情差不多吧。
我想起魯迅先生寫的一篇文章,袁世凱登帝時期,紙幣流通有礙,他尋到可以兌換銀元的銀行,把身上的紙幣換了一袋銀元。“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
近幾年發生的事情,和我見到金領子拽著門板被一群人拖走又有什麼區別呢?更不用說那些久遠年代的事情。我記得我讀的初中歷史課本封面上寫著:“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出自孫中山先生的這句話,逐漸淪為每一個人每一個階層響亮的口號!

金領子生於1935年,死於2007年。他死前一年,國家把農業稅取消,在我的記憶裡,隨後的這些年,耕地從山上撤退到村子河邊,河邊的耕地最後被高速公路吞併,土地荒蕪,村裡的人紛紛湧進城裡謀生。
金領子的妻子死得早,關於金領子,存才說他死的時候,床底下都沒落下一分錢。“對他的印象是:這兒一跑那兒一混,也不圖掙錢,剛落個肚子圓。”
聽村裡人提及最多的是金領子會給孩子看病。孩子哪裡不舒服了,他就掐著孩子的中指號脈,然後說出是在哪裡裝了邪,燒點紙掛個符就好。我外公說,有一年村裡遭了旱,他和金領子走了幾十裡山路去白龍洞向龍王爺求雨,剛一回到家裡,雨就來了,下了好幾天,那一年莊稼長得好的很。金領子對孩子很好,對村民也好,在我的記憶中他總是笑眯眯的樣子。“但對政府的人脾氣不好。”他兒媳說道。
金領子的孫子叫“胡超”,我們平時叫他“超超”。他在計劃生育最嚴的年代出生,他的名字讓我聯想到超生,名字成為了一種沉默的發聲。
鐵錘哐當哐當地砸著墓口,我全程靜默。這幾年,國家放開二胎,接著又放開三胎,或許以後生育由國事變成了家事。
“我們是最後一代”這是網路上很多人的聲音,我不想生育,也不想混入這股合唱,以後,我也不知道我會不會生育?
奶奶感慨,現在生娃國家還會賞錢哩。時代變了,生女孩,賺錢;生男孩,賠錢。
春香給我說,他留的這些超生費的票據,等著以後政府還錢。
最近村裡修建高速公路的地方被村民堵住了,原因是徵地賠償款沒下來。幾個村民像勇士般立在巨大的挖掘機面前,不讓它越雷池一步。
“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這是1925年魯迅先生的吶喊,快一百年了,這人肉的筵席成為了流水席,吃一撥,走一撥,來一撥……

回村筆記10:
又一座墳被砸開了。一座墳,一口棺材,葬了兩個人——一位母親和她肚子裡的嬰兒。
這位母親叫劉曉芳,1982年出生,24歲嫁到湘子店村。
我還記得劉曉芳結婚的時候,在婚房裡,我看見她穿著紅衣服,個子不高、人苗條,和我媽正聊天,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她,或許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我向我媽提起這段記憶,她卻不記得了。
週記叔是劉曉芳的丈夫,他和我們家是親戚,我媽說他們結婚的時候,週記叔要麼背個背籠,要麼騎個腳踏車,要麼騎個摩托車去把劉曉芳接回來的。我爸和我媽結婚時,我爸揹著背籠把我媽接回來,那是1991年的時候;我猜想週記叔是騎著摩托車去接的,因為那一年是2006年,摩托車在村子正興。
劉曉芳來到湘子店村的頭一年就懷孕了,村醫說,這一年母嬰保健政策才開始施行。劉曉芳有妊娠高血壓,視力變得有些模糊,村醫讓她和家裡人去縣城籤個合同享受母嬰保健政策,還沒得及籤,她就要分娩,家裡人把他拉到了鎮上的衛生院。
當時銀花鎮衛生院,有一個女的叫周豔珍,是河南(村名)人。醫院有個謝醫生,正在給人包紅傷,周豔珍去他那裡拿了鉗子。有妊娠高血壓的孕婦在分娩的這段時間最危險,娃要出生,大人沒力氣,娃就生不出來。周豔珍意思是把娃的生命滅了,把大人保下。經家裡人同意,她就把鉗子伸到劉曉芳的子宮,把娃抓爛,往出拽,娃沒得了,大人承受不了,最後大人也沒得了。
當時村子去了幾十名村民在銀花鎮衛生院鬧。醫院院長叫李登高,他們讓李登高跪在劉曉芳的屍體前,弄了一張白紙纏到他頭上,讓他跪著燒紙。最後醫院給了三萬塊錢,事情才了結。
劉曉芳死的時候25歲,我奶奶說嬰兒剛露出了頭,就再也出不來了。在他們死了十六年後,村裡人合力把她們的棺材從墓洞裡拖出來,嬰兒沒有機會來到這個世界,卻以零碎的屍骨到達這個世界。“要想富,先修路”的口號喊了幾十年,在秦嶺腹中的湘子店村,將以什麼方式去往大山外的世界?
我面對著這個腐朽不堪的棺材,大家用木板七拼八湊地將它箍住,湊合著挪到三十米開外的新墳。
我向村民打聽劉曉芳的過去,說她死的冤,談及她為什麼會死?有以下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時代所致,放到現在就死不了;第二種說法是沒來得及籤母嬰保健政策的合同;第三種說法是醫院耽擱了;第四種說法是週記叔在外打工,家裡人不提前讓劉曉芳去縣醫院住院,一家人捨不得錢;第五種說法是自身體質差,拿著生命代價去生娃。
從時代到集體、從集體到家庭、從家庭到個人,直至讓新生命胎死腹中。在因高速公路而遷墳的眾多墳墓主人之中,嬰兒是最小,他/她本該生於2006年。
我向劉曉芳的婆婆打聽關於劉曉芳的過去時,她說:“提她幹什麼呢?如果你週記叔在家的話,估計連提都不敢提!”
我想到在遷墳現場,劉曉芳的孃家人坐在一邊心事重重地看這眼前的一切;週記叔看見我在用攝像機紀錄,有些不高興。劉曉芳和嬰兒的死,十六年來都是這個家庭的禁忌,苦難深深埋藏在每個人心裡,像被再次被捆紮緊實的棺材一樣,被迅速地丟進另一座墳墓,墓口又被封死,等待時間一點點讓一切腐爛全無。
劇照、海報由導演提供
編輯:張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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