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超：我看很多人說您是汪建背後的男人，早期就慧眼識珠地看中了華大基因。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是什麼重要的因素讓您覺得“這個真的行”？
厲偉：其實我首先要糾正一個觀點。第一，我不是汪老師背後的男人，我只能說我是他的學生，這點很重要。我再說一下，我是他的學生。
董超：我們負責來把說法激濁揚清。
厲偉：作為他的學生，我從他身上真正感受到了一種所謂“士”的風範。
汪老師在2007年來到深圳。在此之前，我只聽說過中國有家公司參與了人類基因組的檢測，但無緣與汪老師相見。2007年他到深圳後不久，2008年我有幸與他見面。他給我們講了那段歷史，介紹了華大的一些夢想——他希望能為人類做些事情，不是為中國，而是為全人類。這是他的想法。
從我的角度來講，當時我覺得有這麼大志向的企業家其實並不多見。我們接觸過很多企業家，他們都非常務實，比如只想著今年能賺多少利潤，明年能不能買輛好車。但汪老師從不談這些，他更多地談的是如何讓人類變得更好。我覺得他至少是我值得追隨的一個人。
所以在與他交往的過程中，我提出還是先從具體的事情做起。做企業總要從一個專案開始，我們把華大專案搜尋了一番，決定先從克隆技術入手。當時華大首次成功克隆了豬，而且可以成批次地克隆豬。豬的克隆比很多動物的克隆難度都要大，而中國的種豬一直依賴進口，且價格昂貴。
當時我和汪老師商量，把克隆豬技術應用到種豬上，幫助中國解決種豬的來源問題。
董超：這也是解決了一個大民生問題。
厲偉：是的，大民生問題。第二點，我們也希望利用克隆技術和轉基因技術結合，在藥物模型動物方面做一些嘗試，這在未來是有幫助的。
於是我們起步了，確實投入資金與華大共同開展這個專案。事業剛剛起步時，我們順利地把“豬堅強”（汶川地震中的一頭豬）克隆出了一批後代，證明這條路是行得通的。
然而，專案剛剛起步，國內突然從不同領域傳出反對轉基因甚至反對克隆的聲音。在這些聲音的影響下，專案受到了阻礙，市場推廣也受到很大影響，甚至被妖魔化了。所以後來這個專案失敗了，某種程度上也是和華大商量後主動關閉的，沒必要在這種情況下硬撐，只是保持技術等待時機。
但從那時起，我們與華大就一直攜手共進。華大在遇到一些關鍵節點時，汪老師也會主動找我們聽取意見。作為一個科學家和長輩，他能這麼虛心地聽取我們的意見，我覺得他實際上給我的更多，我從他那裡學到的東西也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