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凱風
新一輪產業大轉移，來了。
日前，國家層面印發檔案，引導資金、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從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轉移，加大對革命老區、邊境地區、資源枯竭地區等政策傾斜，促進區域間就業均衡發展。
這些政策，置於“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的主題之下，意在透過提升區域協調發展就業承載力，在國內打造更多就業集聚區和增長極。
事實上，產業向中西部地區的大轉移，著眼的不只是就業，而是有著更全方位更深層次的考量。
去年底以來，多個重要會議和重磅檔案強調，“最佳化重大生產力佈局，加強國家戰略腹地建設”，“建設國家戰略腹地和關鍵產業備份”。
這意味著，繼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之後，中西部地區，迎來了新一輪發展機遇期。
01
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不是第一次。
最遠的一次，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三線建設”，基於國防安全考慮。
當時，大量來自東部沿海、東北地區的工廠、裝置、高校和技術人員遷往中西部，為其後來的城鎮化和工業化打下堅實基礎。
重慶機械工業、成都電子工業、西安國防工業的壯大，多數得益於此。攀枝花、十堰、六盤水、金昌等新工業城市的誕生，也是脫胎於此。
與今天不同的是，當時的東北，正是資金、技術和人才轉移支付的最大貢獻者，“老大哥”之說並不誇張。
最近的一次，是2000年之後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大量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從東部遷往中西部，一直持續至今。
我在新書《中國城市大變局》中，將“產業西移”、“陸權復興”作為改變中西部城市格局的重要因素，一眾強省會的脫穎而出，與此無不關係。
早在2010年，國家層面印發《關於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指導意見》，提出產業轉移要堅持市場導向、因地制宜、節能環保、深化改革的原則，依託中西部地區產業基礎和勞動力、資源等優勢，推動重點產業承接發展。
受制於土地、人力等資源成本的約束，一些附加值較高且對交通成本相對不敏感的產業，開始廣泛向中西部地區佈局，成都、重慶、鄭州、西安、貴陽等地成了最大受益者。
成渝地區的萬億級電子資訊產業叢集、河南的手機制造、貴陽的大資料產業，均是這一時期的產物。
正是藉助產業西移，加上西部大開發、天量轉移支付、大投資大基建等政策帶來的助力，中西部地區一眾省市後來居上。
西南經濟趕超東北，成都、重慶躍居TOP10城市，鄭州、西安等地晉級萬億城市，無不受益於此。
02
新一輪中西部產業大轉移，有何不同之處？
這一輪產業大轉移，最大的不同在於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讓“國內大迴圈”、“國家戰略腹地建設”成了重點。
如果說過去20多年的產業西移，更是還是市場因素驅動，與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等戰略密切配合，背後不乏區域協調發展的的考慮。
那麼新一輪產業轉移，則有著更為深層次的佈局，對應的是日益複雜的國際形勢、持續不斷的大國博弈和充滿巨大不確定性的超預期事件。
因此，在全國層面最佳化重大生產力佈局，建設“國家戰略腹地”和“關鍵產業備份”，就成了重中之重。
最佳化重大生產力佈局，這裡的“重大生產力”，指的是國民經濟與區域經濟中起支柱作用、在“強鏈補鏈延鏈”方面發揮關鍵作用的生產力。
而“關鍵產業備份”，指向的是“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要求是“力爭重要產品和供應渠道都至少有一個替代來源，形成必要的產業備份系統。”
這意味著，新一輪中西部產業轉移，不再侷限於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而向高科技產業乃至大國重器等層面擴充套件。
換言之，中西部內陸地區，不再是簡單的產業承接地，而要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的發展中起到一定引領作用。
所以，這幾年，國家在佈局北京、上海、大灣區三大科創“雙中心”之外，將成都、重慶、西安、武漢等地升格為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引領周邊地區發展。
同樣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區先後湧現出一批重大科技創新平臺，國家層面支援西部地區在特色優勢領域優先佈局建設國家級創新平臺和大科學裝置，佈局建設一批應用型本科高校、高職學校。
那麼，中西部哪些地區，能夠擔起“國家戰略腹地”的重任？
腹地，相當於中心城市和前沿地區而言，有經濟腹地、人口腹地、產業腹地和國防腹地之說。
一般而言，只要不是沿海沿邊地區，都可視為腹地，廣大中西部地區都在其列，但不是所有腹地都能稱得上戰略腹地。
要想擔起戰略腹地的重任，必須在經濟、產業、區位、能源、人口等方面有著關鍵的一席之地，要麼資源豐富，要麼人口眾多，要麼產業基礎一流，能作為重大生產力的承載地。
在這方面，經濟實力較強、工業體系相對完善、創新要素聚集、交通區位一流且擁有超大規模優勢的四川、重慶、陝西、湖北、河南等地，更具優勢。
03
中西部地區產業大轉移，面臨著全球產業大轉移的直接競爭。
這一次產業轉移，最大的變局在於國際層面，全球產業大轉移的勢頭有增無減，是到中西部還是向東南亞國家遷移，就成了博弈的關鍵。
在新書《中國城市大變局》中，我用“河南的敵人是越南”、“中西部的對手是印度”來形容這種新的競爭格局。
任何產業遷移，都受到種種因素的影響，但究竟是市場因素還是非市場的政治、地緣等因素，結果大相徑庭。
可以看到，這一輪產業轉移，一方面是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抬升帶來的影響，這是正常的市場因素，我國中西部地區和東南亞地區各具優勢，
然而，另一方面，全球地緣格局、大國經貿博弈帶來的影響，充斥著複雜的政治因素，產業鏈安全成了首要考量因素。
近年來，部分發達國家主動將部分產業轉移到不具強勢競爭性的地區，形成近岸製造、友岸製造的新格局，越南、印度、墨西哥成了最大受益者。
越南、印度等地之所以值得重視，是因為在產業轉移上，與中西部地區形成了直接競爭關係。
勞動力眾多、資源豐富、基建發達、超大市場規模優勢是我國中西部地區最大的優勢，這也是電子資訊、汽車製造等產業向中西部廣泛佈局的原因所在。
近年來，隨著大基建大投資不斷推進，中西部地區多個省份實現“縣縣通高速”、“市市通高鐵”，劍指“市市有機場”，區位優勢得到全面重塑。
與此同時，隨著一帶一路等戰略的推進，在航空物流、中歐班列的助力之下，中西部地區一改內陸腹地的傳統局面，成為新一輪對外開放的橋頭堡。
與之對比，越南、印度等國家人口同樣眾多，且勞動力成本更低，而且利用新一輪地緣大變局，享受“左右逢源”的紅利。
越南尤其典型。越南一邊向中國靠攏，力圖吸引中國產業出海，主動提出打造“中越高鐵”等跨國鐵路，可參閱《又一條跨國高鐵，呼之欲出》。
一邊又與歐美簽訂自貿協定，與美國、歐盟、東盟乃至東亞國家之間都形成了相對完善的自由貿易體系。
當然，越南GDP總量才剛超過廣西，出口總額僅與深圳相當，綜合競爭力相對有限。
而印度雖然經濟總量更高、人口更多，但識字率在主要國家中墊底，基建存在明顯短板，短期尚不足為慮。
但是，在產業轉移方面，越南、印度都是不容忽視的對手，中西部地區要想更勝一籌，除了國家戰略的支援之外，更要強身健體、強練內功。
國家戰略傾斜是前所未有的機遇，但能否抓住這一機遇，考驗著每一箇中西部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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