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前的2月17日，中國打響對越自衛還擊戰。網上關於這場戰爭的浩蕩記述已毋庸我多言。
作為參戰者，我來說說踏進戰場前的情形
。
1979年初，西南邊境吃緊，我所在的部隊雖然遠在中原，卻也緊急轉入臨戰訓練，一個多月消耗的彈藥比整個全訓年度加在一起還要多。硝煙瀰漫中，士兵面面相覷：這是真要上戰場了嗎？
一臉煙塵的機槍射手石三榮沿著塹壕踅摸過來，嘆口氣對我說：“班長，連女子的手都沒拉過一下，還沒娶婆娘哩，就這麼洗（死）了呀？”我遞給他一支菸，說了聲“滾”。
野戰軍的步兵連就像常年繃緊弦的消防隊，隨時準備出征執行任務，即便不打仗也很難讓你在營區裡呆上一整年，各類物資、裝備都要按照“攜行、執行、留後”和“定人、定物、定車、定位”的要求進行歸置，謂之“三分四定”。
作戰部隊除了武器裝備沒有其它物資，人走屋空，“留後物資”主要就是個人的物品和換季服裝，平時用制式的白布包起來，捆紮成方形的包裹，我們叫它“小包”。小包整齊碼放在連隊倉庫的臺架上，每個包裹上都用細鋼絲掛著一個硬紙標籤，寫上姓名、部隊番號、家庭地址和收件人。
這意味著一旦你在戰場上“光榮”了，這個包裹就成了你與家人聯絡的唯一物件了。當家人見到民政部門送來的這個包裹時，你已經是烈士陵園裡的一方墓碑了。
“小包”在春秋換裝時節各自整理一次，戰前也要重整。雖說那個年代大家都沒什麼貴重的物品，但這次是要去打仗，所以官兵整理小包就格外用心。有的人整著整著就停滯下來，一件不起眼的小物件都能盯著看上好久，兩眼怔直，心情複雜。
房間裡無人說話，只聞嘩嘩的捆紮聲。官兵的小包裡會比平時多一樣東西：那是遺書，寫給父母、妻兒、女友和這個世界的最後的話。
官兵們會趁人不注意把疊好的紙張偷偷塞進小包裡。因為生死未卜，遺書是不能提前寄走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塞在小包裡，在最恰當的時機交給家人。
我的這張紙沒有放在小包裡，出征之前我用全部積蓄的15元錢買了件軍大衣，把遺書放在了大衣口袋裡，又把大衣交給戰前病退的一位同鄉戰友，讓他帶回家鄉，交給我的家人。
然而戰後我回家探親時，他卻又把大衣還給了我。他說他看了口袋裡的那張紙，哭了，他希望能把大衣親手再交還給我，而不是直接送到家裡。聰明的戰友做得很對，否則事情就做砸了。
戰後返回中原駐地營區，遺書成為一段回憶，好友之間可以互相傳看一下。我看了不少這類的紙張，每一張都會讓你鼻子酸楚，為人類最真實的感情而感動。
識字不多的石三榮磕磕巴巴寫了兩份遺書，但沒有放在小包裡，而是直接寄走了，一封寄給老舅，一封寄給已經定親的物件，沒敢寄給父母。可是寄信時卻把兩封信裝反了。老舅看了信後買了點心和罐頭，原本是要去安慰一下未過門的外甥媳婦，不料想哭腫眼睛的女娃也遞上來一封信，讓老舅看了也跟著流淚。
老少商量了一下，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來到部隊要把婚事提前辦了，說是上了戰場生死難料，要給老石家留下血脈。那時軍人結婚可不是扯張證就完事了，還要政審，組織批准，時間來不及，再說還有“服役士兵不結婚”的要求，成親的事兒只好作罷。
出征之前每人都發了一個硬紙印製的《戰場供給卡》，鵝蛋大小，上面要填寫姓名、部隊代號和血型，統一放在軍裝左上的口袋裡，以便對失散官兵證明身份，重要的還在於一旦犧牲了，用來辨別烈士的遺體。
除了供給卡，帽子、衣袋和領章的背面都印有一個紅色長方框，都要填寫姓名和血型，這是為了受傷急救時爭分奪秒搶時間，只要幾個字碼對證了，輸血時就不再驗血型了。
官兵的頭髮也要理成超短的板寸，現在叫“海灣頭”，那不是為了酷，而是頭部負傷時便於包紮。
供給卡上填寫的是部隊代號而不是番號。番號是軍隊內部使用的，直呼某師某團某營連；而代號是向社會公開的，用阿拉伯數字組成，如33982部隊41分隊，對應的是步兵第481團1連（該部隊1985年撤編）。代號本是為了保密，但用久了就沒什麼密可保了，所以出征之前部隊更改了代號，供給卡上填寫的是一組新數字，軍車也換了新號牌。
其實更換了代號也沒什麼密可保，越軍很清楚對面山頭上是我軍的哪個團、哪個營，反過來我們對越軍也是知根知底。如此一來代號倒是有些掩耳盜鈴的味道。到了現在，各類媒體乾脆就直呼某集團軍、某陸戰旅了，代號似乎只剩下郵政意義。
還有一樣東西不能不提及，那是出征前下發的一個長寬約為2 x 1米的墨綠色塑膠袋，卷實紮緊了放在挎包裡，說是越南潮溼，墊在地上睡覺用的。
其實大家都清楚這是收裝屍體用的，人在另一個世界安睡的囊袋。身上帶了這東西，心裡便有些說不出口的異樣感受，沒人的時候會拿出來盯著看好久，看到有人來趕緊收起來，尷尬地笑笑。
一位擔任烈士安葬工作的政治處幹事戰後告訴我，塑膠袋是在安葬烈士的最後環節才用的，很少用於後送途中。烈士的遺體運回境內後，先要褪去血衣，換上新軍服，肢體破碎不成形的還要用白布裹身，最後殮於墨綠塑膠袋中入土安葬，這是烈士安葬的標準化程式。
戰場上犧牲的烈士，入土時是別指望躺進棺木裡的。烈士入土後要插上木製的標牌註明身份和位置，一段時間後才正式砌成陵墓，鐫刻墓碑，再往後可能還會將一些零散的墓園遷移合併。
我們師團為烈士更衣、裹布這些輕柔細緻的工作，是請廣西邊境的中年婦女們來做的，她們在打理這些和自己孩子年齡相仿的烈士遺體時常常會哭泣，那種母性的悲泣在幽靜的山谷中傳得很遠，特別扎心。
戰前儘管嚴密封鎖訊息，並且不準再郵寄個人信件，但還是有官兵的親屬三三兩兩來到部隊，向出征的親人、戀人道別。
這期間來隊探望的親屬明顯要比平時多，營區內接待房間有限，安頓不下就住在營區附近的旅館或借住臨近的村民家中，親屬們也只能在一天訓練結束後與官兵匆匆見面。到了部隊出征時，多數親屬已被勸回，但也有個別的執意不走，非要送親人“上路”。送行者更多是已隨軍的軍官家屬和他們的子女。
我不願回憶出征道別的場面。我在這支打了建國後幾乎所有戰爭、執行過太多急難險重任務的部隊裡服役15年，這樣的場面見過許多。
每當部隊登車時，一道白石灰劃成的警戒線猶如一道生離死別的天塹，線內遠遠站著列隊出征的官兵，線外站著父母、妻兒和戀人，她們把哭聲壓抑在心底，把淚水憋在眼眶裡，只有不懂事的孩子在放聲大哭。那撕心裂肺的場面縱然是鐵打的金剛也會潸然淚下的。
直到現在我還在想，如果能把那些鬧離婚的、爭家產的、不贍養父母的人集中起來，在這道警戒線外站上半天，那些連法官都頭疼的事情可能馬上就解決了。
還有那些靈感枯竭的作家、畫家、詩人、哲人等眾聖賢們，尤其是制定政策的官員們，最好也來這條線外站一站，鼻子酸楚一通後，腦袋裡一定會生出許多振聾發聵的奇思妙想，揮筆即成大作。即便你是衣食俗人，看了這場面也會感悟青菜豆腐過日子，是人間多麼愜意的事情。
這天中午，緊急集合號驟然吹響，全營迅速集合列隊，一輛披掛了偽裝網的野戰吉普車駛到隊前急剎停下，師長趙國斌推門下車，以身經百戰的傲然氣勢站在這支即將踏入戰場的佇列前，接過花名冊，把全營班、排、連、營長和政治軍官點名一遍。當點到我的名字時，我用盡全身力氣大聲喊“到！”心中湧起奮勇殺敵的滾滾熱浪。
點完名，師長走到佇列左前，邁著泰山般的步伐巡視到佇列右前，再回到佇列中央，面向官兵大聲說道：
“我，是你們的師長！我可能叫不出你的名字，但是你們每一個人都必須認識我！因為我要帶領你們出國去打仗！打勝仗！”說完登車揚塵而去，沒有半句多餘的話。
現在回想起來，好在當時的部隊中還有這些從戰火中走過來的老軍人，士兵們上了戰場心裡踏實，就像跟著有閱歷的嚮導穿越迷茫的高山密林。對越作戰後中國韜光養晦數十年，一旦重開戰事，誰來帶兵打仗？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需要戰火冶煉的將帥，而中國最不缺的卻是和為貴的外交官。
很多年來中國周邊四處冒煙，這些煙火如果是冒在美利堅的門頭上，山姆大叔早就開打了，換了普京也不會閒著。而中國幾番臨門一腳的戰事都止息在了“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嚴重抗議”的外交辭令中，連大使館被炸了都得強忍悲痛，怒斥幾聲作罷。
其實我挺為那些捱罵的外交官們抱屈，如果中國也有美國那樣一手遮天的軍力，還犯得著讓外交官們戳在前面喊抗議嗎？這一點，打過仗的老兵倒是比喊打喊殺的憤青和鍵盤俠們看得明白，因為他們知道打仗要比打字難得多！正所謂“自古知兵非好戰”。只不過，當我中華富甲天下兵強馬壯之時，可還有善戰的將帥和征伐的勇略乎？我想。
部隊出征。
軍列沿京廣、湘桂鐵路向西南邊境浩蕩開進，儘管沿線的客運、貨運列車皆為軍列讓道，但是從中原開到廣西寧明仍走了四天三夜，這個速度在當今的高鐵時代是難以想象的慢。
我們乘坐的是俗稱為“悶罐車”的貨運車廂，其運兵方式從四野南下出關一直到對越自衛還擊戰都沒有大的改變，有所改進的只是官兵不再擠在一起席地而坐，每個士兵都能分得一尺來寬的長條形面積，車廂裡鋪著葦蓆，可以裹著被子人挨人躺下來睡覺。
當火車行經鄭州黃河大橋時，我扒在一尺見方的車視窗向東張望著，久久不肯離開。順流而下60公里就是我的家鄉，此時已是深夜，我知道我的父母還在燈前坐著，在我開赴前線的日子裡他們每天也就打個盹兒而已。
那是一年當中最寒冷的時節，母親會搬個凳子坐在門口等郵遞員，持久的等待、期盼，但每每總是失望和流淚，直到停戰後一封報告平安的信寄到家中。那是比接到兒女考上北大清華的錄取通知書還要讓家人高興一千倍一萬倍的事情。
第二天下午軍列行至武昌兵站的專用場站，車一進站就看到站臺上有很多人向軍列湧過來，並且呼喊著什麼，但很快又被警察和戴著袖章的民兵攔阻下來，不讓他們靠近軍列。
官兵們也擠到車廂門口向車外的人群張望。人群中在呼喊一些人的名字，有些聽上去像是乳名，家人呼喚孩兒的那種，還有人大聲詢問你們是哪個部隊？這是參戰官兵的親屬們想和親人見上最後一面。
在隨後的行程中這樣的事情也曾見到，但都沒有武昌兵站的場面大。因為得不到準確的行程，親屬們只能苦苦等候，見到軍列進站就往前湧，高聲喊叫親人的名字。就算見不到親人的身影，也巴望車上的親人能遠遠的看見他們，看上可能是最後的一眼……
乘坐在前面軍列上的同鄉戰友蔣蔚，在日記中記下了在武昌兵站的一個情節：
“凌晨，軍列到達武昌兵站，站臺上擠滿了湖北籍士兵的親屬，他們不知道軍列什麼時間到達，不知道列車上有沒有自己的親人，只能在站臺上連續幾日甚至更長時間的等候，每看到有軍列進站就湧上去呼喊親人的名字，期盼能見親人最後一面。”
“我連4班長的父母年老多病，互相攙扶著在嚴寒中站了幾天幾夜，希望能見獨生兒子一眼，碰巧也真見到了。可是上級規定任何人不準下車。這時連長朱銀亮冒著違反紀律受處分的風險，讓副指導員陪著四班長下車，和年邁的父母匆匆相見，又匆匆回到車上……”
我不知道該怎麼記述和評價46年前在武昌兵站黑壓壓的人群聲嘶力竭喊叫親人的場面。我不敢想象當下獨生子女們的中國，還有那些塗脂抹粉操著娘娘腔的小鮮肉們，那些對國家安危要麼自嗨要麼唱衰的各路人等，會如何面對未來的某年某月，那逼上門來的戰爭。
延伸閱讀：
作者：貴丁，1979年參加對越自衛還擊戰，從戎20年，7次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