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上映二十多天，紀錄片《風起前的蒲公英》的票房僅有64萬。這是一部幾乎沒有排片的電影，卻拿下了豆瓣8.5的評分，用“冷門佳作”來形容，或許再合適不過。

社交媒體把這部電影稱為中國版《放牛班的春天》，很多觀眾以為它是一部關於“音樂如何改變人生”的勵志片。但看完後不難發現，電影幾乎沒有什麼激烈的劇情衝突，也無關逆襲人生的敘事，僅僅是用散文詩一般的方式，講述了一群孩子如何在流動中成長的故事。

記者｜劉姝穎

編輯｜王海燕

與“逆襲”無關的故事

影片名字中的“蒲公英”，取自拍攝的主要物件，北京蒲公英中學。這是北京市第一所專為外來務工人員子女開設的公益性初中，在這裡唸書的孩子們，都是隨父母來京居住的“流動兒童”。

電影開始拍攝的2017年，蒲公英中學正要面臨校區的搬遷。原本的舊校區地處北京老三餘村的村辦工廠，教學樓由舊廠房改建而來，雖然條件不算優越，但校園獨特的氛圍打動了導演梁君健：學校牆上是老師帶同學們親手繪製的巨幅壁畫，乒乓球檯上曬著蘿蔔乾，校園裡隨處可見大片的綠色和彩色……這些“生機勃勃”的細節，經由鏡頭的展示，也構建起了觀眾心中的蒲公英中學初印象。

故事圍繞著蒲公英中學的合唱團展開。和很多觀眾的想象一樣，在梁君健最初的設想裡，這會是一個藉由音樂來講述底層逆襲的勵志故事：一群從小沒有受過專業訓練，連音樂老師都沒見過的孩子，透過合唱團實現人生夢想和自我價值。

梁君健說，他當時剛剛在一個電影節上看過日本電影《唇上之歌》，講的是一個音樂老師在家鄉帶領合唱團贏得比賽，並在音樂中互相治癒的故事。所以在蒲公英學校的前兩個月，梁君健都在頻繁地詢問帶領合唱團的袁小燕老師，什麼時候有比賽。

但隨著拍攝的展開，梁君健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他們沒能拍到比賽，合唱團其實也沒有太多像樣的演出機會，這成了一次與過往經驗完全不同的拍攝。合唱團的水平參差不齊，想象中的勵志成長故事不存在，他甚至很難找到一個傳統紀錄片裡所謂的主線人物。因為每當選定跟拍物件後，過不了多久，孩子就轉學離開了。最終成為紀錄片“主角”的四個孩子，他們都沒能在世俗意義上透過音樂改變人生，甚至連蒲公英合唱團本身，都沒有展現出多麼漂亮的成績。

比如最先進入觀眾視線的兩個男孩，張展豪和權煜飛。張展豪合唱訓練時嗓音最洪亮，在宿舍彈吉他時瀟灑而放飛，但面對不得不回原籍讀初三的現實，他劃掉了自己的夢想，“成為一名歌手”。剛上初一的權煜飛則是個小學霸，成績好，能熟練地破開共享單車的密碼鎖，總在脖子上掛一張公交卡，空閒時滿北京城轉悠。張展豪和權煜飛都熱愛音樂，但因為不同的原因，後來都離開合唱團，再也沒有出現在片子裡。

兩個女孩主角，王路遙和馮小云在合唱團停留更久，王路遙經歷了初一進合唱團時的羞澀、不敢開口，後來成為團長，獨當一面。馮小云一出場就展露了極強的音樂天賦，是班裡最早能唱出High C（高音C）的女孩，影片最後，她依然留在合唱團唱歌。但也僅僅是暫時還留下而已，她們的音樂之路並不順利。

既然如此，兩年拍攝，十幾個跟拍物件，800多小時的素材，最終到底呈現了什麼？

實際上，它講述的，恰恰是蒲公英中學的很多孩子都要面對的兩個人生命題：不斷上演的離別，以及成長過程中願望的破碎。

前者是因為蒲公英中學和這群孩子本身的流動性。作為外來務工者的子女，學生們大多在初三前就要回原籍準備升學考試。其他孩子相處三年才要經歷的離別，他們在初中第二年就開始準備面對。影片中，初二的張展豪出場不久，就回到了河北老家讀初三，成了第一個離開合唱團的孩子。

權煜飛的離開，則是因為合唱團男生數量太少，很多又開始變聲，音樂老師做了一個“殘忍”的決定：改組合唱團，讓男生離隊。權煜飛一開始努力爭取旁聽，但當他意識到自己真的不再屬於這裡之後，他不再嬉皮笑臉，而是默默開啟門，溜進了教室外的夜色中。

在王路遙和馮小云身上，離別的傷感和心願的破碎，則以一種更加心酸的方式疊加著發生。

王路遙原本性格羞澀，合唱時總因為怯場進不去拍子，但一年的合唱團生涯後，初二開學，她勇敢地主動舉手競選團長。歌聲驚豔的同學馮小云出現後，她成了團裡第二個唱出High C的女孩。但面對升學，王路遙最終在父親的要求下，淚流滿面地退出了合唱團。

父親不想讓王路遙走音樂的路子，是覺得家境普通的她以後會“吃虧”。馮小云就很快“吃虧”了，這個天賦出眾的女孩，加入合唱團不久，就得到了一個機會，如果能夠透過考核，她就能夠進入到一個未來直通中央音樂學院的免費培訓計劃。家人非常支援她的音樂夢想，但馮小云沒能透過考試，原因是她在考試候場時，彈了教室裡的鋼琴，被認定為“不守規矩”。

一個熱愛音樂，看到鋼琴忍不住觸控的孩子，因此喪失了一個學習音樂的機會。這一幕實在太諷刺，也的確在網上引起諸多討論。後來採訪時，我們特意問到這個細節，導演說，這件事發生後，蒲公英中學在社會上募捐了一批鋼琴，放在教學樓的每一層，讓每個路過的孩子都可以隨便碰、隨便彈。這個處理讓人想起，片子裡好幾次出現在鏡頭上的校園標語，“笑破不笑補，哭辱不哭窮”。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導演組選擇了這個細節，同時還選擇，讓它像一個普通情節一樣，流淌過去。就像生活的每一天，都會從我們身上流淌過去一樣。

議題之外，孩子們的世界

寫到這裡，或許可以下一個結論：《風起前的蒲公英》註定不是一個強情節的紀錄片，沒有高燃的逆襲故事，同時批判又顯得極度剋制，甚至缺乏明確的價值觀導向（所以很難剪成現下流行的短影片來進行宣發）。這也註定了，這部片子的票房和傳播都不會太理想。

但如果你希望坐下來欣賞一個傳統手藝團隊，以傳統手法做出來的傳統紀錄片，那它就太好了，以當下的電影市場來看，說是“絕唱”也不為過。不同的人都用“散文詩”來形容過這部紀錄片。

最終呈現出這種氣質，一部分原因來自蒲公英中學本身的特殊性。作為一所完全公益性的農民工子弟學校，蒲公英中學的身上有很多標籤，也一直處在社會各界的關注和報道之中。但只有真正進入其中，才會發現，這所學校最動人的地方，並不是那些標籤覆蓋下的部分，而是關於它傳達出的更本質的思考：如何透過教育，培養出一個健全的普通人。

蒲公英中學並不缺乏逆襲故事的藍本，比如入學初一新生的課業水平只有小學三、四年級，但學校能常年保持70%~80%的高中升學率，也不乏畢業生從這裡直升國外的高中，最終考上世界名校。

這裡也不缺乏更殘酷的城市摺疊故事。比如導演提到的，他們拍攝到的諸多學生家庭搬家故事。比如這些並不被北京完全接納的孩子，卻受邀在中國網球公開賽的開幕式上唱《北京歡迎你》，同時有因為水平業餘，只能提前錄音，現場對口型來演出。

但緊接著，導演又拍攝了返校後的女孩們，在水房裡洗漱，彼此幫對方擦去臉上的妝容，再次清唱“我家大門常開啟”，並感嘆，“好像在這唱的效果更好聽”。

外來務工者子女和“中產特長”的碰撞，這是故事本身就存在的強烈對照。但電影全都保持點到即止，這並非圓滑，也非怯懦，而是一種主動的選擇，因為紀錄片著重呈現的，恰恰是這些孩子作為“具體的人”的成長，他們不只是作為階級議題的符號和工具。電影的導演和剪輯指導唐韜在採訪中強調，希望觀眾可以放下大人的眼光，去感同身受這些孩子的世界。“任何的個體，都不該被一個所謂的宏大議題所淹沒。只有尊重和讀懂他們的視角，才更能拓寬每一個觀眾的生命體驗。”

沉重的命題固然存在，但並不能掩蓋生命本身的光芒。看電影時，一個突出的印象是，這些所謂務工子女身上細碎的成長瞬間和獨特個性。他們未必有多優秀和討人喜歡，但都是“很小孩的小孩”，有十幾歲出頭的天真，也有年齡限度內的聰慧和成熟。在他們身上，你幾乎看不到任何雞娃、內卷和網際網路影響留下的痕跡，反倒有種這個時代所稀缺的“老式小孩”的魅力。你會看見權煜飛在退團後依舊穿著印有“藝術有力量”的T恤出門；第二年開學，馮小云再次走進合唱教室，平時不愛笑的她，終於自然地對鏡頭展露笑容。

在影片最後的部分，蒲公英中學終於搬遷了，學校把舊校區裡的樹都挖走移植到了新校區裡。新建的教學樓樓頂上，老師帶著孩子們用木頭盒子裝上泥土，埋下新的種子。梁君健說，他看到這個畫面，想起著名人類學家林耀華的《金翼》，書裡有一段描寫，是在抗戰時期，整個民族、都不知道該往哪裡去的時候，種地的老人家教導孫輩說，“孩子們，別忘了把種子埋入土裡！”

圖源：風起前的蒲公英官方微博

所以導演說起紀錄片外孩子們如今的現狀時，我毫不意外。他說張展豪上大學後組建了搖滾樂隊（後來解散了），王路遙的大學課程裡仍有音樂課讓她揮灑天賦。馮小云看完電影后告訴導演，她理解了王路遙的爸爸，或許對音樂和人生，她都有了更深的感受。權煜飛昇學去了一所管理嚴格的“衡水式”中學，高考成績不錯，但他說，高中三年對他而言彷彿不存在，只有在蒲公英中學和合唱團度過的時光是彩色的。

音樂沒有改變這些孩子的命運，但片子已經展現出，當一個人被真正用心對待過，有過熱愛並勇敢追求過的時候，他會永遠有力量。就像種子埋進了土裡，時間的河流會澆灌泥土，誰也不知道風何時來，但在飄散之前，蒲公英註定會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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