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長
盲道，是一座城市文明的象徵。
為人父母，我會經常告知小孩，不能阻擋盲道，避免給他人帶來不便。不過，小孩卻提出一個問題：為何從來沒有看見過盲道上有盲人行走？
確實，我也只在電視上看過，現實中沒有盲人行走盲道的印象。各大小城市的盲道長期處於閒置狀態，感覺是一種公共資源的錯配與浪費。
到底是盲道修建不善抑制了盲人的出行需求，還是盲人不再需求盲道？
本文以盲道為切入點討論公共資源的配置問題。
本文邏輯
一、消失的盲人
二、資源的錯配
三、價格的約束
【正文6000字，閱讀時間15'，感謝分享】
01
消失的盲人
先看盲道的劣質供給。
前不久，一位名叫“黑燈”的視障脫口秀演員，在一檔喜劇節目中吐槽稱，某些城市的不鏽鋼盲道雨後極其溼滑，“下完雨就像溜冰，路上瞎滑”。
這一吐槽引發不少共鳴與討論，一些人表示曾在不鏽鋼盲道上摔倒。隨後，深圳、杭州迅速拆除了不鏽鋼盲道。
這事讓人再度關注盲道的問題。關於此類問題，我記得十年前媒體有過集中討論，近些年偶有盲人或視障老人在盲道上摔傷的新聞，但未引發社會的關注。
如今，全國大小城市似乎都修建了盲道，但基本是盲人不敢走的盲道。有些盲道崎嶇不平、坑坑窪窪，有些盲道上設有井蓋，個別井蓋還不翼而飛，有些盲道引人上樹，有些引人撞柱，有些引人走上“絕路”（斷頭盲道）。盲道管理更是大問題，共享單車長期佔用盲道，有些汽車停在盲道上，有些盲道年久失修、失去導盲功能。
有人做過測試，蒙上眼睛在盲道上行走5公里，有10次摔傷的機會，1次駕鶴的機會。對於盲人來說，盲道上行走簡直是在探險，可以列入人類十大極限運動。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盲道是一種劣質供給。因此，我們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劣質的供給抑制了盲人的出行需求。
不過，如果從需求的角度來看，我們的視野又會更加開闊。
在境外，即便盲道設定完善的城市，如我們的香港，如今也很少看到盲道上有盲人行走，至少跟幾十年前相比更少。盲道閒置在全球城市中似乎是一種普遍現象。
盲道的需求是否在下降？
先看盲人數量。
據中國盲協的有關資料，截至2023年，中國視障人士數量為1731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0.13%。中國是世界上視障人士數量最多的國家之一，佔全球視障人士總數的20%左右。在1731萬人視障人士中，盲人大約500萬人，佔比為28%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視障是一種老齡化疾病，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視障人士數量將逐步增加。
其中，白內障是全球範圍內導致視力喪失最主要的疾病，中國大部分盲人是因白內障所致。隨著年齡增加，白內障發病率逐步上升，60歲+發病率為16%，70歲+為29%，80歲+為48%，90歲+達到90%。
可見，視障與白內障相關的醫療與照料需求隨著老齡化的加劇而增加，但盲道上的盲人為何消失了？
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尤其是白內障手術的普及，白內障患者得到治療。我印象中，30年前，很多農村老人隨著年紀增大患上白內障而逐漸失明，但如今這種現象比較少見。目前，中國90%以上的縣級醫院都具備獨立實施白內障手術的能力，而且價格相對低廉。廉價的白內障患手術讓很多老人得以復明，白內障患者的復明率大幅度上升。
資料顯示，中國每年新生白內障約40萬人，而白內障手術量上升速度遠遠超過患者新增速度，在2020年達到383萬例，每百萬人口手術率（CSR）超過3000人。換言之，以當前的白內障手術量，不僅可以完全覆蓋新增患者，還可以讓很多老患者復明。更多的患者康復，自然就減少了對盲道的依賴。
另外，視障人士的出行需求正在發生變化。
隨著網際網路與電子技術的進步，很多視障人士（不完全失明）的生活轉移到虛擬世界上，可以網路上娛樂消遣、點單購物以及社交，對出行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即便出行，可能有人陪伴與照料，有智慧輪椅代步，抑或有導盲犬，對盲道的依賴度較之前明顯下降。
所以，盲道是工業化、城市化時代為盲人提供出行便利的一種有效供給，但是，在資訊化時代，疊加老齡化時代，我們需要重新評估盲道的價值，以及如何安排公共用品以更好地滿足視障人士的需求。
現實中，還有一部分視障人士或盲人，得不到有效的治療與照料，他們試圖出行而不得，相應的公共用品匱乏。這一點，我們下面重點討論。
盲道，作為一種公共用品，從設計、鋪設、維護需要大量的成本，但其效用非常有限，視障人士對出行和完整盲道的需求也普遍下降。那麼，這種公共資源，是否可以投入到其它地方，提供其它公共用品，以滿足視障人士的需求。
可以開發視障人士專用的電子產品和應用程式，他們不僅可以在網路上生活，還可以藉助裝置導航出行。抑或是，提供一些導盲犬幫助盲人行走，公共場所為導盲犬開放。當然，今天覆雜的城市佈局，對視障人士單獨出行是不友好的，其實最好的辦法還是治療。
可以將公共資源轉化為醫療資源，白內障手術費用實現完全免費，讓更多患者復明。
當前中國的白內障治療率遠低於國際水平。資料顯示，中國每百萬人口手術率（CSR）3000多人，相比之下，美國的CSR超過12000、歐洲超過10000，印度也有5800。換言之，中國的CSR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還有很多白內障患者等待治療。
儘管白內障手術費用已經降到很低水平，但對一些低收入家庭來說，這依然是一筆比較昂貴的支出。在一些偏遠的農村，患上白內障老人沒有得到家人應有的照料與治療，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其實，很多公共用品，如盲道一樣，由於缺乏價格發現與懲罰機制，一直躺在那裡，錯配與浪費，但無人知、無人管。
02
資源的錯配
公共用品的使用效率遠低於私人用品。
按照弗裡德曼的說法，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最為經濟；花自己的錢給別人辦事，最有效率；花別人的錢為自己辦事，最為浪費；花別人的錢為別人辦事，最不負責任。
這大致是沒錯的，在自由市場中，對自己的利益“斤斤計較”呈現效率，對別人的利益“大大方方”導致浪費。
在公共用品上，自由價格失靈，無法懲罰浪費者，或者說只能以集體的方式懲罰。每個人受到的懲罰似乎是均等的，但改變公共規則和公共資源分配則需要承擔巨大的成本與風險。因此，沒有人願意站出來改變公共用品的分配規則。這就是奧爾森所說的集體行動的困境。
在等交通燈時，我們經常看到，紅燈下長期等待，而綠燈又無人/車通行，人的時間與公共道路資源都被浪費。但是，儘管可能所有人都因等待而焦慮，但極少有人會提出改變的想法，行動者更是寥寥。
有人會說，遵守交通規則自然是效率最優。遵守規則固然重要，但需要考慮的是，規則是否有效率。紅燈停留10秒與100秒，帶來的效率顯然不同的。如果引入智慧交通燈，通行效率定然會提升，這就否定了之前最優效率的定論。
城市道路反覆翻修，修建公路後長期閒置，這就是劣質與浪費的供給。但是，極少人會關注如何改變公共資源錯配的問題。
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財源滾滾，預期高漲，公眾對公共資源的浪費不敏感，但是當經濟走弱，增量有限，公共財政將變得稀缺。
整個社會財富量是有限的，公共部門分配多一點，私人部門自然就少一點。中國家庭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是43%，國際平均水平是60%左右，美國是73%。這個指標說明，我們有相當一部分資源在公共部門，包括政府和國央企。與發達經濟體相比，我們更需要關注公共資源的有效配置。
在這個指標中，德國、日本的水平不如其它發達經濟體，僅處於國際平均水平。這說明德國、日本的財富也有不少在公共部門，那麼這兩國家的公共用品分配對經濟與社會穩定就顯得至關重要。
儘管日本在大衰退期間遭遇了“1998年現象”，但整個社會並未出現動盪。這場大衰退衝擊放在任何一個歐美國家都免不了一場社會運動。伴隨著老齡化加劇，日本的公共資源向老年人口傾斜，“安倍經濟學”的財政分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經濟衰退帶來的相對剝奪感。
德國家庭的現金與資產沒有像美國家庭那麼富足，德國中產家庭每月領著還不錯的工資收入，沒有多少股票等金融資產，但退休後可以獲得高額的養老金和醫療保障。
所以，家庭部門佔有的財富比重越低，公共資源分配的重要性就越突出。在走向深度老齡化階段，家庭部門的財富增量不足，養老與醫療壓力陡增，公共用品的分配將為成為整個社會關注的焦點。
2025年，中國的財政預算赤字率可能突破限制，達到4%，甚至更高。政府試圖增加財政支出以對沖關稅衝擊對GDP的削減，預計國債、特別國債和專項債都將擴張。
其實，對於貨幣政策來說，關鍵是總量；對財政政策來說，關鍵不是總量，而是結構。簡單來說，財政這錢怎麼用、用在哪兒。
同樣10個億，用於盲道鋪設，還是白內障患者治療，抑或是無差異發給居民，其效果則完全不同。
到底是用在人身上，還是用在物上？
過去，中國的財政更多用在物上，主要支出是基建與土地開發，以及製造業投資。就當前披露的資訊來看，明年的財政支出主要也在物上，地方以還債為主，中央投資技術產業，在消費與社會保障方面可能有所傾斜，但力度與方式可能跟我們想象的有差距。這還是功能型財政。
當前，中國正處於瓦格納加速期，大投資時代結束了，基建與房地產投資已飽和，製造業產能足夠豐富，隨著城市化程序放緩與人口規模縮小，人們對空間的需求也下降，利率將趨於無彈性；同時，伴隨著老齡化加速，人們對時間的需求上升，對養老、醫療與社會保障的需求增長。
如今，財政配置在物上容易形成劣質供給，用在人身上可以產生有效需求。因此，財政支出應該儘快從物轉移到人身上，從功能型財政轉向福利型財政或叫民生型財政。
一說到財政支出，很多人會擔心政府債務問題，當前政府債務總量大約150萬億元，其中，國債30多萬億元，地方顯性債務40多萬億元、隱性債務14萬億元，還有城投債50多萬億元。但是，不要忘記了，中國可能是全球國有資產最多的國家。
11月，全國人大剛剛盤點了“家底”：截至2023年底：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371.9萬億元，國有金融企業資產總額445.1萬億元，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總額64.2萬億元，國有土地總面積52371.4萬公頃、全年水資源總量25782.5億立方米。
未來，中國緩解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以及養老、醫療與社會保障，應該更多關注如何提高國有資產的分配效率。
總之，減少劣質供給，增加有效需求。
03
價格的約束
公共資源分配難題，就是集體行動的困境，這是政治學的核心議題，也是目前經濟學幾乎唯一重要的問題。
政治學上，公眾廣泛參與的公共決策可以提高公共用品配置的合理性，同時可以形成監督作用。公眾決策較之單人決策在重複博弈中定然是更有效率的。
過去幾百年，國家現代化其實就在做一件事情：如何建立一個更高效的集體行動組織。於是，民主、共和、聯邦被納入討論中。很多人沒想不明白，為什麼這三個關鍵詞構成的組織是有效率的。國家市場理論給予了經濟學意義的解釋：民主、共和與聯邦政治是一種政治自由市場。
民主與共和的制度是自由本身，也可以保障自由。制度的強制性與自由是否衝突？盧梭很早就回答了這個問題，“唯有服從人們自己為自己所規定的法律，才是自由”。換言之，公眾同意的制度，相當於自己給自己設立的制度，定然不是強制的，而是自由的。
聯邦政治則增加了內部的競爭性，可以讓政治自由市場的價格更加充分。盧梭用簡單的數學計算給予瞭解釋，“這個時候，臣民始終還是一，但主權者的比率則隨著公民的人數而增大。因此可見，國家越擴大則自由就越縮小”。參考羅馬共和-帝國的歷史，聯邦制的引入是為了避免國家過度擴張而淪為奴役狀態。
但是，政治學解決不了一個問題：“一致同意”難題。
在一個公共議案中，只有所有人都同意，參與者才是自由的。他們在制定根本大法時都要求最大限度地接近“一致同意”。但是，現實中，“一致同意”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與數學、物理學相比，經濟學家引入政治學概念（方法論）要晚得多。維克塞爾在公共財政的研究中引入了政治學“一致同意”的概念，布坎南在此基礎上提出，只要公眾只要在公共決策中“一致同意”，即可達到帕累托最優。布坎南的意思是，只要公眾都投下了贊成票，那麼這個法案實施就能夠滿足每個人的利益，無人因此受到傷害，因此是最優的。
其實不然，在缺乏自由價格充分約束的條件下，公眾也可能集體犯錯，“一致同意”也可能遭致公地悲劇。
公共決策（公共用品）缺乏自由價格約束，或者說其自由價格不敏捷，它無法及時發出供給、需求的訊號，也無法及時提示風險。
為什麼個人不容易犯錯？這裡所說的個人是抽象的個人，不是指某個人。個人在市場中生存，自由價格無時無刻地在提醒他，幫助他更好地在邊際上做最優決策。過去的農民脫離了價格反饋機制，埋頭種莊稼，收成不好時不知提價，收成好時卻穀賤傷農。公共決策往往也是脫離價格約束而決策，結果公共用品不是供應不足，就是產能過剩。
公共用品的價格失靈問題還在於它難以迅速懲罰當事人，只能讓公眾平攤損失。像閒置的橋樑、空置的盲道，缺乏價格機制去懲罰責任人。這就出現了責任真空。科爾奈稱之為軟約束。所謂軟約束，就是缺乏自由價格的硬約束。
如果一個國家持續大規模借債投入公共用品，由於公共用品的價格不敏捷，無法提示風險與糾正錯誤的決策，結果很容易出現過度借債、供給過剩。
當然，並不說公共用品沒有價格體系，實際上，利率、匯率就是一個國家公共用品的價格機制。國債利率代表國家信用，匯率反映以本幣計價的所有資產、商品、勞動力的價格。
但是，這種價格體系過度宏觀、不夠敏捷。利率、匯率無法對一個工程、一項法案進行充分定價，久而久之，價格一旦“麻木不仁”，東窗事發時就容易出現閃崩。
過去十多年，全球財政貨幣赤字化一定程度上導致國債利率價格失靈，那麼國家信用及公共用品的價格“命懸於”匯率。這使得價格反饋更加不充分、更加盲目。
中國實施有管制的匯率和資本跨境制度，以及國有金融制度，利率與匯率自由化程度不夠高。很多時候利率不能及時反饋債務供需與風險，地方政府藉助國有銀行大量借錢，後者受價格約束不足而大量放貸，結果債務高企。
今年，國債利率、市場利率快速下降，這就是利率後知後覺的表現。一個經濟體一旦過度借債，它的利率容易呈現單邊走勢，最終彈性不足。
特朗普決定設立政府效率部門，由馬斯克領導。馬斯克透露，美國政府系統中存在數以萬計的行政法案，這些法案既沒有經過總統批准、也沒有經過國會審議。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原來美國也這麼多紅標頭檔案。這些法案背後的專案、人員與支出，是國債利率與匯率鞭長莫及的。
馬斯克將領導效率部門實施改革，砍行政政策、砍部門、砍專案、砍預算和裁員。這實際上是對拜登政府極左政策的一種糾偏。馬斯克稱，“政府效率部”將在網上公佈所有行動，會設“最蠢支出”排行榜，以實現“最大透明度”。儘管這不是直接使用自由價格約束，但至少藉助了輿論市場來監督。如今，全球意識形態正在右轉，除了貿易、經濟、金融、技術的競爭，改革的競爭也在加速。
所以，國家自由化、市場化、證券化是唯一齣路，國家市場理論的目標是“水至清則無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