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視障學生使用世界通用的布萊葉盲文讀寫。布萊葉盲文系統的發明者路易斯·布萊葉1852年去世，但他的編碼沿用至今。視覺中國供圖（資料圖）
作者｜ 杜佳冰
編輯｜從玉華
全世界有810萬人在等著接聽一通陌生人的電話。
“我其實很討厭打電話。”24歲的留學生胡卓依說。舞臺劇演員何灩灩不喜歡與陌生人交流。生於東北的張盧害怕寒暄。大學生崔桐芮說自己是“i人”。但現在，他們都是這810萬人中的一個。
這超出了Be My Eyes（成為我的眼睛）創始人漢斯·約根·維伯格（Hans Jørgen Wiberg）的想象——有人會把一個從未用過的App保留幾年，就為了接到一通陌生人的電話。
2012年，當他在丹麥萌生出創造一個免費的應用軟體，讓明眼人透過視訊通話幫助視障人士的靈感時，他能想到的最大困難，就是找到志願者。
如今，Be My Eyes上註冊志願者的數量已經超出盲人的10倍有餘，他們來自150多個國家，組成了這個“全球最大的數字視障志願者組織”。志願者們熱切地期待能接到一通“辨認襪子顏色”“看看紅綠燈”之類的視障求助電話。他們說，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會幫助別人，但沒有這樣興奮。網際網路使人們變得更熱心了嗎？
一位志願者說：“這個軟體打動我的不是技術或介面，而是它喚起了我幫助別人的衝動和幸福感。”
等待看見
只是電話很久都沒有打來。
中國是全球視障人數最多的國家。截至2023年，我國有超過1700萬視力障礙人士，佔全球視障人口約18%。
而在全世界，世界衛生組織（WHO）2020年的資料顯示，約有12億人患有某種視覺障礙，其中至少4300萬是盲人，至少2.38億人是低視力。
可是他們到底在哪裡？
Be My Eyes上，只有72萬盲人註冊。“當你看看世界上盲人的總人數時，你會發現我們基本上什麼都沒做。”創始人漢斯·約根·維伯格在一次採訪中說，“我真的希望我們能在未來幾年裡擴大規模，因為智慧手機的普及速度很快。”
這是一個巧妙的通道。全球移動通訊系統協會2023年統計顯示，全球54%的人口（約43億人）擁有智慧手機。如果其中有人想做點好事，他們不再需要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去一個特定的地方，只需要在空閒時拿起手機，睜開眼睛。“哪怕我在工作，我也可以提供一會兒幫助。”志願者黃秀峰說。
只是志願者們心知肚明，接到電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的資料顯示，截至2020年，我國持證的視力殘疾人中，44%在60歲以上，他們多數受教育程度低，不善於使用手機。一位網友給盲人父親下載了Be My Eyes，“但他總是不好意思麻煩別人，也總是覺得我忙，不想麻煩我”。24歲的盲人李春隆說，他身邊使用這個App的盲人不到一半，他猜測“這上面還是外國人居多”。
人們能從Be My Eyes的主頁上看到即時增長的盲人和志願者數量——72萬∶810萬，一個懸殊的比例。
10月29日，Be My Eyes應用首頁的盲人和志願者數量。
與此同時，這是一個巧妙的設計。一些研究發現，網路中助人者越多，利他行為越容易發生。統計學改變了施助者的心理，使做好事成了和中彩票一樣的機率事件，兩者都值得興奮，也值得等待。
張硯斐2019年就下載了Be My Eyes成為志願者，在這之後的4年，一通電話也沒有接到。其間，她換過三四次手機，這個藍色圖示一直留在螢幕主頁。
曾有志願者說：“這個應用讓我感覺自己很有用，我只需要學會如何快速拿起我的手機。”但事實上，搶到電話並不容易。這些年，張硯斐起碼錯過了五六通電話。每當鈴聲響起，志願者需要快速反應，按下接聽鍵，否則，電話就會被其他志願者接聽。
這恰好構成了何灩灩下載的原因。因為排練和開演時手機不在身邊，擔心錯過電話，她一直沒有下載。直到了解到這通電話會同時轉接給多人，10月10日，她才正式成為志願者。
過了一天，她就幸運地收到了求助來電。但她把手機平放在餐桌上，糾結起來。
在以往的生活中，施助者總是在有所準備的情況下幫助別人。人們總是在熟悉了場景、物件之後，再決定是否要向前一步。但在這裡，接聽之前，一切都是未知。
看到來電的幾秒鐘內，志願者會經歷興奮、緊張、焦慮、猶豫等種種情緒。“擔心自己搶不上，又怕自己搶上了。”何灩灩說。
18歲的志願者趙小祺說，她常想在現實生活中幫助別人，但爸爸總讓她保護好自己。網路的場景隔離給人一種安全感，利他的衝動能夠超越恐懼與不安。
何灩灩按下了接聽鍵。
被選中的人
兩個世界聯通的那一刻，氣氛有些緊張。雙方都帶著陌生的試探，用何灩灩的話說：“好像我害怕他詐騙，他也害怕我詐騙。”
一個男聲問：“用你們這個軟體，能提供什麼幫助，能幫我們很多東西嗎？”何灩灩意識到他們都是第一次使用，他把她當成了工作人員。
根據後置攝像頭的畫面，何灩灩描述了他身邊的環境和物件。在聽到回應後，對方聽起來放心了一些。“他覺得挺神奇的，還挺開心的。”她說。
他問，自己的工作服是否乾淨，有沒有髒汙。攝像頭轉到左肩，又轉到右肩，何灩灩發現，他是一個胖乎乎的男生，看上去30歲左右。白衣服左胸處有“盲人技師”一類的字眼。她告訴對方，衣服很乾淨。
對方似乎是在宿舍，身邊還有其他盲人。他們一邊詢問，一邊討論。面對這麼多陌生男性，何灩灩也有些不安。
幾個問題之後，電話結束得很突然。何灩灩不確定對方是否誤觸了。“也沒有說謝謝之類的，一下子就結束了。”
她反覆想，是不是自己不夠熱情，打擊了別人求助的信心。
而志願者曹振翔意識到自己太過熱情。他擔心幫不到對方，緊張得手抖，還要努力平復語氣，避免嚇到對方。幫一位大叔確認麵包的保質期後，雙方剩下的時間“大部分都在講謝謝”。“人家說謝謝，我也在說謝謝，我也不知道我在謝什麼。”曹振翔說。
生疏總是在所難免。崔桐芮從來沒在生活中見過盲人。10月1日，她跟朋友在電影院候場時接到了求助電話——一位盲人女士需要找到掉在地上的鑰匙。
鏡頭繞了幾圈，除了白色的瓷磚和一隻狗爪，她什麼也沒看到。兩三分鐘過後，她越來越著急，情急之下問：“鑰匙是什麼顏色的？”對方說不知道。
崔桐芮意識到剛剛的問話可能有些冒犯，她沉默了一陣，說了一句對不起。十幾秒之後，電話中斷了。
進入影廳的前十幾分鍾，崔桐芮什麼也沒看進去。她深深自責：“半夜躺在床上都想坐起來質問自己，我怎麼這樣呢？”
她認為自己應該學習如何在言語上幫助視障人士。“想象自己是一個看不見的人，我會想要從別人那裡得到什麼實質性的幫助。”比如精準地描述，避免語序混亂和模糊。
武秋怡把當志願者的經歷分享在社交媒體上時，補充了一句：“希望大家多一些耐心，視障人士的語氣或者語序可能會和我們有些不一樣。”她曾參加過殘障人士的公益活動，瞭解他們的社會化程度：“能在App上求助的，大多是會用手機、有工作的視障朋友，還有很多人是不太出門的，他們也看不到我們說話的反應，所以語氣可能會有一些生硬。”
事實上，Be My Eyes的使用者很少在電話裡聊天。他們的對話常以“你好，我想……”開頭，以“謝謝，再見”結尾。據創始人介紹，這裡90%的通話時間不到兩分鐘。
這正是這個App受歡迎的原因：它瞭解視障人群的心理——他們正是為了避開情感聯絡而來的。生活中，他們有太多需要求助的時刻，但無論對親友還是身邊的陌生人，他們總是不確定對方是真的方便幫助他還是出於禮貌不得不幫助他。
而志願者是經過選擇來到這裡的。視障人士不必在意眼光、人情或負擔。如果志願者不方便接聽，電話會繼續轉接。“在這裡，視障人群可以請求幫助——但不用真的請求。”創始人漢斯·約根·維伯格說。
考慮到視障人群的心理，張硯斐說，她一般不會想要在電話中聊更多。她換位思考：“會不會增加對方的愧疚感？如果我是尋求幫助的人，我希望儘快解決問題，儘量不浪費志願者的時間。”
為了在深圳的機場找衛生間，盲人李春隆發出過一次求助。接電話的是一個女生，她很難透過狹小的手機螢幕找到指示牌，當看到一個路人出現在鏡頭裡，她索性衝著對方喊：“你好！他眼睛不好，能不能帶他去衛生間？”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李春隆覺得這個女生很瞭解視障群體。“很多盲人自卑，很難主動去跟身邊的人交流。”他說，“從小受到的語言攻擊太多了。”他曾在一次問路中，被路人反問：你一個瞎子出來幹嘛？
接過一通電話後，曹振翔自如了許多。9月12日，他一邊打著電腦遊戲，一邊幫一位盲人過了馬路。日光晃眼，曹振翔看不清遠處的紅綠燈，只能指示對方拿著手機轉一圈，正好看到旁邊有一些人也在等紅燈。他請對方稍等，自己又打了會兒遊戲，直至鏡頭裡的人群開始移動。“可以走了。”他說。“非常平常，就像是跟朋友打電話，幫他找了個東西一樣。”
邁出一步，就多了一些自信——電話兩端的人都是如此。因為一些微小的勇氣與善意，兩個世界的大門就這樣緩緩被推開。
迷茫的人生中，一件確定的好事
越來越多明眼人“看見”了那個遙遠的盲人世界，儘管視野總是模糊的——許多盲人都有摸手機攝像頭的習慣，那是手機上唯一凸起的部件，只是經常摸就會髒。
“你得提醒他們擦。”24歲的李春隆說。他患有先天性青光眼加視神經萎縮，“是特別全的盲，一點光感都沒有。”他說話間常開玩笑，帶著一股年輕的樂觀與希冀。“我相信世界上是有光的。”他說。
Be My Eyes開發了這樣一個功能，志願者可以遠端開啟盲人手機裡的閃光燈。有位志願者在晚上接到視訊通話，螢幕一片漆黑，有人在黑暗裡問：我的電飯煲是否開著？那位志願者才意識到，他們是不需要開燈做事的。
為了幫一位大叔檢查房間的燈，在搖晃的鏡頭裡，志願者張盧看到了他的屋子。幾乎沒有任何裝飾，臥室裡沒有凳子，也沒有床頭櫃，甚至連床頭也沒有，只是靠牆放著一塊長方形的床墊，上面鋪了張素白色的床單。“一開始有點驚訝，感覺挺悲傷的，但又覺得合乎常理，他的房間應該是這樣的，儘量減少障礙。”張盧說。
張硯斐在公司裡幫一名盲人男生檢視麵條的保質期時，發現已經過期兩天了。結束通話電話的時候，她發現自己在顫抖。旁邊的經理和同事察覺出她的異樣。“他的聲音很好聽，普通話也很標準，給我的感覺本應該是一個很體面的人。”她有些哽咽，“現在吃一包面都要別人來幫忙”。
口罩的正反面、行李箱的滾輪密碼、臘肉包裝上的口味、操作洗衣機的按鍵……當看不見的困難嵌入生活的細枝末節，明眼人才真正理解那個世界。創始人漢斯·約根·維伯格介紹，Be My Eyes中的許多電話都與顏色、數字、溫度有關，“家裡的大多數機器都不適合盲人使用”，通話的場景多半是廚房或街道。
有志願者幫一位盲人母親檢查孩子的作業，看田字格中的“下”字寫得好不好。一位盲人不小心把開水倒在了地上，向志願者確認是否燙到了自己的狗。
也有些“看見”是出乎意料的。志願者胡卓依幫一位弱視阿姨挑選過旅遊要穿的裙子。對方的要求是顏色鮮豔、拍照好看。胡卓依替她選了一件碎花的和一件綠色的。
是的，視障群體也會旅遊。他們透過氣味、氛圍和四周的人聲感受風景。這是李春隆的愛好，他去年去了廣州塔，今年又在蘇州的周莊古鎮住了兩天。他選了一個小橋流水的地方坐著，聽環境音和過路人的談話。“他們可能會聊到這個景點，每個人說的都不一樣，我就綜合起來提取自己的理解。”
他還喜歡攝影——一個和他“沒有任何關係”的興趣。他買了許多攝影裝置，包括運動相機、手持杆、支架……Be My Eyes中的AI識圖功能能幫他讀取視覺資訊，如果是和銅像合影，他會先摸一摸，拍十幾張角度不同的照片，然後讓明眼人朋友挑出其中最好的一張。
“這也是我的回憶，可以和朋友分享，作為我去過這個地方的一個憑證。”他說，“等我們上了年紀，也可以和後輩兒孫分享我們年輕時候的故事。”
志願者武秋怡在山東經營著一家奶茶店，今年開業後不久，母親去世了。23歲的她度過了一段虛無的時光。她覺得自己無法成為有名的人、作出大貢獻，或者是“把世界變得和平”，甚至“掙錢也沒什麼用”，子欲養而親不待了。
9月25日，在奶茶店的吧檯裡，武秋怡接到了自己在Be My Eyes的第一通求助電話，幫一位盲人確認了火腿腸的保質期。她將這段經歷發到社交媒體上，有150萬人點了贊。許多志願者在評論區分享自己接聽電話的經歷。
武秋怡說，網際網路帶給她一種奇妙的感受，就像走在路上和人擦肩而過，對方看起來很平凡，但也可能在做對某一類人有重要意義的事情——每一個路人都可能是這樣的。
她用漂亮的花朵裝飾奶茶店，來店裡的人林林總總，並不知道那些假花出自殘障群體之手，是武秋怡常去做志願服務的殘疾人學校寄來的。幾年前，她成為遺體和器官捐獻志願者。“我做這些事，不是為了向世界表明我是一個多麼高尚、多麼樂於奉獻的人，而是我尊重每一個生命。”武秋怡說。
現在，她常常看著盲人博主的影片入睡。“他們的影片很慢，很安靜。”
“Be My Eyes並不是在拯救任何人的生命，但它確實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創始人漢斯·約根·維伯格說，“有時候，我甚至會懷疑自己幫助最多的人是誰，這真是太神奇了，因為志願者們也非常興奮。”如精神病學家卡爾·梅寧格所說，愛能拯救人——不論是施與愛的人還是得到愛的人。
一位志願者曾經分享道：“那天失眠，心裡很亂，很空，感覺自己找不到理由繼續活在這個世界。下載了軟體後，心裡突然就安靜下來了，我知道，孤獨無能的我，某一刻也能成為別人的眼睛。”
（應受訪者要求，胡卓依、趙小祺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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