謠言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幾乎伴隨著人類歷史始終。
可以說，沒有一個社會能徹底禁絕謠言。雖然很多人痛恨謠言，但從某種意義上，一個沒有任何謠言的社會才是不正常的。
這是因為，在某個事件發生之後，人們自然而然的心理便是——儘快傳播儘可能多的資訊。
法國學者卡普費雷在《謠言》一書中就此指出：“謠言總是從公眾對事件自發地提出問題而未曾找到答案中產生的。”他概括提煉出一個簡單的公式：謠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含糊不清。
但他其實還遺漏了一個維度，那就是時間，因為謠言如果無法澄清，就會隨著時間不斷發酵。換句話說，如果一件事人們非常關心，但又無法迅速獲知明確的答案，那就必定會產生謠言。
由於新的事件總是不斷湧現，而又不可能每件事都在第一時間充分供給資訊，因而謠言的產生可以說是必然的。
1894年香港鼠疫的悲劇之一，就是由於文化差異和資訊不對稱造成謠言，阻礙了有效措施的開展。一位記者曾經報道說：“中國人拒絕讓歐洲人靠近他們……宣示說，洋鬼子因各種的理由故意用這些害蟲來打擊上天的子民……病人否認他們患病，死者被隱瞞，房屋擋起來對抗衛生當局。雖然洋鬼子積極地進行懷柔，但遭遇到的幾乎是血戰的宣言；少數中國人有勇氣勸告他們的同胞，與港英政府合作來對抗共同的危險，則被結群圍攻、丟石頭，甚至幾乎被殺死，而衛生行政人員也在背地裡遭受了攻擊。”
當然，或許很多人相信，現代技術足以確保真相快速傳遞，但這麼說的人忘了，謠言同樣可以利用這些技術手段，因而甚至比以往傳播得更快了。
至於“真相”，很多資訊說實話你無從分辨是真是假。
所謂“謠言止於智者”，那僅限於那種彼此知根知底、謠言也容易識破的傳統時代，在現代社會，即便智者也不可能在自己缺乏專業知識的領域判斷正確。
謠言是中立的
明瞭這一點，我們就能理解：謠言其實是中立的，它未必是不道德的，信謠傳謠的人，也不見得就是愚昧無知的。
在中文裡，“謠言”一詞常附有一層道德貶義色彩，“造謠”被看作別有居心，而“信謠傳謠”也被視為愚蠢可笑；但在英語裡表示“謠言”的rumor一詞，僅指人群中未經證實的說法，可能為假，但也未必不真——這層意思，其實與中文裡“傳言”、“流言”接近，而不是指“有意製造出來的虛假傳聞”。英語裡的fame（名聲、名望）一詞，直到19世紀都還有雙重含義，既指謠言也指榮譽。
當然，有些謠言從現代理性的角度來看，似乎相當荒誕，無法理解當時怎麼會有那麼多人相信。
清末民初，東北鐵路網初步建成，旅客貨物大量流通，與此同時人們的衛生習慣又沒跟上，而傳統時代的政府又幾乎不承擔公共衛生職能，其結果，在東北造成鼠疫爆發。儘管中國現代醫學先驅伍連德在1911年就深入哈爾濱疫區，在四個月內控制了疫情，然而，當地人並未就此接受相應理念。1920年瘟疫再度爆發，哈爾濱滿城謠言，傳聞防疫處的職員在井裡和麵粉裡下毒，每死一人，獲大洋三元。群情激憤之下，竟然圍攻隔離所，接觸者被釋放，醫生受到侮辱，防疫隊員甚至被強迫喝消毒水。
1896年末，印度孟買發生瘟疫，由於不瞭解現代醫療環境，當地人普遍傳聞，病人被送進醫院後其實是為了殺死他們，以便醫生解剖他們的身體。結果數千人逃跑——不僅是為躲避瘟疫，也為躲避他們認為政府要對他們的身體採取的那些措施。
電影《卡桑德拉大橋》劇照
之所以發生這類事，是因為在人們的觀念中，那些全身嚴密防護的檢疫人員顯得陌生、神秘而可怕，也不知道自己被隔離的家人究竟發生了什麼；此時，他們就只能依據自己原有的想法去憑空揣測。
這並不是說中國和印度的老百姓特別愚昧，因為這在每個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幾乎都曾出現；而這些謠言被記載下來的目的常常就是為了表現民眾的荒唐、無知和非理性。
日本在1868年明治維新後，比中國更早走上現代化道路，國民識字率也相當高，但當時人們難以理解的外國陌生新事物接踵而來，謠言也因而特別興盛。
1877年日本發生霍亂，衛生局干預東京人的生活，這種做法沒有先例，又沒有幾個被隔離的病人能生還，於是關於隔離醫院的謠言四起，甚至傳聞醫生是魔鬼，他們抽取病人的血、挖取眼珠，將活的病人放進棺材後直接火化燒死。
1877年霍亂主題的浮世繪
1879年霍亂再度爆發，出現了更離奇的謠言，說當時美國前總統格蘭特訪問東京的真正目的是為了取霍亂病人的肝臟。此事鬧到各地騷亂紛起，日本政府最後動用了軍隊才鎮壓下去。
1879年，美國前總統格蘭特與李鴻章。兩人見面之後，格蘭特受李鴻章之託前往日本，調停因日本併吞琉球而發生的兩國糾紛，但未能成功。
要說當時還“民智未開”，那後來“文明”多了的年代也還是有謠言：1923年關東大地震，大眾傳播幾乎陷於癱瘓，人們無法從正式渠道獲得訊息，於是出現各種令人驚恐的謠言，最初是“富士山大爆發了！”“東京海灣發生海嘯了！”最後是“大批朝鮮人來襲擊了！”受這種恐懼情緒的驅使，自發組織起來的暴民殺害了多達三千多名無辜的在日朝鮮人。
1945年廣島原子彈爆炸之後，在很長時間裡，核輻射的謠傳讓廣島人飽受歧視，男人到別處找老婆，而當地女孩子為了嫁出去，則想方設法隱瞞籍貫。
1973年的日本早已相當發達，但石油危機襲來，因為傳聞沒有石油將製造不出衛生紙，日本各大城市竟然出現了哄搶衛生紙的現象。
成功搶到大量衛生紙
美國公認是最發達國家之一，然而美國社會也向來謠言不斷，只不過它的很多謠言多指向大企業的不良行為或政府秘密。1914年出現了“可口可樂瓶中發現老鼠碎肉”的謠言，雖然未經證實，但此後至少出現了44例同樣案件，這個逸聞不僅沒有消亡，到後來甚至進入了美國口頭傳說的傳統，流傳至今。
1981年又有謠傳說寶潔公司標誌中，人物頭像上的鬍鬚是有數字666，這是基督教中表示撒旦或敵基督的數字，進而聲稱寶潔10%的利潤都奉獻給一個信奉撒旦的教派；不堪其擾的寶潔公司在四年後決定在所有產品上取消這一標誌。
1989年，美國CBS報道，一些大學實驗室透過老鼠實驗發現，廣泛用以調節蘋果成熟期的一種電醯肼Alar可能致癌，雖然事後證明這其實是安全的農藥，但這一謠傳乍看上去非常“科學合理”，引起巨大恐慌，造成當年蘋果大滯銷。
雖然美國政府的運作已經算得透明，但畢竟也有很多國家機密，因而一大類謠言就是關於暗中操控的陰謀論。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重創美國南部，立刻就出現了一個謠言：堤壩並未崩潰，而是遭到秘密轟炸，目的是摧毀黑人區。
異曲同工的是，當時印尼大海嘯發生後，斯里蘭卡等地也謠傳這其實是美國引爆的海底爆炸造成的，這樣美國就可以找到藉口派軍到東南亞，完全掌控當地命脈。
當然，這類謠言中最經久不衰的還是所謂“51區”，即斷言美國政府早就發現了外星人，只是從未公開——這個故事，是無數好萊塢電影中津津樂道的橋段。
也有一些謠言服務於社會控制，旨在讓人們不敢打破禁忌與規則。
社會學家費孝通曾說，小時候老家吳江有一些湖南移民住在太湖邊，不時就有謠言說這些外鄉人會放蠱，說他們晚上會放出紙剪的小人來勾小孩的魂，“我幼年聽見了就害怕，甚至不敢單獨在床上睡”。這雖然包含了迷信與地域偏見，但客觀效果卻是防止孩子與外人接觸產生的危險。
在美國內戰之後，白人騎警和三K黨徒在夜間裝神弄鬼，以證實白人在黑奴中散佈的謠言：如果奴隸們在晚上逃跑，鬼怪和攫人妖就會抓住他們。
這些謠言至少看起來都煞有介事，雖然有時披著陰謀論的外衣，但又顯得像是能用一個簡單的說法解釋你心中的謎團。有時，它能很好地迎合人們內心的恐懼、偏見或願望，以至被人信之不疑。
1925年德國漢諾威一個食人魔鬼被判處死刑，據說他殺了20多個男孩，切肉賣給民眾，雖然這事難以置信，但在那之後好幾年裡，幾乎所有漢諾威人都寧可信其有，堅持吃素。
德國漢諾威連環殺手弗裡茨·哈爾曼，於1918到1924期間猥褻、謀殺、肢解了至少24/27名10至22歲的年輕男性。警方確認了24/27起謀殺，但其本人供認了30至50（另有一說50至70）名受害者 。“漢諾威屠夫”的稱號來源於他棄屍於萊茵河之前會先將屍體肢解，“吸血鬼”和“狼人”稱號則來自他的慣用謀殺手段——撕咬受害者的嗓子。
不要以為我們現在就比他們更理性了，美國學者桑斯坦在《謠言》一書中強調，“每一個異常噁心的主題都會提高謠言在網際網路上傳播的機率”。
由於謠言往往包含著一個人們高度關切的核心，所以能夠廣泛傳播，造成深遠後果，到後來迫使公開渠道不得不出面闢謠或採取行動。
1944年初，仍深陷苦戰的歐洲已逐漸看到納粹德國敗局已定，當時盛傳蘇聯將統治整個歐洲，以至於美國總統羅斯福不得不出來說明：“我個人認為這是無稽之談”，“蘇聯已得到了相當大一塊‘麵包’，即便沒有更多其他令人頭痛的事，這也足以讓他們忙上好些年了”。
雅爾塔會議三巨頭，P圖界最愛用的圖片之一
1960年，因為一則謠言說古巴政府準備取代父母的職責，將孩子從家中帶走集中撫養，美國發起了一場代號為“彼得·潘”的秘密行動，在兩年多時間裡將14,000名古巴兒童帶離古巴和他們的父母。
謠言常常折射出廣泛的社會心理，有時甚至是某種美好的期待。例如1938年日軍已侵佔山西全省，但太原鄉紳劉大鵬在《退想齋日記》中認為他們會一敗塗地，因為他發現山西“無論男女老少鹹盼日軍之敗，且謠言日人都死在中國無一人能回其本國也”。說日本人都會“死在中國”顯然不實，但卻體現出人們的深層心理絕不認同侵略者，無疑也堅定了許多人的抵抗意志。謠言會召喚行動，引發改變。
謠言如何改變歷史
雖然謠言往往是一種無組織的群體潛意識心理反映，但不可否認，歷史上不止一次重大事件都是由謠言引發的。
歷史學者蘇萍在《謠言與近代教案》一書中研究了晚清的教案後發現：“幾乎所有重大教案的發生，謠言作為最古老的大眾傳播媒介，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如眾所知，義和團事變的重要社會土壤，就是當時華北底層百姓對西方事物的不滿與困惑，這表現為當時廣泛流傳的各種謠言，如1900年京津鐵路建成時，北京就傳聞“孩子們被埋在枕木底下，或被殺死以加固橋樑”，正是這些促使人們起來“扶清滅洋”。
清末，圍觀鐵路的中國人
雖然謠言會一直伴隨著人類社會，但如何對待謠言，本身也非常考驗決策者的智慧，那些引發重大變故的謠言，歸結起來一是因為社會早已處在無法壓制、又高度不滿的高壓鍋狀態，二是決策者處置嚴重不當所致。
這方面，被研究得最透徹的無疑是法國大革命期間發生的一系列事件。
法國曆史學家阿萊特·法爾熱在《法國大革命前夕的輿論與謠言》一書中發現，當時法國的掌權者一方面認為民眾衝動、不理智、愚昧無知，另一面又對公共輿論進行嚴密監控。這就造成一種困境：人們不得不透過非正式渠道的小道訊息來了解自己迫切想知道、不如此又無從知道的重大事件。
結果，在後來的法國大革命期間，每一次變故幾乎都伴隨著謠言。1789年7月14日民眾攻佔巴士底獄，這一天後來被定為法國國慶日，但其起因也是因為謠傳國王的軍隊將從巴士底獄炮轟巴黎。實際上，1979年伊朗國王被推翻，其導火索也是阿巴丹貧民窟電影院起火所引發的諸多陰謀論謠言。
在法國大革命中被推上斷頭臺的王后瑪麗·安託瓦內特。坊間傳說，當大臣告知瑪麗：“天下荒亂，百姓無麵包而餓死。”瑪麗曰：“讓他們吃布莉歐好了”（布莉歐是一種甜點）。但是，歷史上瑪麗沒有說過這句話，是後人將憤慨宣洩在這位熱衷於打扮的王后身上。而且，後來有史家考證說，王后不僅長期實質救助貧者，根據解密後的通訊檔案，她與奧地利孃家通訊時亦顯現出對貧者的關懷。
傾覆英國東印度在印度統治基礎的，也是一個謠言：1856年，英國恩菲爾德皇家輕兵器工廠研發的新型P52步槍配備到印度，因其子彈混用牛油和豬肉脂肪成分作為潤滑劑，軍中的印度籍士兵在接觸到新型彈藥包後謠言四起，因為印度教徒禁食牛肉，而穆斯林禁食豬肉。人們紛紛傳說新步槍的其實是東印度公司一個驚天陰謀：透過玷汙他們的信仰來達到讓他們改信基督教的目的，這樣士兵們將被迫放棄他們高種姓的社會地位。
雖然英國人事實上並無這一動機，但由於軍官們普遍忽視基層士兵的想法，誰也沒想到，印度人兩百多年來對英國的統治逆來順受，最後竟然為了這樣一件小事引爆了規模空前的大起義。
正因謠言在動員民眾時有時能形成巨大的力量，因而有些決策者反過來利用謠言。西方早期歷史上最出名的一個故事，就是公元64年羅馬城發生大火災，當時謠傳這是市民痛恨的皇帝尼祿點火引燃的，但尼祿得知後發起一個反謠言，嫁禍於比他更不受歡迎的基督徒。
尼祿在羅馬的大火中高歌吟唱，是許多畫家樂於表現的題材。尼祿被認為是想利用這場大火，將大量地方燒成白地，以便他可以興建富麗堂皇的金宮。這種描寫與事實是否吻合，歷來史學家是有相當大的爭議的。有史料指出，火災發生時尼祿並不在羅馬城內（但尼祿在得知火災發生時第一時間的驅車趕赴羅馬指揮救災），且敞開其私人花園讓受難的民眾進入。
羅馬大火事件後，尼祿下令逮捕基督徒，公開地將他們殘酷折磨——史載的懲罰方式包括釘十字架、披獸皮讓惡狗咬死、將他們釘上柱子做為蠟燭等。
二戰前夕，一架法國商業飛機飛越德國紐倫堡，被謠傳是來扔炸彈的轟炸機。法國曆史學家馬克·布洛赫事後譴責說：“德國當局擁有制止謠言的一些手段，卻縱容這種謠傳，非但不去闢謠，反而利用謊言作為宣戰的藉口。”
在俄國曆史上，還有一件相當離奇的事：一個身世不明的人物在混亂中冒充伊凡四世的兒子季米特里，竟然在波蘭軍隊支援下，於1605年成功登基為沙皇，還在皇位上坐了將近一年。不僅如此，在他死後，關於他死裡逃生的謠言廣為流傳，只要打著他的旗號，就能糾集起一批人馬。1689年彼得一世掌權後，因為推動的改革與傳統處處反差劇烈，民間謠傳說他其實是個外國人，真正的沙皇在國外旅行期間已經被人掉包了。這無疑反映出當時保守的俄國人對改革的敵視，但問題在於，彼得一世非黑即白的做法也大大刺激了這種謠言的盛行。
彼得大帝畫像
在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注意到了謠言對社會群體的重要性，甚至很可能是最早建立起相應制度的國家。東漢光武帝出身民間，他建立起一個以民間歌謠為郡國長官考績憑據的輿論監督制度，也稱“舉謠言”，是中國古代行政監督制度史上的一個創舉。
值得注意的是，在秦漢乃至此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謠言”在漢語裡還有一層特殊的意味：它不僅來歷不明，而且帶有某種預言性質的神秘性，因而民間流傳的童謠會被視為是上天的啟示。
《喻世明言》第二十二卷就提到南宋權相賈似道上奏皇帝：“謠言皆熒惑星化為小兒，教人間童子歌之，此乃天意，不可不察。”
中國古代星佔家認為火星在位置及亮度上都常變不定，謂之“熒惑”，象徵殘、疾、喪、飢、兵等惡象。上圖中的熒惑守心天象，是指火星在心宿內發生“留-逆行-留”的現象，在古代中國被認為大凶。
《在緬甸尋找喬治·奧威爾》一書中所提到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像是中國以往傳統的寫照：“緬甸最有詩意和神秘性的預言藝術是民謠（dabaung）。從王朝時代開始，民謠就提供詩歌和韻律形式的預言。它們不是出自智者或占卜者之口，而是由兒童和瘋子傳唱，有時是以戲劇性的表演來展現。沒有人準確地知道民謠來自何處：它們只是出現在街頭玩耍的孩子哼唱的小調裡，或者出現在荒誕不經的瘋子喃喃自語的韻文裡。在古老的過去，國王想知道王國將會發生什麼事情，會派遣占卜者到市場裡蒐集民謠，民謠通常會在大變動之前出現。”
也就是說，這既要求決策者瞭解謠言，同時又得掌控謠言。
在這種情況下，儒家政治思想既把謠言看作是民心、民意的表達，可以論證君主統治的正當性，同時又極為警惕偽造民謠、操控輿論之事，“造謠”就此帶上“居心叵測”的惡意色彩。
經典作品《冰與火之歌》中，有一條主線就是：妖言/謠言最後是否應驗
秦漢四百多年裡，造作、傳播“妖言”是重大罪行，必須受到“妖言令”所規定的懲處；此後歷代也大體沿襲，《大清律例》中對“妖言惑眾”的懲處仍是極為嚴厲的。原本“謠言”並不帶有貶義，真正貶義的原本是“妖言”，然而在詞義演變的過程中，現代漢語的“謠言”往往倒是帶上了古人所說“妖言”的那種內涵。
到了現代社會，“謠言”所附帶的那種神秘性、預言性早已逐漸消退，那不過是“未經證實的說法”。正如卡普費雷在《謠言》一書中所說的，“謠言的多寡和內容是一個極好的環境晴雨表”，由於“謠言的本質即官方發言之外的發言”，因而越是寬鬆、豐富的環境，單個謠言可能造成的後果越難引發嚴重後果。謠言就像洪水，“疏”是比“堵”更可取的做法。
這方面，率先實現現代化的英國可為借鑑。在16世紀的英國，印刷術初興，尚無現代傳媒和專業記者，那時的人們“信謠傳謠”，新聞和謠言甚至邊界相當模糊。伊麗莎白一世當公主時曾問家庭女教師：“倫敦有什麼新鮮事？”當被告知外界謠傳她將跟海軍上將西摩勳爵成婚時，她答道：“只是倫敦新聞罷了。”
伊麗莎白公主
可見在當時，“倫敦新聞”一詞差不多就是“謠言”的代名詞。
不過，英國人並未去壓制這些“謠言”，而相信它也能體現一部分社會真實。托馬斯·麥考萊在五卷本《詹姆斯二世登基以來的英國史》中認為，正是透過言語粗糙、尖銳的民間歌謠，民眾的愛憎、喜悅和痛苦才得以表達；不讀民謠，無從獲知民眾的歷史。
《倫敦公報》（The London Gazette）自1665年11月7日開始刊行，聲稱為英格蘭歷史最悠久的報紙，和全英國連續刊行時間最長的報紙。
更重要的是，透過一套市場機制，英國人不僅把這些原本神秘化的謠言祛魅了，而且還把它商品化了。
近代早期的查爾斯·奈特曾寫道：“倫敦這個地區是流言的神殿。世界各地的謠言與流言湧進這裡，然後，在這個迴音室裡，經過古怪修飾的回應再回盪到歐洲所有地區。”
《倫敦傳》中就此評論：當時的倫敦就像一個迴音，“在這裡，一種被稱為新聞的詭異商品向四面八方傳播”。現代新聞業，就此誕生。
這也是這段歷史最值得我們記取的：對於謠言，與其敵視它，不如正視它，這樣，專業的新聞記者才能成為真相的最後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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