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華爾街到海灣街：北美金融體系及其演變格局的比較分析

2025-07-31 13:39 華爾街俱樂部

摘要
本報告對美國（Wall Street）和加拿大（Bay Street）的金融體系進行了深入的比較分析。報告追溯了這兩個體系獨特的歷史起源，從華爾街作為防禦工事的早期演變到其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崛起，以及海灣街作為加拿大金融業核心的穩健發展。分析揭示了兩者在市場結構上的顯著差異——美國體系的碎片化與加拿大的高度集中化——並探討了這些差異如何源於其各自對漢密爾頓和傑克遜金融理念的不同採納。報告還詳細考察了監管框架的演變，指出美國傾向於危機驅動的改革，而加拿大則秉持審慎驅動的穩定性原則，這在應對歷史金融危機（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的表現差異中得到了清晰體現。最後，報告探討了金融科技、人工智慧和氣候金融等新興趨勢對這兩個金融中心的影響，並評估了它們各自的全球影響力。透過這種比較視角，本報告旨在為理解金融體系設計和演變中固有的權衡提供寶貴見解，併為專業利益相關者提供全面、權威的參考。

1. 引言

華爾街和海灣街，這兩個地理名稱，早已超越了其字面意義，成為各自國家金融力量和經濟格局的強大象徵。它們不僅是金融機構的物理聚集地，更是國家經濟特性、歷史選擇和文化價值觀的縮影。
華爾街，儘管在曼哈頓金融區僅佔地狹窄，綿延約七個街區，但其全球影響力卻無與倫比 1。它代表著美國的整體金融市場和機構，承載著美國經濟在繁榮與動盪中跌宕起伏的漫長曆史 1。華爾街的決策和波動對全球股市、投資趨勢和經濟政策產生著巨大影響 4。例如，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 5 便利用了這一強大的象徵意義，表達了對企業權力、經濟不平等和金融體系腐敗的廣泛社會不滿，這充分展現了“華爾街”這一名稱深遠的文化共鳴。這種象徵性的力量表明，公眾認知、歷史敘事和政治話語深受這些金融中心的影響，進而塑造了對各國金融體系穩定性、活力和道德地位的看法。
海灣街，作為多倫多市中心商業區的核心，在加拿大扮演著類似的角色，是加拿大金融業的代名詞 6。這裡匯聚了加拿大主要的銀行和多倫多證券交易所（TSX），反映出加拿大金融格局的集中化特徵和對穩定性的高度重視 6。加拿大流傳的俗語“像海灣街銀行家一樣冷酷無情” 6 也反映了公眾對加拿大金融業的某種刻板印象。理解這些代名詞至關重要，因為它們影響著監管討論、投資信心，甚至金融領域的國家認同。
本報告旨在對美國和加拿大金融體系進行嚴謹而深入的比較分析。報告的目標是探討它們獨特的歷史起源，分析其迥異的市場結構和機構格局，審視其獨特的監管理念和金融穩定方法，回顧它們應對主要金融危機的經驗，並評估它們對金融科技、人工智慧和氣候金融等當代趨勢的適應情況。透過剖析這兩個緊密相連卻又根本不同的體系，報告旨在揭示塑造其獨特發展軌跡和各自全球影響力的深層因素。這種比較視角將為金融體系設計和演變中固有的權衡提供寶貴見解。

2. 歷史基礎與分化路徑

美國和加拿大金融體系的形成，儘管都受到英國模式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金融哲學的影響，但其發展路徑卻截然不同，最終形成了兩種獨特的金融架構。

2.1. 華爾街與美國金融體系的起源

華爾街的早期歷史可追溯到17世紀，當時它只是荷蘭新阿姆斯特丹殖民地的一道防禦牆 2。1664年英國接管後，這片區域逐漸演變為繁忙的貿易中心，沿著舊城牆的道路最終形成了“華爾街” 2。到1699年，這道城牆已被拆除 2。
早期的金融活動大多是非正式的，主要在咖啡館、酒館和拍賣行進行，最初側重於商品、航運、保險甚至奴隸交易，而非正式的股票和債券等金融資產 2。美國獨立戰爭在華爾街崛起為金融中心的過程中扮演了間接但關鍵的角色，尤其是在1789年至1790年紐約曾作為美國臨時首都期間 2。
美國銀行體系的基石可追溯到18世紀末。在此之前，信貸通常在個人之間非正式地進行，或依賴英國銀行的信貸 9。1781年，國會特許成立了北美銀行，成為美國第一個重要的金融機構，隨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於1784年創立了紐約銀行 9。
華爾街的一個決定性時刻是1792年5月17日由24名股票經紀人在一棵梧桐樹下籤署的《梧桐樹協議》 1。該協議規範了證券交易，確立了規則和佣金，被廣泛認為是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的正式成立標誌 8。紐交所迅速成為美國主要的證券市場，其報價成為全國的標準 11。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作為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1789年上任），是美國金融體系的遠見卓識的建築師 9。他在關於公共信貸、國家銀行和製造業的里程碑式報告中詳細闡述了他的全面計劃，旨在整合獨立戰爭債務，建立聯邦稅收能力（主要透過關稅），建立國家銀行，並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 12。漢密爾頓的戰略目標是將美國富人的經濟利益與聯邦政府的財政健康聯絡起來，從而確保穩定並促進政府證券的深度和流動性市場 12。美國第一銀行（1791-1811年）是其願景的核心，旨在作為中央銀行和經濟增長的資本來源 9。

2.2. 海灣街與加拿大金融體系的演變

加拿大金融體系的奠基原則也追溯到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思想 16。然而，一個關鍵的區別在於，與美國不同，加拿大始終保留並發展了“漢密爾頓金融傳統” 17。
加拿大銀行業歷史始於19世紀早期的特許銀行，這些銀行天生就以穩定性和審慎監管為核心 19。值得注意的是，蒙特利爾銀行的第一個章程與漢密爾頓為美國第一銀行設計的原始藍圖驚人地相似 18。
多倫多證券交易所（TSX）於1861年正式成立，其前身是1852年成立的“經紀人協會” 20。在其早期，交易量不大，僅限於短暫的日常交易時段，交易清單上只有18種證券 21。TSX於1878年透過安大略省立法機關的一項法案正式註冊成立，隨後遷入多倫多的第一個永久性總部 21。
加拿大銀行體系在強大的“英國指導”下發展起來，這種指導優先考慮銀行的穩定性而非投機性實驗 22。與美國體系受到內戰等重大事件的深刻影響不同，加拿大體系的發展受到的干擾明顯較少 22。1867年的《憲法法案》是一項關鍵的立法，賦予聯邦政府對銀行業、貨幣和金融工具的專屬立法權，從而為國家金融體系建立了集中統一的框架 22。
這種早期的集中化導致加拿大發展出一種集中的銀行體系，其特點是全國性的分支機構網路，並由一個單一、強大的監管機構監督抵押貸款和投資銀行業務 23。這種結構與漢密爾頓關於有限責任股份銀行和多分支機構的願景相符，至今仍是加拿大穩定銀行體系的基石 18。

2.3. 漢密爾頓傳統與傑克遜傳統：塑造兩種獨特的金融架構

美國和加拿大銀行體系之間的根本性差異，深深植根於它們獨特的制度和政治歷史之中 17。儘管兩國體系最初都受到英國模式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金融哲學的啟發，但加拿大有意識地保留了漢密爾頓傳統，而美國，尤其是在19世紀30年代之後，則傾向於民粹主義的傑克遜傳統 17。
漢密爾頓原則（加拿大持久的影響）： 漢密爾頓倡導一個積極參與促進經濟增長、國家統一和金融穩定的強大中央政府 13。他的核心原則包括聯邦政府承擔州債務以建立國家信譽，建立國家銀行作為財政代理和貨幣監管機構，以及徵收關稅以創收和保護新興國內產業 13。他旨在將富裕公民的經濟利益與聯邦政府的財政健康聯絡起來，從而培育深度和流動性的政府證券市場 12。他的願景是務實的，專注於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經濟和一個強大的國家安全國家，能夠在競爭激烈的全球環境中蓬勃發展 12。加拿大對這些原則的持續遵守，特別是在集中式銀行業和審慎監管方面，反映了這種持久的漢密爾頓遺產 17。
華爾街的崛起，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一種“偶然的”支配地位。它最初的目的是一道防禦牆，隨後演變為一個普通的貿易區 2。它轉變為金融強國並非預先註定的宏偉設計，而是紐約作為美國臨時首都的獨特地位以及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隨後的金融改革所帶來的“間接”結果 2。梧桐樹協議雖然是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基石，但它只是將現有的非正式交易實踐正式化 3。這表明華爾街的崛起是地理優勢（紐約港口，因伊利運河而增強 3）、關鍵政治決策（首都選址、漢密爾頓政策）和早期貿易商創業精神獨特融合的結果。這種華爾街的“有機”且有些偶然的增長，與加拿大銀行體系更為審慎、以穩定為中心的發展形成了對比。它突顯出，雖然戰略願景（如漢密爾頓的）至關重要，但歷史的偶然性和對即時需求的適應性反應也能深刻塑造一個金融中心的命運。這種區別對於理解美國體系固有的活力和偶爾的波動性至關重要。
傑克遜原則（美國的分化）： 安德魯·傑克遜是“硬通貨”（黃金和白銀）的堅定倡導者，他對紙幣和銀行體系中被視為精英的權力深感不信任 24。他強烈反對美國第二銀行，認為它是一個腐敗的機構，不公平地偏袒資本家而非普通農民和技工 9。傑克遜的政策，例如將聯邦收入轉移到州特許的“寵物銀行”以及釋出《鑄幣流通令》（要求用黃金/白銀購買公共土地），旨在瓦解集中式銀行體系並推廣硬通貨貨幣體系 24。這一時期導致美國銀行體系的碎片化，直到1913年之前都沒有中央銀行。該體系的特點是眾多規模較小、地理受限的州特許銀行，這些銀行極易受到當地經濟波動的影響 23。
漢密爾頓的金融願景對美國和加拿大體系都具有奠基性意義 16。然而，文獻明確指出，美國“放棄了他的大部分思想”，而加拿大則“擁抱”了它們，特別是在有限責任股份銀行和多分支機構方面 18。這呈現了一個引人入勝的歷史諷刺：漢密爾頓的原則在一個鄰國得到了更一致和持久的應用，而不是在他自己的國家，這主要是由於內部政治鬥爭。托馬斯·傑斐遜和安德魯·傑克遜等人物的反對 9 直接導致美國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裡沒有一個穩定的中央銀行。相比之下，加拿大的政治和文化環境，傾向於共識建設和穩定 18，並且“金融界的保守力量……普遍更強大” 22，使得這些集中化原則得以持續實施。這種因果關係表明，美國的內部政治辯論和傑克遜民粹主義的興起直接導致了對漢密爾頓核心原則的拒絕或間歇性採納，從而形成了碎片化的金融體系。相反，加拿大的政治穩定和對秩序的文化偏好促進了集中式、漢密爾頓式銀行體系的持續發展。這種根本性的分歧——在偏好集中式穩定（加拿大主要採納）和偏好去中心化活力（美國特點）之間——深刻地塑造了今天兩國金融體系在結構、監管和韌性方面的差異 17。
表1：關鍵歷史裡程碑：華爾街與海灣街
特徵
華爾街/美國
海灣街/加拿大
早期起源
17世紀作為荷蘭防禦牆 2；1664年英國接管後成為貿易中心 2
19世紀早期特許銀行，注重穩定性 19；蒙特利爾銀行章程與漢密爾頓藍圖相似 18
金融機構奠基
1781年北美銀行成立 9；1784年紐約銀行成立 9；1791年美國第一銀行成立 9
1852年經紀人協會成立 21；1861年多倫多證券交易所正式成立 21
關鍵協議/立法
1792年《梧桐樹協議》：紐交所起源 8；1789-1790年紐約作為美國臨時首都 2；漢密爾頓財政計劃：鞏固債務，國家銀行 12
1867年《憲法法案》：聯邦政府對銀行業獨家立法權 22；1871年第一部《銀行法》 27
監管發展
19世紀中後期：雙重銀行體系（國家和州特許） 9；1930年代新政：擴大監管範圍，成立新機構 28
1890年銀行票據流通贖回基金 22；1900年加拿大銀行家協會（CBA）成立並獲權 22；1925年銀行檢查長辦公室成立 27；1967年加拿大存款保險公司（CDIC）成立 27
主要金融中心象徵
華爾街：全球金融權力與市場動態的象徵 2
海灣街：加拿大金融業的代名詞 6

3. 市場結構與機構格局

美國和加拿大金融體系在市場結構和機構格局上呈現出顯著的對比，這反映了它們各自的歷史發展軌跡和核心理念。

3.1. 華爾街：全球資本市場的中心

華爾街是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2022年GDP接近27萬億美元 5）無可爭議的交易中心。其龐大的經濟規模賦予了其對全球金融體系“超乎尋常”的影響力 5。
華爾街資本市場主導地位的核心在於其主要交易所。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是全球市值最大、日均股票交易量最高的證券交易所 1。紐交所於1817年正式成立，1865年遷入其目前的布羅德街所在地，並於1903年進一步擴建，成為北美第一座安裝空調的建築 8。
與紐交所的傳統實力相輔相成的是，全球第二大市值交易所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NASDAQ）也將總部設在華爾街 5。納斯達克成立於1971年，開創了證券電子交易的先河，實現了快速、無縫的數字化交易，包括跨境交易 29。
除了交易所，華爾街地區還高度集中了主要的金融機構，包括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眾多商業銀行、大型保險公司以及大量的經紀公司 1。該地區遍佈標誌性建築，反映其豐富的歷史，例如聯邦大廳（前美國首都）、華爾街23號（摩根大通曆史總部）和華爾街40號（現為特朗普大廈） 2。
美國股市的巨大規模體現在其市值與GDP的比率上，2022年底高達155.6%，使其在全球範圍內遙遙領先 5。

3.2. 海灣街：加拿大集中的銀行強國

海灣街是多倫多金融核心區的中心動脈，並廣泛地成為加拿大金融業的代名詞 6。
加拿大銀行體系的顯著特點是少數幾家主要銀行佔據主導地位，包括加拿大皇家銀行（RBC）、多倫多道明銀行（TD）、豐業銀行（Scotiabank）、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CIBC）和蒙特利爾銀行 6。這些機構在零售、商業和投資銀行領域擁有強大的市場影響力 19。例如，加拿大皇家銀行廣場是加拿大最大金融機構加拿大皇家銀行的全球總部 7。
多倫多證券交易所（TSX）是加拿大最大的證券交易所，按市值計算在北美排名第三，僅次於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納斯達克 6。TSX在證券交易技術方面一直走在前沿，值得注意的是，它是北美第一個在1996年從分數定價轉向小數定價的交易所，也是最早在1997年採用全電子交易的主要交易所之一，隨後放棄了實體交易大廳 20。
儘管加拿大金融市場在絕對規模上遠小於美國、歐洲和日本，但與規模相似的其他經濟體相比，它們表現出色 31。加拿大在全球總市值中排名第七，但在上市公司數量方面（僅次於美國）卻位居全球第二 31。
由於美國擁有全球最大的高收益市場，加拿大公司，特別是那些有大量高收益融資需求的公司，經常選擇在海外發行債券，主要是在美國 31。

3.3. 結構差異：碎片化與集中化

兩國體系之間一個決定性的對比在於它們的結構組織。美國銀行業“遠為碎片化”，其特點是眾多大型國家和區域性銀行，如摩根大通和美國銀行 19。這與加拿大體系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由少數幾家主要銀行主導” 19。
加拿大這種高度集中的程度是其歷史上對穩定性和嚴格監管重視的直接結果，這培育了一個“安全且高度集中的體系” 19。反映這種結構，在美國在加拿大運營的銀行通常專注於公司銀行服務，而非滿足日常個人銀行需求 19。
美國金融體系的碎片化也體現在其“雙重銀行體系”中，該體系在內戰後發展起來，包括國家特許銀行和州特許銀行 9。這與加拿大更為統一的聯邦監管形成了對比。
這種“效率與韌性”之間的權衡是金融體系設計中的一個核心考量。華爾街碎片化和動態的結構 19 允許巨大的資本動員和快速的金融創新 5。這種活力可以帶來顯著的經濟增長和財富創造。然而，正是這種碎片化和相互關聯性也使得美國體系固有地更容易受到系統性風險和廣泛危機的影響 5。相反，海灣街集中且以穩定為先的方法 18 在金融衰退期間歷史性地提供了更大的韌性，正如其在2008年的表現所證明的那樣 23。這表明，追求最大效率、創新和資本獲取（美國體系的特點）往往以增加系統脆弱性為代價。反之，優先考慮穩定性和韌性（加拿大體系的特點）可能會抑制極端增長，但能為抵禦廣泛的金融崩潰提供更大保護。這是任何國家設計或改革其金融架構時的一個關鍵政策考量。
美國商業銀行體系固有的弱點，即沿州界劃分且地理受限，導致了“更強大”的股票和其他證券市場的發展，以及“其他中介機構——所謂的影子銀行體系”的興起 23。這表明，美國傳統銀行業的碎片化和侷限性創造了一個空白，被監管較少或不受監管的非銀行金融實體所填補。美國曆史上缺乏強大、一致的中央銀行以及美國商業銀行的去中心化性質（傑克遜傳統的遺產）直接促進了替代金融渠道的增長。這些渠道在提供活力的同時，往往監管較少，從而在危機期間增加了系統性脆弱性（例如，信託公司在1907年的作用 32，以及抵押貸款支援證券在2008年的作用 5）。相比之下，加拿大集中的體系將抵押貸款和投資銀行業務置於嚴格監管之下，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可能構成系統性風險的類似“影子銀行”部門的出現 23。這解釋了為什麼美國金融危機往往涉及複雜的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並突顯了監管碎片化體系的挑戰。它強調，監管框架不僅要適應現有機構，還要適應市場創新和建立新的、可能監管較少的渠道的趨勢，尤其是在傳統渠道受限或不足時。
表2：金融體系結構比較：美國與加拿大
特徵
美國
加拿大
主要銀行數量
眾多國家和區域性銀行 19
少數幾家主要銀行 19
銀行體系結構
碎片化/雙重銀行體系 9
集中化/統一體系 19
最大證券交易所
紐約證券交易所 (NYSE), 納斯達克 (NASDAQ) 5
多倫多證券交易所 (TSX) 6
市值與GDP比率 (2022)
155.6% 5
143.8% 5
“影子銀行”作用
顯著存在，對系統性風險有貢獻 5
存在有限，系統性風險較小 23

4. 監管框架與金融穩定性

美國和加拿大在金融監管框架上的發展路徑反映了其各自的國家價值觀、政治妥協以及對市場穩定性的不同優先順序。

4.1. 美國監管演變：從早期恐慌到多層級監管

美國金融監管的根基可追溯到1787年的制憲會議，當時就建立強大國家金融體系（包括國家貨幣和銀行）與維護州在金融事務上的自主權之間展開了激烈辯論 33。
美國早期銀行業面臨著嚴重的系統性問題，包括複雜的貨幣兌換、由於準備金不足導致銀行券難以兌換成硬幣的普遍困難，以及由於銀行券由單個銀行而非中央機構發行而導致的假幣氾濫問題 9。
1863年《國家貨幣法案》的透過是一個關鍵轉折點，它建立了國家銀行的聯邦框架，並引入了由美國債券支援的更穩定的國家貨幣。1865年對州銀行券徵稅進一步鞏固了這一體系，有效限制了州銀行券的使用，並促成了由國家特許銀行和州特許銀行組成的“雙重銀行體系”的發展 9。
19世紀末，1887年州際商務委員會的成立標誌著聯邦機構監管州際貿易的萌芽 28。20世紀30年代，在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的“新政”下，監管許可權大幅擴充套件，併成立了新的機構。這一時期最終通過了1946年的《行政程式法案》，這是一項里程碑式的監管改革，旨在平衡官僚專業知識與立法問責制 28。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掀起了一股“經濟放松管制”的浪潮，其驅動力是認識到現有的經濟控制措施往往使價格人為地保持在高位。這些努力旨在增加競爭和降低消費者價格，導致一些監管機構被廢除 28。與此同時，一股新的“社會監管”浪潮興起，側重於保護健康、安全和環境，這反過來又促使對新法規進行成本效益分析 28。
如今，美國採用一套複雜的多層級監管體系。主要的聯邦機構包括聯邦儲備系統（負責貨幣政策、維持物價穩定和最大就業，並在危機期間充當最後貸款人 34）、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為每位儲戶提供高達25萬美元的存款保險 19）和貨幣監理署（OCC），此外還有重要的州級監管 19。
重大的金融危機，特別是大蕭條，成為重要監管改革的催化劑，包括建立聯邦存款保險、成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以監管證券市場，以及實施更嚴格的銀行法規，如著名的將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離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 23。

4.2. 加拿大監管理念：持續強調審慎穩定性

加拿大早期銀行章程雖然受到美國先例的影響，但也深刻反映了優先考慮銀行穩定性而非投機性實驗的英國傳統 22。英國殖民地辦公室對英屬北美地區的早期銀行實踐保持著嚴格控制 22。
第一部聯邦《銀行法案》於1871年透過，僅在聯邦成立四年後，就明確確立了聯邦政府對銀行事務的專屬立法權 22。這種集中的立法權力是加拿大建國者們深思熟慮的選擇，符合他們對一個強大、統一國家的願景 22。
隨後的立法改革始終旨在增強公眾對銀行體系的信任和安全感。例如，1890年建立了銀行票據流通贖回基金，1900年加拿大銀行家協會（CBA）正式成立。CBA被賦予了重要職能，包括對暫停營業銀行的控制和加拿大銀行業的清算系統運營 22。
早在1880年就提出了對加拿大銀行進行外部監管的建議，1924年正式引入了政府檢查制度 22。這導致1925年銀行檢查長辦公室的成立，這主要是為了應對1923年Home Bank of Canada的倒閉 27。
一個關鍵的發展是1987年金融機構監管辦公室（OSFI）的成立，由銀行檢查長辦公室和保險部合併而成 27。OSFI的核心任務是專注於所有聯邦監管金融機構的穩定性和審慎監管 19。其監管職責於2012年擴充套件到包括加拿大抵押貸款和住房公司以及加拿大商業發展銀行 27。
1967年成立的加拿大存款保險公司（CDIC）透過為成員機構的合格存款提供高達10萬加元的保護，進一步增強了穩定性 19。
總的來說，加拿大銀行法規始終強化了穩定性和嚴格監管的基本理念，最終形成了一個“安全且高度集中的體系” 19。

4.3. 比較韌性：金融危機的教訓

加拿大集中的銀行體系，加上其單一、強大的監管機構（OSFI），對抵押貸款和投資銀行業務進行集中控制，已被證明具有顯著的韌性 23。這種結構使得加拿大銀行在2008年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中“比許多其他國家表現更好”，值得注意的是，它們沒有發生銀行倒閉，也無需政府救助 23。
相比之下，美國金融體系在2008-2009年期間經歷了嚴重的銀行倒閉，需要大規模的政府救助，並經歷了更嚴重的經濟衰退 23。美國體系固有的碎片化以及監管較少的“影子銀行體系”的擴散，直接導致了其歷史上金融恐慌的反覆出現 23。
加拿大采取的方法反映了對相對穩定性與金融創新（往往是魯莽但充滿活力）之間基本權衡的長期、審慎的視角 17。加拿大對共識建設方法的持續依賴以穩定其金融體系，是其監管框架中反映的核心價值 18。
監管架構不僅僅是技術構建，它們還深刻地嵌入在每個國家的歷史選擇、政治妥協和潛在的“價值體系”之中 17。美國體系的活力和較高的波動性，部分是其對創新和競爭偏好的體現，即使這會帶來更大的風險。加拿大體系則為了增強穩定性而犧牲了一些活力。這意味著未來任何國家的監管改革都必須處理這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和政治偏好，因為它們不僅僅是政策調整，更是國家特性的反映。
美國金融史充斥著頻繁而嚴重的危機 26，每一次危機通常都直接催生了重大的監管改革 8。這種模式表明其金融體系的演變主要是反應性的，“危機驅動”的，即在系統性弱點顯現並造成破壞性事件後才進行根本性重塑。相比之下，加拿大體系雖然並非對經濟衰退免疫，但在銀行穩定性方面卻有著卓越的記錄，特別是在大蕭條和2008年危機期間 23。這表明其金融韌性採取了更為積極主動和內在固有的方法，將穩定性視為一個持續的、基礎性的原則，而不僅僅是事後補救措施。美國曆史上碎片化的銀行結構以及長期缺乏強大、一致的中央銀行 23 使其固有地容易受到恐慌的影響。每次危機都暴露出一個獨特的系統性缺陷，需要立法或機構層面的應對。加拿大早期和持續地採納分支銀行制度、聯邦對銀行業的控制 22，以及建立統一的審慎監管機構（OSFI 27），使得一個更具凝聚力和內在穩定的金融框架得以持續發展，即使在嚴重的經濟收縮期間也能避免大規模銀行倒閉。這種監管理念和發展上的根本差異解釋了加拿大在面對全球金融危機時，其銀行穩定性表現持續優於美國的原因 23。它強烈表明，一個擁有明確而一致的穩定任務的統一、審慎監管機構，結合集中的銀行部門，可以顯著降低系統性風險，並減少金融崩潰的頻率和嚴重性。這為其他尋求增強金融穩定性的國家提供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案例研究。

5. 主要金融危機：歷史回顧

美國和加拿大在金融危機方面的經歷截然不同，這深刻反映了兩國金融體系結構和監管哲學的根本差異。

5.1. 美國主要危機及其系統性影響

在最初的150年裡，美國平均每十年經歷一次金融危機，這凸顯了其固有的不穩定性 26。
1792年恐慌： 儘管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為建立穩健的公共信貸做出了不懈努力，但美國國債價格仍出現了早期的繁榮與蕭條週期 12。
1819年和1837年恐慌： 1819年恐慌（1819-1821年）期間，美國第二銀行收緊信貸，導致普遍損失，特別是農民 32。隨後的1837年恐慌，部分歸因於安德魯·傑克遜總統的政策，包括解散第二銀行和《鑄幣流通令》，導致845家美國銀行中有343家完全倒閉 9。這些早期事件凸顯了“處於萌芽期的有缺陷的銀行體系”的脆弱性 32。
1857年恐慌： 這次危機是由俄亥俄人壽保險信託公司紐約分行因挪用公款而倒閉引發的，導致全國範圍內的儲戶提款和證券拋售 32。
1873年恐慌（大蕭條）： 由銀行公司Jay Cooke & Company倒閉引起，該公司因投機性鐵路債券購買而過度擴張。這次倒閉導致股市暴跌，18000家企業破產，到1876年失業率達到14% 32。這次嚴重而漫長的經濟衰退在1929年大蕭條之後被重新命名為“大蕭條” 32。
1893年恐慌（白銀恐慌）： 這次危機是由對黃金儲備減少的擔憂加劇的，1890年的《謝爾曼白銀購買法案》以及費城和雷丁鐵路公司的倒閉使其雪上加霜。1893年1月至7月間，超過3400家企業宣佈破產，失業率飆升至17%以上 32。
1907年恐慌： 由Knickerbocker Trust倒閉引發，這是一家在清算所協會之外運營的大型信託公司，無法獲得傳統銀行可用的救助機制。其業務暫停引發了更廣泛的金融危機 32。
1929年股市崩盤與大蕭條： 1929年10月臭名昭著的股市崩盤直接引發了大蕭條 2。這一災難性事件深刻影響了證券業，並導致了一系列重大的監管改革 8。美國被迫在1933年放棄金本位制以應對危機 36。
1970年代後危機： 近期美國金融動盪包括1973-1974年股市崩盤、1982年國際債務危機、1987年黑色星期一（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第二大單日百分比跌幅 29）、1980年代和1990年代儲蓄和貸款機構的倒閉、2000年代初的網際網路泡沫破裂，以及2008-2009年嚴重的“大衰退” 5。值得注意的是，2000-02年和2008-09年全球經濟衰退都源於美國金融體系內部 5。

5.2. 加拿大危機經驗：相對穩定的道路

與美國相比，加拿大的金融史以較少且通常不那麼嚴重的金融危機為特徵 26。自1939年大蕭條結束以來，加拿大總共經歷了12次經濟衰退，其中只有5次發生在1970年之後，這表明過去五十年其經濟軌跡相對穩定 35。
大蕭條（1929-1939年）： 儘管加拿大的經濟崩潰被描述為“與美國同樣劇烈”，但一個關鍵的區別在於，在此期間，加拿大“沒有一家銀行倒閉” 23。這種顯著的韌性是一個關鍵的區分點。加拿大的大蕭條主要是由1929年股市崩盤、商品生產過剩以及最初抵制干預的“自由放任”政府意識形態驅動的，這種意識形態最終被證明是災難性的 35。
1970年代後經濟衰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加拿大銀行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相對毫髮無損”，沒有銀行倒閉，也無需政府救助，這與歐洲和美國同行形成了鮮明對比 23。這種卓越的表現被廣泛歸因於加拿大集中的銀行體系及其強大的單一監管機構 23。

5.3. 政策應對與持久遺產

美國金融危機歷來是重大監管改革的強大催化劑，導致了聯邦存款保險、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等機構的建立，以及1930年代《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等里程碑式立法 23。聯邦儲備系統在極端壓力時期也經常運用其“最後貸款人”權力來穩定金融體系 34。
加拿大應對金融挑戰的政策通常涉及全面的委員會（例如，1933年的麥克米倫委員會，1961年的波特委員會），以徹底審查銀行體系和更廣泛的金融事務 27。這些審查經常導致加拿大存款保險公司（CDIC）在1967年和金融機構監管辦公室（OSFI）在1987年等關鍵機構的建立，兩者都旨在增強穩定性和保護存款 27。
美國金融史的特點是頻繁而嚴重的危機 26，每一次危機通常都會導致重大的監管改革 8。這種模式表明其金融體系的演變是反應性的，“危機驅動”的，即在系統性弱點顯現並造成破壞性事件後才進行根本性重塑。相比之下，加拿大體系雖然並非對經濟衰退免疫，但在銀行穩定性方面卻有著卓越的記錄，特別是在大蕭條和2008年危機期間 23。這表明其金融韌性採取了更為積極主動和內在固有的方法，將穩定性視為一個持續的、基礎性的原則，而不僅僅是事後補救措施。美國曆史上碎片化的銀行結構以及長期缺乏強大、一致的中央銀行 23 造成了固有的脆弱性，使其容易受到反覆出現的恐慌的影響。每次危機都暴露出一個系統性弱點，需要立法或機構層面的修復。加拿大早期和持續地採納分支銀行制度、聯邦對銀行業的控制 22，以及建立統一的審慎監管機構（OSFI 27），使得一個更具凝聚力和內在穩定的金融框架得以持續發展，即使在嚴重的經濟收縮期間也能避免大規模銀行倒閉。這種深刻的差異突出表明，雖然危機確實可以成為改革的強大催化劑，但透過集中化和穩健的審慎監管來優先考慮穩定性的基礎設計可以顯著降低系統性崩潰的頻率和嚴重性。加拿大的經驗為集中、受良好監管的銀行部門在面對全球經濟衝擊時培養持久金融穩定性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案例研究。
加拿大在大蕭條期間最初因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根深蒂固的“自由放任”態度而加劇，他們認為政府不應干預經濟，應讓市場力量“順其自然” 35。這種不干預立場導致了嚴重的後果，包括地方政府在沒有聯邦援助的情況下破產，直到1940年代的“復甦” 35 才表明了這種轉變。同樣，美國也從一個有限政府幹預的時期過渡到新政時期積極的政策應對 28。兩國從大蕭條中吸取的這一共同歷史教訓，強調了在嚴重的系統性經濟衰退期間政府幹預的關鍵且往往不可避免的作用。它表明，純粹“自由放任”方法可能帶來的社會和經濟成本是災難性的，最終迫使人們重新評估政府在穩定市場和提供社會安全網方面的作用。這一觀察表明，面對廣泛的金融危機，全球範圍內正在持續地從極端的非干預主義轉向，認識到市場失靈可能帶來毀滅性的社會後果，需要強有力的政府行動。
表3：主要金融危機及其影響：美國與加拿大
危機名稱/時期
主要原因
美國主要結果
加拿大主要結果
主要政策應對
1792年恐慌
投機性繁榮，信貸收緊 12
證券價格暴跌 12
N/A
漢密爾頓的金融計劃 12
1819年恐慌
美國第二銀行信貸收緊 32
廣泛損失，銀行倒閉 32
N/A
N/A
1837年恐慌
傑克遜政策，第二銀行解散，鑄幣流通令 9
845家銀行中343家倒閉 32
N/A
N/A
1873年恐慌
鐵路債券投機，銀行倒閉 32
18000家企業破產，失業率14% 32
N/A
N/A
1907年恐慌
信託公司倒閉，缺乏清算所支援 32
金融危機蔓延 32
N/A
N/A
1929年股市崩盤與大蕭條
股市崩盤，生產過剩 2
經濟崩潰，失業率高企，金融機構倒閉 2
經濟崩潰，無銀行倒閉23
美國：FDIC, SEC,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 23；加拿大：麥克米倫委員會 27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技術泡沫破裂，房地產泡沫，抵押貸款支援證券 5
銀行倒閉，大規模救助，嚴重經濟衰退 5
無銀行倒閉，經濟衰退程度較輕 23
美國：量化寬鬆，最後貸款人干預 34；加拿大：OSFI, CDIC 強化監管 27

6. 數字前沿：金融科技、人工智慧與氣候金融

金融服務業正經歷一場由技術創新驅動的深刻變革，金融科技（FinTech）、人工智慧（AI）和氣候金融等領域正在重塑傳統的商業模式和運營方式。

6.1. 華爾街的金融科技與人工智慧轉型

金融科技在過去十五年裡深刻重塑了金融服務業。它顛覆了傳統商業模式，同時為企業和個人消費者創造了新的機會 37。儘管“金融科技”一詞相對較新，但技術在金融服務中的應用可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最初主要限於後端操作和非面向消費者的方面 37。
2000年代中期，隨著智慧手機的廣泛普及，金融科技領域出現了顯著的加速，被稱為“創新寒武紀大爆發” 37。
華爾街被公認為全球領先的金融科技叢集和數字金融領域的“開拓者” 30。這一歷程中的一個基礎性時刻是1971年2月8日納斯達克的成立。納斯達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證券電子交易市場，實現了快速、無縫的跨境交易 29。
華爾街公司正在積極擁抱人工智慧以獲得競爭優勢。人工智慧被整合以增強交易執行、最佳化風險管理、大幅降低合規成本以及個性化客戶服務 38。人工智慧不再被視為炒作，而是一種“核心競爭力”，它帶來了顯著的生產力提升，例如一家主要基金報告的20%的增長 38。
人工智慧透過最佳化執行和套利策略，即時動態調整交易演算法，並減少延遲，顯著增強了高頻交易（HFT） 38。生成式人工智慧和先進的機器學習正在進一步推動市場效率，透過模擬買方和賣方行為，可能在傳統上流動性不足的市場中提供流動性 38。
除了交易，人工智慧還用於複雜的投資組合最佳化（例如，使用遺傳演算法或強化學習探索廣闊的配置空間）和更準確的信用風險建模，分析借款人除了傳統信用評分卡之外的數千個數據點 38。

6.2. 海灣街的金融科技與人工智慧採納

金融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加拿大金融格局，僅2021年投資就飆升至創紀錄的48億美元 39。這一行業的擴張得益於消費者對數字金融服務日益增長的需求，而近期全球事件更是將數字採納推向了新高 39。
在加拿大，金融科技行業展現出令人矚目的發展勢頭，多倫多已成為北美第二大金融中心 39。2022年，加拿大金融科技投資達到45億美元，較往年顯著增長。數字支付引領增長，其次是數字借貸和財富管理解決方案 39。根據德勤的行業分析，85%的加拿大人現在定期使用金融科技服務，這表明市場滲透率很高 39。加拿大金融科技公司在過去三年中創造了超過3萬個新就業崗位，進一步證明了該行業的擴張 39。顯著的增長領域包括區塊鏈技術、金融服務中的人工智慧以及開放銀行計劃 39。
多倫多作為加拿大主要的金融科技中心，擁有超過190家金融科技公司，並受益於其作為加拿大金融之都的地位 39。該市充滿活力的生態系統得到了MaRS Discovery District和多倫多都會大學DMZ等加速器的支援 39。
加拿大銀行對合作越來越開放，認識到金融科技夥伴關係可以加速其數字化轉型，同時為初創公司提供寶貴的基礎設施和客戶群 39。根據加拿大銀行家協會的資料，超過70%的主要銀行已建立了正式的金融科技夥伴關係計劃 39。例如，蒙特利爾銀行（BMO）已推出BMO全球匯款等新功能，提供數字化的國際匯款解決方案 40。他們還擴充套件了數字驗證解決方案，如“自拍ID” 40，並引入了自動化數字註冊，簡化了客戶開戶和使用移動銀行功能的過程 40。此外，BMO還推出了數字工具，為投資者提供免費的投資組合健康檢查和ESG投資偏好工具 40。

6.3. 氣候金融倡議

氣候金融已成為全球金融議程上的一個關鍵領域，華爾街和海灣街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應對這一挑戰。
多倫多市議會通過了一項推動該市氣候友好型金融的動議，這表明了在可持續金融方面的領導力 41。根據多倫多大學氣候觀測站的最新報告，海灣街金融機構在2022年為14.4億噸二氧化碳排放提供了融資 41。這些排放正在全球範圍內引發氣候災害，而多倫多已經為此付出了代價，例如2024年7月的洪水造成了近10億美元的保險損失 41。
對於加拿大可持續金融而言，當前是一個關鍵時刻。儘管許多主要金融機構正在放棄可持續金融倡議，但多倫多市有機會發揮關鍵的領導作用 41。多倫多的海灣街是該國大多數大型金融機構的所在地，它們共同管理著數萬億美元的資產。海灣街做出的融資決策對加拿大經濟，進而對該國在氣候方面的進展產生巨大影響 41。確保這些決策側重於建設一個可持續和安全的經濟，而不是為更多汙染提供融資，對加拿大至關重要 41。

7. 全球影響力與未來展望

華爾街和海灣街，作為北美兩大金融中心，各自在全球金融格局中扮演著獨特的角色，並受到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持續影響。

7.1. 華爾街的全球影響力

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交易中心，華爾街對世界其他金融體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5。由於證券市場對經濟氣候的變化敏感，華爾街充當著整體經濟的晴雨表 5。
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2022年國內生產總值（GDP）接近27萬億美元 5。就市值與經濟規模的比率而言，美國以155.6%的市值/GDP比率（截至2022年底）遙遙領先，是全球最大的市場 5。加拿大以143.8%位居第二 5。
華爾街對全球經濟產生如此顯著的影響，因為它擁有全球最大金融市場的交易中心，這些市場位於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華爾街是歷史悠久的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所在地，該交易所是全球日均股票交易量和上市公司總市值無可爭議的領導者 5。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是全球第二大交易所，其總部也設在華爾街 5。
例如，1929年的華爾街崩盤導致了1930年代的大蕭條，但1987年的崩盤並未引發經濟衰退 5。這種不一致性使得諾貝爾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森曾著名地評論說，股市預測了過去五次經濟衰退中的九次 5。
華爾街鼓勵傾斜的風險承擔：華爾街的商業模式鼓勵傾斜的風險承擔，因為交易員如果其槓桿押注正確，可以獲得暴利，但如果錯誤，則無需承擔鉅額損失 5。沃倫·巴菲特在2002年警告稱，華爾街開發的衍生品是金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在抵押貸款支援證券暴跌的美國房地產崩盤期間得到了證實 5。華爾街能夠使經濟陷入癱瘓，正如2008-09年大衰退所見 5。

7.2. 海灣街的國際地位

海灣街在國際金融中心排名中有所下滑 42。蒙特利爾在金融中心競爭力全球排名中保持了其位置，但多倫多、溫哥華和卡爾加里均有所下降 42。倫敦智庫Z/Yen Group釋出的最新版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顯示，溫哥華在加拿大城市中排名最高，但較上次排名下降兩位至第24位。蒙特利爾保持在第26位，而多倫多下降八位至第31位，卡爾加里則從第40位跌至第51位 42。
儘管其中三個城市排名下降，但所有四個城市的競爭力得分均有所下降 42。該排名旨在評估商業環境、人力資本、基礎設施、金融部門發展和聲譽等競爭力因素 42。紐約繼續領跑全球總排名，其次是倫敦 42。Z/Yen Group指出，儘管倫敦仍位居第二，但在表現方面縮小了與紐約的差距 42。上海位居第三，東京跌至第四。香港位居前五 42。
紐約還在金融科技排名中領先，其次是北京、上海、倫敦和深圳 42。

7.3. 全球化世界中的相互關聯與分化

儘管全球化程序加速，但美國和加拿大金融體系的根本結構和哲學差異依然存在。美國市場以其巨大的規模和創新能力在全球資本流動中佔據主導地位，吸引著加拿大企業進行離岸債券發行 31。然而，加拿大獨特的集中式銀行體系和審慎監管框架使其在金融穩定性方面表現出色，尤其是在全球危機期間。
這種相互關聯與分化並存的局面，反映了每個國家金融架構與其歷史選擇和價值體系的複雜交織 17。美國傾向於動態創新，即使這可能帶來更高的波動性；而加拿大則優先考慮穩定性和韌性，即使這可能意味著增長速度的適度放緩。在未來的發展中，技術進步將繼續推動金融服務業的變革，而這兩個體系將繼續在各自的道路上探索，同時在全球經濟中保持其獨特的地位和影響。

8. 結論

對華爾街和海灣街的比較分析揭示了北美兩大金融體系在起源、結構、監管和韌性方面的深刻差異。華爾街的崛起是歷史偶然性、政治決策和市場活力的獨特融合，形成了以碎片化、創新和週期性危機為特徵的動態體系。其對漢密爾頓集中化理念的間歇性採納，以及傑克遜民粹主義的興起，導致了一個多層級、反應性監管框架的形成，該框架往往在危機之後進行改革。這種“危機驅動”的演變模式，雖然促進了巨大的經濟增長和資本動員，但也使其易受系統性風險和頻繁金融動盪的影響。
相比之下，海灣街的發展則體現了對漢密爾頓審慎原則的持續堅守，並受到英國對穩定性的重視。加拿大選擇了集中的銀行體系和統一的聯邦監管，這使其在面對全球經濟衝擊時表現出卓越的韌性，尤其是在大蕭條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其銀行體系保持了驚人的穩定。這種“審慎驅動”的監管哲學，植根於國家對秩序和共識的偏好，為加拿大金融體系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儘管可能犧牲了一些極端的創新活力。
在數字時代，金融科技和人工智慧正在重塑這兩個金融中心。華爾街積極擁抱這些技術以提升交易效率、風險管理和客戶體驗，進一步鞏固其作為全球金融科技創新中心的地位。海灣街也大力投資金融科技，並積極推動銀行與新興科技公司的合作，以滿足日益增長的數字服務需求。在氣候金融領域，多倫多市的倡議表明了海灣街在推動可持續金融方面的潛力，儘管其金融機構在碳排放融資方面仍面臨挑戰。
最終，美國和加拿大金融體系的不同軌跡凸顯了一個重要的權衡：效率與韌性之間的平衡。華爾街的模式展現了資本主義的活力和風險承擔，推動了前所未有的財富創造，但也帶來了固有的脆弱性。海灣街的模式則優先考慮穩定性和系統性安全，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更為堅實的基礎，儘管其規模和全球影響力相對較小。理解這些根本差異，對於評估各自的優勢和劣勢，以及為未來的金融政策和機構設計提供參考，都至關重要。這兩個鄰近的經濟體，儘管共享著許多文化和經濟聯絡，卻在金融架構上選擇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為全球金融體系的演變提供了引人入勝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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