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隻貓卡在城市裡

9月17日，太原某小區，救援人員正在營救小貓。裴思童/攝

作者｜裴思童

編輯｜秦珍子

半個月前，我在自家小區救助了一隻卡在管道里的小貓。

那是一根廢棄的通風管，緊靠建築外牆，狹窄幽深。我自己也養貓，它有段時間最愛玩開了孔的紙盒。所以，我能夠想象那條管道對貓的吸引力。

我請來的專業動物救援人員印證了我的猜測。他告訴我，過去兩年，他平均每天會救助一隻貓，它們中的大多數都被困在建築排風管道或通風井內。他解釋說，很多小區的通風井不經常維修，會有破損孔洞，野貓為禦寒或避險很容易鑽進洞裡出不來。每次救完貓咪，他會把那些洞口堵住或封上紗網。

僅僅是這樣一個簡單的舉動，便可以防止流浪動物被卡，我有了一個全新視角去審視我所生活的城市。

城市似乎理應是人類的駐地。如今，地球上超過一半的人口住在城市，有研究預測，到2030年，地球上近10%的陸地會被城市覆蓋。

人類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建造城市裡的一切，而生活在城市裡的動物，更像是誤入其中的“寄居者”。

不過，一些研究提醒我，城市的形成是動物和人類共同選擇的結果。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研究員王放曾在一篇文章中介紹，北京肥沃、廣闊的平原溼地，在吸引古人類定居的同時，也吸引動物，直到30年前，華北豹和黑熊還在市區周邊徘徊，斑羚、豬獾和貉至今仍在郊區棲息；成都二環路77公里外，有野生雪豹出沒；從西安市鐘樓腳下的羊肉泡饃店出發驅車1小時，可以深入大熊貓和羚牛的棲息地。“簡單來說，人類既沒有比野生動物來得更早，也沒有更晚，共存而已。”

人類與動物共存——眾所周知卻很難真的共同感知。

城市裡的野生動物遠比我們想象的更多。截至2022年年底，上海共監測記錄到鳥類518種、獸類46種、兩棲類15種、爬行類36種。在北京，如果我們細心觀察，刺蝟、松鼠、黃鼠狼、狗獾、豹貓與蝙蝠都是十分常見的野生動物。

紀錄片《地球改變之年》呈現了人類受新冠疫情所困的一年，動物重奪生存空間：水豚出沒於郊區、城市傳來清晰鳥鳴、美洲獅走上街道……人們驚訝地發現，人類並非遠離大自然，反而以一種深刻的方式與大自然緊密相連。

但作為城市空間的“領主”，我們很難真正關照並想象動物們在這個完全為人類服務的鋼筋叢林裡究竟該如何生存。

我曾經玩過一款名為《迷失Stray》的電子遊戲，以流浪貓的視角觀察城市。從前我熟知的事物變得有些可怕：排風扇可能劃破爪子，下水道有墜落風險，垃圾桶邊的酒瓶也可能將我絆倒……

在現實中，小動物在城市裡面臨的挑戰比遊戲中更殘酷。

我在網上刷到過一條熱門影片，內容是一隻小刺蝟在馬路牙子上縮頭探腳，不敢爬下去，評論區一串“可愛”的誇讚。現實難題是，城市小動物很難在適宜的活動範圍內遷移。

硬質的水泥河堤，會讓蝌蚪在變成青蛙後無法爬上岸；摩天大樓的玻璃幕牆對鳥類是致命的存在；高大的水壩阻擋魚類正常洄游繁衍；為保持街道和公園整潔，落葉和灌木叢被清掃，不再適合動物冬眠。

當代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在新書《為動物的正義》開篇中強調，“全世界的動物都處於困境中”，人類從未像現代工業革命以後這樣高強度地支配這個世界，“從陸地、海洋到天空，任何非人動物都無法逃脫人類的支配”。

在人類的宰制下，許多動物都進行了“城市化”演變。

在日本仙台，科學家發現，當地烏鴉學會了把核桃扔到道路中間，讓來往的車輛幫忙壓碎；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圖森市，城市裡家朱雀的喙比野外的同類更長更寬，這樣他們更容易吃到人類放在喂鳥容器裡的葵瓜籽；在波多黎各，蜥蜴們進化出角質鱗更多、更大的趾掌，適應城市光滑的牆壁和窗戶。

上海也發生著類似的故事。“一丘之貉”中的“貉”在荒野中數量不斷下降，卻在城市中找到新的生機。它們生活在牆體的空隙、儲藏室、煤氣管道、廢棄下水道里，靠人類丟棄的垃圾生活。王放曾介紹，上海推廣垃圾分類後，居民定時定點扔垃圾，黃鼠狼也學會了定點察看垃圾桶，靜候來此地覓食的小老鼠和昆蟲。

動物們努力適應城市生活，作為城市的建造者，人類或許也有義務在城市空間中更多考慮動物的生存需求。

2013年，德國景觀設計師托馬斯·豪克在慕尼黑工業大學景觀設計與公共空間系擔任助理教授時發現，學生們雖然精通種植設計和植物學，但對動物學、生物學所知甚少。很少有人意識到，城市裡的“野生”動物身處怎樣的生存環境。

為此，他和生物學家沃爾夫岡·魏瑟爾開發出“動物輔助設計（Animal Aided Design,AAD）”方法，幫助設計師在城市中為動物打造棲息地。

比如，他們曾與一家建築公司合作，在專案施工階段鼓勵住戶在私家花園圍欄底部留出直徑至少10釐米的孔洞，為刺蝟的無障礙通行創造條件；將麻雀的築巢透過立面巢狀洞穴融入建築中；在公共區域的小路種植樹木，為蝙蝠狩獵指引方向。

中國城市也有著相似的實踐。比如，上海曾在部分社群打造“生境花園”，將居民垃圾場或社群後牆夾縫的廢棄土地，變成能供野生動物使用的花園。2023年10月1日，上海正式實施《上海市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其中主要政策之一就是要在城市內為野生動物劃分棲息地。在北京，奧林匹克森林公園附近建有野生動物通道，以便黃鼠狼、松鼠等城市動物在不同綠地之間遷移。

有時，改造我們的城市甚至不需要如此“大刀闊斧”：小區的景觀池內放幾塊大石頭，讓小鳥落腳喝水；路邊的裝飾花草替換為鳥獸可食用的植被；行道樹中間搭一些繩索，便利松鼠活動；小區廢棄的通風管道，貼上一張防止貓咪誤入的紗網。

這些改變成本並不高，更實際的問題則是，我們或許很難真正體察動物的需求。

1975年，澳大利亞哲學家彼得·辛格出版《動物解放》，詳細列舉了軍事研究、心理學研究、醫學與化妝品工業等各種領域加諸動物身心的殘酷之舉，包括毒氣、電擊、用藥、睡眠剝奪等。這本書在全球範圍引發關注，它讓隱蔽的動物權益問題暴露在公眾的視野中。

瑪莎·努斯鮑姆認為，相比過去，如今人們“虐待動物的新形式層出不窮”，很多時候“它們甚至不被視為虐待行為”。

一個自相矛盾的畫面可能是：我們生活在能導致候鳥撞擊死亡的高層建築中，憐憫著網路影片裡被虐殺的貓狗。

努斯鮑姆發出提醒：“我們方方面面都參與了對動物的傷害……人類作為一個整體，負有集體責任去面對和解決這些問題。”

此外，我們對動物的關注依然沒有跳脫“人類中心主義”的邏輯。

在我救助受困小貓後不久，在西雙版納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一隻困於水池的亞洲象也獲得了救助。性質相同的事情引發不同的後續：救助亞洲象的新聞被各大媒體報道，而關於是否要費時費力費金錢去救流浪貓，則一直是網際網路上的爭議話題。

這是人們普遍的態度：優待“保護動物”“家養寵物”，剩下的不太在意。

努斯鮑姆批駁這類現象，認為這是一種高度“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它假設自然界擁有不同的層級跟秩序，而人類作為秩序梯隊的頂端，有權利對動物進行分級，將部分滿足人類利益或更接近人類的動物納入所謂的倫理道德範疇內。

這種思維帶來的影響是，能夠為人類提供情感價值的動物才會被關注，另一些動物則被忽視。比如，一位愛貓人士可能會支援清除城市裡會叼走流浪貓崽的其他動物。

努斯鮑姆認為，人類對動物的這種區隔也同樣反映在人類社會內部——多麼像那些對性別、種族或是國籍的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