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寧（北京電影學院電影學系副研究員）
文駿（北京電影學院電影學系2024級碩
士研究生）
原文載於《電影評論》雜誌2024.9/10月刊
原標題：“慾望《焚城》：型別突破、人性較量與城市寓言”
內容提要：作為香港史上首部輻射災難鉅製，《焚城》（2024）以消防題材為基底、輻射危機為議題，利用大量的特效場面及災難敘事實現型別層面的突破。影片圍繞災難發生到解決的過程，從一線消防員、後方政府指揮人員以及富商等多重視角，揭示災難中的利益糾葛與人性考驗，構建了香港這座“慾望都市”的多重面貌。適逢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實施20週年，《焚城》在合拍片中顯性化“香港”身份，不再虛擬的故事背景讓具體的、充滿象徵意味的城市寓言托盤而出。
關鍵詞：香港電影 災難片 型別元素 CEPA
2024年11月初，電影《焚城》在兩岸三地相繼上映，取得了可觀的票房成績，亦在社交媒體收穫了較好的口碑。[i]影片主要講述了火災引發放射物質洩漏災難的背後，範偉立（劉德華 飾）、方王慧明（莫文蔚 飾）、黎傑峰（白宇 飾）分別代表的專家、政府官員及前線消防員在生死攸關時刻所面臨的抉擇和取捨。
本文將從型別分析、文字分析、在地性考察三個層面出發，立足同類型影片及香港電影發展的脈絡，分析影片的型別變奏、建構城市空間及英雄人物的策略，同時闡述文字中的混亂景觀與慾望，兼論香港城市身份在合拍片中的顯身及在本片中的體現，挖掘《焚城》在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實施20週年之際所展現的新香港電影的發展潛能與積極動向。
01
型別突破：危機進化與英雄敘事的變奏
從型別的角度看，災難電影指的是“以自然或人為的災難為題材的故事片”[ii]。影片《焚城》以消防員滅火、解除核輻射災難的敘事為主線，將意外起火及放射物洩漏為災難進行型別表述。近年來香港電影中的消防題材創作可以說歷歷可數，從上世紀90年代末的《十萬火急》（1997），到本世紀10年代初的《逃出生天》（2013）、《救火英雄》（2014），若算上“北上”的香港導演創作，《烈火英雄》（2019）也可作為參考。上述影片均基於“人為災難”創作，不論是《逃出生天》中機房菸頭引發的高層建築大火，還是《救火英雄》中不顧風險執意開啟天然氣管道造成的發電廠爆炸，這些影片中的消防員主人公面臨的多為“生化品起火”危機，核心動作不外乎“滅火”與“救人”。
《十萬火急》劇照
相較而言，《焚城》的型別敘事具有複合性及超越性。首先，故事主題不再侷限於消防員本身，還呈現出政府及富商在災難背後的博弈；其次，災難不再侷限於火場本身，災難元素在片中呈現出複合態勢：火場、放射物洩漏，加之接踵而至的颱風影響，讓災難的嚴重程度與處理難度指數級上升；第三，《焚城》災難發生的背景是具象且必然的，其對指向的“洋垃圾產業”“矇混過關的抽檢政策”的批判性更強，電影創作與現實社會的對話性更強；最後，影片的核心動作不再是“滅火”“救人”，而是“救城”，從“一命換一命”的消防員救援核心衝突轉變為“捨己為城”的獻身精神。因此，將《焚城》放置於香港電影災難型別創作的視野中看，無疑是突破性的。這不僅體現在上述型別元素的疊加與危機的進化，影片對於主要角色的塑造，特別是對英雄人物的描寫實現了英雄敘事的變奏，也展露出創作者打破型別藩籬的決心。
在消防題材影片創作中，創作者基於對消防員形象的想象，對其描寫是極其正面的，不論是《十萬火急》《救火英雄》中“一命換一命”的理想主義，還是《烈火英雄》中幾近捨身入火場、肉身搏烈焰的獻身精神，都凸顯出撼動人心的消防員精神，塑造出可圈可點的英雄形象。相較而言，《焚城》並未大肆凸顯消防員毫不猶豫、捨己為人的大無畏氣質，借消防隊長口中說出“消防員也是人，如果你們不願意，我寧願不要自己這個隊長的身份也要保護你們”，在面對極有可能喪失生命的救援行動時展現出他們的彷徨與掙扎，這呈現出影片對消防員群體的人道主義關懷，豐富消防員的多元面向的同時，在掙扎後仍舊選擇“不畏赴死”也更凸顯出他們的大義。
除了對英雄群體的多面塑造，《焚城》打破了觀眾幻想的英雄敘事節奏，用反型別策略讓敘事一波三折。在“最後一搏”的解除放射物質的行動中，範偉立帶領以黎傑峰為首的小隊進入火場嘗試處理放射物，但仍以“行動失敗”告終。影片直接呈現出人物落魄而歸、直言“完蛋了”的失敗狀態，沒有循規蹈矩地將觀眾引入料想的大團圓結局，而後以“破罐子破摔”式的炸樓救城開啟第三幕的劇情。創作者讓英雄群體做出不完美的、失敗的行動，展露出人類面對大災難時的渺小與無力，恰好也更展現出人物不計後果拯救的英勇。
除了英雄群體的多面塑造、英雄敘事的節奏迭新，《焚城》破除了原有“英雄主義”禁錮，秉承“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的創作理念，凸顯群體價值、塑造人民英雄。片中，範偉立作為環境保護的專家、最終行動的指揮官，但若非其弟黎傑峰引爆裝置英勇獻身；若非代理特首方王慧明在面對不法商人施壓時的果敢與決斷；若非其他消防隊員在垃圾處理廠中的不懈營救以及香港市民的廣泛支援與配合，即便範偉立的方案再完美，也無法獨自完成炸燬“群玉樓”—蓄水池的連鎖任務，避免不可逆轉的災難發生。
《焚城》劇照
02
人性較量：混亂景觀下流動的慾望
基於消防員、政府官員及富商的三重視角，影片中的城市空間劃分為三部分。黎傑峰為首的消防員堅守火場前線，他們的活動空間為堆砌“洋垃圾”的垃圾處理廠；方王慧明為代表的政府官員和環境專家範偉立在封閉的會議室裡博弈與指揮；DOE集團頭目高培德（王敏德 飾）等人則蝸居在維港畔的高樓中俯瞰全城，靜待大火熄滅。影片用三個敘事空間的疊加，展現災難中人性角力的同時，縱向展現出香港這一國際都市的多重面貌，在慾望的暗流湧動中呈現出混雜了情、權、錢的“混亂都市”空間。
空間的混亂是多重性的，首先是火情及放射物洩漏本身帶來的混亂：火災發生的垃圾處理廠堆放物不明，火勢發展難以預料，最初進入火場時隊員便因突然爆炸的油罐車受阻；垃圾處理廠堆放混亂，如迷宮般的現場讓廠內人員難以儘快逃出，困在廠內的消防員和外籍勞工父子在高強度輻射下奄奄一息，尋找求生之路；無意識造成的放射物洩漏，讓洩漏狀況（洩漏物質、洩漏時間、洩漏地點及洩漏量）捉摸不透。其次是時間緊張帶來的混亂：颱風24小時後即將抵達，一旦下雨放射物將不可避免地順水入河，輻射危機將波及全港。最後是權力機制的混亂：特首因公外出，高層群龍無首，導致代理特首方王慧明的前期決策較為保守；政府顧問範偉立十年前曾武斷決策導致事故……創作者用緊急的災情狀況與複雜的人物關係編織出多重困境，讓人物的傷痛與慾望被徹底激發。
創作消防題材的常用敘事正規化為“心魔”的設定——主人公具有前置性心理創傷：行動失誤造成的隊友死亡，或是因職業特性導致家庭的不在場等設定，如《救人英雄》中消防員海洋在火災中未能營救自己的兒子；《逃出生天》中阿強和大軍四年前在火災中未能營救自己的父親；《十萬火急》中長雲在一次行動中失手導致馮Sir下身癱瘓。在故事行進中，心理創傷最終會成為解決問題的契機，災難解決的同時人物也實現自我超越、完成成長。不難看出，《焚城》也循用了這一敘事正規化：十年前，範偉立因為放開港口抽檢，不必全盤檢查進出口貨物，導致非法貿易猖獗，消防員妻子黎美儀（童瑤 飾）在集裝箱救火時被貨物炸傷犧牲。親人的離世造成了範偉立與黎傑峰的心理創傷，也讓二人的矛盾一觸即發。範偉立因妻子的意外離世退出政壇，潛心鑽研環境保護成為專家；黎傑峰在看到爆炸場面就會憶起姐姐黎美儀離世前在火場被炸傷的場景。因此，片中兩人被流動的求生慾望治癒，從心懷隔閡到最終通力合作，直面過往創傷。
求生欲不只存在於災難現場，在後方政府官員的權力博弈及富商的金錢交易中，也不時交雜出現。方王慧明作為臨時特首，需要為自己的每一個決策負責，一旦出了差錯便足以影響自己的仕途。她代表政府高層，以“沒有檢測報告就不能用水”“沒有存在第二種放射物的證明”等為由，延遲決策；同時為了安撫民心，防止公眾怪罪政府，封鎖放射物洩漏的訊息，讓網際網路流言四起。但會議間隙，方王慧明打電話讓老公和孩子離開香港，政府高層官員也紛紛聯絡家人逃離，這是權力鬥爭背後的求生慾望，亦是人性的另一面向。災難之時，DOE集團頭目高培德等人在公寓中怡然自得，足以證明其對“洋垃圾產業”造成的危害心知肚明，跨國貿易讓其利益燻心，巨大的利益讓人足以忘記生命安危，炸樓的緊急關頭要求政府買樓發“國難財”，與政府交易非法產業的保護權。
最終，黎傑峰等人在火場用生命為代價讓放射物得以掩埋；範偉立用媒體檢舉DOE集團與政府的黑色交易，玉石俱焚。災難過後，混亂的景觀隨即停止、流動的慾望得以遏制。如消防題材正規化中，主人公在災難後迴歸家庭一般，歷經人性歷練的範偉立出獄後也消除了與女兒的隔閡，重新迴歸到家庭生活中。
《焚城》劇照
03
城市寓言：香港身份的顯身
《焚城》上映恰逢CEPA實施20週年，香港電影中的國族意識與香港本土意識日趨融合，有研究者指出，新香港電影為了適應華語電影格局下的內地市場，敘事機制有所調整，其中一點體現在對地域空間的刻意模糊，呈現出“去香港化”傾向[iii]，以《救火英雄》為例，故事發生的地點在廣州CBD，高樓林立的景觀又給觀眾熟悉的“金鐘”與“中環”的錯覺。但近年來合拍片中的“香港身份”得到確認與迴歸，不論是《九龍城寨之圍城》（2024）中講述“借來的時間/地方”的香港故事，還是《紅毯先生》（2023）中劉偉馳在夜半時分走上中環街頭撕掉自己的宣傳幅，觀眾具體可感的香港空間真實呈現在銀幕上，正如有研究者在CEPA簽署20週年之際時指出“新香港電影將‘港味’作為文化標識，建構‘在地性’特徵”[iv]。
《焚城》的故事背景明確設定在香港，努力刻畫香港城景，例如災難發生後用字幕註釋事發地點具體座標、天文臺在預測輻射範圍時使用真實地名、宣傳海報也明確用獅子山下的都市景觀加之核爆的場景並配文“如果輻射擴散全港，呢個就係我哋嘅未來”（如果輻射擴散全港，這個就是我們的未來），讓片名“焚城”中的“城”直接指向香港——真實的故事空間、顯現的香港身份讓影片具有豐富的“城市寓言”特質。影片別出心裁地用特效呈現輻射擴散後，“高樓荒廢”“植物瘋長”的維港風景，視覺化的城市寓言展露出《焚城》不只是一場火災、一次洩漏的單純敘述，而是關係到香港城市命運的危機營救。在香港底層社會的構建上，影片沒有遵循傳統的“九龍城寨”意象，而是塑造了外來勞工工作於廝亦生存於廝的垃圾處理廠。作為香港的他者，外來勞工是放射物洩漏的關鍵一環，他們誤以為熒光的放射物是“珍寶”，本著發財的目的取出引發洩漏，這恰好是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無限佔有勞工的剩餘價值，最終引發無法挽回的災難的實證。他們作為被壓迫的個體，在以DOE集團為代表經營的跨國貿易商業活動中被販賣為“現代黑奴”，影片展現出全球化時代下香港作為重要的貿易港，在經濟騰飛背後不被注視的陰影處。但影片沒有強化國族差異，香港消防員在火場中營救外來勞工父子犧牲，塑造災難面前不分種族與國別的大義，凸顯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至上理念與偉大精神，契合當下“新主流電影”用中國聲音唱出電影的“國際歌”的表達路徑。[v]
影片著眼國際視閾，凸顯不同膚色、種族、國別的命運共同體的同時，亦以危機營救為契機，將香港跨越階層的城市共同體。在前文提到的消防題材影片中，氣候環境的劇變被設定為起火的重要原因，例如《救火英雄》中成龍客串的消防宣傳片提出末日假想：“香港面臨開埠以來最熱的12月”，“氣候反常，讓人們認為真正的世界末日將會在2013年的今天真正降臨”；《逃出生天》中“入夏以來罕見的大霧天氣”造成的機房故障，成為引發危機的導火索。《焚城》具象化人類活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創作者藉由放射物質洩漏事件提出對現代化程序的反思與綠色發展的思考。最終，影片以炸燬佇立於高位的DOE集團開發的樓宇“群玉樓”為方案，用巨量的混凝土填埋低位的垃圾處理廠。儘管立足科學視閾影片提出的解決方案過於理想化，與前置“遇水輻射擴散”的設定相悖，但創作者仍舊以視覺層面上的高-低協同解救災難，展現出在應對危機時形成的跨越階層的城市共同體。
《救火英雄》劇照
總體而言，《焚城》沒有止步於災難奇觀和爆破場面的頻繁呈現，還將現實大火背後、人物心中流動的“慾望之火”刻畫得細緻入微，使得人物情緒與奇觀場面協同達到敘事的倍增效應。創作視野上，影片關注洋垃圾產業、核洩漏等議題，同時呈現消防員、官員、科學家、富商、市民等群體在面對公共事件時的直觀反應，與近年發生的全球性的公共衛生事件相呼應，加之全球化、環境危機等現代化程序中矛盾的反思，讓影片極具社會價值。在CEPA簽署20年之際，《焚城》如同來自香港電影的一劑強心針，展露出新香港電影融合在地意識與國族觀念後的表達潛能，以及講述現代化及治理模式的中國方案的決心。
《焚城》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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