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雅典的第三天，母親發來微信，說二舅今天凌晨走了。
上個月，我回國休假。到家的第二天，就去了二舅家。我們兩家，離得不遠。從我家出發，趟過一條只在夏季有水的河溝，走到山前一片種滿玉米的臺地上，沿著玉米地邊緣的小路蜿蜒向西前行，下到另一條夏季山上雨水沖刷成的小河溝，再沿著一條橫向乾涸河谷爬升到一塊種滿果樹的平地，穿過蘋果樹間的小徑，就來到最靠近山腳的一戶人家。那，就是我姥姥的家，也就是二舅現在居住的房子。
這條路，我小時候走了無數次，第二條河溝邊地牛在沙子裡打圓洞，果園前土坑裡春天堆滿青蛙卵，它們的位置我都還記得。
二舅家旁邊的溪流
只是如今，很少有人再走這條路了，大家都騎摩托，走大路。我開著車，沿著馬路，幾分鐘就見到了躺在炕上的二舅。今年春天，他被診斷出患有癌症，母親對於“胰腺”二字十分陌生，在電話裡說了半天也沒有說清。
二舅看到我進屋，艱難地想從炕上坐起來，試了幾次，都沒有成功。表弟過來攙扶著他的胳膊，坐了起來。我看著他，感覺除了虛弱，人和一年前我見時沒什麼兩樣，乾癟瘦弱。我拉著他的胳膊，說：“二舅，你瘦了。”他點點頭，想說什麼，但沒有說出來。夏天的午後，屋裡悶熱異常，弟弟攙扶著二舅，在院子外的屋簷下納涼。我看著屋簷下坐著的二舅，想給他和那四間已經50歲的老房子拍張照，終於還是沒忍心，這畫面只能永恆地定格在我心裡了。
三個舅舅當中，早年間我對二舅最為陌生，因為他一直生活在一個我們叫做“邊外”的地方。在我們那兒，它指的是黑龍江西部和內蒙古東部接壤的地帶，齊齊哈爾周邊地區。
我家鄉的人，很多都是早年間闖關東人的後裔。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饑荒歲月，這些已經定居在遼東半島的人，再次北上，來到了黑龍江和內蒙古東部，靠著肥沃的黑土地，終於填飽了肚子。
就是在那個時候，我二舅也隨著村裡其他人，去了內蒙古闖蕩，在一個離齊齊哈爾不太遠的地方落了腳。我母親也不知道她的二哥在那裡過得如何，從偶爾的信件中才會略知，她的哥哥在那裡結了婚，八十年代初，有了第一個孩子，是個女孩。第二個，還是女孩。
第二個女兒四五歲的時候，二舅一家從內蒙古回來了，就住在現在的房子裡。我問母親，他為何回來，沒想到年代久遠，她也記不清了，但肯定不是衣錦還鄉。在八十年代，貧困，依然是我們周邊農村家庭的常態。
二舅一家一心想生個兒子，併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幾年前，我還是聽鄰居大嬸聊天時偶然提起，說她當年親眼目睹舅媽被計生人員拉到板車上，強制引產，“像殺豬一樣”嗷嗷大叫，“血流了一地。”
在這裡生不了，二舅兩口子拉著兩個女兒又回到了“邊外”，接下來的幾年，他們如願迎來了兩個孩子。老三是兒子，老四是兒子，終是了卻了心中的執念。
實現了生兒子的願望，卻敗給了隨之而來的貧困。養活四個孩子，對於既無一技之長，又沒多少土地的農民來說談何容易？舅舅舅媽最終一拍兩散。
又過了幾年，有一天我二舅突然回來了，帶著他家老大和老三。
他得了病，腸子切掉了三分之一。醫生反覆告誡，說他再也不能下地乾重體力活了，這對於一個農民來說，是相當殘酷的，意味著他失去了謀生的手段。我大舅於心不忍，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把他們一家三口領了回來，就住在我姥姥家的老房子裡。
我那時已經在鎮上讀初中，總算是第一次和這個來自遠方的舅舅有了接觸。除了不能幹重活，醫生還叮囑說不能抽菸，尤其不能喝酒。但這個醫囑並沒有嚇住他，除早上外，每頓飯整點白酒，成了我對他最初的印象。
雖然不能幹重活，但家裡的幾畝地二舅也沒落下，玉米大豆等每年都種一些。姥姥家的院子收拾得乾乾淨淨，兩片菜園子也是生機勃勃，掛滿了黃瓜和芸豆等蔬菜。院子裡的棗樹每年依然結滿密密麻麻的小棗。二舅的到來，讓姥姥去世後逐漸荒廢的小院又煥發了生活的氣息。
除了喝酒，二舅還愛打牌，我們鄰居總能在集市上看到二舅和一群人打牌的身影。儘管家人為此勸過多次，但他依然風雨無阻。我覺得這是他對抗孤獨的一種方式。
離婚後，二舅沒有再娶，兩個表弟又常年在外，家裡只有他一個人。城市有朝九晚五，一週七天，而農村則只有春種秋收，其餘的大部分時間，都是需要打發的。喝酒可以讓人忘掉孤獨，打牌同樣如此。
最近這兩年他有了更重要的事。兩個表弟陸續成家、生子，二舅當了爺爺，在喝酒和打牌之外，逗孫子成了他每天的日常。聽母親說，二舅皺皺巴巴的臉因為小孫子的到來整天變得樂呵呵的。
休假結束前，臨走的時候，我又去看了看二舅。短短半個月的時間，他的病情肉眼可見地惡化。他依舊躺在炕上，全身因黃疸而變得蠟黃，微弱地喘著氣，似乎連呼吸都很困難。表弟指著我，大聲問他：還認識不？二舅斜了斜眼睛，嘴裡嘟囔了一句，似乎再說：怎麼不認識呢？卻全然不知，他那時已經時而神智不清，分不清人了。大姐扶著他在炕上倚著枕頭靠了會兒，餵了點小米粥，他沒有吞嚥的跡象，小米粥都從嘴角流了出來。大姐給他擦了擦，倚著枕頭靠了會兒，就又躺在了炕上。
就這樣，我見了二舅最後一面。
明年再見，就是一座墳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