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的父母早逝，婚姻大事進行得不太順利，而母親則被要求招一個上門女婿來供養她終身未婚的么爸，因此有媒人給介紹的時候，雙方愉快地結了婚。

我出生成長在外公外婆家，一直稱呼外公外婆為爺爺奶奶，這在川渝地區很常見。我的成長曆程和舅舅們相處很多，尤其是年齡較小的么舅，我聽著，看著，也參與著，拼拼湊湊了他的一生。

么舅生於1974年，是家裡的小兒子，上面有大姐和二哥，大姐就是我母親。雖說“皇帝愛長子，百姓喜么兒”，但他脾氣犟，愛打架，相較於聽話肯幹的大姐和老實沉默的二哥，他挨奶奶的打最多，一天三頓小打、三天一頓大打，一直持續到他上初中。

那時，么舅的理科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一旦得了好名次，就會免去不少“皮肉之苦”。當然，像語文、英語這種需要花時間下功夫的，他就不太行——畢竟，調皮歸調皮，他還得和哥哥姐姐一起完成家裡的一大半農活。

中考後，么舅順利考到縣城的高中，這在當時是極為不易的。縣城離家40多公里，按說，他應該住校，把時間花在學習上。但家裡為了省錢，還是讓他獨自借住在親戚家的空房子裡。其實，家裡四個人供他一人上學完全沒問題——爺爺是村幹部，奶奶務農，我母親學手藝，二舅當兵。不過，爺爺自詡大哥，要在農活、食物、錢財等各方面照顧各個已經外出安家的弟弟妹妹，加之奶奶在農活上也並不能幹，於是家裡時時都捉襟見肘。

親戚家的房子到學校要走半個小時，么舅沒有腳踏車，每天來回要走四趟，生活費也只有別人的三分之一，因此還要從家裡帶菜、帶面去做飯。午休兩小時，他來回走路一個小時，做飯、吃飯一個小時，如果中午老師留了作業就不能回去吃飯，有錢的時候還能在食堂湊合，沒錢的時候就只能餓肚子。晚課上到九點鐘，90年代初的縣城郊區，路上沒有路燈，路邊還有無數的新老墳塋。么舅每天獨自走過漫長、黢黑的路，回到家，在昏黃的白熾燈下對付兩口，再開始做作業。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他的成績仍然名列前茅——時隔十多年，再拿起我的高中物理，他還能給我講題。

然而，高二還沒讀完，18歲的么舅就輟學了。

我問他輟學的原因，他只是含糊地說：“錢掉了啊。”

“喊他們給你帶點來啊。”“他們”指爺爺奶奶。我認為，掉十幾塊錢根本不是輟學的理由。

“掉了就沒有了，就沒錢吃飯了。”么舅語氣裡是不願深究的敷衍。

而後，我們再也沒有就這個問題討論過。現在回頭想想，掉錢大概只是壓倒他上學路的最後一根稻草，在這根稻草之前，還有許多的大山壓在他身上。比如，農村學生英語普遍很差，但他沒有精力也沒有金錢補起來，比如體育課上，他不會踢足球，也不會打籃球。再比如，正當青春期的他沒有多餘的衣服鞋子換洗，而成績好但是貧窮就很容易被霸凌。也因此，掉了錢，他第一時間不是想著家裡面還能給，而是想著被家裡知道了免不了又是一頓打罵……

當時，我母親極力反對他輟學，在家裡大哭大鬧，但是家裡的長輩大概是高興的，畢竟少了一筆開支，還多了一個人掙錢。

我高中文理分科時，明明數理化一塌糊塗，還堅持學理科。么舅勸我想清楚，不要被環境的聲音裹挾了，但是我盲目自信，還是一頭扎進理科的坑。

2010年過年，我一邊做物理習題一邊看電視，么舅氣咻咻地給我關了。過了一會兒，大概覺得自己太兇，又跑來和我說話，但是我不理他。

么舅打破僵局，說：“火車上有個人來推銷筆，不曉得啥原理，特別好寫。我想著給你買十支，結果一猶豫，他就被列車員趕走了。”

“你就是不想買，筆你都不給我買！”我還在生氣被關掉的電視。

“不是，他被攆起走了啊。”么舅解釋，“所以，賣西梅的來了我就趕緊買了啊。”

好吧，看在西梅的份上。么舅拿起我畫的花花綠綠的物理筆記本翻了翻，說：“讀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盡力就好，不要有太大壓力。”這句話完全不同於二舅跟我說的，“你讀書一定要讀出來啊，不然，所有人的辛苦都白費了。”

么舅這句話我念了很久，從不見晨昏的高四到寫論文寫到掉髮的研三。

1993年，么舅19歲，大小夥子在家務農也不是長久之計，於是他嘗試學一門技術。

起初，么舅想跟著家裡的親戚學開車，但是親戚的辱罵勸退了他。隨後，么舅又跟熟人學做生意，但是沒本錢也做不成。後來，他還在家養過一段時間兔子和蘑菇，技術不成熟，最終以全部死完結束……

就這樣，沒頭蒼蠅般蹉跎了兩三年，22歲的么舅隨村裡的大部隊南下廣東打工了。

剛去時，么舅既沒有技術也沒有學歷，他根本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沒錢吃飯時，他就跟著一個先去的“老油條”偷別人菜地裡的蘿蔔，和嚴順開演的《阿Q正傳》裡面的阿Q一模一樣。阿Q尚有一間破廟，一張破床，他們睡覺卻只能隨便找個地方一蜷。過年時，家裡人都盼著么舅回家，結果只收到一封信說，“沒錢就不回了”。那應該是1996年年底，我3歲，么舅在家的時候陪我玩得多，所以他不在家時，我也很想他，還口齒不清地唱“我在廣州挺好的，今年春節一定回家”——這是當時很火的流行歌曲《一封家書》，我拼湊來兩句隨便唱。我一唱奶奶就會哭。後來，我總想起奶奶當時的眼淚。他們該給么舅支援的時候沒有給，這時以充沛的感情來粉飾，最後能得到的，不過是自己的心安罷了。

1997年年初，工廠大招工，么舅終於透過熟人進了一個拉鍊廠。他先是做學徒，上手之後，工資不過幾百，但是總算暫時安定下來了。那以後，么舅每月都給家裡打錢，理由是怕他亂花，要交給父母存起來。

生活眼見有望時，不知道是機器故障還是自己不小心，么舅傷了手，工廠不僅不賠錢，反說血染了拉鍊要他賠。後來，么舅說起來，那時候工廠也不是真要他賠錢，只是怕麻煩想趕他走。么舅也真的就走了，手傷了，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在外徒花錢，他只好又回了四川老家。

生活乏善可陳，日子渾渾噩噩。

2003年，我9歲，在大規模撤銷村小合併成寄宿制學校的浪潮下，只能去往離家二十多公里的寄宿制小學住校。那時候，么舅和其他人一起去了西藏，年代久遠，我已經不記得他做的是什麼工種，大概從那時開始，他已經開始了打隧道的生活。

有一天傍晚，我和小夥伴一起在操場瘋跑，值班老師突然喊我接電話。那個時候，一個村尚且沒有一臺電話，怎麼會有一個電話打到學校來找我。我懵懵懂懂地學著電視裡看來的那樣子，拿起紅色的塑膠聽筒放在耳邊，么舅的聲音從遙遠的地方傳來，帶著縹緲的不真實感，他說：“我是你么舅，我昨天差點死了，你回去給你爺爺說……”

訊號不好，么舅的聲音斷斷續續，但好在還是能拼湊出來整件事情——他前一天做工時被電擊了，情急之下，旁邊的人一棍子開啟，救了他的命，但他還是有一個指頭嚴重燒傷。么舅一邊治療，一邊後怕，想要家裡人去找個“會看”的人幫“處理”一下，意思就是“信迷信”。

週五回家，我趕緊把這件事和家裡人說了。第二天，爺爺就出門了。子女親眷遠行，為人父母者除了擔心，並不能做點更實際的事，於是在掃墓上墳、進廟燒香時總會祈禱一句平安，心理作用罷了。多年後的今天，我才後知後覺想起來。那時候的么舅，不知輾轉了多少次、找了多少人，才拿到我學校的電話。

我上初三時，父親跟么舅一起出去打工，父親會電工和焊工，在工地用得上，也不太累。但他離家的主要原因，還是家裡開支很大，上有終身未婚被分給母親供養的么爸，下有我和弟弟兩個住校讀書的孩子。

可是，父親還沒有做滿一年就受傷回來了。

當時，他們在木裡縣的一個工地打隧道，由於技術的限制，那是一個高危的工種。當然，工資也高。么舅他們一個班組5個人，我父親體力不好，和另一個人在前面打鑽。那人在前，父親在後，么舅他們另外三個人在更外面一點的地方撈渣——就是把碎石裝上拖拉機再轉運出去。突然，隧道冒頂塌陷了，父親前面那個人直接被砸中，父親躲了一下，被垮下來的碎石拍中左邊身子，他想要回去拽那個人，被么舅眼疾手快拖出去了幾米遠。么舅也因此受了傷。父親後來解釋說，他看到那個人還在動，就想去拉他，么舅氣急敗壞地罵他：“那麼大的石頭是兜頭垮下來的，就是在車上都不一定活著，你硬是一點眼腦（眼力見）都沒有！”

父親當時如果返回去，那麼大機率也是葬送在那裡。後來，父親就再也沒有出遠門打工了，么舅私底下說，父親眼腦不聰明是一回事，另外，他也怕父親出意外，他沒辦法面對自己的姐姐和侄兒、侄女。雖然，么舅沒有再帶我父親出門，但是每年給我們的壓歲錢也不少，還默默存了一萬塊錢給我上大學用。

么舅剛二十歲時，家裡就開始考慮他的婚姻大事了。

起初，他和同村的小燕談戀愛。小燕長得好看，大眼睛，高鼻子，皮膚白皙。么舅對小燕一腔赤誠。小燕外公嗜酒，他就自己學會釀酒送去。小燕爸爸好賭，一起打牌時，么舅就一直放水讓他贏。小燕家年底有什麼重活，么舅也搶著去幫忙。小燕過生日時，么舅買了大蛋糕和各種菜送去——這在90年代的農村是非常奢侈的。

小燕沒有外出打工，所以，么舅也會攢一點錢偷偷塞給她。么舅還說，自己女朋友就不要出門吃打工的苦了，男人在外掙錢，有經濟基礎以後就在家附近找個輕鬆的活，兩個人一起好好過日子。

可是不管么舅做了多少，小燕的姨媽都不同意這門親事。小燕沒有媽媽，寄居在她姨媽家，所以把她姨媽的話奉為圭臬。所以，兩人就這麼分不了也和不好地過了幾年。又一年過年，么舅打工回來，拎著大包小包去找小燕，可是小燕不在家，她家裡人解釋說她去她姑姑家過年。年初三，小燕回來了，但帶著個男人，黑黑瘦瘦的，比么舅高一些，說是她已經訂婚了的男朋友。

么舅彷彿被當頭棒喝。從前車馬慢，甚至配不上一句認真的分手。

那時的我不過七八歲，不懂成年人之間的感情糾葛，也無法體會么舅那時候的心情。很久以後，小燕姨媽自己說出來，帶那個男人回家的時候小燕已經懷孕了。

“她姑姑給她介紹的，說是條件好，結果一點不做事（遊手好閒），出去耍了一個月不曉得咋就懷起了，我還能說啥誒？”小燕姨媽在一戶人家的酒席上嚷嚷，然後又跑去我母親耳邊嘀咕，“現在那兩個吵嘴還說呢，喊她滾。說是你那山上還有個男的等到供你。”小燕婚後確實不太幸福，那個男人好吃懶做，她也不太能吃苦，兩個人帶著娃在婆家啃老。

在么舅快邁入三十歲時，母親、奶奶包括遠近的三姑六婆都變得非常焦躁，彷彿沒有結婚是天大的事。於是連續有幾年的年末，母親像是病急亂投醫般到處託人介紹，么舅從臘月回來就要到處奔波，本縣的，隔壁縣的，高的，矮的，未婚的，帶娃的，脖子歪的，眼睛斜的，弱不禁風的，胖得走不動的。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么舅是我成長過程裡為數不多的、很正面的男性長輩角色，他堅定自己的想法，幾乎不為世俗的壓力所迫。所以，他即便是和和氣氣地去相看，但是最終也沒有能處下來一個。直到他36歲時，才和一個喪偶帶倆孩子的女人開始相處了，也就是我後來的舅媽。舅媽大舅舅2歲，舅媽覺得么舅踏實肯幹，么舅也覺得舅媽各方面都比較適合，於是不介意她帶著兩個女兒，還到她家當了上門女婿。兩年後，么舅帶著他十幾年打工攢的錢和舅媽結婚，舅媽在40歲高齡生下了他們的女兒。

生活開始往好的方向發展，兩個人吃苦耐勞，踏實經營家庭。舅媽希望么舅能留在家裡，最好是在家附近打工，既能照顧家庭，也能有一份收入。於是，么舅找了一個冶煉廠上班，但是過了一年，養育三個孩子的花費加上日常的家庭支出，手頭變得緊張。於是，在熟識的包工頭再喊么舅去打隧道的時候，他和舅媽商量還是想去，畢竟一個月3000塊的工資和一個月一萬多的工資還是有差距的，加上，么舅那時已經是工地的小帶班，也不會那麼辛苦。所以，他再一次出門了。

好像又和從前許多年一樣，么舅年初出門，年末再回家。有變化的是，他回家會先回自己老婆孩子的家，父母姐姐這個家每次拜年回來，最多隻能待兩天住兩晚。很多農活都需要幾個人合力才能完成，所以，在家待的這兩天，么舅要和我父母一起，給爺爺奶奶砍樹、劈柴、修豬圈等等。幾乎全年無休。

2015年，我大三，掂量了一下自己本科的就業面和後續的規劃之後，我想要考研。打電話時和么舅說起這件事，聊起來各種顧慮。

么舅只說：“那你就去試一下，大不了遲點找工作。”

我一下子豁然開朗，再差怎麼樣呢，遲一點找工作而已。我進大學時，么舅給的那一萬塊錢，再一次成了我的底氣。很幸運，我一戰上岸。錄取通知書到了後，家裡人一邊開心，一邊擔心我的學費——即便我一再解釋學校有獎學金，還給發生活費。么舅知道了，給我打電話，把我上本科那年的那句話重複了一遍：這個社會，一家人還供不起一個大學生嗎？同樣的話，他也給我母親重複了一遍。2016年9月，母親和我拎著大包小包，坐了四個小時長途大巴到成都，開學報到。

么舅每次出門打工都要從成都火車北站出發。他不會在智慧手機上買票，所以每次出門都會喊我幫買，但我的12306不知道怎麼搞得被鎖了，需要去車站的服務中心解鎖才行，我就乾脆找舍友幫買。

么舅從長途汽車站下車後，需要坐公交再轉地鐵去火車站，轉乘的地方離我學校不遠，因此么舅會來看我，我們會一起在校門口的小餐館吃個飯，然後他再去火車站。起先，他是不願意吃飯的，覺得沒必要花這個錢，我卻覺得在火車上要坐一天多，上車前吃點熱乎的也好。

有一次吃完飯，時間還比較充裕，我和他說：“走，進學校去逛逛，反正時間還早。”

么舅拒絕，他說學校不都一個樣。

“還是不一樣，有歷史的學校，香樟都那麼大！”我比劃著在身前畫了一個大圈。

么舅又拒絕：“你還能隨便帶外人進學校啊？”

“當然啊，我有卡，帶家長進去看看是可以的。”那時候沒有疫情，對於正常參觀的家長，學校還是不會拒絕的。

么舅有點動搖：“但是沒有地方放揹包。”

么舅沒有行李箱，打工多年都揹著個軍綠色的大帆布包。那是二舅當兵時部隊發的，質量非常好，大包放衣服用品，側包還能塞一把傘一瓶水。除了看起來土氣一點，實用性很強。

“我們寄放在門衛上，我登記一個，那些保安大叔還是比較和藹的。”我繼續勸。

我很想帶么舅進去看看，他有一個被外力打斷的讀書夢，有能理解我讀書不易的心，還在學費上默默支援我。另外，我還有很虛榮的想法，希望自己成為他的驕傲。

么舅遲疑了一下，終於還是說：“算了，不進去了，我這一身衣裳一看就是打工的，不給你丟臉了。”

老式的校門看起來一點也不宏偉，我提議要不要拍照，么舅也拒絕了，說沒必要。他一直以來都不愛拍照，拍照就虎著臉。我最後還是沒有勸好么舅，他只是在校門口站了幾分鐘，沒有進去校園。

我們都是內斂的人，幾乎不向親人表達自己的情感，但是我和么舅的互動遠多於和父母。論文寫不出來時，我半夜三四點發朋友圈emo（憂傷），么舅看到就發語音給我，問我端午節吃粽子沒有，吃飽了就萬事不愁。有時，我曬出去做翻譯的照片，黑色的西裝，藍色的工作牌，站在人群裡神采奕奕，么舅就會發訊息說，“嗯，看起來像那麼回事了”。

大概，么舅也是為我開心的吧。

2018年新年剛過，正月十七凌晨兩點，父親突然給我發訊息，問我睡了沒有。我還沒來得及回，新的訊息彈出來——“你么舅出車禍了”。

我抖著手回，“嚴重嗎，現在在哪個醫院？”我想，再危重不過送華西，天一亮我就去看他，很近的，我打車很快就能到。

其實，但凡還有一絲的希望，父親也不會在半夜兩點發訊息給我。

“人都不在了。”

沒等我回復，又跳出一句。

“在康定，你媽他們已經過去了。”

我急急起身，出門，走到走廊盡頭，撥通母親的電話。鈴聲響了很久，才傳來母親沙啞的聲音，“枉自了”。意思就是，真的是毫無辦法了，人真的不在了。走廊盡頭的風捲過來，透過單薄的羽絨服又從視窗撞出去。我茫然地結束通話電話，甚至沒有哭，內心只充斥著一種荒謬的寂靜感。

母親說，處理這個事情還要很久，讓我不必立刻過去。

後來，母親慢慢和我說起這件事情的始末。正月時，么舅接到他朋友大力算是求助一樣的邀請，請他一起去工地做兩個月，順便帶帶新人，畢竟，在打隧道方面么舅已經是半個土專家了。大力和么舅關係不錯，既是同村的夥伴，之前打工時也互相有過照應。加之，么舅本來要去的工地要遲兩個月氣溫回暖一點了再開工，於是便答應了大力的邀請，路上還可以順便幫搬東西——甘孜裡面蔬菜很貴，大力要拉一皮卡車的蔬菜去工地。

正月十六，黃曆說，宜出行。

於是，他們一行五個人拉著滿滿一車蔬菜就出發了。車是年前剛提的一輛寶藍色皮卡車，司機是大力，駕照也是年前剛拿到的，副駕駛是么舅，後面還坐了三個人，中間是大力的姐姐，兩邊是兩個一起去的工人。

當天下午兩點多，這輛嶄新的皮卡車開在折多山上，在一段平坦的、路邊幾乎全是草地的公路上，精準地撞上了路邊的一棵大樹。撞上去的位置當然是副駕駛，副駕駛前面的引擎蓋微微翻起，寶藍色的車頭被撞出一個不太規整的弧形。

我不在現場，之所以知道得這麼清楚，是因為就在我得知么舅去世的第二天，朋友圈就充斥著大力的水滴籌連結，那上面附了現場的照片。大力受了傷，在水滴籌上渲染出一副要死不活的模樣籌錢，而死了的兩個人已經在康定殯儀館躺了一天。

是的，死了兩個人，一個是副駕駛的么舅，死在救護車上，一個是後座中間大力的姐姐，貨箱裡面裝的貨物撞破玻璃和護欄衝過來撞在她頭上，當場死亡。後座另外兩個人，么舅後面那個人進了重症ICU，半年後也死了。大力後面坐的那個人，幾乎沒受傷。

兩點多發生的車禍，救護車要從康定過去，非常遠。更荒謬的是，救護車接上傷者後又接到通知說山的另一邊又出了一起車禍，救護車還要去接人，於是救護車拉著傷者不往康定走，反而倒頭往山裡走。不知道走了多久，又說不去了，再次掉頭去康定。就這樣，么舅死在了救護車上。

我從未聽過如此荒誕離奇的黑色幽默。

人死不能復生，活著的人著手賠償的事情。為了得到賠償金，母親和舅媽他們開始漫長的奔波，一大波親戚也留在康定幫著處理這件事。

母親和二舅去工地，希望能認定是工傷，舅媽和她的親戚留在康定，和各方的人談判。

母親和二舅自己沒有車，只能搭一個同去工地的人的車，在那個人的指桑罵槐中一路趕去工地。去工地當然也不會有什麼用，工地承包方不知道小工頭招了什麼人，人走到了哪裡，是不是出事甚至已經死了兩個人了，母親他們連工地大門都沒能進得去。於是，他們又在當天下午一路往回趕。經過雅江時，舅媽打來電話，大概意思是喊母親留在雅江，去找政府，去上訪。除了試著把事情鬧大讓事情被看見之外，他們沒有更好的辦法。

於是，二舅隨車回康定，母親獨自一人在半路下了車。那時候已經是下午五點多了，母親向沿途的村民打聽才得知，那裡距離雅江縣城還有30多公里，然後又接到舅媽的電話，讓母親還是回康定再做打算。但是那一刻，母親身處一個人生地不熟，且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不管往哪裡走都很困難。

這裡不得不提一下我二舅，他在很多時候，是那種會把“懦弱”兩個字刻在臉上的人。年紀輕輕去當兵，在最好的時候，因為家裡希望他回來，於是放棄自己喜歡的職業回家。回家後，他去相親，又因為對鎮上的嚮往而在相親當天就留在女方家，最終匆忙結婚，成為一個毫無話語權的“奴隸”。

最後，是路邊好心的村民幫攔了一輛大卡車，母親終於回到康定。

舅媽這邊的進展也不順利，談來談去沒有任何實質的作用。這件事情的問題在於，大力接的這個活已經被承包了幾手，他和專案業主以及總的施工方沒有直接聯絡，也沒有合同或者任何證據證明他們此次出行和這個工地的工作有聯絡，這種幹工地的多數打個電話就說定的事，不要說合同，連微信的文字都不一定有。所以，事故無法認定為工傷，只能算車禍事故。而如果算車禍事故，那麼就該由肇事司機大力賠償，但是他說沒有錢，他賠不起那麼多人——兩個死者，以及一個躺在ICU燒錢的傷者。

時間已經過去了幾天，事情毫無進展，舅媽決定去州政府上訪。差不多也是這個時候，大力畏畏縮縮地拿出了他和他上一層包工頭的通話錄音，解釋說是自己之前受傷嚴重沒有想起來，手機也壞了，還好錄音還在。

加上其他各方面的幫助，終於有人出來承擔賠償的事宜。

各種求告無門、撒潑打滾，各種親戚朋友關係都用盡，在事故發生了十天之後，賠償的事情終於談好，還是按照車禍事故賠償，由大力的上一層包工頭替大力賠了錢，透過專業的核算，賠給么舅五十多萬的賠償金。

母親問我，要不要去見么舅最後一面。於是，我早上從成都出發，大巴車一路顛簸，終於在天擦黑的時候到達康定。留在那裡幫處理事情的人很多，在飯店坐了三桌，他們抽著煙，大聲談笑，像每一波在新年聚餐的人們。這大概也是他們應得的，死去的人死了，活著的人討到了一個能勉強說服自己的公道，這一刻，放鬆下來也是理所當然。

飯後，母親說要不要去醫院看看大力，我說我不太可能冷靜地面對這個害死么舅的人。母親勸我，畢竟也是同村的人。

我們見到大力的時，他在普通病房，一邊手臂捆著夾板，一手打著吊瓶。彷彿為了表現出自己也受了很重的傷，他主動說，自己的肋骨斷了，肺上有挫傷，呼吸不過來。

母親說：“死的死了，你好好養傷。”

我說：“當然要好好養，你看你這兒電爐開得高，也不曉得么舅躺在殯儀館冷不冷。”

大力開始了他並不怎麼走心的表演。

他說：“車禍的那個地方明明很平，不曉得怎麼就撞上樹了，聽說那個樹上最近都出了兩起車禍了。”這是把自己摘出來，怪亡魂作祟了。

他說，救護車上，我么舅還問他怎麼樣，他說自己痛得很。么舅說，自己有點呼吸困難。這是表明么舅不僅沒有怪他還在關心他，要打感情牌了。

他說他是罪人，害死了好兄弟，害死了自己姐姐，說著，他就用打著吊瓶的手搓了搓自己的臉。這是開始賣慘了。

我對他的恨，並不僅僅因為他是一個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殺人兇手，也是因為出事之後他的種種作為。兩點多的車禍，么舅重傷到死亡，我們家晚上八點多才接到訊息，而他全程清醒。么舅是受他邀約去工地的，么舅的死亡他有責任，但是他並不愧疚，只想把自己撇乾淨。錄音的事情，他要是早說可以省去很多麻煩，但也許是為了保住工地一直沉默，到自己不得不賠錢時才終於暴露出來。

我看著他虛偽的嘴臉，只覺得窒息。

我們住在一個旅館裡，半夜輾轉難眠，身旁是母親和舅媽交織的呼吸。她們已經很多天沒有好好休息了，悲傷和疲累不停息，但是天亮就要接么舅回家。

康定的天澄澈高遠，日光耀眼，樹枝上的冰凌泛著冷冷的光，我站在樹下，看相干不相干的人在殯儀館的一側進進出出。靠近河邊的地方，有一個垃圾池一樣的焚化池，母親叫我離遠一點，說那裡面燒的都是死人的東西。

遺體火化前有一個簡單的告別儀式，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么舅。他躺在一塊木板上，臉上有一些傷，但並不猙獰，可能是在殯儀館躺太久了，和記憶裡的樣子完全不一樣，我幾乎不認識這個人，甚至懷疑他們認錯人了。么舅穿著黑色的壽衣——母親說，他們到殯儀館的時候，么舅身上的衣服已經被剪下燒掉了，他們給了管理人員2000塊錢才把壽衣穿上。壽衣外面還有一件白色的孝衣，頭上還戴著一方孝布，因為按照習俗，爺爺奶奶還在世，么舅走在老人前面已是不孝，所以該為自己的父母盡最後的孝道。我看見么舅露在外面的手指頭，手指頭上還有傷，就是很多年前那個被電擊的手指，可能是因為醫療條件的限制，那個手指頭縫合得很醜，指腹少了一截，可到底是好了，現在的傷卻永遠也不會好了。

母親和舅媽跟么舅說著些什麼，是最後的告別。我只看著，說不出來什麼話。簡單的告別儀式後，我們走出了火化間。不久，高高的煙囪上冒出青藍色的煙。

過了一陣，工作人員喊進去收斂骨灰。角落的一張鐵皮臺子上，二舅用一個平時用來掃垃圾的銀色撮箕把骨灰掃起來，往一個鋪了綢布的紙箱裡面裝。沒有用骨灰盒，家裡準備了黑漆大棺材。

么舅的葬禮和千千萬萬個農村的葬禮一樣，有人嬉笑打鬧，有人穿著大紅衣服塗著大紅唇竄來竄去，有人陪著年紀大的家屬翻來覆去說著安慰的話。爺爺奶奶當然不在現場，因為葬禮是在么舅的新家舉行的。我控制自己不去想那一天的爺爺奶奶在家做什麼，有沒有人陪，吃不吃得下一口飯。正月十五，么舅回過家一趟，第二天要和大力一起出門，所以匆匆忙忙又走了，那時候，爺爺奶奶並不知道這是此生和自己小兒子的最後一面。

我去么舅的房間幫拿東西，他洗好曬乾的衣服還丟在床上。床腳放著和骨灰一起帶回來的那個軍綠色的大包，包的一側還插著那把格子傘，包口敞著，最上面是一個超市的塑膠袋，看樣子裡面裝的是毛巾洗漱用品之類的東西。物品的主人已經先一步成了灰，它們也很快會被背去山上燒掉。

么舅的晚輩，包括繼女、侄女有十幾人，但是並沒有傳說中的披麻戴孝。我問母親為什麼不發孝布，母親說，有長輩說怕嚇到小妹妹，就算了。一種深深的無力感席捲了我，有風俗說，靈前無人披麻戴孝的話此生就白來了。

么舅這一生，被驅趕著東奔西走，成家立業，結婚生子，為求一個世俗意義上的圓滿，到了最後一步，也還是沒有達成一個所謂的圓滿。

如果把結局放在開頭，讀者同我一樣知道，有這麼一個人歷盡人間的辛苦最後也沒有迎來世俗意義上的圓滿和幸福，他身故在一場交通事故里再也沒有未來，未免顯得這個故事過於悲愴。然而，事實就是這樣。

墳很快在半山坡上壘起來，幫忙的人匆匆回去吃飯。母親從衣兜裡摸出一個髒髒的塑膠袋，裡面裝著一抔泥土，那是她第一天去么舅車禍現場的時候裝的，貼身放了這許多天。母親把泥土抓出來，使勁拍在么舅墳頭上，邊拍邊說：“老三啊，我們把你帶回來了哦，回來了哦，快回來了哦。”好像，真的是出遠門的弟弟跟著姐姐翻山越嶺回來，然後入土為安。

2019年，我研究生畢業。畢業時，室友說，“以後不能幫你買火車票啦，我把你舅舅的資訊刪了哦。”我悶聲說好，他也用不上了。

和么舅的聊天記錄換手機的時候也弄丟了，於是承載著他聲音的東西也沒有了。在很多人嚮往川西要去玩的時候，我一次也沒有去過。朋友圈有人發折多山的照片，我會忍不住想，如果這個山沒有這麼高，如果那棵樹沒有那麼大，如果距離不是這麼遠，么舅是不是還有搶救的可能。

么舅去世快一年時，大力去舅媽家還錢，那是他在醫院的時候借舅媽的。我和兩個弟弟正好去舅媽家給么舅上墳，於是，我們把他堵在了舅媽家院壩裡。為什麼我么舅死了，他還可以好好活著？為什麼他女兒還有爸爸，而我的小妹妹那麼小就沒了父親？

我問他，為什麼不給么舅燒紙，為什麼不去墳上磕頭。他支支吾吾說還有事，但是看我們不像要放他走的樣子，又說，要去街上買了紙錢再來。我們也不可能真的打他一頓，只能威脅他說，“你還欠我舅多少錢你自己趕緊還了，不然他半夜來找你，你自己小心。”

大力他總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向我么舅借錢，么舅也從不吝嗇，由於么舅的去世都成了爛賬，他當然不會主動還，後續也不知道有沒有還給舅媽。

舅媽帶著三個女兒，有一些存款加上各種政策，日子倒是不算緊巴，但到底收入減少了很多，人難免焦慮，三個孩子小的才六歲，大的還在青春期，教育也是大問題。

么舅的去世給爺爺奶奶的打擊是最大的。爺爺不服氣大力撞死人竟然還可以好好地到處掙錢，堅持要去法院告他。大力的交通肇事罪是監外執行，但是隻要把登記了手機號的手機留在家，他也是可以到處去幹活的，他差不多時間去派出所報到就行，警察不會天天盯著他。爺爺告大力的理由是賠償金不合理，我勸爺爺不要去，賠償金是算清楚並且幾方簽字生效了的，甚至因為爺爺自己有養老保險，連贍養費都沒有他這一份，法院不會拿大力怎麼樣。

爺爺說，“有人說，車禍前一晚大力喝醉了，還打牌打到凌晨兩三點，他應該受到懲罰。”

我說，“我也聽說了，但是我們沒有證據，也不會有人會為了一個死人的公道去跟大力這個活人對峙。”

爺爺不聽，堅決遞交了訴狀，沒有律師，法院還指派了一個法律援助的律師。最後的結果當然是敗訴。

爺爺抱怨說：“那個律師不行，他都有點結巴咋說得贏！”

“算了吧，人死不能復生，你就當他出遠門打工去了，反正也不是每天都守著你的。”母親只能如此安慰。

么舅去世的第二年，也就是2019年的5月，奶奶也去世了，死於肺癌。自么舅去世，奶奶就一直很傷心，自己一個人時就會突然哭起來，肺癌查到已是晚期。全部的親戚朋友只有我和母親執意要治療，那時候，我還在研三，存款有2萬，其中一萬是么舅存給我讀大學的。但是奶奶的兄弟，也就是母親的舅舅們阻止了，大家都覺得沒必要了。

又兩年，2021年元旦前夕，二舅打工的時候被機器打中腦袋，在ICU躺了20多天後撿回一條命，但是成了路都走不穩的殘疾人。

至此，我眼看著身邊的這些農民工在謀生的路上被摔打得七零八落。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如我父親，受了一些傷，身體有了一些缺陷，但是不影響正常的生活，這是大幸；有一部分人，如我二舅，受傷嚴重基本失去獨自生活的能力，往後就要依靠賠償金和配偶子女過完毫無生活質量的餘生，這也算幸運。有一部分人，如我么舅，運氣好的時候，躲過飛石，運氣不好的時候，喪生，意外出現在了明天之前。當然也存在一部分人，他們最後找到了自己擅長的領域，成了小老闆甚至大老闆，但是這樣的人少之又少、鳳毛麟角。

我們在看到哪裡出事故哪裡出意外的時候，總是會唏噓幾句，感嘆說生而不易逝者安息。人擅長自愈和遺忘，但是對於事故背後的那些家屬來說，在往後漫長的餘生裡，傷口會如同陰天的風溼一般，附在骨頭關節上，永不會治癒，永遠隱隱作痛。

編輯｜森芒     實習｜文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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