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 季寺，賈敏
歐洲針對左翼的“隔離帶”
近年來，歐洲政治舞臺發生了一種令人擔憂的趨勢：右翼民粹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力量的結合正在瓦解對極右翼的防線，並轉而建立起針對左翼的“隔離帶”。這種政治動態不僅削弱了左翼黨派的影響力，還對社會運動、環保組織、工會以及更廣泛的公民社會產生了壓制性的影響。
當地時間2025年1月25日，德國哈雷，選擇黨領導人愛麗絲·魏德爾在選舉競選集會上發表講話，身後的大螢幕上顯示馬斯克的畫面。
研究者Francesca De Benedetti在《雅各賓》發文，從德國、奧地利、法國和歐盟整體的情況總結了這一趨勢及其深遠影響。
在德國，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領導人魏德爾近期在世界首富埃隆·馬斯克的社交平臺“X”上發表了一些極端言論。儘管這些言論極具爭議性，但它們反映了歐洲政治中極右翼觀點的進一步正常化。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極端立場不僅得到了廣泛傳播，還逐步影響了主流政治。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甚至與德國選擇黨共同投票，通過了加強移民控制的議案。這表明，曾經堅守的政治防線如今已經被打破，甚至徹底逆轉。
在奧地利，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更為顯著。以前，由於極右翼政黨自由黨的納粹歷史背景，主流政黨往往避免與其聯合執政。然而，近年來，自由黨不僅逐步擴大了政治影響力，還可能在未來的政府中佔據主導地位。更為嚴重的是，奧地利人民黨與自由黨之間的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議程。在社會民主黨提出階級鬥爭和社會正義的主張後，奧地利人民黨寧願選擇與極右背景的自由黨合作，也不願接受主張社會公平的左翼。
這種動態不僅侷限於國家層面。在歐盟議會，保守派和極右翼也在逐步聯合起來。歐洲人民黨不僅與義大利總理梅洛尼領導的極右翼政黨建立聯盟，還將左翼視為主要的政治敵人。例如，歐洲人民黨對歐盟委員會副主席裡貝拉發動政治攻擊，並在議會中邊緣化左翼和綠色黨派的聲音。甚至在議會選舉中，歐洲人民黨也依賴極右翼的支援來鞏固其政治地位。
這一趨勢的另一個顯著特徵是，左翼不僅在政治領域被排斥，還在話語權上遭到全面壓制。在法國，總統馬克龍領導的中間派“復興黨”積極將左翼描繪為“極端”，試圖將其排除在“共和陣線”之外。他甚至透過歪曲議會選舉結果，否認左翼聯盟“新人民聯盟”在議會中贏得了最大黨團地位。此外，馬克龍還與極右翼領導人勒龐和巴爾代拉秘密會面，試圖在削弱左翼的同時，與極右翼達成共識。
馬克龍的策略不僅是政治上的排斥，更是一種語義上的攻擊。透過將“極左”塑造為與極右同等危險的存在，他成功地將反對派左翼的合法性邊緣化。這種語義操控也體現在歐盟層面。比利時前總理索菲·威爾梅斯就明確表示，新自由主義力量將對“極左”實施隔離政策。在這一過程中，曾經象徵自由和平等的“共和國”概念被重新定義為一種排他性、紀律化的價值體系，用以壓制一切挑戰主流邏輯的聲音。
根據Harrison Stetler在《雅各賓》的文章，法國近期出臺了一項更為嚴格的移民政策，這項政策引發了廣泛的爭議。該政策被認為是為了迎合極右翼的選民，尤其是為爭取瑪麗娜·勒龐領導的極右翼政黨支援而制定的。法國的內政部長布魯諾·勒泰勒奧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限制無證移民申請合法工作和居留身份的途徑。勒泰勒奧以其強硬的移民立場而著稱，而這一新政策被視為他加強移民管理、贏得極右翼支援的手段。
這項政策規定，想要申請合法身份的無證移民，必須證明自己已經在法國居住七年，而不是之前的五年。此外，申請者還需要證明自己在勞動力短缺的行業工作，並滿足“融入社會”的條件，例如具備法語能力和遵守法國的共和價值觀。勒泰勒奧表示，政策的出臺是為了回應法國公眾對移民問題的關切，並認為過去對待無證移民的方式過於寬鬆，需採取更嚴厲的措施。
然而，這項政策遭到了移民維權組織和人權團體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這項政策不僅不會幫助無證移民融入法國社會，反而會將他們進一步邊緣化，令他們的生活和工作變得更加困難。移民維權組織La Cimade的活動家奧羅爾·克里祖瓦指出，新的規定使無證移民更加難以脫離不穩定的狀態，繼續生活在法律的灰色地帶，無法享受社會的保護。
此外，新的政策刪除了諸如家庭關係等考量因素，單純關注工作和經濟狀況，這意味著無證移民的合法化途徑被進一步收窄。
這項命令實際上廢除了2012年由時任內政部長曼紐爾·瓦爾斯提出的“瓦爾斯備忘錄”，該備忘錄允許地方政府依據“特殊居留許可”來為無證移民提供合法身份。雖然勒泰勒奧表示，這一新命令簡化了行政程式，但實際上，它減少了無證移民申請合法身份的途徑，使得他們的處境更加困難。
根據法國內政部的資料，目前法國大約有80萬無證移民，而在2023年，只有3.4萬人成功獲得合法身份。更重要的是，在這3.4萬人中，只有1.15萬人是因為從事勞動力短缺行業才獲得合法身份。無證移民的生活變得更加不穩定，他們面臨著剝削性僱主、黑市住房以及可能的隨機警察檢查。
批評者認為，這項政策更多的是為政治利益而制定，目的並非真正解決移民問題，而是迎合極右翼選民的情緒。
總理貝魯拒絕了右翼關於就限制移民舉行全民公投的呼籲。但他為勒泰約的命令辯護，稱法國公眾有一種“被淹沒的感覺”。這一模仿極右翼主要敘述的言論，上週短暫中斷了社會黨與馬克龍陣營之間的談判。在中間偏左的建制派與勒龐之間，貝魯似乎希望兩頭兼顧。
隨著2025年預算案和其他立法議題的推進，移民問題很可能繼續成為各方爭奪的焦點，而無證移民的處境也將愈發艱難。
值得注意的是，De Benedetti指出，針對左翼的“隔離帶”趨勢不僅針對左翼黨派，還波及更廣泛的公民社會，包括環保組織、工會和人權團體。
在法國，內政部長達爾馬寧曾試圖將人權組織“人權聯盟”定為犯罪，並對環保組織實施嚴厲打擊。同樣，在奧地利和義大利等地，政府也採取措施限制工人的罷工權。在歐盟層面，類似的打壓同樣存在。歐洲人民黨試圖利用“卡達門”腐敗醜聞，將非政府組織定為目標，推動限制這些組織活動的立法。這種打壓，顯然更符合極右翼的政治訴求，而非傳統的保守主義價值觀。這也表明，主流保守派為了維護自身權力，已經全面接受甚至主動推動極右翼的排外和壓制性政策。
據《衛報》報道，歐盟的LIFE專案每年資助環保非政府組織，用於支援其在環境保護、氣候變化等方面的工作。然而，最近一些右翼議員威脅要凍結該專案的資金，這一提議若實施，將對依賴LIFE資金的NGO造成嚴重影響，甚至可能導致這些組織的關閉或運營困難。
LIFE專案是歐盟的一項重要資助計劃，每年資助資金總額為1560萬歐元。雖然這筆資金在歐盟整體預算中佔比微乎其微，但對一些環保NGO來說，LIFE專案是其運營資金的重要來源，部分組織有多達70%的資金來自LIFE。如果該專案的資金被凍結，可能會讓這些組織面臨生存危機。以下組織的資金超過四分之一來自價值54億歐元的LIFE專案：ClientEarth、碳市場觀察、歐洲腳踏車聯合會、健康與環境聯盟、國際有機聯盟、歐洲環境政策研究所、歐洲殺蟲劑行動網路、Surfrider基金會、溼地國際和中東歐地區的世界自然基金會。
這些右翼議員主張提高資金使用的透明度，指責環保NGO與歐盟委員會之間存在“秘密合同”，稱這些NGO透過不正當手段遊說議員推動更激進的環保政策。然而，環保NGO否認這一指控，表示LIFE資金的使用是完全透明的，而且不會影響它們的獨立性。例如，Birdlife Europe和溼地國際等組織明確表示，LIFE專案的資金與歐盟委員會的政策方向無關，且他們的活動完全獨立。
此外，提案的提出還引發了對利益衝突的討論。歐盟預算委員會副主席霍爾梅耶的個人收入來源於德國農業公司BayWa，而BayWa的子公司BayWa r.e.曾獲得LIFE資金。儘管霍爾梅耶表示自己並未參與LIFE專案的創設和資金分配，但這一背景引發了外界對其利益關係的質疑。
儘管提案的支持者認為這是為了增加資金分配的透明度，環保活動家們認為這一提案將削弱歐盟綠色轉型的承諾，並使得環保組織在歐洲議會中失去影響力。提案的最終決定將在2025年5月的歐洲議會全體會議上投票決定。環保NGO呼籲議員們謹慎審議這一提案，強調凍結LIFE資金將嚴重削弱環保組織的活動能力，並可能導致歐盟在環境保護領域的輿論壓力加大。
在De Benedetti看來，當前歐洲政治正在向著一個令人窒息的方向發展。極右翼的正常化和左翼的被排斥相互交織，進一步削弱了民主和多元化的基礎。在這種情況下，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的獨立性也受到威脅，環保抗議和反對養老金改革的示威往往遭到過度鎮壓。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這種趨勢不僅破壞了政治領域的平衡，也削弱了社會對改革的接受能力。當主流政治力量選擇與極右翼合作，並將左翼視為主要敵人時，社會公正、環境保護和工人權益等關鍵議題被邊緣化，民眾對政治體系的信任也隨之下降。
要逆轉這一趨勢，歐洲需要重新定義政治話語的框架，並重新建立對極右翼的防線。
抵制“數字封建主義”
2025年2月10日至11日，第三屆人工智慧行動峰會（AI Action Summit）將在法國巴黎舉行。在此次峰會舉辦前夕，歐洲政策中心（Cep）網站發文探討了歐洲人工智慧在雄心壯志與緊迫現實之間的矛盾處境。
2025年2月10日至11日，第三屆人工智慧行動峰會（AI Action Summit）將在法國巴黎舉行。
該中心數字化與新技術主管安瑟姆·庫斯特斯（Anselm Küsters）在文中寫道，2023年首屆人工智慧行動峰會在英國布萊切利莊園舉辦時，與會的28個國家和歐盟最關心的問題是人工智慧失控，即系統將人類智慧扭曲成生物武器或脫離我們的控制範圍，因此，這次峰會產生了以安全為核心的《布萊切利宣言》；2024年在首爾舉行的第二屆峰會適逢OpenAI等由前沿實驗室開發的大語言模型受到熱烈追捧，相應地，峰會上的對話也不再侷限於安全，而是擴大到了創新和包容。儘管OpenAI等大型技術公司表示自願制定標準並承諾建立全球人工智慧安全機構網路，但彼時現實世界關於聊天機器人傳播錯誤資訊和大模型開發缺乏監管等問題的頭條新聞已經顯露出峰會上的豪言壯語與利益驅動的技術進步現實之間的斷層；即將召開的2025年巴黎人工智慧行動峰會則旨在促成真正的承諾，即“行動”，包括設立25億歐元的基金用於加速發展中國家開源人工智慧工具，35項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直接掛鉤的“融合挑戰”，以及將人工智慧因素納入現有環境協議的承諾。然而法國等歐洲國家的預算困境——與特朗普宣佈斥資5000億美元實施AI專案“星際之門”形成鮮明對比，以及法國國內政局的動盪，都讓人們對於歐洲大規模的人工智慧承諾感到懷疑。
庫斯特斯指出，巴黎人工智慧行動峰會的設想與更廣泛的歐盟競爭力議程——歐盟的《數字網路法案》和 “歐洲高效能計算機”（EuroHPC）計劃的擴張完美契合，但一些人擔心巴黎的“創新優先”思維會和歐盟基於風險的人工智慧法案和布魯塞爾在監管方面的謹慎態度發生衝突。在庫斯特斯看來，真正的問題在於，歐盟遠大而重要的理想能否經受住日復一日的政治邊緣政策的考驗，尤其是當下一輪人工智慧突破出現在美國或中國的實驗室裡時。不過，他特別提到了此次峰會的一個特色方向，“創新與文化”。作為“人工智慧行動周 ”的一部分，巴黎各地將舉辦一系列活動，例如在法國國家圖書館舉辦的活動將探討文化與人工智慧之間的關係。儘管有批評者認為這分散了人們對網路安全和創新等更緊迫問題的注意力，但庫斯特斯認為這是一場必要的賭博，因為人工智慧的應用最終需要社會的接受和長期的文化轉變，才能真正有效地為我們的生活和經濟增色，而讓人工智慧成為公共討論的一部分有助於提高社會對新技術的接受度。
文章最後指出，從宏觀層面來看，巴黎人工智慧行動峰會提醒人們注意歐洲在全球人工智慧競賽中的艱難處境，但這並不僅僅是歐盟內部的問題。儘管懷疑論者可能會嘲笑歐盟官僚主義的惰性，但歐洲之外的民間社會對以人為本的人工智慧未來的渴望與歐盟的願景產生了共鳴。“當一切塵埃落定時，問題將是歐洲的遠大抱負能否幫助世界駕馭人工智慧的潛能，同時又不忽視人類的價值和能動性。”
同樣以即將召開的巴黎人工智慧行動峰會為契機，倫敦大學學院創新與公共價值經濟學教授瑪麗安娜·馬祖卡託（Mariana Mazzucato）近日在《世界報業辛迪加》發表了“抵制數字封建主義”一文。馬祖卡託指出，此次峰會的舉辦正值人工智慧發展的重要時刻，關鍵在於歐洲人能否開創一種將公共價值置於技術發展和治理的中心位置的不同路徑。我們的任務是要擺脫“數字封建主義”，即占主導地位的數字平臺的抽租模式。
馬祖卡託在文中強調，人工智慧不是一個單獨的經濟部門，而是一項會影響所有經濟部門的通用技術，這意味著它既能創造巨大價值，也能造成嚴重危害。很多評論者將人工智慧當作一種中性的技術，但這低估了它的基礎性經濟力量。即便人工智慧可以自由構建，它也需要驅動和部署，而這就需要訪問守門人的雲計算平臺，如亞馬遜網路服務、微軟Azure和谷歌雲。這種依賴性使得將技術發展引向共同利益變得比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真正的問題不是如何監管人工智慧，而是如何塑造人工智慧創新的市場。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服務於公共利益的去中心化創新生態系統，而不是事後才對該行業進行監管或徵稅。
文章進一步指出，技術創新的歷史已經表明了其中的利害關係。我們每天使用的許多技術都是集體公共投資的結果：谷歌使用的網際網路是由美國國防高階研究技術局（DARPA）資助的；優步使用的全球定位系統是美國海軍資助的；蘋果公司則使用了中情局資助的觸控式螢幕技術和DARPA資助的Siri……如今，這些從公共投資中獲利、經常逃避納稅的公司，正在利用他們獲得的超額租金從公共機構中抽取人才。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DOGE）就是這種寄生行為的最佳縮影，該組織主張削減政府資助專案，而正是這些專案讓特斯拉獲得了49億美元的政府補貼。
馬祖卡託介紹道，在倫敦大學學院創新與公共目的研究所近期的一項研究中，她和同事重新審視了數字封建主義以及區分人工智慧的價值創造和價值攫取（即“演算法租金”）的重要性。研究顯示，Facebook、谷歌等平臺在發展過程中轉向了“注意力租金” 。為實現利益最大化，使用者體驗被操縱，時間線上被塞滿了廣告和令人上癮的“推薦”內容，加拿大記者科裡·多克託羅（Cory Doctorow）形象地稱之為“垃圾化（enshittification）”。無限滾動、不間斷通知以及透過顯示有害內容和灰色活動來最大化“使用者參與度”的演算法已經成為常態。而人工智慧系統也可以採用同樣的路徑進一步加劇這種尋租行為，例如要求人們為獲取基本資訊、資料隱私、線上安全、免於廣告或小企業為了在全球資訊搜尋中得到顯示而付費。
文章由此提出，監管該行業的關鍵在於迫使數字守門人公開其演算法的使用方式，這些資訊應納入所有數字平臺的報告標準。同樣，像OpenAI和Anthropic這樣的人工智慧開發者隱藏的資訊包括但不限於：他們的訓練資料來源；他們在模型上設定了哪些防護措施；他們如何執行服務條款；產品的下游危害（如成癮和未成年人使用問題）；以及平臺在多大程度上被用於透過定向廣告在全球範圍內賺取注意力租金。此外，人工智慧對環境造成的巨大且不斷增加的影響也使得應對這一挑戰變得更為緊迫。馬祖卡託提到，在這方面，DeepSeek的突破提醒我們軟體層面的創新對於減少人工智慧對環境的影響仍然是可行且必要的。
馬祖卡託強調，人工智慧可以在許多方面改善我們的生活，從提高糧食產量到增強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都是如此，很多歐洲領導人都認為人工智慧至關重要。但是，除非他們正視數字封建主義的本質、人工智慧模型發展背後的攫取模式以及公共部門缺乏監管能力的現狀，否則所有試圖釋放堅實、可持續的增長的嘗試都會在新的、更深的不平等的礁石上撞得粉碎。她認為一條可能的進路是“EuroStack”，這是一項包括雲計算、先進晶片、人工智慧和資料等在內的獨立數字基礎設施計劃，所有組成部分都作為公共產品而不是透過壟斷企業來管理。馬祖卡託指出，這不是要在創新和監管之間做出選擇，也不是要自上而下地管理技術發展，而是要創造激勵措施和條件，引導市場實現一個社會所希望的結果，即提升人工智慧的公共價值，而不是放任其淪為另一臺抽租機器。
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本文責編：朱凡。
本期微信編輯：朱凡。
本文為思想市場原創內容，點選“閱讀原文”進入澎湃新聞網站閱讀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