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奴隸社會的第 3726 篇文章


題圖:加博爾·馬泰,溫哥華醫生、治療毒品成癮方面的專家。同時他也是精神健康暢銷書的作者。為了表彰他的傑出貢獻,2018年他還榮獲了加拿大勳章。
本文來自:美國華裔精神健康聯盟。美國華裔精神健康聯盟(MHACC)是加州非營利組織,專為華人社群提供免費的心理健康服務,詳情:www.mhacc-usa.org。
寫在前面:

人類本質的迷思

重新理解創傷
馬泰也試圖重新理解創傷。在他看來,創傷不是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件本身,而是這些事件在我們內心留下的印記。關鍵不在於事件的嚴重程度,而在於我們如何理解和內化這些經歷。
這種理解讓我們認識到,在現代社會中, 創傷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殊經歷,而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許多被視為"正常"的社會實踐,本身就具有創傷性。更重要的是,這些未經處理的創傷會透過行為模式、生理系統的改變代代相傳。
身心的不可分割
在馬泰的視野中,身心是不可分割的整體。透過大量臨床觀察,他發現心理創傷如何直接影響身體健康。例如,種族歧視的經歷會增加黑人女性患哮喘的風險,情感壓抑則與自身免疫疾病密切相關,童年創傷則會影響一生的整體健康。多發性硬化症在女性中的發病率從1930年代的 1:1上升到現在的 3.5:1,這種變化無法用基因解釋,而必須從社會角色和壓力的變遷中尋找原因。
然而,現代醫學的過度專科化傾向,使得這種整體性視角難以施展。醫生們很少詢問病人的情感狀態或生活經歷,治療往往停留在表面症狀。這種侷限不僅影響了治療效果,更強化了身心分離的錯誤認知。
馬泰對成癮的理解同樣富有洞見。在溫哥華貧民區的工作讓他認識到,成癮不是簡單的個人選擇或道德失敗,而是對童年創傷的一種適應性反應。當人們無法在健康的社會關係中找到安慰和連線時,物質或行為成癮就成為了緩解痛苦的替代方式。

社會的集體創傷
馬泰還將個人的健康問題置於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下。他發現, 許多被視為個人病理的問題,實際上是對不健康社會環境的正常反應。就像達琳,一位 30 多歲的家庭治療師的例子: 直到她患上自身免疫疾病後,才開始接受她的婚姻現實令人無法忍受。基於其宗教背景,她一直認為自己有 "上帝賜予的責任" 去 "接受" (實際上是忍受) 丈夫給她帶來的創傷。
馬泰指出,這種情況同樣適用於社會層面的不公和壓迫。在他看來,現代社會的毒性體現在多個層面:經濟系統將利潤置於人類需求之上,教育系統過分強調競爭而忽視情感發展,醫療系統陷入過度專科化的困境。這種毒性已經滲透到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以至於我們將過度工作視為理所當然,將精疲力竭視為成功的代價。
這些系統性問題導致了廣泛的社會創傷,表現為心理健康危機的加劇、慢性病的盛行,以及社會關係的普遍退化。

通向治癒之路
個人層面的轉變 – 四個A框架
馬泰提出的 "四個A" 治癒框架包含:真實性(Authenticity)、主動性(Agency)、憤怒(Anger)和接納(Acceptance)。這不僅是一個治療方案, 更是迴歸真實自我的深刻旅程。
真實性(Authenticity):馬泰認為,真實性難以定義,它像愛一樣不是一個概念,而是一種需要去體驗和感受的生命狀態。真實性不能被追求,只能被體現。它始於完全接納自己,包括那些我們認為的"負面特質"。當我們感到緊張、焦慮、易怒或疲憊時, 這可能正是缺乏真實性的表現。此時我們需要自問:: 我是否在抗拒某種內在指引?是否因為害怕失去安全感或歸屬感而壓抑真相?
主動性(Agency):主動性是指自由承擔生命責任的能力,在所有影響我們生活的重要決定中保持"回應能力"。缺乏主動性往往源於社會或政治條件的限制(如貧困、不公、邊緣化),或在疾病情況下源於內在限制。主動性不意味著擁有絕對控制權,而是在現有條件下做出真實的選擇。這包括重新審視那些我們長期認同的性格特徵,擺脫必須 "做好人" 或 "有趣" 的壓力。
憤怒(Anger):馬泰指出, “健康的憤怒”並不是盲目的憤怒或怨恨,而是一種自然的邊界防禦,是當我們感受到對生命或情感完整性的威脅時啟用的動態反應。健康的憤怒是情境性的,持續時間有限:在需要時出現,完成防禦任務後就會消退。研究表明,壓抑憤怒可能導致身體健康問題,如肌纖維肌痛和肌萎縮側索硬化症(ALS)等疾病。
接納(Acceptance):接納始於允許事物本來的樣子。這與屈服或妥協完全不同,接納不是被動地容忍,而是對當下現實的準確認知。真正的接納包容一切,憤怒、悲傷、恐懼、抗拒,在接納的態度中都有其位置。馬泰特別強調,接納與容忍是不同的,容忍不可容忍的事物,如虐待或忽視,實際上是在拒絕自我重要的部分,這遠非真正的接納。

社會層面的變革
在社會層面,他呼籲建立創傷知情的醫療系統,改革教育體系,重建社群支援網路。這不僅需要制度的改變,更需要價值觀的根本轉向:從競爭轉向合作,從個人主義轉向社群意識,從物質主義轉向整體健康。具體措施包括支援性的育兒政策、工作-生活平衡的保障,以及社群建設的投入。
對於專業人士,尤其是醫生和心理治療師,馬泰提出了"同理心詢問"的方法。不是簡單地問 "你怎麼了",而是深入探詢 "這個症狀在你生命中扮演什麼角色?" 這種方法能幫助我們理解症狀背後的生命故事和適應性意義。正如傳統智慧所說,當一個人生病時,這反映了整個社群的某種失衡,需要透過集體的努力來支援治癒。
結語:希望與可能
在溫哥華街頭多年的工作經驗告訴他,即使是最深的傷痕也有癒合的可能。關鍵在於我們是否願意正視這些傷痕,是否願意創造一個更有愛、更包容的社會環境。

– THE END –

“我在看見內心傷口的那一秒鐘,倒掉了一盆積了很多年的水。”

後真相時代的“沙白真相”

從18線農村考上博士的我,卻從未真正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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