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0年在社科院科研局工作的時候認識李澤厚先生的。後來我與李先生成為忘年交。在我當年剛剛嶄露頭角還不成器的時候，李先生是我早年的伯樂和知己。

那些年間，李澤厚不僅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位老大哥。我們有很多私人性的交往。他是一位講義氣的，也深深懂得世間三昧和人情世故的君子。

在學術方面，他是非常卓越的思想家，思如泉湧，妙語如珠。文筆優美，機鋒橫溢。

但是我們倆的關係很微妙。我理解他，卻並不崇拜他。他知道我內心是如此，但是依然包容我，對於文人而言這是難能的。由此我知道，李澤厚有一種寬闊坦蕩的君子胸懷。

1987年，我由助理研究員要破格提前晉升副研究員。按社科院規定，需要有兩名知名學者並且須是研究員、學術委員者，以書面文字署名推薦。我的推薦人一位是我敬重的文學所學術委員、研究員蔣和森先生，另一位就是哲學所學術委員、研究員李澤厚先生。

當我去找李澤厚君，請求他給我寫推薦信的時候，他卻跟我開玩笑，說：——啊，你還不是副研究員呀，我以為你早就是了。

玩笑歸玩笑，他當即負責任地寫了一個簡明扼要非常精闢的推薦文。

1990年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原因，李先生出國受阻。他與我相遇後告訴我。我把他的情況報告給高層，於是得到批示後他去了美國。此後多年他很少回國。

後來一些小人在他與我之間挑撥是非，有人搞了一本書以他的名義罵我。當時我也是氣盛之人。我與李先生一度隔空發生誤會。

次年他歸國，我們再度相會在上海。我在名豪酒店請他吃鮑魚宴，遂盡釋前嫌，相談甚歡。此後則多年未見，相忘於江湖。

2021年李先生在美國科州家中憂鬱而孤獨去世。後來有友人帶口信給我，我為之無語，痛在心扉。嗚呼！泰山頹兮，哲人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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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李(李澤厚)所以成為忘年交，是因為我們智力相當，心有靈犀，他聰明，我也聰明，因此互相講真話，不需要面具裝逼。實際上，李是非常傲驕的人，對人不客氣。

他康德哲學批判是名著。但是我認為他批判的康德是李氏的康德。他不懂康德，其他人更不懂，包括那些翻譯家。

他(李)的幾個學生寫書，借他私下談論我的話罵我。那個書出版我讀後氣壞了，寫一封長信回應，信寫的很刻薄。後來我聽說他讀後落淚。後來李先生寫了一個解釋說明非其本意。並且再版時刪除了那些話語。後來我致信約他見面，在上海名豪鮑魚請他吃大餐。他說書稿事前他沒看過，出版後見書才知道。我哈哈一笑，說對不起我也反應過當，抱歉抱歉。我說我這個人就是個捱罵的胚子，罵我的書和文章很多，不差這一本。不過你說的也未必不是你真話，什麼我泡小妞之類，說不定是你“羨慕嫉妒恨”啊——其實這個成語當年最早是我說的，後來也成了流行語。老李當時哈哈大笑。我們的關係就翻過了那一頁。

那幫他的學生幾個什麼博士碩士，對我真是羨慕嫉妒恨，早在1988年就曾經聚集發起過一個會，宗旨就是打倒何新。河南大學女博士李小江副教授參加會後專門來告訴我的。她認為事態嚴重，我哈哈大笑，說我當他們都是屁。

李先生跟學生閒談我，不評論我學問如何，卻說我會泡妞，玩古董，很有錢，很江湖，大意如此。所以我打趣說李先生對我是羨慕嫉妒恨[太開心]。

那個當年在《歷史研究》頭版發文痛批何新的王某，是田昌五教授的博士生，也是那場批何會的積極分子。我以前給你們看過1980天津亞細亞歷史討論會的名單，名單上兩個人我標紅線，就是他們會後找黎澍先生告狀罵我狂妄的人，導致我被解除職務（黎澍先生助手），其中一位就是這位王某的導師田大人。他現在人已經作古了。1988他的弟子們發難來攻我，毫不奇怪。那次批何攻勢所針對的就是試圖阻遏我破格提副研究員。

當年如果我職稱在歷史片評可能就沒戲了。但是我是文學所的人，在文學片評定。哈哈，結果成功突破重圍。

當年在社科院那些好玩事情多得很，老江湖何新當年夠瘋的。多少往事，歷歷在目，於今不堪回首也。”(老何2023.2.22於微博V群聊天，蛔蟲君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