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作家們似乎總是在講話——四處演講,在書店說教,在脫口秀中發表意見。如果他們幸運得獎,會清清嗓子,說些感激的話;而他們談笑間不知不覺隱藏起來的書終於出版時,他們便會在播客或廣播節目裡大談其中的“靈感”和“過程”。喋喋不休的作家們!他們什麼時候才真正是在寫作呢?
哈佛大學哲學系博士生Becca Rothfeld觀察到這一現象,於是敦請作家們閉嘴。正是因為口頭表達直接又不精確,才出現了落到紙上這一“解藥”,印刷品是對錶達的一種保護。加之作家們都是一些與世隔絕、在電腦前一坐半天,連一個小句子都刪了又改、改了又刪的人,而書籍和散文又是長時間思考的產物,作家們是不太適合即時表達意見的。這位年輕的評論家認為,作為文字的起草者、修改者,作家擁有那種永遠在摸索、凡事無法確定的天性,這讓他們成為糟糕的演說家——聽作家說話其實是遭罪的。但她也知道,在這個播客當道的時代,反對言說是不討喜的。但她找到了聲援。
納博科夫堅持以書面形式回應採訪者的提問。他不喜歡說話,正是因為他擔心當場說出的話會欠優雅,會無趣。當記者指責他試圖透過消除公開露面中的“沉悶部分”來打造一個更精彩的“人設”時,他解釋道:
“我不是一個沉悶的演講者。我是一個糟糕的演講者,一個可悲的演講者。我未經準備的演講錄音不同於我書寫下來的散文,一如幼蟲不同於成蟲——或如我曾經表述的那樣,我思考時像個天才,寫作時像個傑出的作家,說起話來卻像個孩子。”
他只同意在非常規範的條件下談話:“問題必須以書面形式發給我,由我以書面形式回答,然後一字不差地印出來。”

愛蝴蝶的納博科夫說:“一如幼蟲不同於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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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一個作家碰巧擅長說話,這樣的天賦也屬偶然。善於在數週或數月內煉句,並不能保證有任何即興創作的能力。將生活虛構化或理論化的技能也與直入事物本質的能力無關。能夠侃侃而談的作家,並不是作為作家而成功,而是在其他方面成功。
不過,Rothfeld也注意到,思想史上喜好述而不作的大有人在。“德里達喜歡說話而不是寫作,原因很複雜,我不太明白,而蘇格拉底反對寫作,理由是文字不能回答問題或回應反對意見。(他也因此不喜歡事先寫好的演講稿。) ”正如《斐德若篇》記錄的蘇格拉底的論證:
“文字……很像圖畫。畫家的作品放在你面前就好像活的一樣,但若你向它們提問,那麼它們會板著莊嚴的臉孔,一言不發。……它不知該如何對好人說話,也不知該如何對壞人說話。如果受到曲解和虐待,它總是要它的作者來救援,自己卻無力為自己辯護,也無力保衛自己。”
所以,蘇格拉底認為談話更具合法性。活生生的話語,更加本原,僵死的書面文字“只不過是它的影像”。“伴隨著知識的談話……能為自己辯護,知道對什麼人應該說話,對什麼人應該保持沉默。”愛智者應該愛談話。
然而有趣的是,如果不是弟子柏拉圖把這些談話記錄下來,人們也不會知道蘇格拉底的確切想法。
Rothfeld擔心的是,不善言說的作家難免犯錯,而記錄或公開他的失誤,對於平日裡字斟句酌的作家來說,是傷害,更是羞辱。某些讀者狂熱地給作家說的話糾錯,在她看來比誤解或偷窺更壞:這是徹頭徹尾的施虐,是文壇的狗仔隊。
編輯:摳圖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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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7.17 | 思考時像個天才,說話時像個孩子
編譯/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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