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正月，在運城市萬榮縣大禮堂裡，一連上演了六天的笑話晚會。沒有海報，沒有門票，人們互相通知著來到現場，場場滿座，笑聲、掌聲自發地響起來。
這是個能談笑風生的地方。35年前，就在晉南的這個縣城，一場收集笑話的行動開始了。
行動由一些文人展開。《山西日報》記者管喻剛到運城記者站工作，東奔西走，常聽到笑話。他熱愛民間文化。飯局上，他把笑話關鍵詞記在手心上、衣服的邊角上——偷偷地寫，以免破壞氣氛。20個徵集笑話的銅牌掛在運城各縣小飯店裡，萬榮縣最多，誰講一個笑話，可以免費吃一碗羊肉泡，管喻來結賬。管喻還在報紙上登廣告，公佈徵集笑話的電話與地址。電話裡，有時，對面的人講出一個笑話，還沒等他問一句，一下掛掉了——電話費那時很貴。
2008年，這些流傳在民間、“風一樣刮過來刮過去”的笑話，最終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笑城
進入山西省萬榮縣城，縣界“大門”楹聯上掛著“笑城”一詞。
在縣城的笑話廣場上，警務亭打出的電子標語裡除了健康、共享，還有：激情、快樂。一位居民說，這些年，縣城裡笑話元素“不知不覺”變少了，但一些公共廁所裡、車站裡，都還貼著笑話。
這裡有笑話比賽、笑話晚會、笑話點播臺、笑林印刷廠。笑話村食府是萬榮笑話的起源地謝村附近最大的飯店，飯店的選單上、牆上都曾經印了笑話。20世紀80年代後，電影放映員郭澄沒什麼活幹了，開始主持鄉村的紅白喜事，笑話起初作為串場，後來成為正式的節目上演。如今他是全縣聞名的笑話明星，出門常被認出來。
當萬榮人開始講笑話，總是要拉開架勢。幾個經典動作是：身體前傾，右手背使勁兒拍在左手心，跺腳。
“這就是真事兒！”萬榮人在講笑話時常說。管喻模仿起那種激動的神態：“這就是我村的事兒！”“這就是我行（巷）裡頭的。”如果聽的人再不信，或許會說：“實話和你說了吧，這其實就是我屋（家）的事！裡面的老太太就是我媽！”
強調真實，是一種自發的表演策略。“一下子把他抓住了，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麼，你不感興趣啊？”萬榮縣城鎮中學語文老師、萬榮笑話的傳承人之一王新棟說。萬榮笑話是“無主的”，在生活中“摔打”，大部分不存在創作版權，每個人都可以“添油加醋”。它適合講而不是讀，文字、普通話都會使效果折損。
萬榮笑話被認為最早起源於明末清初。笑話的主角曾是掌櫃的、地主、長工、秀才、莊稼漢、公社幹部。後來變成山裡人、農村人、城裡人、廠長、局長、縣長。起初，笑話來源於主人公沒見過鏡子，沒坐過轎子，沒看過戲，不會算賬，不識字……後來，笑話又產生於買電扇、用電燈、坐公共汽車、坐火車、看病等生活中。
現代化程序中的時空錯位造就大批笑話。
以前，“山裡人”不知道怎麼郵包裹，小偷說是把包裹綁在電線上。主人公照做，被小偷拿走了，他還暗自高興“這郵得就是快”！有人第一次見到手電筒，特意等天黑了，照著明回家，卻發現不知道怎麼關掉，吹不滅，拍不滅，最後想到了好辦法：把它埋進糧食囤裡！
再過一些年，電燈的笑話就太老了。故事裡的人們賺到了一些錢——來到城裡，農民老牛看到熱門掛曆卻沒買，因為看上面的女孩穿得少，“比咱村那幾年還窮哩！我不想看見人受窮！”一名煤老闆的兒子去北京上大學，告訴爸爸，這裡同學都對他很友善，只是別人都是坐地鐵上學，只有他坐奧迪。那名煤老闆趕緊給兒子打去50萬元：趕快買個地鐵坐坐，“別給我丟人了”。
一些高雅的也被解構了。一名文人來到村裡，農民把作協的聽成做鞋的，把出版社的聽成做木板的，並告訴他們，不需要鞋，但需要打個木板。一人到麵館吃飯，說“來碗新局面”，疑惑“沒有這個菜你們寫在牆上幹啥”？
大約1999年的一天，時任萬榮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的李廷玉第一次見到管喻。那時管喻已經出了一本《萬榮新笑話》，出版社說想要更多。李廷玉幫忙徵集笑話，兩個多月，宣傳部就收到約600封信件。
“進入笑話王國，謹防笑掉大牙”
那是萬榮笑話發展巔峰時期的開始。進入新世紀，40多歲的衛孺牛來到萬榮縣擔任縣委書記，提出打造“笑話王國”的構想。他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自己生長在與萬榮縣接壤的臨猗縣，從小就聽過萬榮笑話，也知道這裡乾旱、貧窮，沒什麼礦產資源，工業與農業發展都受限。“宣傳定位，應該是以文化往外打”“帶動產業發展”。他自稱，剛到萬榮縣他性格內斂，一個笑話也不會講。
但後來在萬榮很多人記憶中，他是萬榮最會講笑話的人之一。當時在縣委宣傳部工作的80後韓維元記得，萬榮縣電視臺轉播或錄製的萬榮縣兩會成為熱門節目，很多人從熱播電視劇換臺來看，要聽“衛書記說了啥”。韓維元還記得，有時開著會，衛孺牛講著稿子，突然坐不住了，眼鏡一摘，講自己的話，現場鴉雀無聲。
“笑話是世界上最珍貴的資源。”“你難出一個笑話段子讓人笑。”“笑太好了。”衛孺牛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咱們過去把笑話看低了”。
1999年，萬榮縣首屆講笑話大賽上，電影放映員郭澄正在表演。受訪者供圖
一個“笑話王國”建立起來了。有“笑話機關”“笑話企業”，財政局走廊貼滿了笑話，放著“哈哈鏡”。幾家文化公司研發了笑話掛曆、笑話撲克、笑話雨傘，象徵萬榮逆向思維的倒轉手錶，錶針倒著走。這成為萬榮紅極一時的外出送禮產品。李廷玉回憶，當時縣委書記在全縣幹部大會上，要求所有幹部會講笑話，出去招商引資，能開啟局面。有人找李廷玉來要笑話書回去學習。
手裡一張名片，背面朝上遞過去，名片背面印著笑話，衛孺牛回憶起這樣的動作。當時，萬榮很多公務員都有這樣的笑話名片。這樣的名片遞上去，李廷玉說，“肯定就不一樣了”。他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回憶，笑話的流行給當時萬榮人出門辦事提供了極大便利，要不然，“你有什麼特點啊？”
2003年，時任萬榮縣縣長的武宏文在深圳辦了一場“賣笑話”招商引資會，現場賣出了上千套笑話圖書和光碟，還簽了近兩億的投資意向書。大約2006年，鄉鎮醫生黃泰把一本當地的笑話書放在枕頭底下，每天睡前看幾個。因為醫院裡來了幾位外地專家，每天都纏著讓他講笑話。這樣的場面在很多普通人身上發生，韓維元日常準備了兩個笑話，應對不同場合。
萬榮縣一位退休幹部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回憶，2006年前後，他去上級單位申請經費，到了辦公室，他給在場人講笑話，距離拉近了，“話也才慢慢地說開了”。
2008年，笑話博覽園落成，以一個哈哈大笑的臉作為門的造型，姜昆、敬一丹曾經到訪。在笑話博覽園，有一面萬榮笑話牆，印著約一萬個笑臉。衛孺牛說，其中很多是他讓攝影師從民間收集來的。衛孺牛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他當時還有夢想，辦一份全國發行的笑話報刊。當時，進入萬榮縣城的第一個門樓上，掛著這樣的楹聯：“進入笑話王國，謹防笑掉大牙”。這是李廷玉寫的，他記得有人覺得這句話俗，但衛孺牛選了這個。
李廷玉覺得那是一段充滿激情的歲月。他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們）就是這種觀點。”
為了讓萬榮笑話登上當時的央視熱門節目《曲苑雜壇》，李廷玉和其他官員一起來到北京，尋找素不相識的製片人。萬榮縣特產蘋果，當時蘋果與笑話聯姻，蘋果箱裡也放著笑話卡片。在蘋果成熟前兩個月，表面還未被曬紅的時候，他們在蘋果上貼字，蘋果成熟後，能映出：“你好”等字。來到央視，他們扛著兩箱蘋果上樓，見了面，就對節目組的人講，這些蘋果是怎麼來的。
“乾旱，貧窮，人還能行。”這是當地很多人記憶中衛孺牛的話。關於乾旱，衛孺牛會用這樣一個笑話講出來。萬榮的大黃牛出名，但萬榮太乾，乾草多，牛吃不到鮮草，有人說，給牛戴墨鏡，乾草就變綠了。貧窮藏在這樣的笑話裡。包產到戶之前，萬榮一戶農民年年吃不飽飯，每年祭灶時都會貼上這樣的春聯：“上天言好事，回宮降吉祥。”但農民覺得，年年讓灶王爺說好事，還是年年吃不飽，索性在某一年貼上這樣的對聯：“上天去說啥算啥，回來後想咋就咋。”
電影放映員郭澄手機裡記錄的笑話創作靈感。郭玉潔/攝
“光（是）這對聯的笑話，我能給你講幾十個。”衛孺牛說。
2010年，《記者觀察》上刊載一篇作家採風遊記。作家王西蘭記錄了與當時的縣委書記衛孺牛的交流。有作家疑惑：萬榮笑話，怎麼全是自我嘲諷？自我揶揄？
衛孺牛當時說，萬榮笑話的特點之一是“自己笑話自己”，骨子裡頭，萬榮人是自卑。“你想，祖祖輩輩連水都不能痛痛快快地喝，連臉都不能幹乾淨淨地洗，還能不自卑？還能不苦澀？還能不承認自己的卑微？”
“改革開放了，別的地方都在日新月異地改變著面貌，萬榮怎麼辦？不改變行嗎？”“萬榮人沒有後路只有背水一戰，萬榮人對改革開放最理解最擁護，萬榮人改變落後面貌的心情最迫切。”當時他說。
在萬榮有句俗語，“除了死法都是活法”。衛孺牛覺得，正是在過去惡劣的自然環境下，很多萬榮人形成了偏執、逆向、不按常理出牌的思維。他在萬榮工作期間感覺到，很多萬榮人“想得大”。
縣裡一個小規模果庫，起名華北果庫。一家當地滑雪場，起名國際滑雪場。一個小單位領導來找他，說希望當教育局局長，他說，教育局局長已經任命了，你不知道嗎？對方說，他管西半縣，我管東半縣，看我倆誰管得好。還有一位農民，給水利部部長寫信，謀劃出北方抗旱建議：從喜馬拉雅修一條大渠到內蒙古，透過水分蒸發，增加大氣水分含量。
李廷玉記得，那些年，外地人不是覺得他們會講笑話，而是覺得“你們這些人就很好笑。因為你們這些人說話做事都不一樣。因為笑話和你們融為一體了”。
鄉土社會
李廷玉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那一時期笑話大量湧現與這種背景有關：大量農村人進城打拼，農業社會思維和市場經濟思維劇烈碰撞。
當時，這樣的形象出現在笑話中。孫爭在北京打餅子賣切糕做蛋糕，掙下幾個錢，穿著一身名牌衣服，戴著彩色眼鏡，腰裡掛個BP機，撇著洋腔回來了。見了人沒別的話，一口一個北京好，北京什麼都好。北京的茅房是香的——灑香水呀！北京發糕是甜的——起碼攪一半白糖。村裡人都說他：燒包！
萬榮笑話的主角是農民，笑話裡的城市，也大多是透過鄉村的視角打量。
最早，萬榮笑話發源在一棵鄉村的柳槐樹下。
柳槐樹在萬榮縣榮河鎮謝村，這是一個曾有9000多人的大自然村，處在交通要道上。柳槐樹正處在人流匯聚的中心，拉煤的，販鹽的，彈棉花的，小商販南來北往。在柳槐樹下，“諞（方言，指閒聊）”笑話是日常，“諞著諞著這謝村掙（方言，此處指一些充滿傻氣的笑話）就出來了。”如今村中幾個70多歲的老人在一起回憶。
時間長了，這個交通要道上的村子以笑話聞名。那些真假參半的傻人傻事，都被安在謝村人頭上，成為恥辱，甚至引發過青少年間的群架。
2月24日，75歲的薛兩省在謝村，他是謝村最會講笑話的幾個人之一。郭玉潔/攝
半個世紀中，人們對笑話的態度幾經變化。20世紀80年代，有文人來到村中採訪，收集笑話，曾被人罵出去。薛兩省曾任謝村村支書，他記得有人把謝村笑話收集起來，登在報紙上，他們很生氣，要求報紙公開道歉，恢復名譽。新世紀，政府開始開發笑話，講笑話“慢慢地”變成好事。萬榮縣建設笑話博覽園時，因為選址不在謝村，而在景區，謝村人也曾提出意見。
漫長的時間沖刷了笑話中或褒或貶的色彩，如今講笑話本身成為一種景觀。村中偶爾有外地的學者、學生來訪，瞭解笑話的事。每次來人調查笑話，老人就把這些笑話講一遍。
“胡諞，熱鬧一個。”從薛兩省充滿激情的表演中，能看出他並不覺得乏味。他模仿著他幼年時村中一位“老漢”講笑話。連帶著那些笑話表演中的語氣、停頓、轉折也被努力復原。這位老漢可以從來訪者一句話，一塊手錶，現場編出一個笑話，講著講著“就把你罵了”。上學的小孩經常在他家門口聚集，聽著笑話，以至於遲到。在那個謝村人以笑話為恥的年代，這位老漢為流傳的“謝村72掙”笑話“正名”，曾告訴他們，這是和孫悟空72變一樣的好東西。
如今，隨著經濟中心轉移和城鎮化程序，謝村變得安靜，柳槐樹被圍欄保護起來。冬天尤其安靜。
近10年的社會生活，在口口相傳的萬榮笑話段子中，幾乎是一片空白。山西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王旭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這並不奇怪，萬榮笑話作為一種民間口頭文學，產生的背景就是鄉土社會、熟人社會，之所以成為一種“遺產”，也是因為那種生活流失了。她說，現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有一個理念，不再強調它（這種文化）是偉大的優秀的，而是強調它對於當地人生活的意義。
王旭2014年來到謝村做博士論文調研，當地人帶她來到“懶漢坡”，是過去村民去地裡勞動的必經之路、三岔路口，很多笑話在這裡發生，村民勞動之餘，也常常在這聚集“諞”笑話。但這種場景也成為歷史。
笑話在變化
大約2011年後，萬榮笑話逐漸進入發展的平靜期。鄉土之外，還有喜劇。太原的80後脫口秀演員徐飛常線上下演出，他觀察，本地線下脫口秀演出中，鄉土話題很少。
新時代的流行笑話屬於都市。根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資料，2024年,在小劇場和新空間演出中，脫口秀（單口喜劇）演出場次和票房上升幅度最大，分別上升53%和48%。《笑在生長》這本書中，復旦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崔迪說，脫口秀的內容和背後的價值觀都具有明顯的都市性。
笑果文化創始人葉烽則分析：“相聲以前為什麼過不了長江？二人轉為什麼出不了山海關？因為背景和語境不同，因為笑點的產生是基於人們的共同認知。”“現在，為什麼脫口秀從南到北都可以？因為網際網路時代拉平了語言體系、拉平了語境。”
萬榮縣委宣傳部副部長袁國欽也聽著笑話長大。有一天，他看著央視播放的唐朝詩人紀錄片，想到：萬榮笑話就和唐詩宋詞元曲一樣，都是特定時期的產物。“適合當時那個笑話醞釀的土壤應當是比較淡薄了吧，或者是笑話過去，笑話又迎來了新時代。”
2月25日，李秀霞在直播間和粉絲打招呼。郭玉潔/攝
參加萬榮笑話劇表演的李秀霞40多歲，2019年之前，當地笑話藝術團每年都有一個多月下鄉演出，後來活動越來越少。她找了別的謀生路子，現在在網上賣駝奶粉。她的短影片賬號以萬榮笑話劇中的角色命名，堅持每天晚上8點直播。但是，這更像是一場典型的帶貨直播，彈幕裡偶爾有人說：講個笑話。講笑話和唱戲，是這場帶貨直播的調劑。
2023年，萬榮縣委宣傳部和文旅局在縣城辦了一場笑話比賽，希望能發現新的人才，但結果不理想，報名不算踴躍，段子內容也老套。萬榮縣上一次舉辦這種笑話比賽還是2000年年初。袁國欽能理解這種現實，“現在辦唐詩大賽，能辦得過唐朝嗎？”
這場笑話比賽，謝村的薛兩省被熟人拉著，懷著“熱鬧熱鬧”的心情去了。非遺傳承人王新棟臨時被拉去參賽，想了一個愛人告訴他的故事。一個賣筐子的農民，總是喊著這樣的叫賣口號：三八二十三。指的是3個筐子賣23元。很多人覺得他傻，笑他，傳開了，久而久之，很多人便被吸引過來，買他的筐子。一次有人問他，你是不是不會算數？老漢說：“三八二十三，你別把我當憨憨，我為多賣貨，你為少掏錢。”這則笑話被評委認為是典型的萬榮笑話，來源於生活，且包含著萬榮人的氣質，大智若愚。但在萬榮之外，這難說是一個能引起大笑的喜劇。
王新棟回憶起一個萬榮笑話的巔峰時刻。當時，兩位萬榮笑話的當地明星在同一天登上央視的兩個節目。很多人守著電視看。但王新棟記得，他有點失望。“用萬榮方言講出來才非常可笑。”“不土不洋的”，情節也不是那麼好笑了。
徐飛看了一些萬榮笑話段子，“大部分感覺都笑不出來，共情的少”。另一位生長在山西的脫口秀演員張煜是個00後。她說，她發覺自己與上一輩人在喜劇上的審美差異是，父母更喜歡看那些身邊的、熟悉的故事，而她更喜歡看各行各業的人講自己的生活，新奇的、新鮮的。她從去年開始講脫口秀，一次帶父母去看現場，父母說，“挺好的，只是我們老了。”
2月23日，萬榮笑話非遺傳承人解放葬禮上，樂隊在等待表演。郭玉潔/攝
但她也覺得，喜劇總歸是相似的，喜劇是一個“烏托邦”。她喜歡即興喜劇，其中有個重要概念是“YES AND”，即，無論一人說些什麼莫名其妙、光怪陸離的想法，搭檔都會順著這個設定往下說，“沒關係”。中學時她經歷過校園霸凌，也是那時愛上喜劇，“我只要大聲笑，所有的煩惱都可以忘掉。”
她覺得，萬榮笑話中最難得的，是它所昭示的那種生活方式，以幽默化解問題。從這個角度講，“我們現在脫口秀何嘗又不是一種……對於他們（的）那種傳承方式呢？”
“我們的演出沒有託”
2025年2月下旬，和萬榮笑話有關的人們，因為一場葬禮見面了。萬榮笑話唯一一位國家級傳承人解放去世了，享年90歲。在大家記憶中，這是一位頗有老派知識分子風骨的老人，做記者、編輯，修志，一輩子清貧、認真。他不太會講笑話，但是第一個大膽將民間笑話寫入縣誌的人。
白紙上寫的悼詞裡，寫著他對笑話發展的貢獻。“笑話刊印發行廣，萬榮精神掙發揚。”葬禮上，民俗表演大約持續了兩小時。村中的助葬樂隊之後，是逝者家屬請來的非遺表演樂隊，表演中鼓聲和嗩吶聲震天，唱關於黃河的歌謠。在萬榮一些黃河邊的村鎮，“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只是字面含義。黃河的多次改道，帶來多次洪水氾濫。但這樣的事也能被講在某個笑話的“鋪墊”中——黃河發了大水，靠河灘幾個村的人，爭先恐後下河撈炭、撈木料、豬羊、騾馬。
葬禮上，村裡的老人孩子聚集在一起。一群老人在牆根曬太陽，小孩們到處奔跑。男人們聚在一起互相遞煙，笑著。一位村民說，現在大家聚在一起閒聊的機會也少了。宴席上，郭澄和朋友們又講起笑話。郭澄說，面對生死，最好的狀態是：“快快樂樂活著，利利灑灑走著。”
他說，中學時學課文，讀過魯迅的《阿Q正傳》，覺得這是在諷刺中國人的性格。如今他60多歲了，卻感覺阿Q精神也不能丟。“（如果）一個200斤的人打你50斤的人，又能怎麼辦？”他說。
萬榮笑話起源地謝村附近的飯店，開了約20年。郭玉潔/攝
“只要把這個思想‘圓’了就行了。”生活中，兒女學習不好，沒找到好工作，他慶幸他們離家近，如果有出息，那就是“給國家培養的”。遇到委屈的事，他吃點小虧調侃過去，“你還能跟人家打官司呀？”
他說自己性格不強勢。“這些坎兒，透過笑話、笑料，自嘲，把心態調整好，自己不生氣，不生氣不得病，就健康，平安。”他說。
年輕的脫口秀演員張煜也從萬榮笑話中看到當地人“接受現實、擁抱現實的一種自由”。她說，這不是權利或義務，是“屬於我們每一個人的獨特的自由”。
在萬榮縣，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講笑話的人越來越少。但喜劇還存在於一些人心裡。2023年的笑話比賽，醫生黃泰從熟人那聽說了，他報名參賽。第一次表演效果不好，他不服氣，去請教評委，又上去重新講了一次，最後進入複賽。他可以背誦出馬三立經典相聲《相聲的魅力》的所有臺詞。尤其是那段多次重複的對白：“相聲就有這麼大作用？”“這有啥啊，相聲的作用大著呢！”
這幾年，電影放映員郭澄開始在短影片平臺拍攝自己新講的笑話。沒什麼收入，他嘗試接過廣告，又因影片時長達不到平臺要求作罷。“愛好。”笑話從生活變成事業，最後又回到生活。他把朋友牛娃編進笑話，形成“牛娃”系列。手機上，他記錄著那些寫笑話的靈感，100多條了。最近的一條靈感中，他寫道：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有些晚會為了節目效果，專門安排了一些人拍手“大笑”，一種新型職業——託！
郭澄給這條備忘錄起的標題是——“我們的演出沒有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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