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引進政策的歷史演進、內在邏輯與創新路徑

作者：靳麗娜（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電影產業

研究部副研究員）

原文載於《電影評論》雜誌2024年第5期

內容提要：自1994年我國正式確立電影進口配額制以來，這一制度不僅影響了我國電影發行放映機制的改革程序，更是對我國電影市場產生了深遠影響。經過三十年的發展，我國電影引進政策的最佳化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回望歷史，對我國電影引進政策的演進邏輯和路徑進行分析發現，“政治源流”是引進政策議程的核心推動力，來自外部壓力和內部改革的需要共同決定了電影進口的寬鬆程度；“政策源流”則是進口經營制度變革的主要動力。當下，制度環境的變化為政策最佳化提供了條件，透過外部壓力打破利益平衡是推動政策最佳化的關鍵，未來仍需不斷最佳化政策目標和方案，與各方達成共識。

關鍵詞：電影引進政策分賬片買斷片多遠流

我國自1949年建國初期就開始了電影進口的制度建設，1950年7月國家頒佈的“文化部關於電影業五個暫行管理辦法”中就有《國外影片輸入暫行辦法》，並且在《電影業登記暫行辦法》和《電影舊片清理管理辦法》中還明確了電影輸出輸入經營登記管理和進出口舊片的管理[1]。這一階段電影進口由中影公司統一經營、歸口管理，全部採用買斷形式低價引進各國電影。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拉開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新篇章。1993年《關於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廣發影字[1993]3號檔案）的釋出掀起了電影業一場較為廣泛的開創性改革，也成為了中國電影市場逐步放開、逐漸遵循市場規律的開端。1994年出臺的“348號檔案”明確規定了中影公司每年以分賬發行的方式引進10部“基本反映世界優秀文化成果和當代電影藝術、技術成就”的外國影片。電影配額制的出現，不僅影響了我國電影發行放映機制的改革程序，更是對我國電影市場產生了深遠影響。今年5月，國家電影局常務副局長毛羽在出席戛納電影節活動中表示，將加大中國電影市場的外片引進力度，“我們將秉承開放包容的胸懷，最佳化電影引進政策，鼓勵支援引進業務，廣泛引進國別更多元、型別更豐富的全球電影，讓中國觀眾能夠看到全世界最好的電影”。

自1994年首部分賬大片《亡命天涯》在中國上映以來，分賬片在我國走過了三十年的歲月。經過三十年的發展，我國電影引進政策的最佳化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回望歷史，對我國電影引進政策的演進邏輯和路徑進行分析，將有助於對下一階段的制度創新提出策略建議。

《亡命天涯》劇照

一

我國電影引進政策的歷史演進

我國電影引進政策主要包括兩部分，分別是進口配額制和進口經營相關制度。前者是對來自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電影進口數量和放映時間的限制，旨在平衡國內外電影市場的競爭關係，保護國內電影產業的健康發展。後者是對進口影片引進權、發行權、進口發行流程等方面的規定。

我國電影配額制的確立

（1994-2000）

1994年“348號檔案”出臺之前，我國採用一次性買斷中國內地發行權的方式以較低的價格引進外國影片。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對進口電影數量事實上並無具體限制，但在不同時期由於國家經濟、文化、外交等宏觀因素，確實存在不同形式的進口限額。中影公司在每年的外匯限額內完成引進片任務，而每年引進和上映的影片數量也存在差異。

1994年至2000年期間，我國電影引進政策的變化主要體現在進口配額制的確立上。1994年8月1日，廣電部電影局出臺了《關於進一步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通知》（第 348號檔案），決定自1995年起，由中影公司每年以國際通行的分賬發行的方式進口十部“雙基本”電影，即後來俗稱的“大片”。與此同時，我國雖然在政策上未對買斷片數量進行限制，但每年基本穩定在28部左右。在這一階段中，於1996年由國務院釋出的《電影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200號）中用專門的章節對“電影進口出口”做出了一系列規定，涉及進口經營權、進口片審批等諸多方面，並首次提出了對進口影片的放映限額比例，規定國產影片不少於年放映時間的三分之二。從進口經營制度來看，分賬大片由中影公司統一引進發行，採取“票房分賬”的盈利模式，一般是外方片商和中影公司共拿總票房的46%，省市級電影公司拿8%—10%，剩下44%—46%歸影院所有，外方片商大致能分到13.5%-17.5%。至於宣傳費、複製費、關稅等費用，全由外商負責[2]。買斷片依然由中影公司統購統銷，在經營上沒有新的變化。

我國電影引進政策的全面調整

（2001-2011）

2001年至2003年期間，隨著我國加入WTO，為兌現電影市場逐步開放的承諾，引進政策在配額和經營制度上都發生了變化。1999年11月，經過長時間的談判，中美雙方就中國加入 WTO 達成了“雙邊協議”。根據協議，我國每年以分賬方式進口20部外國影片。2001年12月11日，我國正式加入WTO，進口分賬大片的數量翻番至每年20部，在這20部中大部分為美國大片，其餘影片為世界其他國家的優秀電影。與此同時，這一階段的買斷片數量有所下降，分別為15、20和14部。總體上看，我國電影進口片的總數量仍然控制在40部以內。在經營制度上，這一階段有較大變化。2001年12月18日，廣電總局釋出《關於改革電影發行放映機制的實施細則》（廣發辦字[2001]1519號）提出“調整進口影片的供片機制，實行影片進口與發行分離。組建中影集團影片進出口公司，受委託承擔對外國及港澳臺影片的統一進口，同時履行選片、初審、送審、合同洽談、報關繳稅、支付結算、影片供應、票房統計及市場監管等部分管理職能”“保留中影集團原進口影片發行公司，再組建一個進口影片股份制發行公司”[3]。2003年8月，華夏電影公司成立，從此打破了中影公司對進口片發行權的壟斷，進口經營制度進入“統一進口，兩家發行”的階段。

此後，我國電影引進政策在這樣的大框架下有限度的進行調整。例如，2003年10月釋出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和2010年1月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香港、臺灣影片不再受進口配額限制，其中合拍片還可享受國產電影發行待遇。2004年，允許民營企業協助推廣買斷片[4]。這一政策更大程度的釋放了買斷片的運作空間，讓民營公司有了選片、購片的權力。這一時期買斷片的數量長期保持在每年上映30部左右，進口總量提升至50部左右。

進口配額的進一步增加

（2012至今）

2012年，中美雙方就解決 WTO電影相關問題達成《中美關於用於影院放映之電影的諒解備忘錄》（簡稱“備忘錄”），進口壁壘進一步降低。根據備忘錄，中國在原有配額的基礎上，每年增加引進14部3D或IMAX電影（高技術格式電影），從此進口分賬片的總數增加到34部。分賬比例也進行了調整，外方分賬比例從13%提高至25%。2012年至2014年，買斷片數量保持在每年上映30-40部，我國每年上映的進口片總量上升至70部左右。

2015年9月，作為習近平總書記訪美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國電影集團與美國電影協會簽署了《分賬影片進口發行合作協議》，中美電影界的合作進一步加強。與此同時，買斷片數量從2015年至2018年逐年上升，分別是50部、55部、64部以及87部，呈現出題材、地域百花齊放的市場特點。

這一時期的進口經營制度並未發生改變，仍然保持“統一進口，兩家發行”的格局，報批流程沒有變化。但在實際操作中，隨著買斷片票房的不斷走高，競爭愈加激烈，民營公司與國外版權方簽訂的購片合同也越來越靈活，出現了在固定版權金基礎上參與分賬等形式。

2019年，中美貿易出現爭端；緊接著新冠疫情席捲全球，國際電影市場震盪劇烈，電影生產停擺；人們對流媒體服務的需求呈現出爆發式增長，“院網之爭”對傳統影視行業產生巨大沖擊。儘管這一時期我國的引進政策並未發生變化，但進口片市場出現了波動。從2020年開始，我國進口影片數量下降。2020年上映進口片60部，2021年上映進口片68部，2022年上映進口片55部，2023年上映進口片83部。究其原因，主要有四方面：一是疫情衝擊導致全球製片停滯，再加上好萊塢罷工事件，進口片片源銳減，我們選片受限；二是部分好萊塢電影迎合美國國內“政治正確”，無法進入中國電影市場；三是我國電影觀眾偏好轉移，“z世代”的青年觀眾更青睞國產電影，關注本土故事，對好萊塢電影出現審美疲勞；四是受到國際關係的影響，中美關係間接影響到觀眾對美國影片的好感度和接受度。

二

我國電影引進政策變遷的內在邏輯

國內對於制度變遷研究中，一些學者認為國家和市場是促進制度創新的基礎性力量，正是它們之間權力博弈促進了制度的變遷[5]。在政策變遷的研究過程中，美國著名政策學家約翰·W·金登構建的多源流分析模型（the multiple-streams framework）更為重要和主流。這一模型建立在問題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三種資訊流的基礎上。金登認為以上三個源流沿著不同的路徑流動，直到在某一特定的時點上即政策視窗上匯合，促成了政策議程的設定[6]。問題源流包括種種有待政策解決的社會問題或市場問題；政策源流包括各類社會政治團體或研究人員所提出不同解決方案和政策建議；政治源流包括公眾輿論、權力分配格局、政府的變更以及政黨的意識形態等因素，這些因素反映著政治形勢與政治背景等方面的狀況。三股源流獨立發展，在某個關鍵時間點上匯合到一起，就將某個問題提上政策議程，並達成共識。

“政策源流”

推動我國電影配額制提上議程

從政治源流看，國家宏觀環境的變化帶動了電影體制機制改革，但出於意識形態考慮，政府對於電影進口市場的放開較為謹慎。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巡”，旗幟鮮明地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這成為中國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隨後，黨的十四大進一步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明確了要使市場在國家的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進行基礎性的調控。1992年6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佈並實施《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這一決定正式將電影列為第三產業，將發展電影產業作為今後發展的主要任務。1993年，一場“自上而下”的電影體制機制改革徐徐拉開大幕。電影的商品屬性被強調，電影的進出口逐漸由“政治任務”轉向“商品貿易”。在市場經濟成為各國普遍共識的背景下，只有透過市場化手段擴大文化貿易活動，才能真正實現與西方國家的文化交流，也只有擴大文化貿易，才能使中國文化在國際社會獲得認可。然而，彼時國家面臨的國際環境使得“文化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依然是一切交流和貿易的前提。這決定了政府對電影進口市場的放開的態度較為謹慎和保守。

從問題源流來看，90年代初電影進口市場面臨的問題是供需失衡，外部利潤誘使非法走私屢禁不止，走私氾濫又進一步擠壓了正規放映市場。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電影市場萎縮嚴重，一方面放映場次以每年一百萬場的速度遞減，另一方面觀影人次也以每年十億的速度遞減。發行收入雖然穩中有升，但製片和發行成本不斷攀升。大多數製片廠和發行企業都面臨負債經營的困境，中影公司也從年盈利1億多元到瀕臨虧損邊緣。由於經營機制的限制，中影公司買斷進口影片的價格平均每部僅兩、三萬美元，這樣的價格一般只能買到國外二、三流的影片，或是已經上映許久的陳舊影片，這種廉價、陳舊的進口片對觀眾吸引力非常有限。與此同時，錄影業開始起步，歌廳和綜合文化娛樂業如雨後春筍，電視媒介中的大量中外電視劇和譯製片明顯的分流了電影觀眾，進一步加劇了電影市場的衰退。隨著沿海地區的開放，加之行業監管的漏洞，各種國外和港臺走私錄影帶、光碟大量湧入國內，走私音像製品放映逐漸擠佔了正規的電影放映市場。而很多地方政府出於當地財政的考慮對走私音像製品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例如電影局在安徽的調查發現，合肥市最大的安徽劇院在1990年1月率先把錄影引進大廳放映，而這家劇院是由安徽省政府直接管轄的。

從“政策源流”來看，企業從業者、相關學者都對中國電影市場要不要放開引進、如何引進等問題進行了探討，中影公司及省市電影公司提出了較為具體的政策建議和方案。國務院103號令的釋出確定了企業的經營性質，將企業推向了市場。作為國內唯一有資格進口的中影公司，受到外匯限制、引進方式等限制，無法引進國外最新的優秀影片。加之走私影片市場對正規放映市場的擠佔，使得中影公司的進口經營陷入困境。1993年中影公司兩次舉辦的進口影片交易會上，成交量都遠低於預期。北京交易會上，13部進口影片中，複製訂購量最高的影片也僅訂出139個複製，最低的影片更是僅有9個。成都交易會上的11部進口影片，複製訂數最高的不足百個[7]，當年的進口片發行收入僅3500萬元，未能給公司帶來利潤。然而，走私片的暴力讓中影公司看到了觀眾對最新的優秀外國電影的巨大需求，如果不對相關政策進行調整，就無法改變電影進口的經營現狀。1993年，為了提高進口影片的經營效益，中影公司曾同國外大電影公司接觸，計劃採取分賬發行的方式改變中影不能引進一流影片的局面。但是，“由於此舉步子太大，對國內電影市場的衝擊難以預料，部局不予支援”[8]。同年9月，49家省市公司經理簽名並呈報給電影局的一份改革意見中，再次提出“改變進口片進口渠道單一、發行一統的局面，在國家統一審查的前提下，增加進口渠道，或者仍採取一條渠道進口，由各省級發行公司競爭發行。”對於省市公司的建議，主管部門也並未給予支援，廣電部田聰明副部長評價省市公司的建議“有積極的地方，也有明顯侷限性”[9]。93年我國電影發行放映機制改革後，中影公司對國產影片的“統購統銷”被取消、在面臨連環債務和鉅額補貼的情況下，中影公司寄希望於“進口影片”帶來經濟效益。1994年1月，時任中影公司總經理的吳孟辰再次提出“（電影進口）不能繼續沿用過去那種一兩萬、兩三萬美金一次性買斷、而事實上已經被世界上各大製片商所否決了的經營方式。我們最終要按照國際慣例和市場規律運作”[10]，再次表達了進口影片實行分賬發行的需求。

最終，電影市場存在的巨大問題和進口發行公司的反覆呼籲，讓政府相關部門在反覆權衡後最終出臺了“348號檔案”，明確提出了進口配額制。這一政策既遵循了國家的文化安全需求，也使得電影企業獲得了一定的經營自由。可以說，在三股遠流中，“政策源流”發展迅猛，推動了我國電影進口配額制的“政策之窗”，並最終透過政策得以確立。

“政治源流”

推動我國電影引進政策的全面調整

“問題源流”方面，每年十部進口分賬片帶動了整個電影市場的增長，將觀眾重新拉回了影院，但同時也對國產影片的生存空間造成巨大沖擊。1994年到2000年的六年間我國電影市場儘管出現過短暫的回暖，但整體發展趨勢卻令人生畏，市場萎縮嚴重、觀眾被迅速分流，每年十部進口分賬大片成為電影市場的頂樑柱。例如2000年分賬大片的票房總收入超過7億，居然佔到當年票房總收入的八成還多。然而令人憂慮的是，創造這一票房成績的影片僅為10部好萊塢分賬大片和屈指可數的港產影片。引進十部進口分賬影片的初衷是希望啟用國內電影市場從而帶動觀眾對國產影片的消費熱情，但是進口分賬影片卻成為市場主流並擠壓了國產片的生存空間，這顯然不符合電影體制機制改革的方向，也不符合我國電影行業發展的需要。分賬大片對中國電影市場帶來的衝擊讓電影從業者們如臨大敵。

“政策源流”方面，相關利益者在享受分賬大片帶來紅利的同時，希望進一步提升進口分賬片數量；而未能享受到紅利的企業和業內人士則對中影壟斷進口片發行的局面不滿，認為“全國上下實際上只存在一條以發行放映進口分賬大片為主的院線”[11]，限制進口影片、保護國產影片、改變進口片經營格局顯然更符合他們的利益。

“政治源流”方面，我國加入WTO是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客觀需要，也將極大的改善我國貿易條件。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步降低我國電影市場的進口壁壘成為必然。入世談判的過程則非常曲折艱難，尤其是中美雙邊談判。關於智慧財產權方面的貿易條件也成為中美雙邊談判中雙方爭奪的焦點之一。1999年11月10日，中美雙邊談判，美國將開啟中國電影市場的焦點集中在出口數量上，要求中國每年進口17部美國分賬大片，之後每年遞增五部，而對中國影片的進口問題卻沒有進行必要的說明。對於這樣佈置任務式的訴求，中方加入WTO的電影談判代表、時任電影局局長的劉建中同志給予了嚴正的駁斥。之後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紛紛給出各自的理由，各執一詞，談判陷入僵局。然而，加入WTO是我國不可動搖的政治目標。因此，在中央高層和廣電總局的指導下，就電影相關問題與美方進行反覆磋商，最終達成了我國每年以分賬方式進口20部外國影片的共識。

最終，“政治源流”的強大力量開啟我國電影引進政策全面調整的“政策之窗”。在具體政策的制定中，政府相關部門平衡各方利益，在逐步放開的大方針下，限制進口，給我國電影產業和國產電影爭取更多的發展時間。同時，在接下來的“院線制”改革中，針對進口經營壟斷的情況進行了調整，要求成立第二家進口影片發行公司。這實質上是在國家加入WTO的大背景下對電影行業內部利益的一次調整，既以股份合作形式使中影公司以外的其他電影經營企業分享到進口影片經營的經濟效益，又在進口電影發行領域形成了兩家企業競爭的局面[12]。

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

影響我國電影引進政策

我國電影引進政策於2003年完成了體系的搭建，近20年未有大的變革。但針對分賬大片的進口配額和買斷片的年上映數量仍有調整。儘管電影市場在不同階段出現了不同問題，但這些調整主要受到我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的影響。

2007年4月，美國將中國政府對電影、錄音製品等產品的限制措施訴至WTO，引發了所謂“中美出版物案”。2009年12月，WTO爭端解決機構最終裁定中國政府頒佈的《電影管理條例》第30條和《電影企業經營資格准入暫行規定》第16條違反了加入WTO協議的相關條款。為了執行上述裁決，2012年2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出訪美國，中美雙方就“中美電影備忘錄”達成共識，允許引進更多好萊塢電影。之後的五年內，中國電影市場飛速發展，國產影片在與進口影片的競爭中不落下風，給行業主管部門增加了信心。2019年之後，受美方發起的貿易衝突的影響，大眾對好萊塢大片的熱情有所減退，美國電影在中國電影市場的表現普遍不如預期。

從我國電影引進政策的演進中可以看出，“政治源流”是引進政策議程的核心推動力，來自外部壓力和內部改革需要共同決定了電影進口的寬鬆程度。“政策源流”則是進口經營制度變革的主要動力，主管部門需要在行業內部利益博弈的過程中找到平衡，制定可行方案。

三

我國電影引進政策的創新路徑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電影市場經歷了深刻的轉型與發展，逐步從計劃經濟時代的封閉狀態走向市場化、國際化的開放格局。這一成就不僅得益於國產電影的蓬勃發展，也與進口片的引入密不可分。自1994年以來，我國電影引進政策逐步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體系，在不同時期都發揮了較為有效的作用。九十年代，十部分賬大片有效的激活了我國電影市場，將觀眾重新拉回影院。進入新千年後，進口片配額逐年增加，國別、型別日漸豐富，市場主體越來越多元，分賬大片發揮了鯰魚效應，促進了中國電影產業模式的變革與轉型升級。在“與狼共舞”中，國產影片的製作水平大幅提高，我國電影市場票房收入不斷攀升。近年來，國產影片逐漸佔據市場優勢，進口片的市場佔有率大幅下降（如圖1）。

圖1.2012-2023年國產片與進口片票房佔比變化趨勢

當前，進口影片的數量和質量還不能滿足中國電影市場和觀眾的期待，我國電影引進政策仍需進行最佳化。

制度環境變化

為政策最佳化提供了條件

首先，我們始終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我們要以高水平的開放促進高質量的發展。其次，電影產業的良好發展增強了進一步開放的信心和底氣。在進口配額制形成的貿易壁壘下，中國電影向好萊塢學習了電影工業體系，已經發展出具有本土特色的電影製作模式，在敘事上也發展出更貼近於中國觀眾文化和情感需求的模式，在與進口影片的競合博弈中獲得成長並走向成熟。當下的中國電影市場足夠大，有能力承載更多的各國優秀電影。最後，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觀眾的觀影需求日益多元，期待看到更多國別和型別的電影。擴大進口能夠進一步滿足觀眾需求、啟用電影市場，促進更深層次的文明交流互鑑。

透過外部壓力打破利益平衡

從而推動政策最佳化

一個好的政策方案，不僅要切中問題要害，而且還要切實可行。事實上，在我國政策的決策機制中，為了提高政策的可行性通常會對政策方案爭取最大程度的共識。然而任何改革必然要打破現有的利益格局，觸動某些利益集團的利益，甚至遭受到阻力。若要改變這種利益格局，通常需要外部壓力，通常包括國際政治經濟壓力以及國內輿論壓力。

當前，我國進口經營制度中“一家進口、兩家發行”的格局已二十多年未變。這一制度對規範市場、保護本土電影產業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隨著電影市場的快速發展和觀眾需求的日益多元化，這一格局的侷限性也逐漸顯現。中影、華夏兩家公司在提供分賬片進口服務的過程中享受穩定的發行收益。在買斷片的進口過程中，中影、華夏仍舊以墊付宣發費用等形式收取服務費，也給競爭激烈的民營公司提高了引進買斷片的門檻。從這一角度來說，削減了民營企業的參與積極性。未來，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調動更多民營企業的積極性，讓更多市場主體有機會參與進口片發行業務，能夠解決進口發行的利益分配問題。然而，打破壟斷則需要外部壓力，這種壓力可以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訴求，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行業訴求。

持續優化政策目標和方案

持續持續最佳化電影引進政策是中國電影市場國際化、多元化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滿足觀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的重要舉措。政策目標是政策實施最終要達到的目的，為政策方案提供方向性指導。政策方案透過多種政策工具解決問題，從而達到政策目標。在對具體政策方案的討論中，應鼓勵行業從業者、學者等各種利益集團透過多種渠道表達訴求，透過調研、協商等方式達成共識。同時也可以在限定範圍內進行試點，嘗試推行不同的解決方案，最終選定適合的政策方案。透過動態管理、簡化流程等方式，調動民營企業積極性，形成良好的競爭機制，從而促進我國電影市場多元化。適當增加進口片數量，尤其是非好萊塢影片的引進，豐富國內電影市場的內容供給，滿足觀眾多樣化的觀影需求。透過加強與國際電影市場的合作與交流，進一步提升電影產業國際化水平。

經過三十年的發展，進口片已經成為我國電影市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方面，進口片能夠滿足觀眾對多樣化電影內容的需求，另一方面，還能促進國內外電影產業的深入交流與合作。未來，透過對我國引進政策的逐步最佳化，能夠重新激發我國電影產業的創新活力，提升本土電影的製作水平，為觀眾帶來更加豐富的文化體驗，形成有序競爭、和諧共生的電影市場。當然，在政策最佳化過程中仍會面臨多種阻力，需要外部壓力打破利益平衡，透過多種方式逐漸達成新的共識，形成擴大開放的新局面。

註釋：

[1] 吳迪：《中國電影研究資料（上卷：1949-1955）》，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7-71 頁。

[2] 萬萍：《進口分帳電影片十年票房分析》，《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5年第 6期。

[3] 中國電影家協會：《中國電影年鑑》，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頁。

[4] 佚名：《進口買斷片：促進市場多樣化》，《中國電影報》2006 年 1月 12日。

[5] 馮仕政：《國家、市場與制度變遷——1981-2000年南街村的集體化與政治化》，《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２期。

[6] 邁克爾·豪利特,M·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迴圈與政策子系統》，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版，第197-198頁。

[7] 聞達：《進口影片交易緣何“火不起來”》，《中國電影市場》1993年第11期。

[8] 毛羽,樊江華,馮穎一：《衝突的一年困惑的一年希望的一年》，《中國電影市場》1994年第2期。

[9] 毛羽,樊江華,馮穎一：《衝突的一年困惑的一年希望的一年》，《中國電影市場》1994年第2期。

[10] 吳孟辰：《堅持企業改革,堅持宏觀調控》，《中國電影市場》1994年第2期。

[11] 中國電影家協會：《中國電影年鑑2001》，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1版，第1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