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美國突然願籤聯合宣告？特朗普的兩大軟肋曝光

【導讀】5月12日，中美經貿高層會談取得實質性突破，雙方共同發表聯合宣告，宣佈將雙邊基礎關稅下調至10%，並立即暫停所有額外關稅及相應的反制措施。宣告中明確所有減免措施需在5月14日前實施，後續是否加徵關稅將在90天暫停期內繼續商議。有分析指出，美方的談判意願暴露出美國正面臨嚴峻的經貿考驗。本文綜合外媒的相關文章，深入分析了關稅戰以來最為攸關的美國企業及工人的生存現實。

首篇分析文章指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即便成功促使部分製造業迴流美國，但難以帶來傳統藍領就業崗位的復歸。在美大企業正推進工業4.0升級，其生產方式高度依賴機器人和數字化技術。這將帶來勞動力市場需求發生根本性轉變，更青睞矽谷的高技能“白領”，而非傳統藍領工人。這意味著，作為特朗普關鍵票倉的藍領工人無法從本土潛在的產業復興中受惠，選民基本盤難以維繫。雖然新一輪工業革命將降低對全球供應鏈的依賴，但鋰和稀土金屬等關鍵原材料的供應、廉價能源、6G通訊會更為關鍵。縱觀全球，中國不僅具備上述發展條件，且對美擁有相對優勢。

次篇文章則聚焦美國中小企業面臨的生存困境。美國企業的破產率已同比增長7.38%，商業貨運合同大幅減少，港口空置，多個行業凍結招聘，裁員與職工休假增多。從美國對華進口的產品需求來看，超過70%的美企沒有替代品可供選擇。這對於依賴中國的關鍵礦產生產清潔能源、消費電子產品、電動汽車和電力基礎設施零部件的公司來說，尤為致命。作者指出，美國製造商高度依賴全球貿易，美國進口的所有商品中有56%用於製造業，且80%的製造業工人受僱於國際貿易企業。此輪關稅戰以來，僱傭了美國近一半工人的製造業小企業更是承壓顯著。小企業的利潤空間小，調整供應商的能力有限，缺乏資源遊說建立豁免清單，更無力依靠自身的資產負債表籌措資金。此外，其他國家的消費者已採取報復性拒買行動，許多美國品牌已被下架，美出口商正面臨海外經營風險。

在美國國內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之際，多國對美談判局面已悄然轉換成美方持續暴露底牌，各國實行戰略性接觸的倒逼態勢。對特朗普本人來說，與中國達成的短期解決方案，或許為美方與其他國家的後續接觸提供了籌碼，而諸多因關稅戰停擺的企業也能暫時有所喘息。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系列“美國之變的想象與真實”之二十九，兩篇文章分別編譯自英國媒體Unherd《美國的汽車崗位不會回來，未來的工廠需要白領》，智庫美國進步中心《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戰正在摧毀美國的小企業》，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美國的汽車崗位不會回來，

未來的工廠需要白領

✪ Wolfgang Munchau

Unherd專欄作家

在3月白宮玫瑰園舉行的新聞釋出會上，特朗普宣佈了其強勢的關稅政策。會上，一位來自底特律的退休汽車工人——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的Brian Pannebecker被邀請進行發言。他表示，自己親眼目睹了底特律和底特律大都會地區一家又一家工廠接連倒閉，特朗普的政策將使這些工廠重獲生機。

Pannebecker代表著特朗普陣營的核心成員，他對工業衰落的觀察完全正確。但他錯就錯在,認為特朗普會解決這個問題，即特朗普的政策肯定會吸引企業迴歸美國。然而，這些企業提供的工作並非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的成員能夠勝任，或是有意願從事的。製造業會迴歸——但不是Pannebecker所想象的那種製造業。

底特律等地的衰落遭遇，是經濟學中最強大的理念之一——大衛·李嘉圖的比較競爭優勢（comparative competitive advantage）理論——徹底崩塌的後果。即各國應該自願放棄自己能做好的事情，轉而去做自己更擅長的事情。美國和英國正是遵循這一邏輯才開啟了大規模的製造業轉移。其後果是，底特律關閉了汽車工廠，而中國和德國則新開設了汽車工廠。

這種想法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即像Pannebecker這樣的人將會遭受重創。李嘉圖的理論在總體上是正確的：全球化的贏家所獲得的要比輸家失去的更多。但對政治來說真正重要的是，輸家的數量大於贏家的數量。用統計學的語言來說：經濟學家關心的是平均收入，或者說總收入。而政治家關心的是中位數收入。正是中位數選民左右著選舉結果。

診斷超級全球化出了什麼問題並不難，但思考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卻困難重重。我們生活在一個由九年貿易協定締造的世界，並延續至今。它始於1992年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伴隨著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成立，直到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而告終。在全球範圍內，這些變化帶來了全球貿易的大規模擴張。在美國，它們引發了工業的離岸外包。這已經是20多年前的事了，而如今，工業世界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傳統的工業模式類似於，利用鋼鐵或塑膠等原材料進行成品加工。為此，工廠僱傭了數千名，甚至數萬名工人。如果住在英格蘭東北部的斯肯索普，人們很可能成為一名鋼鐵工人，或者至少有一位家人也是鋼鐵工人。如果身在六十年代的底特律，一個人要麼從事汽車行業，要麼從事音樂行業。

全球化不僅使企業遷出了美國和英國，也改變了工業企業的運作方式。現代製造業已與舊時的工廠截然不同。與其說現代企業只剩下工廠和員工食堂，不如說他們依賴的是全球供應鏈網路。例如，西歐製造商的原材料來自中國，也包括俄羅斯，同時從東歐和歐亞大陸其他地區進口中間產品進行生產。這意味著，人們在德國看到的許多工廠都是總裝廠（final assembly plants）。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給製成品貼上“德國製造”的標籤。

在玫瑰園的新聞釋出會之後，捷豹、路虎、奧迪和保時捷等高度依賴美國消費市場，但在美國本土沒有汽車製造工廠的歐洲汽車製造商該怎麼辦？為了繞過關稅，他們必須在美國建廠，從而重塑整個供應鏈。雖然有些公司會這樣做，但很多公司不會。

在過去30年，工業領域發生了供應鏈革命這一重大改變。但另一場重大工業革命即將到來：工業4.0。回顧歷史，第一次工業革命是18世紀末的工業革命，第二次革命伴隨著大規模生產的到來，隨後是數字革命的爆發。而工業4.0關乎工業的數字化，其典型特徵是智慧工廠的建立。

要理解智慧工廠的概念，不妨回顧一下物聯網。物聯網指的是將物理實體整合到數字網路中。想象一下，這意味著，我們可以知道一臺冰箱裡面所有物品的保質期。現在，將這個想法應用到工廠中。智慧工廠將由機器人操作，並配備大量感測器，這些感測器將保持持續通訊。它們仍然需要原材料來製造產品，但對複雜的全球供應鏈的依賴程度將降低。這就是為什麼全世界所有國家，不僅僅是特朗普，都高度關注鋰和稀土金屬等關鍵原材料的供應。

但工業4.0與其前身的真正區別在於，它依賴於海量資料。這些資料將儲存在高能耗的資料中心，並要求具備即時處理能力。而目前只有中國和美國才有能力大規模建設此類資料中心。此外，新一代移動通訊技術也必不可缺，只有6G才能將工廠感測器的資料傳輸到資料中心。資料中心將由廉價能源供電，並由具備數字素養的員工進行監管。雖然這些工廠仍將僱傭員工，但這些員工的教育背景將更接近矽谷的科技工作者，而非Pannebecker及其前同事的知識結構。

歷數世界上的所有國家中，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適合工業4.0的發展。美國或許也能做到，但歐洲卻遠遠落後。當西方還在為推廣5G行動通訊而苦苦掙扎時，中國已經在開發6G了。中國政府剛剛批准在雅魯藏布江上建造一座超大型水電站。這座大壩的預期發電量為60吉瓦，大約相當於德國的年平均用電量，發電量是最大的三峽大壩的三倍。可以預期，一旦建成，它將影響工業的運作方式。

相較之下，歐洲根本無法與之競爭。例如，德國曾是全球供應鏈革命的最大贏家之一。但它缺乏廉價能源，尤其在核電站關閉，以及俄烏衝突後，俄羅斯廉價天然氣供應中斷之後。核聚變或許可以改變這一局面，但這仍需數十年的發展時間。工業4.0不會坐等這些時間的流逝，它很快就會到來。未來工業發展的動力將來自水壩、美國的水力壓裂技術（fracking，譯者注：透過水力裂壓的方式提取天然氣，能得到廉價能源，給地方經濟帶來增長，穩定就業崗位。但這種方法對環境和水源有害，因此美國兩黨圍繞是否支援fracking產生了激烈交鋒）、核能和天然氣。如果說有一個西方國家能夠利用工業4.0的商業優勢，那就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國。

在一些宏觀經濟學家和評論員當中，存在一廂情願的想法，他們不斷宣稱特朗普的政策註定會失敗。然而，特朗普的成敗並非註定，如果他取得了成功，這將徹底震驚世界。

我們認為，對特朗普來說，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方式是推進工業4.0。他的批評者很少關注這一方案，尤其對於那些主要關注關稅對GDP影響的經濟學家來說，更是如此。這些關注重點可能會導向錯誤的結論。例如，一旦看到英國就業和養老金部（the Department of Work and Pensions in the UK）釋出的一份統計資料，我們就能理解英國脫歐的經濟學原理了。根據這份統計資料，在2016年公投前的十年裡，英國選民的平均實際可支配收入有所下降。如果人們只關注GDP、失業率和通常的官方指標，就不會看到這一問題的嚴峻之處。受李嘉圖思想影響的經濟學界既沒有預見到英國脫歐，也沒有預見到全球化將遭遇的逆流。

特朗普很可能低估了重組全球供應鏈的難度，他的關稅措施粗暴無禮。拜登也同樣如此，他提出的《通脹削減法案》名不副實，聲稱能利用大型補貼計劃吸引全球產業遷往美國。一些企業確實受到了影響。蘋果公司已經宣佈將加大在美國本土的產能。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制造商臺積電和製藥巨頭禮來（Eli Lilly）也宣佈了同樣的舉措。然而，不會迴歸的，是那些擁有工會組織和車間工人的舊工業。

Pannebecker帶了20位前同事參加特朗普的解放日活動，其中一位是一名第三代汽車工人。他認為，去工業化掏空了他的社群，這是特朗普得到選民支援的原因。但即使特朗普成功復甦了工業，這些選民所期待的傳統社群可能仍將面臨新的工業形態的衝擊。

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戰

正在摧毀美國的小企業

✪ Ryan Mulholland, Mike Williams, Doug Molof

美國進步中心

美國曆史學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曾將政府的愚蠢定義為：不顧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卻推行違背國家自身利益的政策。正如塔奇曼所言，愚蠢不僅僅是一次性的錯誤，而是繼續執行一項最終適得其反的政策。特朗普發動的史無前例的貿易戰就體現了政府的管理不善。

特朗普加徵關稅的範圍和幅度在美國近百年的歷史上是罕見的。他聲稱是為了促進美國工業基礎的重建，但這將適得其反。反而將重創美國小企業，尤其是那些從事製造業的小企業。其後果是，美國工業的支柱將被摧毀，全國無數的社群將受重創。目前，從資料來看，美國企業的破產率已同比增長7.38%，商業貨運合同大幅減少，港口空置，多個行業的招聘已被凍結。

▍進口與借貸成本上升，需求下降

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戰將從多個方向對小型企業造成衝擊。小企業僱傭了美國近一半的工人，在當前的局面下，他們的運營面臨巨大壓力。其最終後果將是裁員、職工休假增多、工人工資下降以及福利縮水。事實上，當前小企業主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包括運營費用大幅增加、借貸成本上升，以及日益突出的海外需求下降。

與購買力較強的大公司相比，大多數小企業的利潤空間非常小，且它們重新調整供應商網路的能力也有限。對於絕大多數中小企業來說，對中國進口產品徵收高額關稅，意味著他們將承擔大幅增加的運營成本。這對企業生存而言根本不是一個現實的選擇，而在中國以外地區尋找替代品也不現實。高盛的資料顯示，就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產品來看，超過70%的企業沒有非中國產的替代品可供選擇。對於那些依賴中國的關鍵礦產來生產清潔能源產品、消費電子產品、電動汽車和國家電力基礎設施零部件的公司來說，影響可能是災難性的。鑑於中國已經採取措施限制向美國出售幾種關鍵礦產，以回應特朗普對中國徵收的鉅額關稅。

對於美國小企業來說，一個解決方案是將生產轉移回美國。儘管在某些情況下，這個目標有可能實現，但這並非短期就可以實現的解決方案——尤其是對於那些依賴合同製造商或進口中國產品並在美國本土銷售的公司而言。另一個潛在的解決方案是尋求關稅豁免，特別是針對美國無法獲得的產品。然而，特朗普政府拒絕了商界建立豁免程式的呼籲。與大公司以及能對總統豪擲政治獻金的捐助者不同，大多數小企業缺乏渠道、資源、財富和知名度，來尋求特殊待遇。

因此，小型企業在美國本土加工所需的進口零部件和材料，以及在國內銷售製成品，預計都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由於大型供應商可能會利用其龐大的購買力，迫使分散的供應商承擔更高的關稅成本，因此特朗普帶來的關稅負擔很可能會再次轉嫁到小型企業身上。或許這就是自特朗普上任以來，小型企業的憂慮情緒每月都在上升的原因。

特朗普或許會聲稱“所有的價格都在下降”。但現實是，包括製造業在內的小型企業正準備應對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帶來的成本上升。例如，標普公佈的全球4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顯示，關稅導致“投入成本和銷售價格雙雙大幅上漲”。事實上，自特朗普就職以來，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衡量美國製造商支付價格的指數已上漲17個百分點，這一大幅增長已達到新冠疫情以來的最高水平。

注：製造業價格指數是根據製造業採購經理的調查結果得出的，即與上個月相比，他們是否報告支付了更多、更少或相同數量的投入。根據供應管理學會的“製造業PMI報告”，隨著時間的推移，價格指數高於52.8%通常與美國勞工統計局的中間材料生產者價格指數的上升相一致，因此被視為盈虧平衡線。

來源：供應管理協會。

對於許多小型企業來說，將供應鏈遷往其他亞洲市場也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因為越南等潛在製造業中心會優先考慮大公司，而小型企業則難以確保產能。即使企業決定考慮投資某個特定的國外市場，也要花費寶貴的時間和資金尋找新的供應。而特朗普政府混亂、魯莽的貿易政策也會對他們產生不利影響。如果政府因為新的交易或一時興起而重新制定關稅政策，那麼尋找新供應商的任何努力都可能徒勞無功。正如耶魯大學管理學院的Jeffrey A. Sonnenfeld 和 Steven Tian 最近談到的，“在政策如此反覆的情況下，任何企業都不會授權耗費數十億美元的投資用於工廠或供應鏈迴流。”

與大型企業不同，小型企業通常必須為新增的產能，以及業務擴張籌措資金，而無法依靠自身的資產負債表來為未來的生產力投資提供內部資金。美國汽車創新聯盟（Alliance for Automotive Innovation）在4月份的一封信中明確指出了這一點：

大多數汽車供應商都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應對突然的關稅衝擊。許多供應商已經陷入困境，將面臨停產、裁員甚至破產……只要一家供應商出現問題，就足以導致汽車製造商的生產線停產。

國內外投資者似乎已經對美國失去了信心，美元貶值和近期債券收益率飆升就是明證，這都是特朗普政府混亂、衝動政策的後果。面對借貸成本的上升，許多企業可能無法利用新的投資機會來滿足國內需求，從而實現盈利。

由於其他國家的報復性關稅，以及針對美國相關品牌的消費者抗議，美國出口商目前在海外市場也面臨相當大的經營風險。許多美國品牌已經被下架，即使沒有官方行動來阻隔美國的產品出口，外國消費者也要求選擇非美國的替代品，以回應特朗普的貿易戰。

▍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戰將重創美國製造業

特朗普政府聲稱其關稅旨在保護美國工人免受外國生產商的剝削，但這些政策的負面影響將最深刻地波及美國製造商及其工人。事實上，美國製造商比大多數國家更依賴全球貿易。儘管製造業僅佔美國GDP的13% ，但美國進口的所有商品中超過一半（56%）用於製造業。其中，80%的製造業工人受僱於從事國際貿易的公司。因此，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府行動的溢位效應的損害。

由於四捨五入，數值可能不完全為100%.

注：美國總進口資料按六位數協調製度(HS)程式碼轉換為產品組。對於某些進口商品，HS程式碼無法匹配到加工階段型別，在上圖中記錄為“不適用”。

來源：美國人口普查局，"USA Trade Online: Data Source Selection"; 世界綜合貿易解決方案，"Merchandise Trade Products Metadata" .

這是對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執行不力的控訴。由於美國企業無法在美國投資和發展，不確定未來的貿易規則將如何發展，也缺乏構建韌性供應鏈所需的國際夥伴關係。事實上，特朗普政府好戰的貿易行動更有可能刺激美國以外地區的供應鏈發展，而不是促進美國本土產業的復甦。

如果美國政府想要重建美國的工業產能——而且它應該這麼做——那麼它就應該投資於美國小型企業和那些將新理念和新技術推向市場的企業家。它應該與大型一級製造商密切合作，幫助他們活用並擴大國內供應商的基礎。它應該與當地社群領袖和信用合作社合作，確保提供可負擔的融資，幫助小型企業發展壯大競爭力。它還應該加倍投資研發，以幫助創造和部署未來幾年支撐美國工業競爭力所需的關鍵技術。此外，它還應該確保同行企業之間保持高水平競爭，使小型企業能夠與大型企業在同等條件下競爭。

然而，特朗普政府的行動更有可能將創新產業從美國逼走。未來，能夠推行合理持續的貿易政策，以及能吸引頂尖研究人員和學者的地方將更受歡迎。國會應考慮制定類似“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的投資方案，以刺激未來關鍵產業的增長，確保美國在量子計算、人工智慧、3D列印和清潔能源等領域保持領先地位。此外，國會還應將聯邦投資與企業層面的承諾掛鉤，以支援員工的培訓和教育、醫療保健以及兒童保育需求。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貿易戰的負面影響正被放大。其中一些看似扶持實則削弱美國製造業的行動還在繼續。例如，美國政府對電動汽車的明顯蔑視，導致2025年第一季度取消的與電動汽車製造相關的國內製造專案，比前兩年的總和還要多。停止海上風電專案開發的決定直接導致了製造裝置訂單的取消，原本可以創造的就業機會也流失了。

▍結論

綜合來看，特朗普政府似乎正在實施一項對美國工業造成毀滅性打擊的貿易和產業戰略。美國主要企業已經宣佈裁員和休假。儘管特朗普政府上任頭幾個月，企業面對關稅風險而提前採購導致庫存激增，但企業的破產數量卻逐步增加。由於美國卡車司機和港口運營商面臨前所未有的需求下降，貨運合同也被大幅削減，這意味著依賴外國進口產品的小型企業的未來可能黯淡。特朗普政府並沒有創造美國工業的新“黃金時代” ，而是在積極損害美國小型企業及其工人的利益。這簡直是愚蠢至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