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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修明
特朗普大規模加徵關稅，直接帶崩了全球股市，道指、納指一天跌超5%，美股兩天累計蒸發6.5萬億美元。恒生指數跌幅則達到11%，A股創業板的跌幅也超過了10%。美國前財長稱如果特朗普的關稅被完全執行，將給美國帶來30萬億美元的損失，其中大部分成本都由美國中低層負擔。
但歷史向我們證明，世界還遠沒有到真正的“至暗時刻”，經濟崩潰只是特朗普風暴導致的第一輪後果。作為全球經濟的引擎、全球貿易的最大需求端，一旦美國關閉國門，將對依賴出口的國家造成嚴重打擊，這些國家的經濟波動可能導致政權更迭、社會不穩和民粹主義勢力抬頭，在這些壓力下，世界大戰將不再是遙遠的幻想。
30年代，美國爆發經濟大蕭條，為了保護美國企業和工人，美國頒佈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將美國平均關稅稅率提高到20%左右。美國發起貿易戰後，各國紛紛跟進，導致全球貿易額從1929年的360億美元銳減到1932年的120億美元，足足減少了66%。
20世紀初，美國已經取代英國成為全球最發達的經濟體，美國關閉國門直接導致世界經濟崩潰，深刻打擊了依賴出口的德國和日本經濟。在經濟崩潰後，德國魏瑪政府崩潰，納粹黨上臺，日本軍國主義的力量也完全壓倒了犬養毅為代表的“明治元老”，間接讓兩個國家走向了戰爭。美國對二戰的爆發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繁榮與衰退》的作者格林斯潘一針見血地指出”總的來說，《斯穆特-霍利關稅法》證明，美國沒能成功從英國手中接過維護全球秩序的責任，該法案是經濟學理性在特殊利益集團面前軟弱不堪的又一最佳例證“。
經濟大蕭條爆發後，美國上下一片恐慌，孤立主義的聲音迅速抬頭。
一戰結束後，雖然美國已是第一強國，但當時美國對自己的新角色還沒有信心。只有總統威爾遜在內的少數人認為美國的利益已經和世界繫結，美國應該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領頭羊的作用。
但大多數人民眾並不認同這一觀點，他們的思想仍停留在19世紀，他們認為美國應堅持華盛頓、傑斐遜以來的傳統，美洲之外的事情與他們無關。大蕭條後，恐慌更加強了人們“各掃門前雪”的心態，當時美國的工會與農會都支援政府對外國商品徵收高關稅，以保護國內產品的銷路和國內人的就業。
民眾因為愚昧不清楚後果，但經濟學家們清楚。《斯穆特-霍利關稅法》頒佈前遭到了美國經濟學家的一致反對，當時1028名經濟學家聯名反對法案，324家媒體中有238家敦促國會不要透過法案，經濟學家們認為這項法案是“”地方保護主義達到癲狂的產物“。摩根大通的掌舵人托馬斯·拉蒙特幾乎跪地懇求當時的總統胡佛否決這項法案。
但在民意壓力下，胡佛屈服了，通過了《關稅法》，法案對900種工業製成品和575種農產品加徵關稅，平均加稅幅度高達18%。法案頒佈後，25個國家遂效仿美國抬高貿易壁壘，互相進行貿易戰，導致全球平均關稅稅率飆升，全球貿易額減少了66%，世界一夜間倒退了100年。
《關稅法》通過了，但民眾期盼的經濟復甦和就業率上升並沒有出現，1932年，美國的出口額從1929年的70億美元下跌到16億美元，下跌了77%，進出口總額僅為1929年的1/3。美國的失業率也從《關稅法》頒佈時的8.7%飆升到1933年的24.9%。
通貨通縮、出口下降和失業率的攀升導致美國人的生活迅速惡化，到1934年初，美國購房者有1/3的人都無法償還抵押貸款，這進一步加劇了銀行業的危機。
事實證明，高關稅不能給美國經濟帶來繁榮。19世紀美國能實行高關稅是因為當時全球的經濟聯絡還不緊密，且各國都實行貿易壁壘。但在世界進入自由貿易後，再實行高關稅，造成的後果將是毀滅性的。特朗普完全沒有吸取歷史的教訓。
不過美國高關稅的後果遠不是美國經濟蕭條那麼簡單，它直接打擊了德國、日本兩個依賴出口的國家，並讓兩國在經濟困境下走向戰爭。
1920年代末，德國魏瑪政府雖然壓住了通脹，但德國仍飽受《凡爾賽條約》賠款的負面影響，德國的失業率仍然高企，財政瀕臨崩潰，魏瑪政府作為戰敗後的政府，因一直以來的經濟困境也飽受民眾詬病，可以說大蕭條前的德國是命懸一線。
美國《關稅法》的頒佈給了德國魏瑪政府致命一擊。1920年代末，美國是德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德國對美出口總額接近2.54億美元，但《關稅法》後，德國對美出口暴跌，到1932年僅為0.74億美元，跌幅達到71%。到1932年，德國的工業產值相比1929年也下降了40%，遠超歐陸25%的平均水平。
美國資本的大量撤出也加劇了德國的經濟危機，1924年美國資本曾經大量湧入德國，支撐了魏瑪時期的短暫繁榮，但是1931年，德國出現了27億馬克的資本淨流出，外匯與黃金儲備被迅速抽離，其中大部分是美國資本，這直接導致德國企業貸款率斷裂，德國銀行體系也因擠兌陷入危機。
受美國影響，1931-1932年，德國實際GDP較1929年累計萎縮15%，通貨緊縮率達到了-5.5%，失業人數從1929年的150萬暴增到1932年的600萬，失業率超過了30%，至少有五分之一的德國家庭陷入極端的貧困。
經濟危機打擊下，魏瑪政府名聲掃地，而極端的納粹黨受到公眾歡迎，1930年納粹黨得票率飆升到18.3%，1932年7月，納粹黨更是拿下37.3%的選票，成為國會第一大黨。納粹黨崛起的時間幾乎與美國大蕭條和《關稅法》的頒佈完全同步。
大蕭條削弱了德國人對溫和政黨的信任，此前德國人還將希特勒視為小丑，但如今的困境讓他們深深感到“西方不值得信任”，德國要想重新崛起，必須打破西方強加的《凡爾賽條約》，必須推翻對西方綏靖的魏瑪政府。
納粹黨迎合了這種情緒，並透過建設公共工程，發展軍工產業緩解了失業，德國大量的過剩人口被投入到軍工廠和軍隊中，女性也被趕回家操持家務，德國失業率1年內降低了50%。
但是政府投資的辦法終歸不是長遠之計，軍工產能過剩也會帶來新的危機，納粹政府只能靠發動戰爭來消耗過剩的產能和人口。
另一個遭遇美國《關稅法》打擊的是日本，與德國一樣，日本也是出口導向經濟，1929年日本的出口額約為24億日元，其中對美出口佔比超過40%，日本主要對美出口絲綢、棉紡織品和輕工業品。《關稅法》實行後，美國提高了對生絲、棉紡的關稅，直接導致日本對美生絲出口下降50%。
受美國影響，日本工業產出下降了一半，失業率飆升，農民收入驟降，甚至很多婦女被迫要看賣淫來維持家用。這些失業、貧困的農民子弟大都參軍，成為了日本“少壯派”的核心力量，他們痛恨無能、親西方的文官政府，認為日本的出路只能靠侵略和戰爭來解決。
當時軍部和右翼團體借經濟蕭條，大肆喧嚷“資本主義失敗、依賴西方失敗”的論調，主張要走“國防優先、自力更生、對外擴張”之路。他們的方案是先奪取滿洲解決原料和市場問題，再奪取整個中國建立自給自足的經濟圈。
美國《關稅法》實行後，日本的激進勢力完全失控，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1932年建立偽滿洲國並刺殺溫和的首相犬養毅，自此日本的政黨政治式微，日本徹底邁入軍部統治的法西斯體制。
日本史學家鶴見俊輔就指出”經濟危機摧毀了明治以來積累的自由主義秩序，軍人得以以國家重建的名義干政。”英國曆史學家A.J.P. Taylor也說：“滿洲事變不僅是帝國主義的結果，更是蕭條逼迫下的經濟報復行為。”
隨著德國、日本兩個強國激進勢力的上臺，世界大戰也就不可避免了。
特朗普不知道，此刻的他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全面的貿易戰已經一觸即發，甚至世界大戰也不再遙遠，只需一步，人類就將再次經歷100年前的浩劫。
但特朗普不懂世界也不在乎世界，他只關心自己內心的想法和“紅脖子”的選票。
那些處在搖擺州的美國藍領選民，就以這樣一種方式決定了世界的命運，正如90年前，一群憤怒的美國選民選出了一群不負責任的政客，最終由一個完全不懂世界的草臺班子將世界引向了浩劫。
雖然美國是世界第一強國，但美國選民完全是德不配位，完全沒有做好領導世界的準備。美國雖強雖大，但美國選民的見識一百年來仍沒有進展，仍只關心籃子中的雞蛋價格。這將引起全世界對國際秩序和民主制度的反思，影響世界幾十億人生計的重大決策，真不該如此輕率地做出。
世界的命運真不該掌握在一個國家、關鍵州的一小撮選民以及一小撮選民選出的僭主手中，“存在不是合理”，這樣的國際秩序真應該改改了。
（這群人決定了世界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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