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不知道些什麼為好，似乎寫什麼都會犯錯，有些惶惑。想了好久，就寫點“文革”的是是非非吧。第一篇便是本文題目所說的事情。
這裡所說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以下簡稱“中央文革”），不同於1964年7月成立的彭真任組長，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為成員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透過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決定撤銷“二月提綱”，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根據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的回憶，在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時候，已經開始醞釀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其成員先是由康生、陳伯達、江青提名。康生提名吳冷西、王力、關鋒、穆欣；江青提名張春橋、關鋒、戚本禹，還有陳亞丁（時任總政文化部副部長），但因劉志堅（時任總政治部黨委副書記）的反對而出局；陳伯達提名尹達。據說周總理提名王任重，說毛主席很信任他。
據王力回憶，最初的名單上有陳亞丁，後來換成謝鏜忠。
第一次提名名單裡沒有姚文元。
名單送給毛主席審閱，毛主席說，中央文革不能只由筆桿子組成，各大區、各省市都要有人參加。所以有了第二次提名，增補了大區（含省市）名單，還有姚文元。對於提名姚文元，當時陳伯達反對，說他的父親姚篷子在歷史上有變節行為，問題提到毛主席那裡，毛主席說：老子反動，兒子就不革命了？一錘定音，姚文元就進了中央文革。
但吳冷西沒有進入中央文革，可能與毛主席說他是個“半馬克思主義者”有關，而且他在彭真領導下犯過錯誤。
196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閉幕大會通過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文革小組”）名單，兩天後的5月28日發出《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決定文革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
文革小組成員名單（第一批–作者注）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王任重、張春橋分別代表中共中央華南局和華東局）
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已經耳熟能詳，這裡只說王任重、劉志堅。
王任重曾深得毛主席信任，1966年起任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王任重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僅半年就被打倒。1966年12月16日，在工人體育館舉行的“北京市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上，江青對王任重發動突然襲擊，誣陷他是“保守組織”的“後臺”。事後又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批判王任重，並突然宣佈要王任重回湖北去，把他趕出“中央文革”。王任重被打倒後，以“CC特務”的誣被關秦城監獄7年.。1978年恢復工作後，歷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國家農業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
劉志堅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文革前任總政治部黨委副書記，任中央文革副組長的同時，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後遭誣陷批判，被錯誤關押、批鬥、審查近八年。1974年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關懷下，被解除關押審查。1975年起擔任軍事科學院第二政治委員、昆明軍區第一政治委員、黨委第一書記、解放軍政治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黨委書記；1988年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2006年3月11日19時50分在北京逝世，終年95歲。
成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大家都熟悉，下面說說大家不熟知的三位：
謝鏜忠，開國少將，時任總政治部群工部、文化部部長，1966年因參加因與劉志堅一起參加了江青在上海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而進入中央文革，1967年進入全軍文化革命小組。1967年劉志堅被打倒，他從中央文革出局，終因此保全了自己。後擔任武漢軍區政治部主任，1988年榮獲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尹達，考古學家、歷史學家，任中國人民大學研究部副部長、北京大學副教務長，因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吳晗，而進入中央文革小組。但不久因為壓制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的群眾造反，被歷史所造反派從中央文革揪回曆史所，從此與中央文革小組脫離關係。
穆欣，曾任中央黨校新聞教研室主任、光明日報社黨組書記兼總編輯，是重要的筆桿子之一，因此被任命為中央文革成員。1967年突然被戴上“特務”的帽子抓了起來，被關到北京衛戍區“監護審查”，從此從中央文革出局。1968年被關進秦城監獄，1975年5月14日才獲准出獄。據《穆欣自述》，他被關秦城監獄的直接原因是得罪了江青。
通知之後不久，中央又確定第二批名單：郭影秋（北京新市委文教書記，代表華北）、鄭季翹（吉林省委文教書記，代表東北）、楊植霖（青海省委第一書記，代表西北）、劉文珍（西南局宣傳部長，代表西南）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這鮮為人知的4人，身為中央文革成員，主要在當地參加文革，在北京的時間很少，只參加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幾次會議，很快被打倒。其中，最早被打倒的是郭影秋。
郭影秋深得周總理信任，曾任雲南省委書記兼省長、南京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周總理曾要調郭影秋到國務院任副秘書長，郭影秋因鍾愛教育事業而要求仍留在大學任職。後人大老校長吳玉章急請總理給他派一得力助手，中央改派郭影秋到人大協助吳老主持校政，任人大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後任北京新市委文教書記，因此而被選中進入中央文革。後被誣為“假黨員”、“叛徒”、“二月逆流的急先鋒”而遭到批鬥和折磨，離開中央文革。1978年人大覆校後任黨委第二書記兼副校長。
鄭季翹曾任《紅旗》雜誌社編委常委、吉林省委主管文教的書記，長期在理論宣傳戰線工作，他代表東北局參加中央文革小組。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他拒絕了留在北京直接參加“中央文革”工作，回到了吉林省委，不久遭到衝擊和批鬥，被“中央文革”小組除名。1968年恢復工作，先後任吉林省革委會副主任、省委書分管文教的記，1974年被罷官。1978年5月調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1979年3月1日，中共吉林省委作出《關於鄭季翹同志平反的意見》，為他恢復了名譽。
楊植霖，蒙古族，曾內蒙古自治區區委書記、中共青海省委第一書記、西北局書記處書記，因此被選進中央文革，但主要在當地活動，1966年被打倒。恢復工作後，任中共甘肅省委書記。
劉文珍，曾任《上游》雜誌總編輯、中央西南局副秘書長、宣傳部部長，代表西南局進入中央文革，但和上面3人一樣，主要在地方活動。有關他在文革的活動很少，筆者只看到一則資訊：1966年8月25日，中共重慶市委為貫徹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召開了各大專院校文革籌委會代表和學生代表“炮轟市委”會議，力求在文化大革命中爭取主動。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西南局宣傳部部長劉文珍，代表西南局到會講話，號召“集中火力，炮轟市委”。劉文珍講話時說：“今天這個會是炮轟市委，炮打市委，不是炮轟市委的哪個人，是炮轟市委的錯誤。”
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中央又發出通知，陶鑄兼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
陶鑄，曾任中南局第一書記，1965年1月調任國務院副總理，次年5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8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成為政治局常務委員。在“文革”造成全面動亂形勢下，陶鑄堅持原則，剛直不阿，竭盡全力協助周恩來支撐大局，與中央文革發生激烈衝突，遭到迫害和打擊。中央文革宣佈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王任重的“黑後臺”。此後，“打倒陶鑄”之火迅速燃遍全國。之後，陶鑄被監禁在中南海里，失去了自由。1968年陶鑄患上了膽囊癌，1969年10月被強令疏散到合肥。1969年11月30，在合肥孤獨地去世，遺體以“王河”的化名被秘密處理，身份為烈性傳染病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陶鑄平反昭雪。
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 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力一直掌握在江青手裡。
到1967年，小組成員陶鑄、王任重、劉志堅、謝鏜忠、尹達、穆欣先後受到打擊離開中央文革小組。1967-1968年，王力、關鋒、戚本禹被隔離審查。
中央文革小組18名成員在1969年中共九大上，只剩下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5人，他們都進入了中央政治局。
中共九大後的廬山會議上，陳伯達大談“天才”論，並在中央委員中鼓動要設國家主席，最終觸怒了毛澤東。毛澤東以《我的一點意見》一文宣告了陳伯達政治生命的終結。會議閉幕後，中央宣佈成立專案組，對陳伯達進行審查。陳伯達從此失勢，退出政治舞臺。
中共九大後，中央政治局恢復正常活動，權力運作再次制度化，中央文革小組自動消亡。1969年年底，中央文革小組不復存在。
1975年12月16日，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在北京病逝。至此，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只剩下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活躍於政壇。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中央文革成員僅存的3人在政治上壽終正寢。他們在1981年受到特別法庭審判，江青和張春橋被判處死刑，緩刑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姚文元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向全黨公佈康生的罪行，撤銷原悼詞，開除其黨籍。康生的骨灰也從八寶山革命公墓遷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