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北局對胡耀邦的批判及胡耀邦離陝
胡耀邦的糾“左”措施，從最直接層面上講，就是系統否定了西北局此前在“四清”中的做法和口號。根據時任西北局秘書長韓勁草的回憶，早在1月22日胡耀邦出席西安交大全體師生大會以後，劉瀾濤就開始對胡耀邦產生警覺，命令西北局辦公廳開始蒐集胡耀邦的講話，並且派人開始列席陝西省委常委辦公會議。
胡耀邦於2月14日釋出的《電話通訊》則徹底衝撞了劉瀾濤的底線，劉於16日晚和17日兩次與彭真（主持中央常務工作的書記，也是自己的老上司）通話，告知《電話通訊》一事，並指出其不妥當之處，會引起“翻案風”。之後，與仍在陝南視察的胡耀邦通話，與他探討《電話通訊》的不妥之處，總的說來有：否定社教成績，擴大社教運動缺點，為四不清的幹部翻案；用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產；鼓勵單幹、實行物質刺激，否定黨的社會主義集體化路線。
按照正常程式，對於胡耀邦的“不妥觀點”，作為頂頭上司的劉瀾濤提出警告批評即可，如果再不改正，則可以進行嚴厲“批評教育”。不過，西北局一上來就安排對胡耀邦的上綱上線批判，並邀請中辦主任楊尚昆參加。並且一方面將胡耀邦的檢討上報中央，又一方面向陝西省各市委、地委、縣委傳達，等於將西北局與胡耀邦之間的衝突公開化，這無疑是企圖徹底打擊胡耀邦的威信，使其以後無法正常工作。
尤其是，這些批判整肅發生在胡耀邦得了重病，住進醫院之後，仍讓其無休止寫檢討，當時胡耀邦體重下降至不足40公斤，顯然違背了基本的人道主義同情心。
在西北局的要求下，陝西省委也立即廢除胡耀邦的新政措施，16日，宣佈停止執行《電話通訊》，27日宣佈停止“三個暫停”。這時候，胡耀邦時抱著較為配合的認錯態度的，以求檢討過關，先是15日對西北局做了檢查，繼而在22日撰寫了長達數簽字的檢討，系統剖析自己的“錯誤”。同時，支援胡耀邦的陝西省長趙守一也被迫做了檢討。
到了這時候，西北局仍然對胡耀邦不放過，5月30日之後，又開始進入大揭發、大批判階段。情況更為險惡的是，不僅要給胡耀邦扣上犯了路線錯誤的帽子，還要扣上反對劉少奇主席的帽子。與胡耀邦曾經共事、相交長達三十年的陝西省委書記舒同，突然一改往日友善態度，做了《我們必須分裂》的長篇發言，把胡耀邦對他的同情（舒同因為在山東的嚴重左傾錯誤，被降職到陝西）和友誼說成是“進行非組織活動，拉拉扯扯，毫不正派”，並且把4月初他與胡耀邦一同住院時兩人說的悄悄話丟擲來，說胡“離間兩位主席的關係”，屢次發表攻擊劉少奇主席的"錯誤言論"。
西北局一位候補書記（應是王林或王甫）也質問他：“你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形而上學有些大老爺也在所難免”，此話的矛頭對準誰？你說毛主席講過“安源煤礦只派了一個人就把群眾運動發動起來了，現在反倒不會做群眾工作”，這又是指向誰？
這種情況下，胡耀邦在陝西已經無法工作，並且又身患重病，他已經萌生去意。恰好此時葉劍英借視察西北國防三線建設之機，將胡耀邦解救回京，對此胡耀邦之女滿妹在《回憶父親胡耀邦》中有詳細記載：
夏收的季節到了。就在陝西省委六月工作會議期間，葉劍英元帥偕同張愛萍將軍和張宗遜將軍到西安視察。看見父親人瘦頭髮長，張愛萍感慨地搖著頭說：“我進了潼關以後，看到關中的麥子長勢喜人，看來今年要大豐收。陝西肥了，耀邦瘦了！耀邦對陝西是有功勞的啊”!
吃完飯後，葉帥把父親單獨留下，他對父親說：“我聽賀老總說，陝西這個地方在整人哪！”父親說：“這句話我可沒敢說，我在會上檢討六次都沒過關呢！”葉帥同情地說：“小老弟呀，你在舊社會少吃了幾年飯，你鬥不過他們啊！”他說“你在西北談不清楚，就回北京談吧”。父親擺擺手說：“我走不脫啊。”
臨行前，葉帥要父親送他去機場。到了機場，葉帥對父親說：“再聊一會兒嘛！”便將父親拉上飛機。父親跟他進了機艙，剛坐下，艙門就關了。葉帥命令：“起飛！”父親這才明白葉帥的良苦用心，由衷地感激道：“葉帥啊，你看，我還甚麼都沒帶呢！”葉帥得意地說：“這我不管，回京治病重要” ！
（十二大期間，葉帥與胡耀邦在休息室）
就這樣在6月20日，胡耀邦以養病名義，搭乘葉劍英的軍用專機回京， 結束了200多天的曲折的陝西生涯，可謂壯志未酬，鎩羽而歸，所經受鬥爭之殘酷，讓他回京之後仍心有餘悸。筆者曾經聽胡耀邦三子胡德華講述一個故事：
前些年我偶然見到一位中青報社的工作人員。他說文革期間，有一次是他押著我父親遊街，他們站在報社印刷廠拉報紙的卡車上，這人就問我父親：老胡，沒有受過這苦吧？坐卡車的滋味，遠遠不如你坐部長轎車吧？沒想到我父親立即反駁道，這算什麼？！1965年在陝西的捱整比這慘多了。
不可否認，胡耀邦在文革中也遭受了嚴重的迫害，被紅衛兵非法關押拘謹達兩年之久，期間還被紅衛兵多次嚴重毆打。我們也無從判斷，這個故事否生在他被打之前還是之後，但是至少說明：在胡耀邦心中，陝西的經歷的確是一個夢魘，是他遭受的最殘酷的黨內鬥爭。
（五）中央的後續處理
不過，劉胡之間關於“四清”的衝突，並沒有隨著胡耀邦“敗走麥城”、返回北京而結束，西北局仍然對胡耀邦採取追殺態勢。從7月13日至8月4日，西北局在蘭州召開書記處擴大會議，再次討論胡耀邦的錯誤。
然後，陝西省委又在8月16日至21日，8月22日至9月9日連續兩次召開省委擴大會議，為了徹底“肅清胡耀邦流毒”，後一個會議特意邀請了胡耀邦視察過的安康和漢中地委書記，以及長安、西鄉、延安三個社教試點縣縣委書記參加。由於這些發言太完全枉顧事實，以至於後來接替胡耀邦的霍士廉看省委擴大會議全部記錄後，很不以為然地對秘書說：“這純粹是謾罵嘛！謾罵不是戰鬥。”
為了推動胡耀邦問題的最終解決，劉瀾濤分別在8月2日、9月11日和10月6日，三次向中央呈送西北局對胡耀邦的“揭發材料”。尤其是9月12日至10月20日之間，劉瀾濤借來北京參加國慶典禮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之機，不斷向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與鄧、彭談胡共四次）等中央領導彙報“胡耀邦的錯誤”。
在向毛澤東的彙報時，劉瀾濤說：“陝西生產一直上不去關鍵在革命不徹底，革命不徹底的關鍵是少數領導人的錯誤”，接著他歷數建國後西北局歷屆領導及胡耀邦的錯誤，談到胡耀邦的錯誤時，他說：“在今年過去的十個月中，由於胡耀邦同志在政治組織上的錯誤，陝西省委在8月以前實際上是獨立的、半獨立的，中央和西北的方針得不到貫徹執行，工作耽誤了近一年”。在周恩來面前，劉瀾濤則批評說胡有嚴重的個人主義，“自以為主席天下第一，自己天下第二”，“酷愛引用主席的話，拿主席壓人”。
不過，對於劉瀾濤的這些揭發，毛澤東、鄧小平並不感興趣。在胡耀邦尚未離開陝西的時候，在聽取彭真關於西北情況的彙報時，毛澤東只是輕輕說了一句：讓耀邦注意一下。這次他當面反問劉瀾濤：“胡不革命，如何回去？誰是主謀？”劉一時無言應對。
鄧小平也明確指示劉瀾濤：胡耀邦的問題西北局不能自行裁決，必須由中央下結論，如果西北局自行開會解決，那又成了“無情鬥爭”。用“無情鬥爭”一詞顯然是對西北局的過火行為已經有察覺。田家英或許也對胡耀邦非常同情，他還給毛澤東轉來漢中地委書記張軍控告舒同的信，指責舒同作風有問題，揭露胡耀邦的言論並不可信。
面對雙方勢同水火的態勢，中央意識到胡耀邦回陝西工作已經沒有可能，於是改派浙江省長霍士廉接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職務。10月6日，鄧小平在中南海找胡耀邦談話，鄧開門見山對胡說："你們的爭論擱下，不要談了。你不要回陝西去了，休息一段時間，另行分配工作。"胡耀邦追問："中央能否給我做一個結論？"鄧說："沒有必要，它是一級黨委，中央又不能解散它！"
那麼西北社教之爭孰是孰非呢？多年以後兩位主要當事人都客觀做了評價。第一位是當時在劉瀾濤和胡耀邦之間做調停的楊尚昆，他在晚年曾經對秘書蘇維民說：
現在看來，胡耀邦大體是正確的。胡耀邦對1964 年下半年全國各地“四清”運動中“左”的做法本來就有看法。到陝西后，對面上“四清”搞奪權鬥爭，亂批亂鬥、處理過重，致使幹部情緒消，嚴重影響生產，他心情十分著急。他提出四條糾偏措施用心是好的,只是做法急了些，組織程式也不周全, 自然會遭到西北局領導的反對。在這個問題上，我能夠做的只能是儘量緩衝當時他們的緊張關係，穩住大局，別無良策。（蘇維民：《聽楊尚昆談“四清”運動》）
（胡耀邦與楊尚昆）
在中顧委1984年的整黨活動中，劉瀾濤也對1965年他與胡耀邦的爭論，做了深刻反思和總結：
我在西北，特別在陝西“社教”中，對階級鬥爭形勢估計過分嚴重，開展民主補課，把階級鬥爭擴大化，混淆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錯誤地補劃了地主、富農，在黨內外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傷害了基本群眾和很多幹部，對這些同志採用了過火的鬥爭方法，使他們受到了打擊，受到了委屈。
這裡，我還要說到，1965年，胡耀邦同志主持陝西工作後，主張“二十三條”下來後，“社教”中要反對“左”的傾向，陝西農業落後，應該採取措施把農業搞上去，要抓好生產。他還對“社教”中“左”的錯誤，提出了一些糾正的辦法。這些正確的遠見不僅沒有被採納，反而受到了錯誤的批評。這一點我也要負主要責任，因為當時西北局是以我為核心的。雖然耀邦同志曾經說過這些問題已經過去了，已經解決了，不要再提了。但我總覺得現在整黨，仍然有必要再次向他承認錯誤，以便更好地接受教訓，不再重犯。（《劉瀾濤生平紀事》第308頁）
歷史本身自然也有清晰的結論，由於胡耀邦在春季採取的解放幹部、停止階級鬥爭、大力發展生產的措施，1965年陝西糧食獲得了大豐收，達到125億斤，是歷史最高水平，比上一年增產40%以上；工業產值達到31.7億元，比上年增加38%，1965年成為建國後經濟增長最快的一年，陝西的幹部、知識分子普遍認為胡耀邦的新政，讓陝西產生了一個短暫的小陽春。
（六）餘緒
然而，複雜曲折的西北社教政爭，仍然沒有隨著胡耀邦被免去職務而終止。1966年“五一六通知”釋出後，西北局再次拿胡耀邦祭旗，企圖透過把胡耀邦作為西北區的文化革命物件，來過躲過清算。6月17日，西北局將胡耀邦以及支援他的工作的趙守一、李啟明達成“西北三家村”，西北局和陝西省委炮製了《關於胡耀邦同志和反黨分子趙守一等相互勾結進行反黨活動的材料》，裡面稱：
胡耀邦同志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底調來陝西工作。他在陝西工作期間，很快同XXX反黨集團在陝西安下的釘子、培養的忠實接班人趙守一和李啟明結成一夥，猖狂地反對社會主義，反對西北局，反對中央。
材料還聲稱“彭、羅、陸、楊反黨分子支援、干預了胡耀邦等反西北局的活動”。胡耀邦作為早已在西北沒有任何職務的局外人，被打成“西北三家村”就已經屬於文革權力鬥爭的奇談，西北局又把一直支援自己的彭真，說成是胡耀邦的幕後黑手，更反襯了這些行為完全是不講基本道德、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同時，西北局和陝西省委把大量幹部打為“西北三家村黑幫分子”，僅廳局級以上官員就有40多名，僅文教系統就包括陝西師範大學黨委書記郭琦，《陝西日報》總編輯丁濟滄、《西安晚報》總編輯袁烙、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吳剛等，他們被秘密轉移到耀縣的一個山溝裡，進行無休止審訊批判，直到 1966年 12 月中旬被西安部分大專院校紅衛兵發現後才解散。
與當年批判自己的對手形成鮮明對比的事，胡耀邦在文革之初，並沒有以反劉（少奇）英雄自居，也沒有落井下石揭發當時身陷囹圄的西北局那些人，反而仍能堅持實事求是講他們的優點和功勞，並且照顧他們。
據舒同女兒舒均均回憶，文革中舒同和胡耀邦曾經一起挨鬥，胡耀邦不顧自己的安危，反而要求造反派紅衛兵 “快去照顧一下舒同，舒同年紀大了，都站不穩了。”專案組還數次來找胡耀邦，要求他證明舒同是否有過變節經歷（舒同曾經在大革命失敗後擔任過國民黨政治部宣傳大隊的記錄員），胡耀邦於1967年7月3日、1968年4月6日兩次寫長信作證，說明自己在延安時期曾經審查舒同的革命經歷，他雖然曾經一度脫黨，但完全因形勢所迫，並無發現變節行為，並向專案組提供了其他證人名單。此時胡耀邦也正在被羈押，如果他能順勢揭發舒同，就可以立功贖罪，但是他並沒有這麼做。
1972年10月，舒同的女兒舒均均到胡家，求見胡耀邦，希望他能幫助父親向中央申訴，當時胡耀邦正會見客人，於是讓舒均均等在客廳等候，此時舒均均聯絡到父親曾經傷害過胡耀邦，以為胡耀邦是在給她吃閉門羹，於是悄悄離開。八日之後，胡耀邦寫信給舒均均，勸其不必為父親與自己曾經的過結過意不去，胡耀邦寫道：
你既然下定決心來找我聊聊，為什麼不再下決心等我一下呢？你把你爸爸和我的關係問題放在心上，這是完全不必要的。即使我們雙方之間還不相互瞭解，這同你們做兒女的，毫無一點牽連。我們這一代老了，做不了多少事情了，比你們更年小的下一代，他們沒有親身經歷這次文化大革命的大斗爭，大世面，知識和經驗很難比你們更豐富，更深刻。你們這一代應該珍視自己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加倍學習，加倍動腦子，千萬不可被暫時的困難迷失方向，隨波逐流！
當時舒同尚屬於被專政的階級敵人，胡耀邦並不因此有忌憚，沒有像舒同那樣“我們必須分裂”，與其劃清界限，而是仍然敢於給他的家屬通訊，並做勉勵，顯然超出常人所為。
本文的另一個人歷史主角劉瀾濤，文革中更是遭受了巨大苦難，被批鬥1000多次，甚至在做手術的病床上還要被專案組審訊，關押期間夫人劉素菲被迫害致死。文革末期，他被安排到安慶勞動，據他的日記記載“四年多來，門口清清、無人問津”。1978年6月，當時距離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還有半年，距離11月12日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公開呼籲為“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相差五個月，接任中組部長不久的胡耀邦已經秘密重審此案，此案是文革中僅次於劉少奇案的第二大案，牽扯高層領導太多，當中是充滿壓力和風險的。8月25日，他派自己的得力助手賈素萍親自前往安慶，聽取劉瀾濤的申訴。
（胡耀邦對“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冤案的批示）
賈素萍對劉瀾濤態度和藹，劉瀾濤曾經回憶道：“與專案組蠻橫態度有天壤之別”，在時隔十二年之後再次感到“同志般的溫暖”。劉堅持用自己種的瓜菜做飯給賈素萍吃，被賈婉言謝絕，他當晚高興地賦詩一首《喜黨中央派人到安慶面談》：
一九七八八二五，中央派人臨安慶。
詳詢三六真實情，十載奇冤得親陳。
不論四凶多狡詐，歷史面目定還真！
12月初，中組部通知劉瀾濤回京，被安排住在萬壽路招待所，胡耀邦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百忙之中，攜子胡德平一起去探望他，對此胡德平有回憶:
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有一天（12月16日——引者注），父親在家裡對我說：“我秘書有事，你跟我出去一趟吧，去看望一位老朋友”。我不知道父親要看誰，直到上了車，父親才告訴我，是去看望劉瀾濤同志，他要“化干戈為玉帛”。
很多人說胡耀邦是“東郭先生”，或是“老唐僧”，是人是妖分不清，胡耀邦都是莞爾一笑：我怎麼不知道他是壞人，但是冤冤相報何時了？胡耀邦正因有如此寬廣的胸懷，赤子之心，才有了以後的平反冤假錯案，解放四類分子等善舉，也才有勇氣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敢於挺身而出保護知識分子。
劉瀾濤在經歷了苦難之後，對過去所犯的錯誤，也做出了反思。1979年4月24日，他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時做了檢討，並提出向胡耀邦及其他受害者道歉，他說：
在階級鬥爭問題上，我是犯過錯誤的，在西北四清運動中，犯了嚴重錯誤，對當時階級鬥爭形勢估計過分嚴重，實行民主革命補課，把階級鬥爭擴大化，混淆了敵我矛盾，傷害了基本群眾和很多幹部。其中包括一些省市一級的領導幹部。對這些同志採取了過火的鬥爭方法，使他們受到委屈，這是終生難忘的教訓。在這裡我要向十三年前陝西省委幾位主要領導同志及其他有關同志，承認錯誤、賠禮道歉” （《劉瀾濤紀事》第255頁）
此後，他又多次表達歉意，以及呼籲警惕“左”的錯誤重演。應該說，高層領導人在文革中經歷了很多苦難，甚至是家破人亡很多，但是能像劉瀾濤這樣一再檢討自己錯誤的還是極少數。還有一個小故事，1992年，在全國政協系統十四大代表選舉時，劉瀾濤看到候選人中有胡德平的名字，他於是大聲喊道：“我投年輕的胡德平同志一票”，而當時胡德平的處境並不輕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