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描述歷史事實，不帶任何立場。
毛主席最初是非常信任彭真的。1941年調彭真到延安工作，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央組織部部長等職。七屆一中全會，彭真當選13位政治局委員之一。毛主席赴重慶談判前，在延安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要做最壞的打算”，鄭重向中央提議，從政治局委員中選出兩位候補書記，於是彭真、陳雲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協助其他書記處成員工作，以保障中央書記處能夠照常運轉。
為搶佔東北，毛主席派彭真、陳雲、程子華、伍修權、林楓精兵強將去東北，組建東北局，彭真為第一書記。可見毛主席對他的信任和重視。
建國後，彭真自1948年擔任北平市市委書記，連任18年，直到“文革”被打倒。自1951年2月兼任北京市市長。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協助主持書記處日常工作，被戲稱為“實際上的總書記”。
1964年7月，根據毛主席的提議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指定彭真任組長，組員為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
可見，這個時候毛主席還是信任甚至倚重彭真的。但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毛主席與彭真的矛盾逐漸爆發，一發不可收拾。
直接的原因是“二月提綱”，但實際上是圍繞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
事情得從毛主席兩個關於文藝的批示說起。一個是1963年12月12日關於藝術工作方面存在的問題給彭真、劉仁的批示。指出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問題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
另一個是1964年6月27日在中宣部《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上的批示。批示說：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見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一般認為，這“兩個批示”是對主抓意識形態工作的彭真的敲打與警告。但彭真沒把這當回事，仍然對京劇等文藝改革不上心。尤其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彭真有采取了抵制的態度。於是毛主席說北京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這個時候，彭真搞出一個“二月提綱”，要把批判限制在學術範圍。這就徹底激怒了毛主席，導致毛主席下決心解決彭真的問題。毛主席針對“二月提綱”說了許多狠話，成立以陳伯達為首的“文化革命檔案起草小組”，起草一箇中央通知，批判和撤銷《二月提綱》，實質上就是倒彭。
1966年4月16日起，毛澤東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用林彪的說法，“集中解決彭真的問題，揭了蓋子”。
所以，“二月提綱”問題是導致毛主席決定罷免彭真的直接原因，進而催發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這個時期，毛澤東提出了幾個概念：“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
包括劉少奇在內，當時都認為“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是指彭真。
1966年5月19日，賀龍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大會發言時對彭真說：“主席批評赫魯曉夫在我們身邊，那還不是批評你呀！”
康生也在當天的大會上指責彭真說：“你就是這樣的人物，你就是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這樣的人物。”
此前一天，即1966年5月18日，劉少奇在同周恩來、鄧小平一起會見越南共產黨主席胡志明時，向他通報說“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
在公開的外交場合如此說可謂天大的事情！
不僅如此，劉少奇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積極批彭真。他批彭真不僅反毛主席，而且也根本不把他和其他中央領導人放在眼裡。
這實在令人費解。彭真是劉少奇的老部下，曾大力提攜他。劉少奇為何如此？
戚本禹說了幾件事，是否與此相關？
一件是彭真在七千人大會前，曾組織人在北京西郊“暢觀樓”收集整理“大躍進”以來中央檔案中的錯誤，找出劉少奇等一線領導的大量“左”傾錯誤，包括“小高爐”、“畝產萬斤”、“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等。這些劉少奇不會不知道。
第二件事，1964年討論二十三條時，劉少奇多次頂撞毛主席，彭真十分嚴厲地批評劉少奇，說他對毛主席不尊重。還批評劉少奇在農村問題上老想“單幹”。值得一提的是，彭真一直反對“單幹”。
第三件事，劉少奇當面問毛主席，你老說走資派，那到底誰是“走資派”？毛主席說，張霖之就是。彭真就說，你劉少奇這樣逼問毛主席，結果是害了這些幹部。
張霖之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曾任電機制造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煤炭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1967年1月22日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