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史學界對胡耀邦於1964年至1965 之間，在陝西推行的全面糾正“左”傾錯誤的改革，關注越來越多。筆者認為這是現代史研究中的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話題，其歷史意義在於：
1.它是三年經濟困難後，地方糾偏的一個案例，並且是糾偏程度最深、改革最綜合的一個案例；
2.它是胡耀邦在1978年後推進平反冤假錯案、農村改革的一次預演，是胡耀邦的改革思想形成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3.它被捲入“文革”前最高層關於社教的鬥爭分歧，背後有更廣闊的路線、權力之爭的背景。
今年春天適逢胡耀邦的陝西新政六十週年，本文簡單梳理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
（一）胡耀邦走馬赴陝
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基於政治路線和權力格局發生的新變化，毛澤東開始謀劃新的政治佈局。他與一線的“老幹部集團”逐漸疏離，而開始發掘培養出生1910年前後的“少壯派”，胡耀邦作為他“看著長大”的紅小鬼，也是重點培養的物件之一。
1962年5月，中央書記處決定派遣一批中央機關負責人，下放到糧食主產區或工業基地任職，以加強對地方工作的領導，儘快渡荒。11月10日，胡耀邦被中央委派前往湖南，擔任省委書記兼任湘潭地委第一書記，湘潭是毛澤東的故鄉，這種特殊政治意義不言而喻。
胡耀邦在湘潭工作期間，毛澤東也經常在長沙居住，根據《毛澤東年譜》等資料的記載，他數次約胡耀邦談話。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委員和各大區中央局第一書記討論《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是為史學界聞名的“杭州會議”，胡耀邦則是唯一被毛澤東點名參會的省部級負責人。杭州會議揭開了“四清”運動的序幕，這場運動被史學界認為是“文革”的前奏，毛澤東與劉少奇因為這場運動漸行漸遠，最後分手。
（毛澤東與王任重、胡耀邦在武漢東湖賓館）
胡耀邦在湘潭工作期間，認真調研、瞭解民間疾苦，跑遍了所有的公社。他利用七千人大會的短暫寬鬆範圍，推行以恢復生產為中心的“四大抓”政策，默許農村自發的包產到戶、包產到組的行動，根據時任湘潭地委書記的高臣唐的回憶，大約有30%的生產隊實現了不同形式的責任制（高臣唐《耀邦同志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到1964年，湘潭糧食產量已經接近1957年，上交公糧之後，老百姓的人均口糧達到400斤，經濟明顯好轉。
1964年6月，胡耀邦結束在湖南的工作回京，10月被中央委派接替西北局第二書記、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的工作，同時，胡耀邦仍然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工作時間實行“二八開”原則，即以陝西工作為主，佔80%。胡耀邦之所以被安排到陝西工作，有跟當時越發微妙的形勢有關。從6月起，毛澤東開始在不同場合表達對劉少奇“四清”路線的不滿，而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從30年代起就在劉少奇、彭真直接領導下工作，比較完整地執行劉少奇的“四清”思路。此前，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都邀請胡耀邦到他們那裡工作，毛澤東拒柯、陶而胡耀邦到西北局擔任二把手，頗有摻沙子的意向。
1964年11月30日，胡耀邦只帶了秘書戴雲、李傳華，輕車簡從乘火車在暮色中來到西安。這時候他剛剛過了49歲生日，建國後他的多數時間都在中央機關工作，這次擔任西部重要省份的一把手，對於頗有政治抱負的胡耀邦是一個機會，不過迎接他的更是挑戰。
當時的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是一位頗為年輕，但是又很資深的大區一級領導人。他到任之初做了大量有益工作，比如在1960年認真調研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帶來的傷害，如實向毛澤東彙報河西走廊大量餓死人的現象，提出“緊急行動起來搶救人命”“的措施，免去推行極左路線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等人的職務，解散了夾邊溝等勞改農場，大量知識分子得以倖存。
不過自從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起，西北局的工作越來越左，在四清和社教運動中，西北局忠實地執行中央左的政策，甚至有所超常發揮。陝西省委所有省委機關和各縣進行了清查排隊，在1964 年11月呈送中共中央的《省委關於縣以上領導班子問題的報告》說：“我省縣以上領導班子問題是相當嚴重的，全省103個縣(市、區)和省級65個廳局中，問題嚴重的有57個單位，佔33．9％，領導班子爛掉或基本爛掉的有16個單位佔9.5％”。另據統計，僅僅在1964 年的四清運動中，陝西全省就逮捕 6470 人，拘留 5000 餘人，3200多名幹部遭受了開除黨籍的處分，對此，2014年原陝西省副省長徐山林在出席《1965：耀邦早春行》一書發行座談會時有回憶，他說當時：“陝西省的幹部被一車車地拉進學習班”。
在西北局親自抓的長安縣社教中，西北局抽調中央局、省委、市委三級幹部 16400 餘名，進行所謂“大兵團作戰”，到1964 年第四季度，長安縣區級幹部受處分的人數比例佔當時幹部總數的 45%，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被撤換的則佔到 76.2%。長安、西鄉、延安三個社教試點縣，在批判鬥爭中共發生自殺事件 430 起，死亡 364 人。
（四清中的批鬥大會）
此外，西北局還認為過去土改鎮反革命不徹底，要推行“民主革命補課”，以長安縣為例，補訂“漏網”地主、富農3884戶，新劃定地富反壞分子2882人，是土改時期地主富農人數的1.31倍，經過“補課”地富成分人口占比從3.3%上升到8.59%，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 經複查，新劃人員中94%以上是冤假錯案。
在思想文化界，陝西省委成立了 “思想戰線指揮部”，下設“清理反黨黨史小組”、“文藝批判小組”和以“批修”為內容的理論學習班，全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陝西省戲曲劇院院長馬健翎在批判中自殺身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協西安分會主席柯仲平在受到清查時猝死，“長安畫派”著名畫家石魯精神失常。
70年代末一度擔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的王任重，在重新審查冤假錯案時曾經評價說，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期間，陝西省“左”的程度和惡果，是超過全國其他省份的。
這樣的政治氛圍下，陝西在經濟生產上與全國其他地方差距越來越大。陝西本來是“一五計劃”的重點建設區域，蘇聯援建中國的156項重點工程中，佈局在陝西有24項，與遼寧並列第一，其中17項佈局在西安，為全國城市之冠，遠遠多於哈爾濱的10項和瀋陽的7項。1956年陝西糧食產量達到108億斤，人均糧食產量達到615斤，罕見地超過了全國人均水平。
不過陝西在1962年後並沒有像全國其他地區那樣，出現明顯經濟反彈，反而是止步不前。 1957年至1964之間，全國人均工農業生產總值增加了26%，而陝西反而是負增長，減少了3元，是全國僅有的兩個負增長省份之一（另一個是“左”傾錯誤嚴重的河南）。陝西省的人均糧食產量也下降到409斤。
根據1965年初陝西省民政廳給省委的救災申請報告，1964年安康地區有132萬人的月口糧不足20斤，也就是每天不到7兩，佔全地區農村人口的73%，也就是說多數農民處於嚴重缺糧狀態；報告中還說，“安康已經有120人處於浮腫狀態”，多人因為飢餓和疾病自殺。
因此，胡耀邦到陝西接手的是一個燙手山芋，這個省份經濟困難，而政治上各宗派的鬥爭又很深。這個時候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同志，也正在陝西蹲點搞社教，12月3日，胡耀邦去拜訪了他，楊尚昆深知陝西情況之複雜，以及胡耀邦之直爽、嫉惡如仇的性格，特意告誡他：“一年之內不要講話”。
（二）第一階段：胡耀邦對城市社教的糾“左”
不過胡耀邦顯然沒有聽從楊尚昆等人的勸告，沒有采取明哲保身的態度，而是一到任就不停地調研，解決大家最關心、最焦慮的問題。胡耀邦的糾正可以1965年春節為界，前一階段主要理順城市社教問題，後一階段主要理順農村四清問題。
第一階段，他先後約談陝西省農業系統、文教系統和公安系統負責人， 以及出席西安市科技人員座談會、西安交通大學全體師生大會、陝西省參加四清工作十七級以上幹部大會、省委工作會議、西安中小學師生座談會、陝西省文藝工作者座談會、陝西民主人士座談會和蘭州軍區駐陝團級以上幹部大會，發表對社教的新觀點，安撫人心。觀點和政策主要有如下：
1. 陝西省社教打擊面過寬，“捕人多了一些，雙開多了一些，面上奪權鬥爭打擊面寬了一些，又指出陝西農民上交國家的負擔過重。提出要：捕人暫停、“雙開”暫停、奪權暫停；抽調三級幹部下基層，集中搞生產，即“三個暫停”政策。
2. 請求中央減輕陝西農民負擔，向周總理申請將1965年的糧食徵購任務，由17億斤減為14億斤；請求中央援建陝西5個7.5萬噸級的化肥廠。
3. 工作重心放到生產上來，提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生產為中心”的思路，不要害怕抓生產就是右傾，今後誰抓不緊才是右傾。顯然“一階級鬥爭為綱”是最高層所欽定的，是任何干部都不能逾越的紅線，不過他在後面又加上了“以生產為中心”，其實就是對一階級鬥爭為綱的一種否定，與鄧小平在1975年全面整頓中的思路完全一致。
4. 正確認識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條路線鬥爭，千萬不要階級鬥爭擴大化，農民趕集賣二斤棉花，幹部生活作風有問題那不叫資產階級路線，只有幹部蛻化變質、欺壓百姓才叫資本主義路線。
5. 反對“四清”中使用暴力，打人、鬥人、搞噴氣式，不叫威力，不表明你的本領高，嚇人、以權勢壓人是最沒有威力的，擺事實、講道理是最大的威力。對待有問題的幹部群眾一定不能搞逼供信，尤其是老師和學生都是文化人，一定不要搞“武化”。
6. 反對搞唯成分論，出身無法選擇，重在後天的表現，那樣出身剝削階級的年輕人，只要他們注重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努力工作，就應該給他們出路，他們可以入黨入團，一視同仁地分配工作。不鼓勵與剝削階級親屬、同事、同學劃清界限，他還以毛澤東禮遇前清皇帝溥儀的例子，勸告大家不要害怕跟出身不好的人打交道。
7. 社會主義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應該是懲罰人、處分人，而是改造人，光講懲罰、不給出路，不叫社會主義。
8. 反對將社教擴充套件到私人生活領域，他辛辣地指出：不要上綱上線，留長髮就是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剪短髮就是社會主義，那麼剃光頭就是共產主義了？不要說愛乾淨就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我們社會主義接班人難道都要又髒又臭、不講衛生？
對於當時四清中提倡過革命化春節，反對春節放假和走親訪友的行為，他說，放假不是資產階級法權，春節大家回家跟家人團聚，買些年貨、送禮、走親訪友，儘管可以做，提倡過革命化春節是對的，但是什麼叫革命化要避免教條主義，你只要不拿國家的東西、不損害集體利益，我們都不應該禁止。
9. 必須要有健全的民主制度來保障路線事實，要實行政治民主、生產民主和財務民主，允許黨員幹部提意見，一定要讓人暢所欲言、敢於發表意見，建立正常化的政治生活氛圍。
胡耀邦的講話很系統性的回擊了不得人心的“左”的錯誤，提出了實事求是、人道的、民主的看法，這些政策一齣，陝西幹部群眾無比歡欣鼓舞，多年壓抑的氣氛終於有了一些好轉，根據劉邦顯的回憶，大家把胡耀邦的三個暫停、減輕公糧負擔等政策稱為“四喜臨門”。徐山林也曾經回憶說：“耀邦同志心敞口直，瞭解實情，敢說真話，他的講話常常就像一塊石頭撂到死水潭中，讓大家都很興奮。”
1965年月1月下旬到3月，陝西省8個專區地委和103個縣（區）委對已逮捕、停職幹部普遍進行了審查，半數以上的幹部被取消了處分，重新回到崗位。儘管這些措施遭受到西北局的強烈抵制，沒有完全執行下去，但是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四清”造成的基層秩序混亂，以及減少了冤假錯案的發生。
（初到陝西時，胡耀邦給毛澤東的彙報）
在這一階段中間，胡耀邦曾經返回北京參加1964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以及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前者是毛劉衝突公開化的標誌，歷史學界已經做了大量的研究。胡耀邦還在12月26日受邀參加毛澤東同志的71歲生日宴會，這次宴會毛澤東用自己的稿費請了三桌客人，主要是政治局委員、各大區負責人，以及陳永貴、邢燕子、董加耕等勞模，胡耀邦則是僅有的受邀的省委負責人。
胡耀邦在京期間，目睹了毛澤東對過去一年多“四清”運動和“桃園經驗”的不滿，諸如 “傾盆大雨”、“人海戰術”、“繁瑣哲學”、“神秘化”、“不相信群眾”等等，新出臺的“二十三條”裡面雖然提出了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也提出了一些糾偏措施，這些都為胡耀邦在陝西的糾“左”提供了理論和政策依據。
（三）第二階段：陝南之行與對農村“四清”的撥亂反正
2月6日，也就是農曆正月初五，胡耀邦開始了為期兩週的陝南（安康、漢中）調研訪貧之行。胡耀邦為什麼選擇陝南呢？一方面的原因，本文在上面已經提到了，陝南面臨的困難最大；另一方面，陝南屬於南方，春節之後馬上就面臨春耕了，一年之計在於春，胡耀邦選擇這時候吹改革風，有利於農民一年的生計。還有一個可能性是，關中一帶屬於西北局重點關注區域，陝南則是上面注意不到的邊緣地帶，胡耀邦選擇的是邊緣推進路線，正向後來在東南沿海發展鄉鎮企業、特區經濟的策略邏輯。
胡耀邦在一週之內走了寧陝、石泉、漢陰、旬陽、平利、白河、安康等7縣。據隨行的省委副秘書長白瑞生的回憶，他每天早晨6點起床，晚上12點休息，每到一處，不是先吃飯，而是先聽彙報，不但要會見縣裡的領導，還要去同區、社、隊幹部見面，充分發揚民主作風，一起排查問題。
2月13日深夜，胡耀邦依據一路走下來的所見所聞，口授白瑞生和速記員郭步越寫下了緊急發往各地委和縣委的《電話通訊》，作為對新的一年陝西工作的系統部署，直到次日凌晨兩點多胡耀邦才就寢，可見其殫精竭慮。《電話通訊》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關於社教中的階級清查和幹部處分。（1）凡屬從社教以來被處分過重的幹部，一律實事求是地減輕下來；（2）凡屬停職和撤銷工作但尚未處理的幹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崗位上去，待問題完全查清或經過一個時期的考驗再做結論；（3）凡屬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錯誤但已經交代過的在職幹部（包括脫產和不脫產的幹部），不再在這次會議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產，將功補過，就一律不究既往；（4）凡屬這次縣的多級幹部會議後，繼續幹壞事的人，不管職務高低，一律從嚴處理。
要改變思想不開闊、顧慮重重，小手小腳的情況，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寬一些，主要是：（1）不要著重歷史問題，而要著重現在的表現；（2）不是著重"洗手洗澡"中已經交代出的問題，而要著重今後的問題，著重"將功補過"；（3）不是著重枝節問題，而是著重注意大的關鍵問題，注意對黨的方針政策的執行。
第二，領導幹部的工作重心要放在生產中來，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發展生產力，只有生產不斷發展，才能談得上大好形勢，只有領導群眾增了產，才能稱得起是為人民忠誠地服了務。
（胡耀邦在視察中提出“全黨最重要的任務是搞好生產）
第三，減輕農民負擔，增加大隊、生產隊和農民自主權。（1）即使今年大豐收，也不準增加徵糧任務；（2）由各大隊、生產隊自己搞儲備糧；（2）由各大隊、生產隊自己用來擴大發展集體的飼養業；（3）由省上考慮採取議價收購的辦法收購一部分。
第四，農村必須破除“以糧為綱”，發展多種經營。本省的山地是耕地的數倍，關中地區要重視發展棉花種植，陝南地區重視發展山貨土特產種植，陝北地區要重視造林和畜牧業。
第五，必須改變商業上冷冷清清的狀態，要明確告訴大家：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國營商業和供銷社都不可能完全代替農民之間互通有無的集市貿易，農民相互之間為買而賣的小額交易，不是什麼投機倒把。具體措施為：（1）活躍集市貿易；（2）發展人力畜力的短途運輸；（3）切實解決手工業的原料供應；（4）改進商業部門的經營管理。
總體而言，在三年國民經濟困難之後，安徽、浙江、山東、河北等地均出現了農村改革的探索，在中央，劉少奇、鄧小平、陳雲、鄧子恢等人對左的一些理論也提出過不同意見。但是從理論上系統反思左的理論，對農村集體經濟模式提出較為完整的改變措施，唯有胡耀邦。所以，胡耀邦在陝西的糾“左”，可以視為改革開放前，進行反左探索的一個頂峰，尤其是在當時文革已經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況下，胡耀邦敢於講、這麼做，更體現了他的勇氣和擔當。
文革結束後，胡耀邦所推動的撥亂反正、農村包產到戶、發展商品經濟等重要改革措施，也基本成型於此時。所以，從這個角度講，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並非橫空出世，而是黨內一批有識之士，此前早有覺察、早有反思、早有腹案，是環境所限無力而為之，一旦環境允許，他們就會糾努力推動社會迴歸常識、迴歸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