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

 2. 江蘇省太倉中等專業學校

田志磊，教育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教育經濟、教育財政。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人才不止一類，成才的賽道也不應僅有一條。高中階段是我國教育體系分賽道的重要節點，是銜接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重要環節，發揮著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應堅持高中階段學校多樣化發展。

高中階段諸多問題，如普職分流、縣中塌陷、超級中學、高考改革等都已成為社會關注熱點。圍繞上述問題，由於缺乏全域性性證據對整體的刻畫，缺乏基於合理測度的證實或證偽，缺乏對現實豐富性的認知，缺乏“跳出本位”的視角，各方往往基於所見所思各執一端，難以達成共識。結合量化實證和田野觀察，筆者將刻畫我國高中階段教育發展的基本事實，提煉高中階段發展的重要特徵與基本規律，以期對未來的公共討論和政策調整有所裨益。

本文關注高中階段普職分流，內容包括如下四個部分：澄清普職比的社會誤解、刻畫初中後分流的基本特徵、審視普職分流的主流批判、探索普職協調的可行路徑。分析綜合使用中國教育財政學校調查資料、中國教育事業統計資料、世界銀行統計資料、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資料（PISA）等。中國教育財政學校調查資料實施於2022年10月，該調查的區縣抽樣框在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區縣抽樣框基礎上補充了西藏、新疆樣本區縣，在區縣抽樣框內隨機抽取了一半的高中階段學校（含技工學校和高職校的中職階段）。經過資料清理，最終納入分析的樣本包括1223所學校的58.4萬名學生。需要指出的是，抽樣資料採集過程依託學校難免存在不足，且使用高中階段學校抽樣資料分析普職分流不如抽取初中學校再進行追蹤更為恰當。但是，作為國內少有的、抽樣設計具有全國代表性的大型高中階段學校抽樣調查，其分析即使不能完全準確地反映全國情況，也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最能引發家長焦慮的當屬普職比1∶1的傳聞。有關普職比的有計劃調整可追溯到改革開放之初，其目的是改變普通高中畢業生升學率低、畢業即失業、人才培養與國民經濟發展需求脫節的問題。1983年，《教育部、勞動人事部、財政部、國家計委關於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結構、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意見》中提出，“力爭到1990年，使各類職業技術學校在校生與普通高中在校生的比例大體相當”。這是國家政策檔案中首次出現“大體相當”的表述。隨後，在校生或招生規模大體相當的表述不斷出現在中央層面的教育政策檔案中，但1∶1從未作為事業發展目標進入中央檔案。在地方政策實踐中，一直存在高中錄取名額管制，但只有少數地區以1∶1為事業發展目標。

全國來看，從官方資料計算得到的普職比在過去二十年先降後升，多數年份遠大於1∶1。以普通高中、中職教育在校生人數的比值作為高中階段普職比的測度，圖1呈現了2003年—2022年的變化趨勢。從含技工學校的普職比來看，2010年最接近1∶1，但相關資料存在嚴重“統計口徑”問題（梁國勝，2019）。此後普職比不斷攀升，於2019年達到1.53∶1。但在《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出臺後，普職分流的執行有所強化，普職比也在2020年下降到1.50∶1。強化的普職分流引發了社會情緒，普職分流的執行強度和“統計口徑”在洶湧民意中做出調整。2021年教育事業統計公報公佈的中職教育在校生統計不再包含技工學校。而考察不包含技工學校的普職比，可以發現，該指標從2010年的1.34∶1增長到了2022年的2.03∶1。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2022年高中階段學校全國抽樣調查的普職比估算結果（2.02∶1）與不包含技工學校的事業資料普職比十分接近——雖然前者抽樣學校包含技工學校。

分省來看，則會看到普職分流在實踐層面的靈活性和因地制宜。圖2給出了2003年、2010年、2021年各省高中階段在校生普職比。首先，經濟發達程度更高的省份，不一定有更高的普職比。省際差異很大，但並沒有一個經濟發展水平與普職比之間的確定規律。其次，2003年到2010年，多數省份的普職比有所下降。2005年《國務院關於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明確提出“到2010年，中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達到800萬人，與普通高中招生規模大體相當”。此後一段時期各省普職比普遍下降，僅天津、浙江、重慶、遼寧、北京有所增加。再次，2010年到2021年，所有省份的普職比均有提升。在提高較大的省份中，既有京津魯粵這樣的發達省份，也有作為老工業基地的吉林、黑龍江和中部地區的江西、河南。有趣的是，甘肅、貴州、江西、湖南、廣西、河北、內蒙古、寧夏等省份的普職比在經歷了一輪過山車般的變化後，2021年又回到了2003年的水平。觀察省際差異，有理由猜測，地區普職比由分流管制強度、初中畢業生規模、普職融通和職教立交橋“寬度”、產業結構及產教關係、職業學校辦學水平等因素共同塑造。

一言以蔽之，一半的初中畢業生只能讀中職是社會對普職分流的誤解。過去二十年，我國高中階段普職比經歷了過山車般的劇烈變化，但一直大於1∶1。在當前高中階段，全國至少六成甚至三分之二的孩子在普通高中就讀，個別省份這一比例已近八成。

中考之後，什麼樣的孩子就讀普高，什麼樣的孩子就讀中職？成績無疑是主要的分流依據，但公辦普通高中仍然存在一定比例的、以不同名義招收的高收費生，民辦高中普遍的高收費也使得就讀普高的機會更多向家境優渥的孩子傾斜。在普職分流中，中考成績和家庭背景無疑都是重要因素，但誰是主導因素？此外，不同區域招生管制和普職比的不同是否導致了相似的孩子入讀普高機會的顯著差異，男女性別差異是否顯著，多子女家庭的孩子是否因為缺乏家庭資源支援而更多分流到中職？筆者圍繞上述問題總結了我國普職分流的若干特徵。

家庭背景重要但並非桎梏，學業成績才是我國普職分流的主導性因素。採用家庭經濟社會地位指數（ESCS）測度家庭背景，圖3分20組給出了我國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就讀中職的比例，作為對比也列出了全球情況。有觀點認為，普職分流主要表現為不同家庭階層間的分層，已成為社會階層再生產的工具。實證研究部分支援上述觀點，然而無論中外，家庭社會經濟文化地位越高，孩子在高中階段就讀中職的比例都越低。全球平均來看，ESCS得分每下降一個組別，就讀中職的比例就提升1.0個百分點。相對於實行綜合制，實施分軌制國家（地區）的ESCS與就讀中職的關係更緊密。在中國，ESCS得分每下降一組，就讀中職的比例會提升1.9個百分點。但也應該注意到，即使在最低ESCS得分組也有43%的孩子就讀普高，而在最高ESCS得分組仍有13%的孩子進入中職。

以普職分流結果為因變數、ESCS和學業成績作為自變數進行迴歸分析，圖4呈現了不同國家（地區）的迴歸係數。中國的迴歸係數在不同資料來源下的結果非常接近。不難發現兩個重要特徵：其一，我國家庭背景對普職分流的影響並不突出。若不控制學業成績，中國的ESCS迴歸係數為0.12，在42個國家（地區）中位列中游，小於克羅埃西亞、匈牙利、北馬其頓、印尼、塞爾維亞、德國、義大利、捷克、摩爾多瓦、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日本、比利時、法國、波黑、瑞士、白俄羅斯、韓國、黑山等；而在控制學業成績影響後，ESCS的迴歸係數大幅下降至0.03，好於三分之二的國家（地區）。其二，我國學業成績對普職分流結果的影響位居首位。在大多數國家（地區），學業成績更好的孩子進入高中階段更可能接受普通教育而非職業教育。但考察不同百分位PISA得分孩子就讀普高和中職的比例，會發現全球範圍內PISA得分位居前10%的孩子仍有超過10%就讀於中職學校，而在中國這一資料為0。控制ESCS得分後，中國PISA成績迴歸係數為0.32，除科索沃外再無PISA成績迴歸係數大於0.3的國家（地區）。學業成績在普職分流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從未如在中國這般重要。這一現象有兩種解讀。一方面，全球範圍內我國普職分流最是依據學業成績，優勢家庭透過學業成績以外渠道對普職分流結果的影響有限，公平性得到體現；另一方面，我國的普職分流已演化為以學業成績為依據的普職分層。在大多數國家（地區）中職教育並非優先選項，但也鮮見如中國這般徹底淪為次級選擇。

圖5進一步分省呈現了我國不控制中考成績和控制中考成績兩種情況下，孩子家庭經濟社會文化地位、就讀高中均值以及兩者擬合線。抽樣資料分析呈現與事業資料普職比相似的現象——家庭經濟社會文化地位均值更高的省份，未必就讀普高的比例更高。上海樣本的家庭經濟社會文化地位得分略高於北京，但就讀普高的比例卻低於北京；部分中西部省份樣本的家庭經濟社會文化地位得分不高，但就讀普高的比例高於東部省份樣本。對比左右圖擬合線可以發現：在不控制中考成績時，省內家庭社會經濟文化地位指數與就讀普高強相關；控制中考成績後，所有省份兩者的相關性都大幅下降，多數省份的相關性接近於0。雖然多數省份的公平性良好，但少數省份控制中考成績後依然呈現“向上翹起的擬合線”也值得關注。中介效應分析表明，家庭經濟社會文化地位對普職分流的影響七成透過中考分數的中介來實現，但在此之外的直接影響仍有三成。

大城市家庭面臨更大的普職分流壓力。長久以來，城市中產階級家庭是普職分流焦慮的主要群體，尤其在雞娃嚴重的一線城市。是一線城市家庭的輿論聲量更大，還是有著客觀原因？圖6給出了抽樣資料中北上深一線城市不同ESCS得分組就讀中職的比例，作為對比，圖中還給出了全國、江西省的情況。不難發現，各ESCS得分組在一線城市就讀中職的比例都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尤其是對來自中低ESCS得分組的孩子。在江西，ESCS得分5%—10%的孩子就讀中職的比例為25%，與一線城市家庭經濟社會文化地位得分85%—90%的孩子就讀中職的比例相近。一線城市提供了廣闊的發展機會，但也意味著激烈的教育競爭，相似家庭條件的孩子在一線城市有更大可能進入中職就讀。

男孩在普職分流中表現遜色於女孩。教育性別不平等的研究多數將注意力放在女孩可能受到的忽視上。受“重男輕女”和“養兒防老”以及宗族等思想的影響，中國父母預期他們跟兒子的關係要比跟女兒的關係更密切，會將有限的家庭資源更多投資給兒子（鄭磊，2013）。不過，“晚熟男孩”現象也引人矚目：男孩相對女孩普遍晚熟，在初中時可能還未認識到中考的嚴肅性而不夠努力，還沒開始認真學習就失去了就讀普通高中的機會。抽樣資料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晚熟男孩”的觀點。圖7給出了男孩和女孩在中考成績和就讀普高上的差異，男孩的中考成績比女孩低6分，就讀普高的比例則比女孩低3個百分點。但男孩的劣勢在高ESCS得分組並不明顯，而是集中體現在低ESCS得分組。在最低ESCS得分組，男孩的中考分數比女孩低13分，就讀普高的比例比女孩低9個百分點。晚熟男孩，尤其是弱勢家庭的晚熟男孩，需要給予更多的關注。

多子家庭子女在普職分流中的表現遜色於少子家庭。生育數量和質量的權衡是跨越馬爾薩斯陷阱、進入現代經濟增長的關鍵機制（奧戴德·蓋勒，2022），但若失衡也會導致“超低生育率”的人口困境。教育焦慮和生育焦慮相互疊加、相互強化，已經成為我國亟待破解的發展難題。已有研究表明，生育數量對子女教育結果存在負面影響（王兵，2016），擔心沒精力去培養孩子、怕耽誤孩子是我國城市中產尤其是一線城市中產的普遍心態。在2022年全國高中階段抽樣資料中，獨生子女和二孩家庭佔比均約為44%，三孩家庭9%，四孩及以上家庭3%。圖8呈現了家庭社會經濟文化地位、子女數和普職分流的情況，有幾點值得關注：其一，越是高家庭經濟社會地位家庭生育子女越少。樣本學生所在家庭平均子女數約1.72人，最高ESCS得分組平均子女數1.45，最低ESCS得分組子女數為2.00。在最高ESCS得分組，超過60%的孩子來自獨生子女家庭，最低ESCS得分組僅33%的孩子來自獨生子女家庭。相比生活在非一線城市的、相同ESCS得分組的家庭，生活在北上廣深一線城市的家庭尤其是優勢家庭生育了更少的子女。其二，來自少子家庭的孩子相對多子家庭的孩子有更大的比例在普職分流中進入普通高中學習。平均來看，獨生子女進入普通高中就讀的比例為70%，有一個兄弟姊妹的孩子就讀普高的比例為66%，有兩個兄弟姊妹的孩子就讀普高的比例為59%，有三個及以上兄弟姊妹的孩子就讀普高的比例為46%。其三，生育數量-質量的替代關係在優勢階層中更為嚴重。對ESCS得分後25%的家庭而言，無論生育一孩、二孩還是三孩，其子女在普職分流中的結果幾乎沒有差別，四孩及以上才表現出不利結果。但對ESCS得分在中位數以上的家庭，一孩、二孩、三孩之間的差異顯著存在，且越是在更高ESCS得分組這種差異就越大。上述發現背後蘊藏著不同群體生育選擇背後的理性考量：既然子女數量對教育質量的負面影響有限，弱勢家庭更多的傾向於子女數量；優勢家庭則擔心子女數量對教育質量的負面影響而更傾向於少生優育。

關聯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學業成績、性別、區域和同胞，筆者刻畫了我國高中階段普職分流的若干特徵。基於上述特徵，不難勾勒中國家庭對普職分流的主流認知：普職分流的本質是以學業成績為依據的教育分層，且是社會分層的預演。家庭一旦懈怠、未能成功將資源轉化為學業成績、學歷優勢，或養育多個子女導致資源稀釋，孩子就可能在教育分層中跌入中職，從而在未來的社會分層中墜入下層。普職比的嚴格管控，則是導致更多孩子跌入中職、無緣大學學歷和體面工作的重要原因。正是上述認知，引發了家長對普職分流的焦慮和批判。

與家長樸素而感性的批判不同，專家學者從社會層面出發表達了理性批判：其一，普職分流不利於被分流到職教軌道學生的學業發展乃至拖累整個教育系統的學業表現。其二，普職分流不符合社會經濟發展後的人才需求結構。其三，普職分流不利於社會平等，阻礙了共同富裕。其四，普職分流引發不必要的教育焦慮，包括學生及家長焦慮。上述觀點，可合稱為普職分流四大批判。

在全球視野下，普職分流有分流型別、分流時間和分流比例三大特徵。分流型別主要有分軌制和綜合制，前者因採取專門職業學校分流便於因材施教效率更優，後者多在綜合高中內分流便於社會融合公平更優。分流時間，主要指學生首次分流的年齡。在2018年參加PISA測試且有資料的74個國家（地區）中，超過31%的國家（地區）首次分流在10—14歲，43%在15歲首次分流，剩下26%在16歲分流。分流比例，國內常用普職比或職普比，本文限定在高中階段的普職比或職普比。相對於分軌制，綜合制的教育體系一般分流時間更晚（15歲或16歲），但普職比孰高孰低並不確定。東亞地區實行分軌制但普職比均高於2，北歐地區雖是綜合制但普職比均在2以下。基於PISA和世行資料，本文采用各國（地區）職教生PISA成績和全部學生成績、人均GDP和製造業佔比以及收入基尼係數、學生考試焦慮作為測度，考察其與普職分流特徵的相關關係，為理解上述批判提供了若干證據。

（1）綜合制國家（地區）PISA成績和人均GDP表現更好，分軌制國家（地區）製造業佔比更高。未發現分軌制國家（地區）收入不平等、學生考試焦慮程度更高的證據。圖9展示了2018年不同分流型別國家（地區）學業表現、經濟發展和不平等程度以及考試焦慮的情況。可以發現：其一，與分軌制相比，綜合制教育體系在PISA成績和人均GDP兩方面表現更好。就PISA成績而言，綜合制國家（地區）的均值高出20.73分，中位數甚至高出34.28分 （金鑫，2016）。就人均GDP而言，綜合制均值高出2.54萬美元，中位數高出2.82萬美元。不過，在PISA成績高於500分、人均GDP高於5萬美元的高水平層面，採取分軌制和綜合制的國家（地區）數量基本相當。PISA成績高於500分的國家（地區）共19個，其中有10個國家（地區）採取分軌制；人均GDP高於5萬美元的國家（地區）共14個，選擇綜合制和分軌制的則各有7個。其二，在收入不平等方面，綜合制和分軌制表現相差不大，綜合制國家（地區）的基尼係數均值略高，但中位數略低。綜合制和分軌制國家（地區）的基尼係數均值分別為0.353和0.346，而兩者的中位數分別為0.333和0.345。其三，綜合制和分軌制國家（地區）學生對考試的焦慮程度相近。兩者的均值分別為2.63和2.62，同時中位數分別為2.64和2.63。其四，分軌制國家（地區）的製造業佔比明顯高於綜合制國家（地區）。綜合制國家（地區）的製造業佔比均值為10.44%，分軌制國家（地區）均值為15.25%，中位數則分別為10.53%和14.06%。值得注意的是，世行資料中製造業佔比超過20%的13個國家（地區）全部採取了分軌制。

（2）15歲分流國家（地區）的PISA成績、人均GDP和收入不平等都遜於16歲分流國家（地區）。製造業佔比高的國家（地區），分流時間早。圖10展示了2018年不同分流時間下，學業表現、經濟發展和收入不平等的情況。可以發現：其一，與其他分流時間相比，15歲分流的國家（地區）PISA成績最低。就職教生成績而言，10—14歲和15歲分流的均值分別為427.20分和422.43分，10—14歲高出4.77分。就所有學生成績而言，16歲分流國家（地區）的均值最高（475.09分），10—14歲分流次之（463.40分），15歲分流最低（452.59分）。但在PISA成績高於500分的19個國家（地區）中，只有4個在10—14歲進行分流，選擇15和16歲分流的數量基本相當，分別為7個和8個。其二，與其他分流時間相比，15歲分流國家（地區）的人均GDP均值最低，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人均GDP方面，10—14歲和16歲分流的均值分別為3.13和3.82萬美元，比15歲分流高出0.81和1.5萬美元。收入基尼係數方面，10—14歲和16歲分流國家（地區）的收入基尼係數相差很小，分別為0.32和0.33，而受到巴西、巴拿馬、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中國和墨西哥6個基尼係數高於0.45國家的影響，15歲分流國家（地區）的均值被拉高至0.38。其三，製造業佔比越高，分流時間越早。10—14歲、15歲和16歲分流國家（地區）的製造業佔比均值依次為15.73%、14.50%、11.20%。對於製造業佔比超過20%且有分流時間資料的13個國家（地區），捷克、新加坡、斯洛維尼亞和德國在10—14歲進行首次分流，其他均在15歲，沒有16歲進行首次分流的。

（3）普職比與PISA成績、人均GDP和製造業佔比負相關，與收入基尼係數和考試焦慮正相關。圖11展示了2018年不同分流比例下，各國（地區）學業表現、經濟發展和不平等程度的情況。可以發現：其一，普職比低的國家（地區）其職教生的PISA成績並沒有劣勢，但由於普教學生的優勢，總體學業表現更好。在所有學生的平均PISA成績高於500的高分段，12個國家（地區）的普職比小於2，僅6個國家（地區）普職比大於2。其二，普職比低的國家（地區）人均GDP相對更高，且收入不平等程度更低。在普職比有資料的37個OECD國家中，有27個國家的普職比小於2，且這27國中僅6個國家的人均GDP在2018年低於2萬美元。其中，拉脫維亞、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蘭發展迅速，目前已超過或接近2萬美元的門檻。在普職比大於2的10個國家裡，加拿大、冰島、紐西蘭、日本、韓國實現了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除日韓外都是地廣人稀的資源型國家，智利、哥倫比亞等的人均GDP都低於2萬。0.4被認為是收入分配基尼係數的警戒線，而基尼係數低於0.4的30個OECD國家裡，有25個國家的普職比都小於2。其三，普職比與製造業佔比負相關。對於普職比有資料的37個OECD國家，製造業佔比的中位數為12.65%，高於這一水平的國家共有19個，其中只有日本、韓國和立陶宛3個國家的普職比大於2。其四，普職比和考試焦慮呈正相關。與直覺相悖，高中階段的普職比處於較高水平時，學生的考試焦慮均值也會相對更高。對於普職比小於1的17個國家（地區），其考試焦慮最低為荷蘭的2.15，最高為義大利的2.78，而對於普職比大於4的9個國家（地區），最低為韓國的2.63，最高為巴西的3.00。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普職比低的國家（地區）職業教育發展好，學生和家長對職業教育的接受度更高，高中階段選擇更多元化，從而使得學生面對考試的焦慮程度整體有所下降。

以上分析為普職分流四大批判提供了少量支援、多數相悖的統計證據。第一，相較分軌制，綜合制國家（地區）學業表現更好，但在PISA成績高於500的高分段，兩者旗鼓相當。與之類似，15歲分流國家（地區）的PISA成績相對於16歲分流處於劣勢，但在高分段平分秋色。而對於分流比例，普職比更低的國家（地區）PISA成績更高。第二，雖然經濟發達國家（地區）更多傾向於採取綜合制並在16歲進行首次分流，但同時保持著較低的普職比。而製造業大國往往採取分軌制教育體系，16歲之前分流並維持較低的普職比。東亞各國（地區）在經濟騰飛後也均未改變分流時間，均為15歲。第三，普職分流並不是共同富裕的敵人。分流型別和分流時間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係並不顯著，但普職比與收入不平等呈負相關，高中階段職業教育佔比更高的國家（地區）基尼係數更小。第四，普職分流有利於緩解教育焦慮。分軌制和綜合制國家（地區）的學生考試焦慮相差不大，但是對於普職比高的國家（地區），其學生反而有更大的考試焦慮。教育焦慮是社會焦慮的對映，並作用於普職比的提升。

前文總結了我國普職分流的特徵，並對普職分流的批判進行了實證審視。批判大多未得到經驗證據的支援，但“15歲孩子不該貼上失敗者標籤”的訴求充滿道德力量。而在道德的光芒下，鮮被提及的事實邏輯是：全球範圍內的中職教育並未如中國這般徹底淪為次級選擇，在上世紀90年代早期的中國、甚至21世紀初的珠三角和蘇南也都不是（田志磊等，2018）。普職關係是社會建構的產物，我國當前的普職關係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經濟體制改革和教育體系建設共同塑造的產物。

上世紀末以來，在“有形之手”的塑造下，我國普職關係調整頻繁。大學擴招加重了天平上普教一側的籌碼，中職免費則強化了職業學校的兜底屬性，“二十條”後的普職比管控趨嚴引發了輿情，隨之而來的是管控的突然放鬆。不無遺憾地講，中職教育不以服務區域產業為主要辦學導向、全面轉向升學的變革已然塵埃落定。塵埃既已落定，繼續強調高中階段普職比乃至繼續強調中職學校型別教育的獨特性變得不再有意義。相對於分軌制，以綜合高中為代表的分流方式也並非毫無優勢，可以弱化顯性的、普職間的巨大差異和民眾所感知的教育機會不均等。立足現實，放鬆普職比管制、增加綜合高中供給、輔以少而精的中等職業技術學校的改革方案不失為一種可行的調整方向。一方面，有利於緩解居民的教育分流焦慮、滿足其繼續接受高等教育的願望；另一方面，有利於破解中職學校“掛羊頭賣狗肉”一心忙升學所帶來的訊號紊亂，為面向產業培養技能人才的中職學校騰出發展空間。

放鬆普職比管制並不意味著普職比不再重要。各國（地區）高中階段中職佔比的平均值長期維持在34%。從發達國家（地區）的經驗看，去工業化的過程往往伴隨著普職比的上升，再工業化的過程往往伴隨著普職比的下降。高中階段普職比更低的國家（地區）有著更高的製造業佔比、更高的人均GDP、更小的收入基尼係數，這意味著邁向製造強國和共同富裕之路都需要將普職比維持在合理的區間。只是，堵不如疏，強制管控只會滋生“掛羊頭賣狗肉”的職業教育，無益於上述目標的實現。引導資源向面向區域產業培養人的學校傾斜，避免錯誤的評價機制將職業學校從“向企業看”扭為“向上看”，重塑面向區域產業培養學生的職業學校的聲譽訊號機制，才是維繫普職比的良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