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患病”，1.45億獨生子女的集體困境

2025-05-10 20:12 最人物

很多人口學家在研究時把1976年作為“第一代獨生子女”的起點。若從那時算起，第一代獨生子女已經48歲了，他們的父母早已進入老年。
早在十多年前，社科院專家估計，我國獨生子女的總量已經達到1.45億左右。隨著大批獨生子女的父母進入老年，一個越來越近的困境是：家庭結構的單一，意味著功能的脆弱。求醫問藥、日常照護、精神慰藉，都成為獨生子女在贍養父母時面臨的壓力。
對於透過“向上流動”進入大城市的中小城鎮獨生子女和他們的“空巢父母”來說，問題疊加起來，矛盾更加突出。這些家庭往往收入水平不高，比起去養老機構，父母在生病時第一時間想到的是依靠外地的子女。
在照護父母與謀生髮生矛盾時，有人選擇把父母接到自己工作的城市，有人運用一切手段實現遠端照顧，有人則選擇犧牲自我，辭職回家……獨子養老時代，誰都不是孤例。
濟清作為獨生女的焦慮是在母親生病的那一刻被啟用的。
1992年出生的濟清是典型的“小鎮做題家”，考到北京之前，她生活在安徽的一座小城市，從城東到城西還沒她的大學校園大。研究生畢業後，她成為一家網際網路公司的軟體測試工程師，工作很忙，一年只能回安徽一兩次。“越往上走，身後就越來越遠，家就在很遠的地方。”
4年前，剛接到母親確診肺癌早期的電話時，她在公司的茶水間出神了很久，當即決定把母親接到北京就醫。在濟清的意識裡，老家不管找多好的醫生，給出怎樣的治療方案，她都不會覺得安心。
母親還沒到北京，她就已經把女兒送到婆婆家，並且計劃好要請幾天假、去哪家醫院、掛哪個醫生的號、如何跟醫生溝通。父親年紀也大了，丈夫常年在各地出差，濟清知道，所有的事情都要靠她了。
母親到北京的第二天凌晨5點，冬日的城市還籠罩在夜色中。母女倆出現在北京一家三甲醫院門診大樓，到處都是風塵僕僕趕來看病的人。濟清眼底青黑，手裡緊緊捏著的袋子上是顯眼的紅十字以及老家醫院的名字。
在像迷宮一樣的醫院裡，濟清領著母親走了一整天，去不同科室，做各種檢查。一週後，她終於吃到了那顆定心丸：地方醫院的診斷沒問題，治療方案也可行。
把母親送上高鐵後，往回走的路上，濟清看著北京的車水馬龍，更加堅定了留在北京的想法，“我拼命往外走，就是想自己的孩子以後可以不用面對這種處境。”
生活裡經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年年初，看似尋常的一天，父親忽然因為身體劇烈的疼痛被送往醫院急診。濟清至今記得，堂哥發來的短影片裡父親臉色蠟黃，連眼白都是黃的。醫生當即診斷為急性肝炎、肝硬化。“就一瞬間，一股涼氣從頭頂竄到尾巴骨。”
好在那次搶救及時，沒有造成遺憾。
濟清還是想讓父親來北京看病，但母親先一步拒絕了，“他們覺得老家能治，不想折騰”。
她仍然不放心，同樣北漂的同事給她推薦了京東健康的線上問診服務。她在線上找到北京三甲醫院的專家進行線上問診，專門找了擅長肝硬化的主任醫師。
很短時間內，醫生髮來語音，稱濟清父親的情況不算嚴重，只要按時服用抗病毒藥物，戒菸戒酒，肝臟就不會快速發生纖維組織增生。他還安慰濟清，“人體肝臟有著強大的儲備，只要整體肝功能保持在 25% 以上就夠用了。”
濟清懸著的心落了下來，“我之前連肝移植都想過了”。
按照醫囑，按時吃藥很關鍵。但父母都有一套老觀念“是藥三分毒”。有段時間，濟清的父親會偷偷藏藥，有一次她突擊回家，抽屜裡的藥盒數目不對。“藥是有數的，如果過了一段時間，藥還有剩，那就證明他沒照常吃。”
濟清把剩下的藥擺在桌子上，父親支支吾吾，母親跟著打圓場。
她掏出手機，翻出之前的諮詢記錄，找到上次的醫生，再次問診。她把醫生的語音公放出來：“一般情況下患者不可以自己停藥，尤其是有肝硬化的病人，如果自行停藥，極有可能出現病情反覆甚至出現肝性腦病，非常危險。”
濟清也不確定父母是真的聽進去了，還是被唬住了，總之後來，父親按時服藥，日子終於回到從前的寧靜。
母親不太對勁的訊號是隔著電話一點點顯現的。
30歲的黃琪在深圳工作，父親早逝，母親從學校退休後，獨居在甘肅武威老家。往常兩人每週六晚打一次電話，自從母親出現更年期症狀後，通話變得頻繁，有時一天要打好幾通電話，向她描述自己的不適。
黃琪網購了幾樣銷量很高的更年期保健品寄回家，但情況並沒有改善。從頻繁通話漸漸變為不接電話。好幾次，黃琪從深圳撥電話過去，都被結束通話。
以前母親會問她“最近工作怎麼樣？”“什麼時候回家？”可那段時間，就算電話接通了，也很難聊幾句，有時天還是亮的，母親就說自己困了。
“我媽不是這種人。”在黃琪的印象裡，母親是學校裡的教學骨幹，教師活動上打頭陣的人，連頭髮絲兒都透著西北人的爽利。
“明顯感覺是病態的。”黃琪發現母親的表現跟網上說的“抑鬱”很像。她試著在電話裡與她溝通，但發現越說越無力。她不理解母親在想什麼，搞不懂“一頓只吃一碗白米飯”是怎樣一種心情。
黃琪只能靠推斷梳理母親的情況：一個精明能幹的中學教師從講臺上退下來，失去生活重心，獨自生活在發展緩慢的小城，每天多出來的大量時間，她都在幹什麼？為什麼每次打電話都在聊深圳的事情？
隔著2600公里，母親的生活呈現出一片空白。
黃琪決定請假回家帶母親看病。她到家那天，母親正在洗澡，太陽能熱水器裡的水已經冰涼了，她不知道母親洗了多久。
考慮到母親處於更年期，黃琪先是給母親掛了婦科，醫生初步排除她患有更年期綜合症的可能，建議她去精神科。在醫院呆了大半日，她們終於拿到了“圍絕經期抑鬱症”的診斷，也就是“更年期抑鬱症”，一種首發於更年期的精神障礙。
只有經歷過的更年期抑鬱的患者和兒女才知道，這個病對雙方來說，都像一張灰色的網，怎麼也逃不開。
為了按時陪母親複診，有三個月時間，黃琪頻繁請假回老家，還因此耽誤了重要工作。
在她的印象裡，疾病到來的過程是劈頭蓋臉的。她後來決定把母親接到深圳治病。母女倆擠在30多平的一居室裡，抑鬱症反覆無常，黃琪很害怕某天開門看到母親躺在黑暗裡，自己也會被吸進去。
這樣的生活只維持了一個月，母親堅持回老家，聲稱深圳的生活不利於她的病情。黃琪只能暗地裡拜託姨媽和母親的老同事多找母親聊天，體諒她的壞脾氣。表達感激的禮盒一箱箱運進阿姨們的家。
轉機發生在母親回老家兩個月後。母親提出去蘭州的大醫院看病，她聽說那裡有位不錯的醫生。黃琪很支援她，認為母親主動提出接受治療是自救的訊號，是好趨勢。
但母親相中的醫生只在上午出診，想掛上午的號，最晚就得十點到那裡。這意味著母親要趕清晨的動車從武威到蘭州，中途還要換乘汽車。對於一個抑鬱很嚴重的人來說，這條路顯得過於艱苦了。
母親只去了兩次便不再提了，因為這樣的路程會加劇她前一晚的失眠，讓她很難出門。
“自救意識是需要保護的。”隔著手機，黃琪能想到的方式還是手機。她試著從京東健康上給母親預約了一位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
第一次諮詢時，黃琪專程回老家陪母親一起接電話。心理諮詢師問：阿姨，你覺得你活得委屈嗎？黃琪看到，母親的眼淚砸在褲子上。一直要強的母親，一下子軟了下去。
後來同樣一位心理諮詢師，她們一直約了12次，幾乎每半個月一次，一次將近一小時。有時黃琪在家，但為了尊重母親，她選擇躲在自己的房間。她不清楚她們之間聊了哪些話題，但能隱隱聽出母親說了一大堆話。
黃琪知道，這是好現象。
透過京東健康線上治療了一段時間後，她和母親就恢復了往常的通話頻率，母親在電話裡說自己好多了，心慌的次數少了，白天睡得也少了，還會旁敲側擊地詢問她的感情生活。像一個最普通的媽媽一樣，電話裡的母親正在慢慢找回生機。
無論選擇回家照護、遠端照顧，還是把父母接到身邊，看似是一個人、一個家庭的困境，實則背後反映出來的是中小城鎮獨生子女的養老之困。當初百分之百的愛，變成了百分之百的責任。
有資料顯示，80後、90後是我國獨生子女最龐大的人群，他們在父母進入將養之年時，紛紛成為而立與不惑的主力軍，所面臨的養老壓力前所未有。
另一資料則顯示，過去20餘年中，我國65週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撫養比例逐年上升，2022年，每5個年輕人需要至少贍養1個老年人，預計到2050年，平均每2個年輕人贍養1個老年人。
獨生子女們，已經全面邁進了獨自為父母養老的時代，對於可以及時獲得高質量的醫療資源的需求與日俱增。包括京東健康在內的網際網路醫療手段，讓獨生子女幫父母尋求優質醫療資源的路徑不斷縮短，透過線上手段，任何人在任何地點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及時享受對應的問診服務。
接下來的日子，對於獨生子女來說，都是要依靠自己的，沒有別人可以依靠，但並不意味著生活只剩下焦慮、無助、痛苦、甚至憤恨，破局的方向已經出現，網際網路醫療的道路值得共同探索。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中人名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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