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
源丨WEGO研究院(ID:WEGOSTU)
作者丨侯恬
圖源丨攝圖網
2018年4月,海南的歷史座標被重新定義——中國高層向全世界鄭重宣佈,將支援海南逐步探索、穩步推進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賦予海南改革開放新的重大責任和使命。
自此以後,“海南自由貿易港”便從未缺席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
2019年,“推進海南自貿試驗區建設,探索建設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2020年,“加快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2021年,“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等重大舉措陸續推出”;2022年,“推出海南自由貿易港開放新舉措”;2023年,“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穩步推進”;2024年,“賦予自貿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等更多自主權”;2025年,“加快推進海南自由貿易港核心政策落地”。
自貿港全稱自由貿易港,是當今世界最高水平的開放形態,相較自貿區,它在貿易、僱工、投資、出入境等方面實現了更全面的開放與自由。海南自貿港連續七年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充分體現了其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重要地位。
自由貿易港在中國其實並非全新概念。若以特定歷史形態追溯,從上海租界到香港,再到如今規劃之中的海南,我國自貿港的發展已有百年曆史。中國需要自貿港作為對外開展資本和經貿活動的橋樑,國際資本也需要自貿港作為進入中國的通道與地緣紐帶。
但是不少人都認為,如今的海南相比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大型國際化城市,在交通、產業、人才等方面都有巨大差距。
實際上,資本不僅需要辦公樓和銀行,同時也需要(並且樂意)在一定區域內進行規劃、建設與投資,這在過去哈爾濱、上海和香港城建歷史中都被印證過。
海南有優越的地理位置,也有相比其他沿海城市或小島更大的發展潛力。它不僅能滿足國際資本進入中國的需求,還承載著國內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使命。從這些角度看,它就像一個天然的橋頭堡。

剛需
自貿港,其實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中,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過。
在資本賬戶尚未完全開放、法律體系與國際存在差異的背景下,我國想要對外開展資本和經濟活動,需要一個具備特殊功能的區域作為“緩衝帶”。這個區域需要有相對寬鬆的貿易環境、與國際接軌的法律體系,以及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自由兌換的便利條件,從而在保證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搭建起跨境貿易和資本流通的橋樑,這正是自貿港的核心價值所在。
而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經濟體系附近,也同樣需要這樣的緩衝帶存在。

20世紀初繁榮的上海租界
19世紀中葉,上海租界作為中國近代首個具備自貿功能的特殊區域,承擔了中國與世界經貿的“聯絡人”角色。儘管其形成源於殖民侵略的不平等條約,但客觀上它滿足了國外資本在中國逐利的需求,也逐漸發展成中國近代工業與跨國資本的集聚地。
《南京條約》簽訂後,租界當局透過移植西方商法、稅收制度與金融規則,構建了獨立於清政府的治理體系。外國商人在各個租界中自由開展業務,貨幣兌換與資本流動幾乎不受限制,形成與全球市場接軌的經濟生態。
這種制度設計雖服務於列強資本,卻成為中國被動融入世界貿易體系的開始。
1870-1920這五十年左右的時間裡,歐美資本在上海的租界區域中快速擴張,我國貿易和國際投資額也在這一時期迅速增長——中國進出口總額增長了近12倍。外商對中國的投資總額大量增加,到1920年,外資壟斷了我國近50%的紡織業、近80%的煤礦和全部的鋼鐵生產。
上海租界在此期間始終佔據全國50%以上的對外貿易份額,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滙豐銀行、渣打銀行等知名國際金融機構紛紛入駐上海,上海成為了繼倫敦、巴黎、紐約之後,全球規模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國際地位超過東京。

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開放是以犧牲主權為代價的,所有的利潤自然不屬於中國,對於當時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也相對有限。
帝國主義透過不平等條約,向我國大量輸出其過剩工業產品,同時透過壓低中國進口關稅、壓低中國本土原材料價格等一系列措施攫取商業利益。我國的貿易逆差在這一時期迅速增加,利潤大量流向外資企業。這套不平等的貿易體系最終崩潰。
隨著上海租界作用的消失,香港開始憑藉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制度優勢,成為中國對外開放最重要的橋頭堡,同時也成為海外資本在大中華版圖中釘下的一個楔子。
實行零關稅政策,沒有許多貿易限制,香港具備高度開放的金融環境,資金、人才、資訊等要素能夠自由流動。同時,香港的法治體系更符合西方國家的規則,這使其成為繼上海租界之後,連線世界資本與中國大陸的又一個“超級中間人”。
改革開放以來,內地約60%的外商直接投資和近60%的對外投資都透過香港完成。在香港的轉口貿易中,近50%的貨物原產自內地,而超50%的貨物以內地為最終市場。此外,香港還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全球約75%的離岸人民幣結算業務在此進行。
香港股市也為中國內地企業的上市需求提供了重要平臺。截止目前,已有超過1400家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佔港股總市值的70%以上。2018年港交所啟動IPO制度改革後,中國更是迎來了中概股迴歸大潮,阿里、京東、網易、攜程等多家在國外上市的中概股紛紛赴港上市。
香港,一個面積僅1106平方公里的水陸城市,卻成為了整個中國與整個世界資本交流的一座橋樑。在此基礎上,中國即將推出第二個更具雄心的橋樑——它規模更大、策略更深遠、規格更高,還擁有更廣闊的想象空間,它就是未來的海南。

佈局
在我國對外開放中,香港無疑佔據著重要地位,但同時它也面臨著一些侷限性:
首先,經過近百年的發展之後,香港社會的硬體層面已經較為成熟,地域面積較小,建設空間有限,能夠容納的新增資源有限;
其次,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在國際博弈日益複雜的大背景下,過度依賴單一離岸節點會存在安全風險和各種隱患;
此外,港幣與美元掛鉤的本質,使其長期來看始終難以突破美元主導框架。僅透過港幣進行國際金融活動也不利於人民幣國際化程序。
因此,中國需要一個未來能和香港媲美的另一個的對外開放門戶,其特徵應該是更新、更大、具有更強主導性。海南顯然會成為綜合各種條件之後,最合適的地區。
地緣上看,海南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連線著14億人口的中國國內市場和近7億人口的東南亞市場。同時,海南是中國連線東南沿海、東盟和東南亞的區域航運樞紐。其4小時飛行圈可覆蓋亞洲21個國家和地區、47%的全球人口以及全球30%的GDP;8小時飛行圈則可覆蓋59個國家和地區、67%的全球人口以及全球41%的GDP,是我國面向海外的交通要地。

海南島背靠中國大陸面向南海
在面積上,海南島陸地面積達3.54萬平方公里,遠超我國其他自貿區的最大面積120平方公里,相當於三十多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面積。廣闊的腹地使海南具備更大的資本吸納能力和發展空間。
海南還有一個香港無法比擬的優勢,就是海南能夠透過人民幣進行資本活動。香港之所以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其擁有相對獨立且可自由兌換的港幣,而可自由兌換是貨幣國際化的重要條件。
出於安全考慮,我國對貨幣兌換存在一定限制。然而,一旦海南成為自貿港,其使用的人民幣將成為離岸人民幣,可在一定條件下實現自由兌換,不再受國內兌換限額的約束,這將顯著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化水平和全球競爭力。
很多人認為比起上海、香港等已經發展起來的自貿區,海南在交通、產業、人才等各方面都存在較大差距,但國際資本也需要一個可供建設的地方進行規劃和投入。無論是從地理位置、面積還是發展空間等角度看,海南的舞臺都更大,也更符合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需求。
事實上,已有一些眼光超前的國外資本開始計劃在海南進行投資建設:
法國一知名投資者計劃在海南島建造一個“法式度假村”,且已於去年與中方有關機構簽署了相關協議;義大利國際足球學院有限公司總經理決定在海南籌建一家足球、排球訓練學校,且已初步洽談好專案選址;韓國LS集團樂星電氣於去年底來海南進行考察,並表示希望利用海南的區位和政策優勢,建立起面向東南亞的產業鏈。

發展
根據《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規劃,海南將在2025年底實現封關運作。封關後,海南全島將成為一個“境內關外”區域,概括為:
一線放開,即海南與境外之間的邊界,貨物、資金和人員可以自由流動,不受海關監管限制;二線管住,即海南與內地之間的貿易將實施適度管制;島內自由,即貨物、資金、人員等經濟發展要素在海南島內可以實現自由流動。海南還將擁有獨立於中國大陸的法律體系。
這些措施,將有助於海南發揮類似香港的資本橋樑作用。
很多人不看好海南,一是因為海南發展歷史上有多次失敗的經驗,二是因為海南發展水平始終較慢,到2024年海南全省GDP也僅有0.79萬億,僅佔全國GDP的0.6%不到,其本地產業、交通、人才等方面都較為落後。
但是無論是上海還是香港,甚至國外新加坡,都是從相對落後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拿新加坡來說,1969年,新加坡實施《自由貿易區法》開始自貿港建設時,其還是一個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的小漁村。經過60多年時間發展,新加坡已經成為亞洲金融中心,2024年新加坡人均GDP突破9萬美元,名列世界第四。
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高效率的港口運營能力,是新加坡作為自貿港能取得成功的基礎條件。而海南地處海上交通的重要節點,又擁有天然的深水良港,在發展轉口貿易、航運物流等方面具備得天獨厚的優勢。
與自身需求有限的新加坡等島國、港口型國家相比,海南背靠龐大的中國市場,為其發展提供了更為堅實的基礎。
海南的規劃吸收了香港、新加坡等貿易港的成功經驗,一方面實施相對自由的貿易、金融等政策,另一方面,實行更加優惠的稅收政策,建立與國際接軌的法制體系,以加強其對全球資本以及人才的吸引力。
相關政策規定,在海南有實質經營的企業所得稅最高不超過15%,高新技術產業還有免稅政策。另外,海南對其常住居民最高僅執行15%的個人所得稅,高階人才和緊缺人才的稅收更加低廉。與香港和新加坡相比,海南的稅收優惠力度甚至更大。

海南2024年企業規模大增
政策的穩定性是外國投資者入駐自貿港最關注的因素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自由貿易港法》將自貿港各項優惠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逐步構建與國際慣例接軌的法律體系,打造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增強投資者特別是外國投資者深耕海南自貿港的信心。
自貿港政策實施以來,各國企業紛紛入駐海南。2024年,海南全年新增外資企業2072戶,同比增長19.77%,目前來到海南的投資者已遍及全球99個國家和地區。海南正像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深圳、90年代的上海浦東一樣,成為中國開放的新高地、投資興業的新熱土。

寫在最後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產業規劃部副部長李金波,曾在一次採訪中說道:
在海南建設自由貿易港,是我國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戰略需要,它承擔著引領我國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並以更高水平開放促進更深層次改革的重任。
海南就像一張真正由中國自己搭起來的牌桌——而不是由其他國家或資本一手運作,這對於中國經濟發展來說非常重要。
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新舊交替的歷史節點,海南自貿港的出現和發展,將有機會解決掉一些舊牌桌、舊規則、舊秩序的老問題,同時給新玩家、新規則、新秩序以一個全新的空間,任其縱情馳騁,同時不與中國利益形成對抗。
不論是規模,政策,制度規則的主導性上看,海南都很難稱之為下一個香港。但它所肩負的歷史使命,甚至比今天的香港更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