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凱風
過去一年，全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再次創下歷史新高。
歐美市場主動補庫存，關稅落地之前“搶出口”，外貿“東昇西落”，匯率貶值，疊加“新三樣”走強……共同帶動外貿逆勢上揚。
然而，國際博弈、科技競爭、產業轉移、經貿衝突的影響仍在持續，不是每個城市都能從新格局中受益。
外貿10強城市的變化，釋放了什麼訊號？
01
我國外貿10強城市，又變了。
2024年，我國外貿10強城市分別是：深圳、上海、北京、蘇州、寧波、東莞、廣州、廈門、青島、金華。
其一，最突出的變化，當屬深圳超過上海，晉級外貿第一大市。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深圳一直都是我國出口第一大市，而上海則是“進口+出口”第一大市。
這一次，深圳在重新整理連續32年出口第一紀錄的同時，時隔10年之後，再次拿回了“進口+出口”第一大市之位。
深圳一市的出口總額，與越南一個國家基本相當，超過世界80%以上的國家和地區。
其二，寧波以微弱優勢趕超東莞，晉級外貿第五城。
東莞去年外貿增速高達8.3%，實現強勁反彈，但寧波增速達到11%，其中出口增速更是高達14%。
東莞的優勢在於“世界工廠”，早年就有“東莞堵車，全球缺貨”之說，近年來隨著轉型升級，手機等機電產品脫穎而出。
寧波的優勢，在於坐擁中國第一大港——寧波舟山港，也是全球唯一擁有兩個“千萬箱級”單體集裝箱碼頭的港口，相對東莞坐擁更大的產業腹地。
畢竟，一個只有幾萬平方公里的大灣區，雲集了廣州港、深圳港、香港港等眾多世界級港口，競爭更為激烈。
第三大變化則是金華後來居上，連超杭州、天津，這也是唯一躋身10強的普通地級市。
許多人或許沒有聽說過金華，但對其下轄的縣級市義烏，幾乎無人不知，而後者貢獻了金華80%左右的進出口總額。
義烏素有“世界超市”之稱，既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也是我國電商經濟的中心，快遞量超過北上廣深位居全國第一。
近年來，國際貿易出現了線上線下加快融合、訂單小單化包裹化等新趨勢，而跨境電商更呈狂飆之勢，這給以小商品為主的義烏帶來新的增長紅利。
02
深圳何以晉級外貿第一城？
早在10多年前，深圳就曾一度趕超上海，問鼎外貿第一大市之位，但隨後就被上海反超，持續至今。
過去幾年，由於地緣格局、國際博弈、口罩等超預期因素的影響，上海外貿出現一定波動，深圳得以不斷逼近上海。
同樣面對日益複雜的國際形勢，深圳外貿何以後來居上？
一方面，深圳出口佔比更高，上海進口更勝一籌，“進博會”落戶上海就源於此。
出口與外需強相關，而帶動進口的多是內需，反映的是不同的基本面。
深圳外貿結構中，出口佔了2/3左右，連續32年位居全國第一。
上海外貿結構中，進口占了近60%，進口總額僅次於北京，而後者包含了石油、天然氣進口。
出口中心往往製造業發達，產業結構以電子、消費品製造業為主，深圳就是如此。
而進口中心，往往金融貿易發達、消費力強勁、高新產業更為突出，上海即是如此，這在《中國第一個5萬億城市》一文有詳細論述。
另一方面，深圳以民營企業為出口主力，上海則是外資企業為主，兩者受地緣大變局、經貿衝突的影響不盡相同。
深圳民營企業佔進出口的比重高達70%，而上海民營企業僅佔35%，而外資企業佔比超過半壁江山。
不難理解，在“逆全球化”形勢下，外資企業顯然面臨更大波動，而紮根於本土的民營企業反而更具韌性。
其三，跨境電商的突飛猛進，給深圳外貿帶來新的增量。
“中國跨境電商看華南，華南跨境電商看深圳”。
珠三角是全球最大的製造基地，廣州深圳是國際商貿中心，坐擁“產業叢集+跨境電商”的雙重優勢。
亞馬遜三分之一的中國賣家來自於深圳，SHEIN、Temu都在深圳設立區域中心或運營總部，跨境電商發展一路領跑。
資料顯示，2023年，深圳跨境電商進出口額超3000億元人民幣，同比增幅超70%，規模位居全國首位；2024年，繼續保持兩位數的增長，進口同比更是增長近3倍，連續三年位居全國第一。
傳統產品受益於全球補庫存需求，“新三樣”產品競爭力日益強勁，跨境電商蒸蒸日上，深圳外貿趕超，並不令人意外。
03
外貿10強城市，何以領跑？
外貿10強城市，無一例外都是沿海城市，集中於東部地區，凸顯了全球化時代“靠近港口，就是靠近國際市場”的地緣優勢。
同時，外貿強市，幾乎都是工業大市，全球貿易的重心在於製造品，我國製造業與外貿走勢息息相關。
去年外貿走強，帶動沿海城市工業的一路狂飆，堪稱穩經濟的最大支撐之一，深圳、蘇州、東莞、寧波、青島無不得益於此。
這其中，北京最為特殊。北京不以外貿見長，也非製造大市，為何進出口總額穩居全國前三？
這與統計口徑有關。北京80%以上的外貿都是進口，而進口最多的是原油、未鍛造金、天然氣，這些來自央企的進口，一般被統計進了北京。
一個新的趨勢是，內陸城市外貿開始崛起，未來未必沒有挑戰10強市的可能。
在我國外貿20強城市中， 出現了成都、重慶、鄭州等內陸城市的身影，成都更是首次突破8000億元，離前十隻有一步之遙。
這背後，得益於“基建狂魔”和內陸開放戰略，讓“陸權復興”成為可能。（參閱《中國經濟第五大省，爭奪戰再起》）
近年來，隨著市市通高鐵、縣縣通高速、市市有機場、人工運河等大基建的突飛猛進，加上中歐班列、航空物流、西部陸海新通道的橫空出世，內陸地區一改過去的區位劣勢，變身開放前沿。
過去內陸地區產品想要出海，需要經由鐵路運到沿海港口，成本比沿海城市高上不少。
但在新格局下，一些高附加值產品透過航空物流、鐵路班列出海，成本優勢開始凸顯。
可以看到，藉助中歐班列，成渝的電子產品能透過鐵路，經行中亞直抵歐洲，而不必再輾轉數千公里從上海港、廣州港等地出海。
同時，藉助航空物流，鄭州的手機等高附加值的電子產品，藉助“空中絲路”行銷全球，鄭州獲批准成為全國首批唯一的空港型國家物流樞紐，與此不無關係。
事實上，中國外貿10強省份，原本都是東部沿海的天下，如今中西部已經佔據三席，包括四川、安徽、河南。
當然，地緣政治、產業轉移、經貿衝突、技術革命的影響仍在發酵，外貿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
外向度過高的城市，未來經濟難免面臨波動。
誰能最終坐穩外貿第一城、誰能晉級外貿10強市，仍值得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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