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歷史上任何一次民族融合本質上都是文化的融合，只有文化相容，才算真正的融合。而文化的相容從來都是一個系統性工程，需要從制度、生產等層面助推才能實現文化的快速融合。
這就要求遊牧民族在進入中原之後其領頭羊必須得具備一定的漢化修養才能操盤這個大工程。魏晉南北朝那些能在中原立足的胡人政權都是因為其領頭羊早就已經完成了文化的進化。
在行文之前我們先說一下西漢開國。劉邦集團從沛縣出發赤手空拳打下了萬里江山，之後，他們又非常絲滑地完成了從打天下到治天下的轉變。之所以轉型如此迅速而成功是因為西漢直接複製了大秦當年開創的各項制度，也就是所謂的漢承秦制。
如此我們就可以下這樣一個結論：這個世界上包括制度、產品、模式等在內的大部分東西都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在已有東西的基礎上進行最佳化、創新，最終才完成了與現實的高度契合。
也就是說，蕭規曹隨才是成事的最高效路徑。
同樣，遊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後要想在中原立足最好的辦法也是蕭規曹隨，直接複製中原王朝的各項制度，然後再結合自身特點進行最佳化，最終形成適合自己的東西。
當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高度契合之後，文化的融合就將只是時間的問題。但抄襲、最佳化中原王朝的制度對於遊牧民族來說也是一個極具挑戰的系統性工程，對操盤者的素質要求極高。只有領頭羊有一定的漢化修養，才能完成這件事。
秦漢之際的冒頓單于就是一個反面典型。匈奴是緊抓秦末、楚漢戰爭中原王朝無暇北顧的視窗期在雄主冒頓的率領下完成了初步擴張的，在劉邦建立漢朝之後，匈奴就已經成為西漢巨大的軍事威脅。平城之戰就是對雙方軍事水平的一個檢測。
但結果卻是，冒頓最終在閼氏的建議下和劉邦和談。之所以如此，除了匈奴騎兵要吃掉漢軍步兵存在一定的技術難度外，最關鍵的一點就是閼氏的一句話：“咱們即使打下漢地也不懂治理，還不如從談判桌上獲取更多的財富。”
從這就可以看出，冒頓夫婦是明白自身的短板的，明白治理漢地的挑戰性，所以才最終放棄。
西晉末年，五胡大舉南下，他們同樣面臨治理中原、在中原立足的挑戰。而五胡之所以能在中原建立王朝，逐步漢化，本質原因就是，他們的領頭羊高度漢化，能夠以中原王朝的各項制度為模板走蕭規曹隨這條路。
作為第一個在漢地建立政權的胡人，劉漢王朝的開創者劉淵的漢化水平是相當之深。史書記載：“淵少英達，好學，師事上黨崔遊，博習經史。孫吳兵法略皆誦之。”
劉淵不僅精通儒家經典，甚至對《左傳》和《孫子兵法》等漢人經典能夠達到背誦的水平。這絕對是能夠秒殺部分中原精英的頂級水平，劉淵當時可是受到了以司馬昭為首的名流們的集體點贊。
假如你穿越到西晉末年，和劉淵進行交流，你一定不會認為你所交流的物件是一個匈奴後裔。而劉淵之所以有如此水平又是因為其父親劉豹在為匈奴左部帥時他以侍子的身份曾長期在洛陽生活，全面而系統地學習了漢文化的緣故。
正是因為劉淵漢化極深，所以他才能在西晉末年的亂世中建立了劉漢政權。而且，劉淵在創業之初就以漢朝繼承者的身份自居，以漢朝的政治影響力來為自己助力。
所以，當304年劉淵於左國城稱王有人建議他復興呼韓邪單于的舊業時，劉淵直接就表態：“大丈夫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
其實倒不是劉淵以漢高、魏武自居，而是劉淵在政治層面將其所開創的基業定位為漢人模式的政權，以更快、更好的適應漢地的生產力。為此，劉淵還正式追尊蜀後主劉禪為孝懷皇帝，並祭祀太祖、世祖、烈祖和太宗、世宗、中宗、顯宗、肅宗等兩漢的八位皇帝。
劉淵一齣手就以“成漢高之業”的口號將劉漢政權定位為兩漢和蜀漢政權的繼承者，以中原正統自居，不僅能夠迅速整合漢地資源，更表明了其經略天下的志向。
這張牌打得確實有水平，這也再次印證了劉淵漢化之深。
劉淵漢化相當之深
圖源/劇照
之後，劉淵能夠開創性的設計出掃清外圍以孤立洛陽的軍事開拓戰略也和其精通《孫子兵法》有關。
總之，劉淵以其極高的漢化修養一齣手就打出了一套政治水平極高的組合拳，最終實現了滅亡西晉、立足中原的戰略目標。以劉漢政權建立為起點，民族融合的歷史大幕徐徐拉開。
另外，劉淵不僅自己漢化極深，其核心家庭成員也完成了文化轉型，比如：劉淵長子劉和系統地學習了《毛詩》《左氏春秋》等經典；四子劉聰，十四歲時就精通經史，射獵百家，對於孫吳兵法也能達到背誦的水平，且書法、辭賦的造詣也是極高；還有劉曜，史書記載其“尤好兵書，略皆闇誦”…
正是因為劉淵家族成員漢化水平極深，所以他們才能走蕭規曹隨的模式設計了和漢地文化、生產高度匹配的制度，並最終實現了滅亡西晉，在中原立足的戰略目標。
隨後，滅亡漢趙政權建立後趙王朝的羯族人石勒也是如此。石勒雖然不識字，但卻網羅了一批漢人精英作為助手，且讓這些人在行軍間隙為其講解漢人經史，以從中獲取實用經驗。
至於石勒的政治水平有多高，我們完全可以透過一件小事來對其進行打分。有一次，石勒讓人給他讀《漢書》，當聽到酈食其建議劉邦封六國後人為王時是大驚：“此法失當，何以遂得天下？”
但當得知張良及時阻止了劉邦時，石勒又如釋重負：“賴有此耳！”
由此就可見，石勒打天下憑的是彪悍的武力值，但治理天下卻絕對依靠的是造詣頗深的漢化水平。
當然，石勒也明白，僅憑自己一個人是無法完成制度轉型、治理漢地這個系統性工程的，所以，他就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等十餘所小學於襄國四門以教育為切入點來完成部族的文化轉型。
當然，石勒親臨太學、小學監督儒家經義的考試更是常態化行為。
另外，石勒還設立了“君子營”以作為虹吸漢人精英的機構，將包括刁膺、夔安、孔萇、支雄等在內的漢人精英都吸收了進來。最具代表性的是趙郡中丘（今河北內丘）人張賓，此人對於石勒的作用堪比張良之於劉邦。
同時，石勒還下令，禁止胡人侮辱漢人知識分子。
正是因為石勒自身的主動進化，對漢人精英的吸納、尊重，對漢文化的大力宣傳，後趙政權才能蕭規曹隨設計出和漢地生產力高度匹配的系統，完成從打天下到治天下的轉型。
之後的前秦也是如此。苻堅在八歲時就表現出了對知識強烈的求知慾，不僅多才多藝，且對儒學、玄學等都有一定的研究。
據《晉書》記載：“堅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常以漢高祖、光武自比。每與侍臣談論，未嘗不以經典為務。”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也記載說：“堅雅好文學，留心經史，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每與群臣論政，多引古義，以決時事。”
據說，苻堅去太學視察，其提出的問題有些連五經博士都回答不了。
而且，不僅苻堅，整個苻氏家族、氐人精英漢化水平都極高。有這麼一種說法，以苻堅為代表的氐人於五胡中文化修養是最高的。
前秦的開拓和治理結果也足以驗證這一點。
以苻堅為代表的氐人精英在五胡中漢化修養最高
圖源/劇照
和石勒一樣，苻堅不僅自己勇猛精進，更是以興辦教育的方式加速部族的文化轉型，為此，他是常態化視察太學，有時候一個月甚至能去三次。
正是因為有極高的漢化修養的加持，苻堅也才能藉助漢人的治理經驗將漢地治理好，據《晉書》記載：“由是國富兵強，遠邇肅清，百姓豐樂，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
前秦不管在開拓還是治理層面，在五胡政權中都達到了一定的高度。
更重要的是，苻堅是透過文化與東晉爭奪正統，以助力前秦的一統大業。只是，苻堅因為沒有掌握好開拓節奏最終還是因為淝水戰敗導致了前秦系統的崩潰。
但苻堅以文化為切入點對於民族的融合工作還是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當然，屢屢在中原建立政權的鮮卑人也是漢化修養極高：慕容皝“尚經學，善天文”；慕容儁“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慕容寶“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慕容德“博觀群書，多才藝”…
至於拓跋鮮卑那就更不用說了，北魏能在軍事上統一北方，並在孝文帝遷都洛陽、全面漢化之後拿到了文化的正統地位就已經能夠說明一切。
就是建立後秦的羌人，也是以文化制勝：姚襄在少年時代就已經成名，文化功底極其深厚，且擅長辯論；姚興和石勒一樣，常常利用碎片化時間勇猛精進；姚泓不僅擅長談論，還好作詩，才子一枚…
胡人在對以文化助力開拓、治理天下這件事上達成了高度共識。就連盧水胡的沮渠蒙遜，也是“學霸”一枚，史書記載其“博覽群史，通曉天文”。
正是因為五胡精英在文化層面的極高造詣，所以他們才能蕭規曹隨複製、最佳化中原的各項制度以適應漢地的生產力，同時加速胡漢在文化層面的融合。
最終，經過五胡十六國、北魏、北齊和北周的過渡，這項偉大工程終於在隋朝手裡得以完成。當隋朝消弭胡漢矛盾之後，其軍事和經濟優勢也就能最大程度發揮出來，很順利就拿到了兼併南朝的結果。
完了就是一個同時具備文化和武力優勢的民族共同體的出現，那就是隋唐帝國。
文化，永遠是最先進的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