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表決透過民營經濟促進法，自2025年5月20日起施行。作為我國首部專門針對民營經濟發展的基礎性法律，該法的出臺引發巨大關注。

在中航基金副總經理、首席投資官、鳳凰“K說聯盟”成員鄧海清看來，很多人對《民營經濟促進法》出臺和實施的意義存在明顯低估。他指出，法律名稱中“促進”二字很關鍵，這不僅是語義表述的差異，更是司法精神的體現。這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確立了價值導向，在法律條文存在模糊地帶或法官擁有自由裁量權的案件中，司法機關需秉持“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的核心原則進行裁量。

鄧海清同時也強調，需要避免將這部法律等同於“政策紅利”進行解讀，其核心價值在於為民營企業確立平等的司法地位，而非特殊優待。這部法律透過消除制度枷鎖、聚焦新質生產力發展，充分體現出國家支援民營經濟的深層決心。

以下為鳳凰網財經與鄧海清的對話，有刪減。

鳳凰網財經：您對《民營經濟促進法》出臺的感想是什麼？

鄧海清：我對《民營經濟促進法》的出臺很關注，這部法律標誌著政府對民營經濟從“政策性包容”向“法治化保障”的深刻轉變。過去幾十年，民營經濟的發展更多依賴於紅標頭檔案和階段性政策推動，本質上是一種“政策承諾”。比如上世紀80年代允許個體經濟存在，90年代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寫入憲法，主要是框架性的調整。但這次不同，它是首次以專門法律的形式，將“兩個毫不動搖”上升為了法律規定。

這種轉變的核心意義在於“確定性”。現在法律成為底線，任何政策出臺前必須經過法律審查，如果違反《民營經濟促進法》，責任主體可能直接面臨違法追責。這種從“政策約束”到“法律約束”的跨越，相當於給民營企業家發了一張“護身符”，以前遇到不公平待遇只能找相關部門反映，現在可以直接用法律維權，這是質的區別。

鳳凰網財經：在您看來，這部法律將從哪些方面最佳化營商環境，促進民營企業發展？

鄧海清：我認為最佳化會體現在三個層面。

第一是打破市場準入的隱形“玻璃門”。之前政策上一直在提“公平競爭”，但實際中，民營企業仍可能面臨一些隱形門檻和選擇性執法的現象。地方政府政策落實有時候取決於執法者的主觀判斷，而這部法律透過建立統一的法律審查機制，將從根本上約束政策制定和執行部門的行為。這種法律層面的約束將有效消除以往政策執行中的不確定性，法律壓力會倒逼規則公平。

第二是緩解融資“老大難”的問題。過去在金融市場上，國有企業跟民營在融資成本上有差別，有了這部法律，民企在融資上會消除很多不確定性。法律明確提出支援股權、應收賬款等非傳統資產擔保融資，相當於給銀行和金融機構“立規矩”，能透過法律形式推動更加公平的融資環境。

第三是對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有促進作用。中國民營經濟過去靠製造業和出口崛起，但未來增長要靠科技突破。科技創新天然風險高、週期長，許多民企不敢投入，怕政策突變或者權益沒有保障。這部法律保護智慧財產權、明確科技企業融資規則，實際上也是為創新“託底”。這種“制度性保障”比短期補貼更能激發企業的長期信心。

鳳凰網財經：在這部法律中，您最關心哪些板塊？

鄧海清：我最關注金融和科技板塊，這是由民營企業當前面臨的現實挑戰和轉型需求所決定的。

在金融層面，民營企業普遍承受著融資環境不平等帶來的壓力，這種制度性障礙不僅顯著推高經營成本，也導致一些企業因金融規則的不確定性陷入生存危機，典型表現為金融機構集中抽貸等非系統性風險。

從科技角度來看，過去許多民營製造業企業在進行金融融資時，往往以房地產、機械裝置、廠房等實物資產作為擔保。然而，科技型民營企業的融資，不太可能繼續依賴這種實物擔保的方式，而更多會轉向智慧財產權等要素。在科技型民營企業發展與金融融資相結合的過程中，如何為其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命題。

鳳凰網財經：在關稅戰背景下，這些條款的提出，有望從哪些方面增強民營企業韌性，助力中國企業更好的應對關稅戰挑戰？

鄧海清：正如經濟學家克魯格曼說的，“長期經濟增長的密碼，藏在制度質量裡”，《民營經濟促進法》本質是中國“制度性開放”的一環，它不僅是面向國內民營企業的，也是面向外資的。制度的確定性越強，國家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就越大。關稅戰下，美國搞“小院高牆”，製造全球供應鏈的不確定性，是一種破壞性競爭。而中國反其道行之，透過法治化提升自身確定性優勢，正在構築開放型的制度優勢。

具體而言，法律對外釋放兩大訊號，一是給國際資本“定心丸”。外資最怕政策朝令夕改，現在法律將民企保護固化為長期的法律制度，等於告訴外資，中國不會因短期壓力犧牲規則。

二是給民營企業信心。在全球經貿變局背景下，民企不僅面臨著經營難題，還遭遇未來轉型的瓶頸與壓力。此時《民營經濟促進法》出臺，在法律層面確認民營經濟的地位，保障其在未來規則中的平等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增強民營企業家轉型的信心。

鳳凰網財經：您提到了一些政策不確定性給民企帶來的壓力，這部法律將如何解決民營企業面臨的不確定性問題？

鄧海清：這部法律實際能起到的效果和麵臨的挑戰，關鍵在於能否將法律精神和要求系統融入現有制度。比如，交易所制度、政府招商政策、稅務財政規定等，消除以往存在的歧視性條款和雙重標準。

法律的意義並不是直接賦予民營企業經濟利益，而是確立其司法地位，強化在法律體系中的保護，減少模糊地帶。同時，明確法律優先於政策，當民營企業遭遇政策歧視或不合理對待時，能夠依據法律維權。過去政策與行政權處於同一層面，民營企業維權較為困難，現在，藉助法律對抗行政，力量對比發生根本性改變，提升了民營企業的安全感。

此外，《民營經濟促進法》也為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劃定了紅線。以往歧視民營企業可能被視為政治站位問題，現在則上升為違法行為，違法者面臨法律制裁，這讓違規成本大幅增加。

在執法方面，以往地方政府存在釣魚執法、選擇性執法等問題，民營企業因缺乏明確法律條款支撐而處於弱勢地位，如今法律的明確規定大幅壓縮了執法模糊空間和自由裁量權。

在司法體系中，過去民營企業家案件需自身提起訴訟，司法機關才介入，且多從民法、經濟法角度處理，現在《民營經濟促進法》作為專項法，司法援助機制得以完善，對執法部門形成更強約束，如果其行為不當，可以被認定為知法犯法，與以往民事糾紛處理情形有本質區別。

鳳凰網財經：關於《民營經濟促進法》的推出，您還有什麼想格外強調的？

鄧海清：很多人低估了這部法律的意義。《民營經濟促進法》的關鍵價值體現在 “促進” 二字上。一方面，它致力於消除過去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打破阻礙民營經濟前行的枷鎖；另一方面，聚焦新質生產力領域，如科技企業融資等，也是制定政策措施增強民營企業發展的安全感與確定性。

相較於單純的 “民營經濟法” 這一中性表述，“民營經濟促進法” 帶有鮮明的積極導向，釋放出國家鼓勵、支援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訊號，明確體現了國家對民營經濟的扶持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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