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於京東
以“理性”的方式做研究，但是要接受歷史語境中的“非理性”成分
《馬丁·蓋爾歸來》和《吉爾·德·萊斯案：藍鬍子事件》兩本書的寫作都始於歷史上的審判現場——一場是有關“真假丈夫”的鄉村訴訟，另一場是駭人聽聞的刑事案件。書中除了史學家和哲學家的理性分析，還有大量心態、情緒、體驗或感官上的描寫，甚至在一部分章節中，臆測、推定、想象的寫作佔據了更主要的篇幅。正如另一位文化史學者卡洛·金茲堡（Carlo Ginzburg）在《線索與痕跡：真的、假的、虛構的》（上海三聯書店，2025年即出）中所展示的那樣，歷史學從來都不拒斥“感覺”——理性與非理性的分野始於近代歐洲的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在此之前，挖掘事實、揭露真相的辦法從來都不是單一的，獵人、偵探、醫生和占卜師……他們的工作邏輯都是基於手頭可用的各種線索、痕跡與症候（symptom）來判斷下一步行動。
在《馬丁·蓋爾歸來》一書中，戴維斯就扮演起了偵探的角色，回到歷史的現場，一頭扎進了卷帙浩繁的法國南部鄉村史料和司法檔案中。一方面，在發現真相的熱情驅使下，戴維斯儘可能拓展資料使用的邊界，追尋馬丁·蓋爾、貝特朗·德羅爾斯和阿諾·迪蒂爾的世界；另一方面，面對關鍵線索的中斷和核心材料的缺乏，她也嘗試著走出理性分析的軌道，開始接受旁證、推測和假設，使用了“也許”“很可能”或“無疑”一類的詞語，甚至對一些文字進行文學的分析，最終形成了“故事之上的故事的書寫”。
從學者角度來看，不管是人文還是社會科學，很多時候我們秉持理性的研究目的，但面對的多是非理性的研究現場，儘管我們可以用“透過現象看本質”的方法來規避干擾，但也要適度考慮非理性成分對研究本身的意義——無論是個體的能動性，還是事件過程中的意外、偶然和不確定性因素，常常起到影響結構與事物發展走向的作用。對於青年學生來說，在建立條分縷析的知識體系的同時，如能接受非理性的存在，就能夠體會到人文社會科學作品的更多魅力和精彩之處。
推薦戴維斯這本書也同我個人的學術履歷和研究旨趣有關，我雖然在政治學系，但研究物件一直是歷史與文化，《馬丁·蓋爾歸來》在本科階段給了我很多啟發，也是引領我走上法國研究的重要作品。作者思考問題的角度，爬梳、甄別材料的方法，展開敘事和寫作的技巧也影響了我後來的一些作品。
文化史不是另闢一塊功能領域，而是從“正常”到“不正常”的一種視角轉換
《馬丁·蓋爾歸來》 [美]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 劉永華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馬丁·蓋爾歸來》這本書是戴維斯的代表作，我們也時常稱其“新文化史”的名篇。那麼什麼是文化史？什麼是新文化史呢？按尋常的理解，文化史似乎是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之外的一個分類，應該是“從地窖到閣樓”，研究那些非物質性的觀念、思想與心態的。但如果從戴維斯的這本書來看，全篇都在講述南法民間的一場假冒丈夫的案子，書中有提到“文化”嗎？結合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有助於我們理解什麼叫做文化史。
實際上，作者並沒有具體羅列16世紀的法國鄉村有什麼文化，人們有何種思想或觀念，而是在事無鉅細的案件追蹤與關鍵性場景的還原中，呈現一種包含農民生活、婚姻風俗、忠貞觀念和基層律法等在內的“全景”。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文化史其實不是去研究某種習俗，某類文化，而是一種整體史觀，它聚焦於特定的分析視角——具體來說是將20世紀社會學、人類學（尤其是民族誌）的方法引入檔案史料的分析，在此基礎上，文化研究傾向於打破先驗結構和固有觀念，把一個原來不被視為問題的現象視為問題，同時對那些已經是約定俗成的一些看法提出質疑，這才是文化史的核心。
戴維斯是新文化史的代表，這場興起於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學術潮流是以美國為中心的。然而，早在20世紀初，歐洲大陸就已經先後興起了兩波的文化史研究，學者們發展，除了歷史大事、王朝更替，也可以研究服飾、飲食、風俗，也能夠講民間社會和奇聞異事，這對於傳統的“蘭克史學”來說無疑是一種新的思考方式和研究進路。年鑑學派自興起之初就強調社會心理學和精神分析的引入，其實就已經開始走向文化史了，而二戰之後歐洲文化史研究的盛行是對傳統史學及其背後的國家敘事的一種抵抗。
所以，文化史並不是在政治、經濟、社會之外，另闢一塊單獨的，可以叫做“文化”的領域，而是後現代學術潮流的重要部分，跟戰後歐洲各國興起的文化研究、批判理論等遙相呼應。它們的共同特徵往往是反結構、反建構、反主導性虛構，重視個體的詮釋、理解和過程中的意義賦予。以文學為例，現代文學研究認為作者的創作一定會帶入他本人的經歷跟情感，但後現代文學理論不研究作者——因為“作者已死”，文字在誕生以後就具有了獨立的生命。文化史學的思路也是一樣的。剛才有同學提到了福柯的“微觀體驗史”，他研究精神病院，研究監獄，研究臨床醫學這些技術、知識的歷史形態，非常重要的理論預設就是反對傳統西方社會當中所形成的那種被固化的敘事，或者說“知識型”（épistémè）。新文化史也注重微觀的視角，這和福柯的研究在廣義上都可以被視為是20世紀後現代與解構主義思潮的一部分，包括我們等一下要聊的喬治·巴塔耶，他也是這一時期非常重要的後現代主義倡導者。
福柯認為，現代史學長期關注的是“正常”的歷史，是王公貴族、平民大眾乃至販夫走卒的故事，只不過分類為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但內在正規化是一致的，其核心是由理性、實證科學與進化論組成的知識分類體系，這種體系除了助長18世紀以後的資產階級文化霸權，也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權力來源。然而，倘若從外部視角來看這種史學正規化，那些“不正常”的人——精神病人、麻風病人、罪犯等等，他們在傳統歷史學筆下其實是不會被納入到考慮範疇的，即便被納入到研究中，也是一種已經被框定了的、作為“不正常”體系的一部分。後現代主義者拒絕這種設定，拒絕所謂的“正常”敘事，這在某種程度上同文化和文化史研究的思路趨向一致。因而在今天，我們將娜塔莉·澤蒙·戴維斯和喬治·巴塔耶並置，擇選兩位的代表作進行閱讀，也就有了各自文字之外的比較、聯絡與互動意味。
從英雄傳奇到暗黑童話：藍鬍子故事的敘述、傳說與記憶
大家知道小紅帽的原型嗎？最初的故事很血腥，與通常所認為的“童話”是搭不上邊的。不止如此，拇指姑娘、長髮公主等，如果你在史學作品中找到原版故事內容，你會發現其中充斥著大量的西歐民俗傳說，包括野蠻儀式、手足相殘、殺戮虐待等情節。喬治·巴塔耶的這本《吉爾·德·萊斯案：藍鬍子事件》，也是基於虛構童話和真實審判基礎上的“二次創作”，它的故事原型是《格林童話》裡的藍鬍子——這個法國民間傳說中的人物接連殺害了自己的多任妻子，而人物的原型又是來自15世紀的吉爾·德·萊斯。
現代童話故事始於17世紀後歐洲文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型別——Conte de Fée，即講述精靈的故事集或者精怪集，今天的《哈利·波特》、《指環王》等作品中的一些元素設定都來源於這類作品，其原始材料是各地的民間故事，通常比較直白和野蠻，也不是專門定製給小孩子聽的。例如藍鬍子的故事就出自1697年法國學者夏爾·佩羅（Charles Perrault）的《鵝媽媽故事集》（Les Contes de ma mère l'Oye），這是他到法國南部鄉村巡遊，採集大量民間故事而彙編的作品，主要內容是當時老百姓在豐收聚會或日常勞作回家後，眾人集合在圍爐邊上講的故事。
《吉爾·德·萊斯案：藍鬍子事件》 [法]喬治·巴塔耶 著 趙苓岑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
從巴塔耶的書來看，藍鬍子的故事來自1444年吉爾·德·萊斯的審判案。也有說法是藍鬍子的原型是當時英國國王亨利八世，他娶了多任妻子，每任妻子都不停地離奇死亡。這種說法在歐洲有一定的市場，但是在法國，學者公認的來源就是吉爾·德·萊斯這個案子。巴塔耶是根據這個故事的原型吉爾·德·萊斯寫的，雖然中文字以“藍鬍子事件”為副標題，但他一定沒有把它定義為一部童話作品。巴塔耶的創作意圖並非像佩羅那樣從歷史故事中尋找靈感進行創作，而是要對審判本身的流程及其所展露的人性世界進行觀察。童話故事中，藍鬍子殺害了他的七個妻子，巴塔耶在書裡將她們變成了幼童。這種處理肯定不是為了重述一次審判的歷史細節，或者講述一個童話故事的暗黑版本，哲學家巴塔耶在其中思考的是更為困擾他的問題，即現代西方文化中的“惡”。
吉爾·德·萊斯曾經是聖女貞德的親密戰友，在戰場上，他也曾是軍功赫赫的英雄人物，是人們傳說中的聖人。然而在審判席上，萊斯的另一面被赤裸裸、血淋淋地剖露出來，他成為嗜血、虐殺、瀆神的惡魔。巴塔耶認為，吉爾·德·萊斯罪惡的根源來自於“不受抑制的獸性”，然而這種獸性又伴隨著某種“神聖性”，這種極端兩面常常存在於現代社會與大眾文化中。這裡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他的寫作時間，在1959年的這部作品裡，巴塔耶已經表露出了後來他哲學體系中的一些重要理念，比如對理性、主體和現代精神的批判。
正如我們之前所說的，巴塔耶是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的大師，然而他沒有做過大學老師，只是一名圖書管理員，他的生活履歷看似也“正常”。然而觀看他的作品會發現，他的內心世界非常“大尺度”。某種程度上，藍鬍子的故事與他本人是有些關聯的，或許任何人性當中都夾雜著“神性”和“獸性”。
史學家寫文學，哲學家寫歷史：意在“透視社會”與“敘事復興”
推薦這兩部作品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可以從中比較，感受兩位學者對於歷史事件的不同觀察、分析和寫作方式。兩本書都是學者在其傳統領域之外所進行的寫作，一部是歷史學家用文學筆調，另一部是哲學家研讀史料。但我們又發現非常有趣的一點，就是他們會保留各自學科出身的思維方式，這種既有知識體系基礎上的新議題研究往往有利於創新。巴塔耶的書篇幅看起來更單薄，但是閱讀這本書似乎更難，因為他的思路跟福柯是比較類似的。歷史學家是基於有限的材料去變著法地講故事，但哲學家的創作卻不會被文字、材料所限制，相反，可能是材料全部都服務於他本人的思想表達，也就是說，他的整個作品可能是一個全新的創作。如果說史學家是儘可能“還原”歷史的話，哲學家的書寫更多是“發現”歷史。
當然，兩部作品都是“以小見大”——從一個微觀事件、人物或場景，就能夠深度觀察當時整個社會的情況，正所謂“一滴水中看見一個世界”。
以《馬丁·蓋爾歸來》為例，作者的重點其實不是講述這個故事有多麼複雜離奇，而是把這個案子作為一個切入點，介入和解讀當時圍繞這個案子產生大量的調查資料：首先，法官審理的時候，要到村子裡面去調查記錄；其次，有大量的證言，包括整個村子裡面跟他熟識的這些人都要過來作證；最後，審判過程中還有大量的判決書，包括後來上訴到高等法院以及這個故事廣為流傳之後，還有大量的衍生討論和記錄文字。因而以這個案子為中心，歷史學家就能夠拓展一個全面的資訊、材料和事件、人物關係網路，依託它就可以呈現當時法國南部鄉村的生活全景，包括婚姻風俗、兩性意識、忠貞觀念等。與此同時，讀者透過閱讀此書，還能夠了解當時的地方的司法體系在民間是怎麼運作的，因而有一個非常好的自下而上的視角，讓你去了解當時的社會。
這個角度來看，無論是自下而上的視角，還是微觀事件或小人物研究的意義，均不是在“小切口”本身，而是背後所反映的“大問題”，即這個選題對於理解當時的歷史語境，對於解釋政治社會現象及變遷的能力有多少。除此之外，敘事的強調也回應了20世紀史學撰寫的新問題，即史料眾多、細化（例如量化、大資料化）所造成的書寫形式的僵化與教條。
新文化史研究非常重要的特點是把“敘事”帶回來，把故事帶回來，把閱讀史學作品的樂趣和體驗帶回來。戴維斯這本書的貢獻之一就是利用繁複的檔案，看似無聊的庭審的記錄，卻以講故事的方式把它重新放到了歷史學閱讀的桌面上，並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家不要看這本書的最終呈現很有趣，但是你去看看它後面所附的材料檔案，是很詳細的，但是如果按照當時傳統史學的做法，它就會變成一條一條檔案的梳理，這個故事可能就講不起來。因為很多地方檔案不足，會導致敘事的斷裂，所以戴維斯接受了“可能性”，在其中加入了假設和描述，用她本人的話來說，是增加了“構建真相”的途徑。當然，這也是後來有人詬病她的地方，認為這在史學上不夠“嚴謹”，但問題是如果以事事均已可證的史料依據為準則的話，那麼生動流暢的故事又講不起來。所以寫作可能就是一種選擇，到底是要“一分證據講一分話”，還是要講一個比較完整的故事，在戴維斯看來，歷史書寫可能也需要有一條故事線。她的這部作品後來還被改編成了電影，叫做《馬丁·蓋爾返鄉記》，戴維斯還作為電影的編劇，受邀參與電影的拍攝。
讀書的意義：跳出學科邊界，迴歸生活世界
選這兩本書的目的，是希望啟發同學們開啟思路，跳出高中階段所學習知識的邊界，也跳出現在已經瞭解的、大學學科知識的邊界。所謂的“學科”在某種意義上只是為便於進行基礎教學的一種分類，福柯、巴塔耶就對其抱以批判立場，現代學科體系是19、20世紀的產物，今天很多學科的歷史還沒有這兩部作品長。從這個角度來看，擁有更悠久歷史的人類閱讀本身就是一種“跨界”的思維實踐。同學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包括在寫讀書報告、課程作業和專題論文的過程中，也應該基於大量的閱讀去開啟自己的思路，學會從一些“以前通常不會想到的”視角去想問題，嘗試對一些原本已經有定論的文字進行新的解讀，如此一來觀點、論證和最終文章才容易脫穎而出。
如果說在今天讀書會活動能給參與者什麼啟發的話，我認為是跳出學科邊界，迴歸生活世界。很多時候重要的並不是讀了多少書，記住了多少知識點，可能你自己到網上找AI或者營銷號給你講一下某本書大致的情節,或者“百度一下”，都能大概知道這個書是關於什麼的，有哪些重要觀點。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只有透過閱讀，才能理解作者創作的方式，他怎麼去展開創作以及他創作的過程當中體現出什麼樣的優點，有什麼地方是我們可以去學習的。
所以我希望同學們回去之後把這兩本再讀一下，相信還是會非常有收穫的，巴塔耶這本可能有點難，但是戴維斯這本其實很好讀，甚至可以把這個電影找過來看一下，是很有趣的一個故事，但更重要的是，在引人入勝的情節之外，如能給予我們一些思維上的訓練和靈感上的啟發，那麼閱讀這本書也就成了真正紮實的學術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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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朱凡。
本期微信編輯：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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