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中大校慶，不是100年或136年的爭拗

做公眾號裡的《紐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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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發也是一種肯定

文字｜木然

編輯｜渡十娘

作者簡介：木然，曾任加拿大《星島日報》副總編輯、《加拿大都市報》總編輯。同時在電臺、電視獨立主持多個時政類節目，目前為自由撰稿人。

拙文《對中山大學百年校齡的質疑》在北美著名公眾號「渡十娘」發表短短數天，獲4300次轉發、近7萬人次閱讀，足見海內外中大人對母校的感情殊深，也恰好說明就中大「校齡」「校史」的討論是必要的。

筆者寫作這篇文章時只是借「中大校慶」的餘熱一呵而就，充其量也就是一次思考的筆記，目的不是為了挑戰誰，以及要改變什麼，更不是“帶有特殊的意識形態演化任務”。本人位卑言輕，微不足道，也沒興趣這樣的肩負與擔當，論者大可不必如斯浮躁。

《質疑》一文原先的題目是《中大百年校慶畫外音》，後來編輯認為文章題目作為網文發表太過文學氣（它本來就是一篇小作文，而非論文），遂改為對校齡的質疑。需要解釋的是，所謂“質疑”在這裡僅表示提出疑惑，拋磚引玉，非論戰。

我很感謝每一個閱讀、轉貼以及參與討論的讀者。文章後300多條留言我都看了，無論是讚揚的、刺耳的、難聽的都笑納。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說：“當我們對重要的事情保持沉默時，我們的生命就開始結束。”今天能夠有如此多中大人參與討論中大的事情，自由風吹，百家爭鳴，這是中大的幸運。

我留意到有討論者提及“校史”與“校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本人沒有異議。不過，“校慶”在“校史”裡，“校慶”也必然要回顧「校史」，兩者不是相互否定的關係。

其實，中大校齡究竟是100年（國立廣東大學）、還是136年（格致書院 / 前文筆誤126年，致歉）、抑或是158年（博濟醫學堂），數字只是一個表徵符號，重點是我們在校史的敘事裡，如何向後來者講述中大的故事、傳播“中大精神”？這應該是這場討論的終極目標，是“校慶”活動最實際的延續。

一所大學的校齡其實與它的校史緊密相關。在這方面的研究和論述，我相信歷史系的師生比我更駕輕就熟、心知肚明。

我想再作闡明的是：今天無論從“線性”看還是作”複線”論證，孫中山始終貫穿於“博濟”、“嶺大”和“中大”這三點一線中。中山先生既是中大的校魂，也是嶺大和博濟的校魂。

“博濟”是中國最早的西醫院校，也是孫中山讀書的學堂，他在這裡立下革命的志向。所以孫中山既是所有中山醫學子的師兄，也是從博濟開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嶺大”是孫中山發表政治綱領、培養革命志士的基地。嶺南大學首任校長鍾榮光1895年10月追隨孫中山在廣州參與籌劃了興中會組織的第一次武裝起義，並於1896年正式加入興中會；1988年成為“格致書院”第一屆30名學生之一的陳少白更是孫中山結拜的摯友、也是革命的堅定追隨者。孫中山生前除著力資助嶺大辦學、三次公開到嶺大演講外，閒時也曾多次入校私訪鍾榮光，所以中山先生又是嶺大學子尊敬的師長。

中大的前身是孫中山親手創辦的“國立廣東大學”，學校成立典禮後四個月孫中山去世、廣東大學因此易名“中山大學”。孫中山是鼓舞中大人投身革命的旗幟。

我一向贊同歷史年代的劃分必須從歷史發展的內在聯絡出發，注重更長遠的地理、經濟、文化和社會結構的演變，揭示出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內在變化及其關聯，而不僅僅依賴表面的政治事件。至於中山大學校史的敘事、以及校齡的確定，就算單從“中山魂”這個元素看也是不應該忽略或者模糊化“博濟”和“嶺南”這兩個時間段。前者是孫中山立志的地方，後者是孫中山實踐革命的基地，而中大的核心意義，則是緬懷和繼承。

我注意到有討論者認為：“1952年的政策下相當於教會學校已死，新的中大依然是‘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已經註定是中大的一部分，甚至二者都並非附庸的關係。中大一直承認曾經嶺南大學的存在，但這並不代表嶺南大學有資格代替中大。”

對此我不敢苟同，理由如下：

首先，“格致書院”1888年3月創辦伊始確實隸屬於美國長老會，隨後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例如廣東士紳陳子橋（陳少白父親）等鄉紳名流數百人曾上書籌建方，要求將“格致書院”辦成一所理工學院。格致書院遂於1893年脫離美國長老會，在紐約另組董事局（Trustees of the Christian Collegein China），成為一所不屬於任何教會的大學。這也是1988年教育部、廣東省委和廣東省人民政府認定嶺南大學非教會學校、批准中大建立“嶺南（大學）學院”的基點。

其次，嶺大註定是中大的一部分這沒有異議，嶺大不能代替中大也沒有異議。但中大如何定義建校歷史，是從1924年孫中山創辦“國立廣東大學”為起點，抑或以1952年院系調整為起點，還是找到一個能將博濟中山醫、嶺大和中大三校融合在一起的結合點，構建中大、嶺大、中山醫不割離的歷史敘述關係，弘揚三校優秀的文化傳承，凝聚三校校友的向心力，這才是我們討論的出發點。

第三，討論的初衷並不是在中大、嶺大、中山醫之間比誰大誰小、誰歷史悠久。學校不是名人紀念堂，校史敘事也不是光明頂決鬥非要比出誰的門派正宗，三校合併更不是誰招安了誰。正如本文題目所說，不是100年、136年或158年的爭拗問題。校齡定在哪一個時間點上都只是一個表徵的符號，關鍵是校史敘事是否能真實、完整和不帶偏見地繼往開來，為學校發展提供更大的可能。

如果未來中大的學生在走入中大校園時不知道中山先生在博濟立志推翻封建王朝、在嶺大培養革命志士，只知道一條“校訓”，一篇“不要做大官”的“講話”，甚至對於嶺大、博濟的歷史認知模糊，只有透過閱讀一些專業論文、或只能在校外才知全貌，這是不是中大校史教育的錯失？

留言者稱這種“錯失”是不會存在的。例如“羊晚”製作的《中大百年特刊“大師傳”》和黃天驥教授撰寫的《百年頌文》都有提及（嶺大的歸屬和百多年名師），這自然是欣慰的事情。但“校史教育”僅靠這些“特刊”和“頌文”是否就做到敘事的真實、完整和不帶偏見呢？

今年中大“校史館”落成，這是一個值得點讚的決策。如果未來三校區五校園在中心區都建有一塊校史銘文石碑，供後來者瞭解中大、嶺大、博濟三校形成、融合的傳承過程，我認為這才是中大校史敘事最值得大讚的舉措。

有校友言及她參觀“校史館”的感受，認為嶺大、中山醫學院的元素幾乎歸零。我未親臨其境，無法作仔細的比較。但從小紅書上的相關圖片及其圖說明看似乎也感到嶺大、中山醫的敘事是自改革開放以來最被淡化的。也許網路展示不完整，個人認為如果這只是一個校慶展覽，突出“校慶日”也勉強可以理解。但如果是作為永久性的專業展示，對建校歷史的淵源、演變脈絡、文化傳承以及貢獻的敘事都應該忠實於歷史本身。

我看到一張校史館介紹中大“古文字研究所”的照片開頭是這樣寫的：“1956年我校成立古文字研究室，專門從事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著名古文字學家商承祚與容庚共同主持該研究室……”

我相信中大人大概都知道“容商”二老。容商容商，容在前、商在後。在以往的中大敘事裡，自1956年以來，皆表達為由容庚、商承祚主持古文字研究室工作。就算是今日中山大學語言文學系就“古文字學方向”的官網介紹也稱“1956年，由容庚、商承祚等教授創立了’中山大學古文字學研究室’……”

我還翻看了今年校慶由中大黨委與學報聯手出版的《百年中大——中山大學百年校慶特刊》（校報第491期）。關於“古文字研究室”的介紹是這樣寫的：“1956年中山大學正式成立’古文字研究室’，容庚、商承祚二位教授開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為古文字研究所留下優良的學術傳統”。

我想大部分中大人都知道：在古文字研究上，容庚的排名比商承祚略前，當然這裡並不是在比較誰名氣大地位高，而是強調要尊重“古文字室”創辦事實的既往表述。按我理解：中大校黨委學報聯手編輯“校慶特刊”的敘事和中大中文系官網的介紹都是得到確認、符合事實的。實在不清楚校史館為何有這樣的改變？是為了突出商老這個“中大”元素？或者是無心之作？

假如是刻意對部分校史模糊化，或者作潛移默化的修改，這是個不好的先例。向後代講述歷史的人，必須懷有謙卑之心，不帶情感、不存偏見、完整真實地記錄歷史。正如我前文所論及的，刻意淡化嶺大歷史與學校在改革開放時宣揚“中大嶺南一家親”、集合所有校友之力共創未來的戰略發展相背離。校齡多少年在這裡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校史敘事裡，主導者應該尊重歷史、尊重每一個細節，不能按需要去編寫，一所“百年名校”更不應開這個先例。

有讀者論及教會學校必然取締，就如北大不可能恢復燕京一樣。我認為這不能類比於“中大—嶺大”，或“中大—中山醫”。

1952年底院系調整之後，“嶺南大學在中大”成為天下嶺南人的訴求。開放改革後，中央政府排除左傾影響，批准在中大校園復建”嶺南（大學）學院”，這是一種肯定。

過去四十多年來，中大人、嶺南人及中山醫人一起共建學校，貢獻巨大。在校史敘事裡真實表達“三校合一”的歷史淵源及過程，是治校、治學的根本。也是中大人面對歷史，以寬容、真誠及和解的方式，聚合力量謀求未來更新、更強發展的成功之道。

一所大學的建成，首先是精神的積累、文化的積累，其次是資源的積累，最後才是人才的積累。

一所大學的歷史不僅是建築和日期的編年史。它同樣是教育在社會中角色演變的對映，是傳統與進步需求不斷調和的過程。

美國曆史學家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在《文明的故事》中稱：“大學的歷史就是文明自身的故事。大學既是文明智識成就的守護者，也是新思想被檢驗和鍛造的熔爐。”（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1935-1975）。今日我們對中山大學這所世紀名校的認定，應該考慮到歷史的回溯及延伸，以及文化的傳承融合，作更真實完整的書寫和敘述。

以上是筆者在遠隔“山高水長”的他鄉所思所想。聲音固然弱小，但本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堅信校方完全可以容納不同的聲音。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